明末江南作为经济、文化、时尚的中心，珍 宝毕聚、巧匠汇趋、名士云集，不逊两京。[1]女性 妆容服饰的变化，更以苏州为中心向四周传播， “妇女妆饰逐岁一新，而作俑自苏，始杭州效之， 以达于东南，而闽、粤、川、贵等风靡；
南都效之， 以达于西北，而鲁、燕、秦、晋等风靡”[2]。
当前所见明代金银首饰，除帝陵、藩王及 勋臣贵戚墓葬的发现外，要属江南地区缙绅之 家的用物最为宏富多彩、精丽别致。论鬓边时 样、腕间风采，他处莫能与之相较，其材质、工 艺、设计皆出类拔萃，风貌成因也更值得探究。
一、珍宝竞集，美玉为尚
江南商贾辐辏、百货骈臻、珠玉竞集，其 首饰制作可选用的材料，也因着充分的物质资 源，而可尽态极妍。如在明代冯梦龙小说《蒋 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便是从广东贩珍 珠玳瑁至苏州发卖，在枫桥遇到了妻子王三巧 的情夫陈大郎，又凑巧得到陈大郎交给三巧的 信物（绉纱汗巾、羊脂玉凤头簪）。[3]文中的“珍 珠”“羊脂玉凤头簪”虽是为托物言情，却也从 侧面描绘了苏州作为商品集散中心与时尚前哨 的繁盛。
明人记江南时兴，首饰之属多尚镶嵌，所 用质料琳琅满目。钗环斑斓，春色盈额，珍珠、 宝石、美玉、犀角、翠毛，不一而足。范濂《云 间据目抄》记“宝嵌大环……珠嵌金玉丁香（耳 环）……翠花一朵……装缀明珠数颗……犀玉 大簪”[4] ；
叶梦珠《阅世编》载 ：“（冠髻）若乌 纱帽者，顶上装珠翠沿口，又另裝金花衔珠如 新月样，抱于髻前，谓之‘插梳……崇祯之末，髻愈大而扁，惟以乌纱为质，任人随意自饰珠 翠，不用金银”[5]。这些记录与现今所见文物 出土情况基本吻合。以耳饰为例，镶嵌材质既 有单独使用珍珠（图 1）、彩宝（图 2）、玉石（图 3）、水晶（图 4），也有宝石美玉齐装的奢侈之 色，如无锡荡口乡明代华察墓出土的分心与 掩鬓。[6]
珠宝玉石虽各美其美，但从刊布的资料来 看，晚明江南一带对玉石水晶似有偏爱。梳理 江南地区出土的明代金银首饰，发现镶嵌珠玉 者几近半数，在这半数之中，使用玉石的比例 又逾四成，其中松江地区用玉的比例则更高。
以明代常搭配?髻插戴的花首簪为例。花 首簪多为金顶银脚，金顶又多镶嵌玉石，苏州、 松江、常州、杭州四府制作的样式，大抵可分 两种。一种簪首以白玉雕成梅花、菊花，整体 凸起呈矮锥形，锥形顶部以金银錾作花蕊，如 江阴长泾明代夏彝夫妇墓出土的一对金镶玉 梅花首簪（图 5），簪首为玉梅花，同款银梅花 首簪也见于上海明代杨四山家族墓。[7] 菊花首 则可参见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和上海宛平南 路明代墓葬出土的两对，后者还可见其插戴方 式。另一种簪首作玉梅花、莲花，花形下凹若 浅盘，多以宝石镶作花蕊，以金珠缀作花药。
此种样式在上海黄浦顾东川夫人墓（图 6）、上 海浦东陆深家族墓、苏州太仓王锡爵墓、上海 永郡孙氏墓均有出土。除却以上两种式样外， 还有金镶玉牡丹花头簪，此样式可视作第二种 的衍生。因簪首作牡丹花形，自然得几分华贵， 又因金玉制成的花瓣呈现出波状起伏，令视觉 效果更加丰富。明天启五年（1625）浙江临海 王士琦夫妇墓出土的一对金累丝镶玉嵌宝牡 丹最是典型（图 7），花蕊、花萼以金丝填累， 精细繁复，风貌相类的还有疑朱大典墓出土的 一对。
松江爱玉，顾、陆两家可作楷范。顾、陆高 门右族，自魏晋以来便是江南著姓，迁居松江 后又成为文化领袖，其艺术品位、审美偏好对松江士绅阶层的影响不可小觑。诗人宋琬云 ：
“顾陆东吴旧世家，黄门博物至今夸”。[8]自明初 顾景阳迁居华亭，顾氏便在此繁衍宗支，帮扶 乡里[9]，成一时之盛。顾家出现了不少名人，如 顾清（南京礼部尚书，主编正德《松江府志》）、 顾定芳（太学生，嘉靖帝御医）、顾从礼（光禄 寺少卿，擅书法）、顾正谊（书画家）、顾正清（慈 善家、熙园主人）等。同样，华亭陆氏，自陆德 蘅乔迁浦东，经几代人的经营亦是衣冠奕叶、 贤才辈出，遂与顾氏并称。[10]陆深作为家族领 袖，官至詹事府詹事，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书 法家，他博学好古，著有《古奇器录》。其子陆 楫虽未入仕，却能文善论，具有卓识，他反对黜 奢崇俭，提出“其地奢则其民易为生”的尚奢反 俭理论，是明末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 思想反映，远超时人论断，亦被研究明代经济 文化的学者反复援引。
随着顾陆族墓的发掘，今人得以透物见人， 一窥他们的器用与生活。顾东川夫人墓出土首饰 35件（套），玉质、金银镶玉作品达30件（套）。[11] 陆深夫妇及其子陆楫夫妇墓共见首饰78件（套）， 其中玉质或嵌玉者 63 件（套），此外墓中还出土 了青玉谷纹壁、玉童、玉鱼等。[12]陆深家族墓出 土前遭严重破坏，文物位置完全混淆，但根据 数量及比例依然可知陆家对饰品材质的偏好， 根据已公布的文物影像，也可知其簪环的大致 风貌（图 8）。顾陆两家之外，上海地区还有不少 家族墓出土了各类金玉饰品，如四川布政使潘 允端家族墓、赠奉政大夫朱察卿墓，可窥当年 风尚。
二、良材虽美，更须工巧
明代江南金银制作的发达，不仅受惠于材质的充足多样，更得益于行业的历史积累与工 匠的巧思妙手。
江南地区长于治金琢玉，素有传统。江苏 镇江丁卯桥窖藏、浙江长兴下莘桥窖藏发现了 大量唐代金银器皿，前者很可能是浙西官府金 银器作坊的产品[14]。两宋金银器生产隆盛。南 宋都城临安设置了掌管金玉制作的文思院，还 雇用了不少民间工匠。[15]此举不仅有利于官民 之间的技术交流，也促进了时代艺术面貌的统 一。溧阳平桥南宋金银器窖藏、南京江浦黄悦 岭南宋张同之墓等考古收获，也显示了江南地 区金银器技术与艺术的高明。元代金银器风貌 与宋相近，统治者依靠南宋工匠，在杭州设立 了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的分支，即“行诸路金 玉人匠总管”。[16]当时浙西地区的知名银工，嘉 兴魏塘有朱碧山，平江有谢君余、谢君和，松江 则有唐俊卿。[17]
至明代，江南名匠如春芳竞发，吕爱山治 金、陆子冈治玉、鲍天成治犀、王小溪治玛瑙、 周翥治镶嵌。[18]又松江潘铁擅凿嵌金银倭花样 式 [19]、常州吕国华擅制金银酒器 [20]。还可一 提的是浙派领袖戴进，他籍贯钱塘，原是锻 工，“为人物花鸟，肖状惊奇，直倍常工”，后 因“今人烁吾所造，亡所爱，此技不足为也”[21] 而改投缣素享誉画坛。名匠虽有，其作品却难 能得见。究其根由，一是如戴进所言，金银常 因销熔而不易传世 ；
二是明代民間制作少勒 工名 [22]，作品尤难与作者勾连，但从出土物还 是能领略江南地区金银饰品制作工艺之精湛、 用材之精美。
论明代金银器的工艺特色，花丝为时代典 型，除内府、藩府作品外，江南制作最值得关 注，相较其他地区，它既有数量的突出，更有 技艺的优长。高超的金属编结技法在?髻上得到了最好的展现。?髻用于罩发，是明代已婚女性的身份象征。江南所见，大都为民间制作的精品，如无锡市郊区出土一件金丝?髻（图9），其状若牛角，以缜密有序的金丝织就。?髻上，插戴的钗簪更是对材质工艺的集中展示。如明正德八年（1513）江阴夏彝夫妇合葬墓之金累丝阁楼人物簪（图 10），其掐丝堆累 工艺高超，簪首正面以金丝掐出花朵栏杆，背面以金丝平填衬底，兼及了美观与牢固。无锡 前房桥明代钱氏家族墓也出土了一件风貌几乎相同的银鎏金累丝阁楼人物簪。[23]较之江南地区，其他地区技艺相当的产品十分少见， 四川平武王玺家族墓出土的仙宫人物纹金分心，观之虽有相似，但其房屋及背衬由金箔模压 [25]，工艺难度不及花丝。此外，王士琦墓的 一对金累丝蜂蝶赶菊花篮簪 [26]，金丝轻盈灵 动，花瓣繁而有序，珠粒颗颗分明，可谓妙手 天工。
明代国祚近三百年，花丝的掐累工艺亦有 演变。明早期，天家作品无论设计还是工艺皆 一骑绝尘。南京功臣墓出土的制作上乘的花 丝钗簪，也极可能出自内府。以南京将军山 明代沐斌夫妇墓[27]所见金累丝嵌玉凤纹掩 鬓（图 11）为例，细辨簪首背面的花丝结构， 可发现长丝宛转延绵生出“S”形框架，韧 若枝条，短丝掐作细小卷须则从枝干不断 长出，如叶蓁蓁，直至铺满平面。相同的 花丝结构及工艺特点亦见于梁庄王夫妇之 珠宝首饰。这些逻辑清晰、弯曲合度、优 美自若的卷草纹样，带有明显的西方 影子。明后期，内府及江南地区制作的花丝工艺的特点均有显著变化。作为 纹样骨骼的“S”形被移除，只留下更易掐累的 小卷须，它们排列致密，削弱了作品的轻盈感 与韵律感，如王士琦墓出土的金累丝嵌宝石榴 树形簪（图 12），整件作品已褪去明代前期隐约 可察的域外气质，融入汉地艺术。
三、形意两足，肖翘天真
论明代饰品设计，江南亦别有心裁。苏州 张安晚家族墓出土的金蝉玉叶簪首（图 13），鸣 蝉神形毕肖、宝光闪烁，玉叶碾琢极细、晶莹剔 透，材质工艺与装饰题材相得益彰，娇俏中带 着一分文雅，是明代金镶玉的代表之作。常州 和平新村明墓出土的一对金蛙玛瑙荷叶簪（图 14），荷叶白润肥厚，小蛙金亮机敏，似听雨落， 似闻花香，整体既有质料的对比，又有色彩的 呼应。无锡钱氏家族墓也见相同题材，其中一 件还将荷叶换成了慈姑[28]，但艺术水平均不及 常州所见。
言及鸣蝉荷蛙，又要引出草虫一类，作为 明代首饰的时髦主题，它们在江南尤为多见， 设计制作也最是形意两足、肖翘天真。推究缘 由有两点或可关注。一是江南草虫画夙有声名， 宋元常州地区草虫画已是“一副千金不当价”。
至明代，草虫画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世俗。孙 龙、沈周、王翘、周之冕、姚裕、陈洪绶、文俶 等均有名作留存。画坛的微动不仅波及艺林， 也熏染着织绣[29]、金银器等工艺美术门类。且 晚明苏州、松江一带“学诗、学画、学书”[30]之风 大盛，匠人与文士、商人交游又密，浸淫其中略 得一二也是自然。观孙龙[31]、郭诩所绘之蛙（图 15），便知二者气韵相通、图式相类。由此也可知 觉，那玛瑙荷叶上的金蛙或许并非在听雨，而是 在观蝶。文俶创作的《金石昆虫草木状》[32]，更直 接提高了上层文人对草虫类的关注，其所写螵蛸 （图 16）不禁令人联想到上海朱守城夫妇墓出土的一对银鎏金螳螂簪（图 17）。而上海李惠利中 学明墓所见的那对螽斯啄针[33]，仿佛出自陈洪 绶笔下[34]。
还需考虑的是，明中晚期的博物热潮遇到 了出版繁荣，江南地区有大量画谱刊刻发行， 内容包含山水阁楼、释道人物、花果草虫等。其 中草虫一类明前从未作谱，《春谷嘤翔》（图 18） 首次将其辑入[35]，《图绘宗彝》也将草虫鳞介穿 插谱中（图 19）。对于普通工匠而言，内府高门 所藏宋元珍迹难见，但肆中谱录却可得。通过 谱录版画，他们可直接获得图样，进行模仿借 鉴。若将江南出土的金银蜻蜓、蜜蜂蚱蝉、游鱼 虾蟹等与绘画作个比对，便可见其渊源。如杭 州桃源岭出土的一对金累丝双鱼衔藻佩坠（图 20），形象与《图绘宗彝》水中鲤鱼、水草藻蕴 几无二致。而同样的设计又见于陆深家族墓出 土的金镶玉头饰（图 21），可推测这一图式在江 南地区的流行。
四、结语
人人尽说江南好，就连美人鬓边不唱主角 的一只草虫，也因艺术氛围的滋养，而出落得 格外浪漫灵动、栩栩如生。明代江南的财富、历 史、文艺三者互相浸染、彼此呼应，成为一切创 作的底色。
江南首饰的丰富与雅丽，既得益于物质充 盈，又归功于巧匠玉成。更重要的是，江南有着 他处不及的文化氛围与审美趣味，它由文士引 领、各方参与，最后汇成时尚，融入江南风景。
在明代，江南式样对各工艺美术门类都有 不小影响。这样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凸显，不仅引领民间，还波及宫廷。如 当前刊布的明早期宫廷首饰，几乎 不见草虫簪一类，但在定陵中则有 金镶宝蝉小插。又如，明早期宫中 流行大红、鸦青等鲜艳正色，但至崇 祯，后妃宫眷则钟爱江南的雅逸服 色与新巧式样 [36]。这些变化不仅反 映了宫廷与民间的互动，时代审美 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江南 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正因掌握文化， 才得以构建有别于宫廷的审美体系， 从而促进设计与造作的多样化。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课题“明清金 银器酒器研究”（项目编号：KT2018- 02）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北京故宫文物 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和万科公益基金专 项经费资助。
注释：
[1]〔明〕袁宏道 . 袁宏道集笺校 [M]. 钱 伯城笺校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257.
[2]〔明〕沈长卿 . 沈氏日旦·卷六 [M]. 明崇祯刻本 .
[3]〔明〕冯梦龙 . 喻世明言 [M].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9：1-31.
[4]〔明〕范濂 . 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 [M]// 笔 记 小 说 大 观·22 编 第 5 册 . 台 北 ：
新 兴 书 局 ，1974：2626-2627.
[5]〔清〕叶梦珠 .阅世编 [M].北京 ：中华书局 ，2007：203.
[6] 南京博物院 . 金色江南 ：
江苏古代金器 [M]. 南京 ：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8：148.
[7] 何继英 . 上海明墓 [M].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09：
彩版四 .
[8]《赠顾东庐》曰：“顾陆东吴旧世家，黄门博物 至今夸。人如杨柳春三月，宅傍蒹葭水一涯。钓艇 晓冲黄浦雨，?毫高写赤城霞。相逢恨晚言归速， 无那离群感鬓华。”参见：〔清〕宋琬 . 宋琬全集 [M]. 济南 ：
齐鲁书社 ，2003：521.
[9]《门祚一》载：“顾氏自佐山兄弟参政起家，传 子光禄丞清宇正心，增其式廓，助义田以赡役，赐 甲第，辟名园。万历中，又以赈荒高义，赐官光禄， 亦一时之盛。”参见：同 [5]，第 131 页。
[10] 朱丽霞 . 明代江南家族与文学——以上海顾陆家 族为个案 [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9-31;95-96.
[11]何继英 .上海明墓 [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62.
[12] 同 [11]，第 83-85 页。
[13] 此图为笔者根据《上海明墓》《城镇之路》及 上海博物馆官网所提供的出土信息与文物影像拼组 而成。图中山形狮子滚绣球金簪，或为分心插戴于 ?髻正面，或为满冠插戴于?髻背面，本文无法根 据考古报告判断其佩戴位置，为方便查看将其置于 ?髻正面，特此說明。
[14] 齐东方 . 唐代金银器研究 [M]. 北京 ：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99：286-289.
[15] 周卫星 . 辽宋金银器 [D]. 清华大学 ，2009.
[16] 尚刚 . 元代工艺美术史 [M]. 沈阳 ：
辽宁教育出版 社 ，1999：47-48.
[17]〔元〕陶宗仪 . 南村辍耕录 [M]. 李梦生 ， 校点 . 上 海古籍出版社 ，2012：333.
[18]〔明〕王世贞 . 觚不觚录 窥天外乘 [M]. 上海 ：
商务印书馆 ，1937：17.
[19]〔明〕文震亨 ， 屠隆 . 长物志 考槃馀事 [M]. 陈剑 ， 点校 . 杭州 ：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290.
[20] 彭卿云 .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词典续编 [M]. 上海 辞书出版 ，1997：306.
[21]〔清〕张潮 . 虞初新志 [M]. 王根林 ， 校点 . 上海 古籍出版社 ，2012：100.
[22] 张燕芬 . 明代金银器的原料与制作工艺 [J]. 故宫 学刊 ，2018（1）：74-93.
[23] 无锡市文物保护中心 ， 无锡市锡山区文化体育 和旅游局 . 无锡前房桥明代钱氏家族墓地 [M].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1：
图版二三 .
[24] 江西益庄王继妃万氏墓出土的一套金累丝阁楼 人物头面，很可能来自内府或藩王府 ， 此处谈地方 制作，故不做比较。
[25] 四川省森无考古研究院等 . 四川平武土司遗 珍——明代王玺家族墓出土文物选粹 [M]. 北京 ：
文 物出版社 ，2018：14.
[26] 石超 . 错彩镂金 ：
浙江出土金银器 [M]. 杭州 ：
浙 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6：158.
[27] 祁海宁 ， 等 . 南京将军山明代沐斌夫妇合葬墓发 掘简报 [J]. 东南文化 ，2013（2）：70-83.
[28] 同 [23]，图版第 4—5 页。
[29] 熊瑛 . 明代丝绸研究 [M]. 北京 ：
清华大学出版 社 ，2020：112.
[30] 同 [4]。
[31] 孙龙《花鸟草虫册》之《秋青蛙》，上海博物 馆藏。
[32]〔明〕文俶 . 金石昆虫草木状 [M]. 明万历四十五 至四十八年 （1617—1620） 彩绘底稿本 .
[33] 同 [7]，彩版第 108 页。
[34] 图像参见陈洪绶《花鸟草虫册》，上海博物馆藏。
[35] 安永欣 . 晚明画谱综合研究 [D]. 中央美术学 院 ，2012.
[36] 熊瑛 . 明末宫廷丝绸的江南之色 [J]. 装饰 ，2016（4）：
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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