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艳 蒋俊鹏
摘要:提升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是实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有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大规模、高新技术和成长性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不仅有助于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还能够强化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导向进而提升其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但過高的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利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对民营企业未来绩效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国有资本参股;
民营企业;
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8576(2024)02-0049-12
DOI:10.16716/j.cnki.65-1030/f.2024.02.005
Impact of State-Owned Capital Shares on Dynamic Cap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NI Yan, JIANG Junpeng
(Hu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uhan 430077, China)
Abstract:
Improving the dynamic capac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crucial for realiz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Using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he paper tested the impact of state capital participation on the dynamic capac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ate-owned capital participation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level of differentiated innovation and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positive impac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large-scale, high-tech, and growth-oriented private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suggests that state-owned capital participation can alleviate external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reby promoting the level of differentiated innovation. Additionally, it can improve the orientation towards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hancing the dynamic cap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wever, excessive state capital holdings are detrimental to the dynamic capa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urthermore, the level of differentiated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capac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future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Key words:
state-owned capital shares; private enterprise; dynamic cap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创新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民营经济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鼓励民营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民营企业创新产品迭代应用。现实中,受风险规避、资源限制、融资约束[1]等影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也鼓励国有企业加强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是两类主体合作与融合的重要方式,有助于民营企业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内部治理水平,使创新更好地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2]。
近年来,国有资本参股与民营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受到学界广泛关注。有研究表明,国有股权潜在的资源优势以及社会性导向等可加速民营企业创新活动[3],但也有研究表明,参股性和控股性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存在不同的影响,后者可能降低企业创新意愿[4]。既有文献大多基于静态视角探讨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且少有研究检验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净效应。本文以我国525家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3150条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影响。文章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目前鲜有研究就“逆向混改”这一制度安排的效果进行检验,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验证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净效应,可为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经验证据。二是本文聚焦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实证分析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影响,可丰富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领域的研究。三是本文从企业规模、行业类型和企业成长性3个方面探讨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可为不同类型的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提供一定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与重构内部资源、培育竞争优势、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关键[5]。徐宁[6]基于创新的过程性和累积性,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分为技术创新投入能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熊胜绪[7]基于企业变革视角,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吸引内外部资源、重塑创新流程、实现创新水平持续提升的能力。可见,区别于静态视角的传统创新,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既反映了企业在横向调动各方的创新活动,也反映了企业在纵向实现创新成果的转化应用。基于已有观点,本文将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分为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差异化创新活动的开展有助于企业实现资源充分利用,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8]。近年来,各类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积极性较高,但开展全面创新的不足10%,而民营企业仅占其中的19%[9]。同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与发达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相差较远2,民营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更是亟待提升[9]。因此,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提升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两方面[10]。一方面,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发挥两类股东的异质性资源优势。国有资本在政策补贴、创新机会等方面有一定优势,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灵活,但在资金等方面相对欠缺,两类主体合作可进一步充实民营资本,实现资源协同。另一方面,民营企业股权相对集中,企业内部往往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11],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使国有企业股东与民营企业股东形成分权制衡的局面,建立自动纠错机制,有效避免民营企业一股独大和监督过度等问题[12]。据此,本文从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两方面分析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
差异化创新指企业是否同时开展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13]。从资源效应方面来说,企业开展差异化创新活动需要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现实中,政府资源更多集中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创新活动更具长期导向,而民营企业因资金成本高则更关注短期创新成果的实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能产生以下资源效应:首先,民营企业通过国有股东与政府保持更好的关系,可能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进而增强民营企业实施多元创新活动的信心和风险承受能力。其次,国有资本大多会选择经营业绩良好、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的民营企业入股,国有资本参股可向外界传递正向信息[14]。最后,国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高[15],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而提升民营企业的形象和社会声誉,减少信贷歧视,拓宽融资渠道。从治理效应方面来说,内部监督和长期目标导向是影响差异化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国有资本参股不仅保留了民营企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可以监督民营企业的大股東行为。同时,国有股东关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承担更多的社会性责任,因此更具长远的目标导向,可以带动民营企业开展差异化创新活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国有资本参股对提升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有正向影响。
创新既包括发明创造也包括成果运用,即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技术创新转化依赖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主体,需要一定的社会网络资源[16]。从资源效应方面来说,国有企业拥有更多隐性的信息资源,对国家政策的敏感度和解读能力更强,有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17],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为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转化提供信息资源支持;
同时,国有资本具有较好的社会网络资源,可为民营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搭建合作桥梁[2]。从治理效应方面来说,国有资本参股有助于民营企业监督创新产品质量,刺激技术创新转化。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要求更高,国有资本参股可能削弱民营企业“以次充好”的动机。此外,国有资本对国家技术创新转化战略的响应更为迅速,可带动民营企业参与相关科技成果转化,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国有资本参股对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的“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非国有企业”,为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提供了政策指引。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年度数据为样本,并剔除金融和房地产行业样本,ST、*ST、PT类以及暂停上市公司样本,相关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研究期间股权性质变更为非民营企业的样本,并对所得数据进行上下1%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525家企业3150条平衡面板数据。此外,为尽量避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对被解释变量的观测时间作滞后一期处理,即被解释变量选取2016—2021年数据,其他变量选取2015—2020年数据。研究中原始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包括差异化创新水平([MI])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Trans])。对于差异化创新水平([MI]),依据其定义,构建由工艺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组成的综合指标。本文参考刘小玲[18]的研究,对工艺创新以非发明专利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对产品创新以企业发明专利数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对管理创新以营业收入与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和的比值来衡量,对组织创新以百名员工专利申请数来衡量,再将以熵值法评价差异化创新水平得到的结果乘以100得到最终得分。对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Trans]),因技术创新转化涉及技术研发和技术成果转化[19],故选取专利个数、发明专利个数、无形资产占比、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5个指标[20],再将以熵值法评价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得到的结果乘以100后得到最终得分。
2.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分组变量([Treated])和政策冲击变量([Post])的交互项([did])。由于前十大股东拥有足够的股权,可对企业产生较大影响,故在研究中,若企业前十大股东存在国有股东则将其作为处理组([Treated=1]),其中的国有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持股[21]。对照组([Treated=0])为研究期内前十大股东中始终未有国有资本参股的样本。这样共得到处理组企业338家,对照组企业187家。同时,将[Post=1]定义为受企业前十大股东中引入国有股东这一事件冲击后的年份,另因存在国有股东进入后又退出的情形,故研究中剔除了此类样本。
3.控制变量。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企业成熟度([listage])、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ddbl])、两职兼任([Dual])。此外,考虑到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企业混改程度存在差异,因而对年份([year])、行业([ind])和地区([pv])进行了控制。
研究中相关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逆向混改”政策产生的净效应,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同时因处理组的处理时间分布在各个年度,故借鉴郝健[22]的做法,设定模型如下:
[MIi,t+1Transi,t+1=a0+a1didi,t+a2Controli,t+δi+μi+ηi+εi,t ] (1)
模型(1)中:[Control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δi]为行业固定效应,[μi]为年份固定效应,[ηi]为地区固定效应,[εi,t ]为误差项。为减少随机扰动项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在企业层面以纠正异方差。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样本中约60%的民营企业前十大股东中存在国有股东。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差异化创新水平均值分别为7.099、6.568,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均值分别为14.121、12.336,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有资本参股下的民营企业在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術创新转化能力方面表现较好。此外,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小于0.700,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3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a)(c)为仅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b)(d)为加入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由列(b)可知,[did]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国有资本参股对提升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说H1得以验证。由列(d)可知,[did]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说明国有资本参股对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假说H2得以验证。
(三)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一个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在事件发生前的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研究的政策实施时点存在差异,不同企业引入国有资本的时间不同,故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政策发生前的趋势。本文参考何德旭[23]的研究,设定如下模型进行分析:
[MIi,t+1Transi,t+1=b0+b1did-3i,t+b2did-2i,t+b3did-1i,t+b4did0i,t+b5did+1i,t+b6did+2i,t+b7did+3i,t+b8Controli,t+δi+μi+ηi+εi,t](2)
模型(2)中,[didm]为虚拟变量。在处理组中,当国有资本进入民营企业前后m年时,[didm]取值为1。
表4为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由表4可知:以差异化创新水平([MI])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did?3]、[did?2]、[did?1]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政策实施后系数均为正且在第0、1、2期较显著。以技术创新转化能力([Trans])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did?3]、[did?2]、[did?1]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政策实施后系数均为正且在第1、3期较显著。这说明有国有资本参股的民营企业与没有国有资本参股的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上不存在显著的事前差异,故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四)安慰剂检验
本文借鉴既有研究,采用随机生成处理组的方式,并以虚拟的国有资本参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回归。由结果(限于篇幅,文中未列示)可知,随机生成的处理组回归系数和P值在零点附近并呈正态分布,P值多在0.100以上,说明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其他稳健性测试
1.PSM-DID法。对于双重差分模型来说,处理组和对照组可能存在选择偏差,因而本文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对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回归,采用1∶4最近邻匹配,选取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成熟度([listage])、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ddbl])、两职兼任([Dual])作为匹配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匹配后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小于10%,说明匹配结果能够较好地平衡数据。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相符,故前文结论稳健。
2.更换被解释变量。为避免变量测度方式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本文对衡量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方式进行调整。对于差异化创新水平,因专利一般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大类,作为创新成果,多样化的专利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差异化创新活动开展情况,故本文采用三大类专利均值加1后取自然对数作为差异化创新水平的近似替代变量。对于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本文借鉴已有研究[24],采用发明专利加1后取自然对数进行近似替代。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见表5。由表5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相符,故前文结论稳健。
3.加入可能遗漏的控制变量。考虑到企业创新水平受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状况的影响,因此本文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管理层持股比例、管理层男性占比和管理层平均年龄4个控制变量再次进行回归,研究方法和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由表5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相符,故前文结论稳健。
4.更换样本。考虑到2020年、2021年民营企业发展受新冠疫情影响较大,故本研究剔除了这两年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由表5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与前文结果相符,故前文结论稳健。
(六)异质性检验
本文依照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和企业成长性进行分样本回归,探讨国有资本参股的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在不同企业中的解释力是否有所不同。
首先,本文基于分年度行业的企业总资产中位数,将总样本分为大型民营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两组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提升大型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中小型民营企业,大型民营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冗余,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且中小型民营企业经营更为灵活,更可能采取多元化创新举措。
其次,本文按照行业类型将总样本分为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和非高新技术民营企业两组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由表7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高新技术民营企业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非高新技术民营企业,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在发展中更重视创新,对资源需求更大,同时有更强的动机追求创新变革和成果实现。
最后,本文基于分行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中位数,将总样本分为成长性民营企业和非成长性民营企业两组进行回归,结果见表8。由表8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成长性民营企业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这是因为高成长性企业资金需求和研发投入力度较大,而低成长性企业在竞争中多采用成本领先战略保持自身优势[25],且成长性越强,企业预期不确定性越大,此时国有资本在实现资源转化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就更显著。
五、进一步的讨论
(一)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国有资本参股通过产生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进而促进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提升。在资源效应方面,国有资本参股可提升民营企业社会地位和声誉,带来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缓解企业在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提升中的外部融资约束[26],提升企业风险承受能力。在治理效应方面,国有股东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26],在企业治理中更可能具有长期导向,促使民营企业更有动力开展差异化创新;
同时,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多为自发逐利行为,而国有股东具有的社会责任导向可能使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受国家战略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增强[27]。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检验外部融资约束([EF])和社会责任导向([CSR])的作用机制[28]。其中:外部融资约束以财务费用占总资产的比重来衡量,比重越大,说明外部融资约束越大;
社会责任导向以和讯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分来衡量。由表9所列示的外部融资约束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负,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企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无显著影响,说明国有资本参股可以通过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由表9所列示的社会责任导向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可知,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导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责任导向对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国有资本参股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增强社会责任导向,从而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
(二)国有资本持股比例的调节效应
前文结论表明,国有资本参股对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通过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通过增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导向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以带来异质性资源并帮助改善企业内部治理,但也会存在经营效率低、委托代理链长等問题,且由于持股比例可反映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当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过高时,可能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29]。为了证实以上推测,本研究引入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持股比例([Share])变量,这是因为前十大股东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并且从理论上说其可派遣董事,从而对企业产生较大影响[30]。如果企业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持股比例高于同年同行业样本中位数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对[Share]与[did]相乘得到的交互项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由表10可知:交互性[did×Share]对[MI]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负,对[Trans]的回归系数在10%水平显著为负,说明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过高不利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提升。
(三)国有资本参股、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与企业未来绩效
企业通过提升技术创新动态能力可进一步通过配置和重构资源、建立企业竞争优势等实现企业绩效提升。本文从未来绩效层面考察国有资本参股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产生的经济影响,以下一年度总资产收益率([ROA1])来衡量企业未来绩效,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由表11列(a)可知,[did]和[MI]均在1%水平正向影响[ROA1];
由列(b)可知,[did]和[Trans]分别在1%和5%水平正向影响[ROA1]。这说明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可以提升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进而对未来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六、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2015—2021年我国525家沪深A股上市民营企业3150条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对提升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对提升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在大规模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成长性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不仅可以缓解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从而正向影响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还可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导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提升,但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过高不利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提升。此外,国有资本参股正向影响民营企业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最终可实现企业未来绩效的提升。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好地实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相互融合、优势互补。国有资本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吸引优质资源的能力,民营企业市场化程度和运营效率高,但要进一步发展壮大则需一定的制度支持。研究表明,两类资本的融合发展并非“国进民退”的零和博弈,而是存在较大的互利合作可能性。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积极推进国有资本参与民营企业治理,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升民营经济发展活力。同时,由于引入过高比例的国有资本可能存在潜在的负向影响,故民营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引入国有资本,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动态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二,由于提升差异化创新水平和技术创新转化能力是当前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民营企业应更加关注技术创新动态能力的提升,根据不同的创新问题“对症下药”。今后应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2],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同时还应帮助企业树立长期导向思维,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第三,“逆向混改”的影响在大规模、高新技术和高成长性民营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因而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持分层分类推进原则,国有资本可积极参与在行业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实力强、发展潜力大的民营企业,加强国家对该类企业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国有资本优势,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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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甘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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