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司法》背景下的审计委员会研究：综述与展望

刘 杰（教授），殷皓洲，徐光伟（教授）

2023年12月29日，党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订后的新《公司法》，该法定于2024年7月实行。这是自1993年首部法案颁布并执行以来的第六次修订，同时也是最大规模的修订。新《公司法》的一个重要制度变化是审计委员会的职能入法，全文共计13 次提及“审计委员会”。例如，第六十九条和第一百二十一条分别授予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审计委员会履行监事会职权的选择权。总体上，新《公司法》扩大了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管权力，为审计委员会履职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制度背景与议题。基于此，回顾我国企业审计委员会研究、形成框架体系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展望具有突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审计委员会被认为是企业提供高质量财务报告的最后一道防线，承担着强化公司内部审计（包括内部控制）的审查与评价、与外部审计师沟通并提高独立性的重要职能。自2002 年审计委员会制度在我国正式执行以来，审计委员会研究及其相关的文献回顾工作一直是公司治理与会计研究交叉领域的重点①。本文是对以往审计委员会研究述评的拓展，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部分述评使用CiteSpace 等技术工具对研究热点进行统计，围绕其参与公司治理的影响因素或经济后果构建了一定的知识框架，但对审计委员会本身的研究视角总结不足，而本文基于审计委员会特征与治理功能的二维框架，以CSSCI 来源期刊的文献较为系统地整合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审计委员会研究；
第二，既有关于审计委员会的综述研究较少着墨于对未来研究的展望，本文在回顾现有文献之余，对未来审计委员会及其相关的独立董事研究的话题提供了一些见解；
第三，以新《公司法》的颁布为契机，对国内关于审计委员会的文献的专门回顾与展望更具有制度针对性，有助于中国特色公司治理、会计与审计体系的构建。

1.审计委员会履职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法规体系根据颁布单位的层级可分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等类别，表1列示了不同效力位阶下关于公司制企业中审计委员会强制规定的主要法律法规及其中相对独特的规定。

表1 审计委员会履职的法律依据

在新《公司法》中，允许职工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意图弱化来自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权力干预与侵蚀，其中关于审计委员会履职最大的修订在于允许其行使监事与监事会职权。在地方性法规中，尤其是省级层面的内部审计条例，会将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考虑写入文件。由中国证监会等出台的部门规章中，一般将审计委员会设定为企业的必设机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强调了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必须为会计专业人士，《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则明确了审计委员会是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负责机构。

从表1可知，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均为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提供了依据，而最近修订的新《公司法》则补齐了全位阶的“最后一块拼图”。

2.审计委员会的治理功能。审计委员会的概念源自纽约证券交易所对1938年McKesson&Robbins 财务造假事件的案件报告。该报告提出：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由外部董事组成的董事会特别委员会来选择审计师似乎是可取的。一开始，审计委员会的治理功能是确保审计师的独立性，参与并监督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过程。在《2002 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和投资者保护法案》（简称《SOX法案》）中，审计委员会被期望能够通过监督保证财务报告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并负责对审计师的监督和沟通。同时，2002 年我国首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其主体部分仍存在于2018年的最新版本。表2列示了最新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与《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中关于审计委员会治理功能的规定，两者有所区别。在上市公司中，审计委员会治理功能的关键词为内外部审计、信息披露与内部控制，兼顾了企业内外部的审查与沟通。而在证券公司中，审计委员会的治理功能主要偏向于外部，包括判断报送的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负责选择并监督外部审计工作以及内外部审计之间的沟通。

表2 审计委员会治理功能

前期关于国内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文献回顾截至2011年（谌嘉席和王立彦，2012；
涂建明和李晓玉，2013），本文以2012 ～2023 年为文献检索时间段，以篇名“审计委员会”为主要检索关键词③，检索平台为中国知网，并以CSSCI 来源期刊为检索条件④。通过人工筛选去除如法学领域关于审计委员会的规范研究，得到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共计54 篇；
再去除两篇综述研究与一篇案例研究，进入回顾部分的文献为51 篇。其中，有部分贡献于审计委员会相关法规的完善但已然丧失了时效性的话题，如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这些研究表明，设立审计委员会降低了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罗进辉等，2016），有助于遏制企业避税（王雄，2018），为当时引导上市公司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提供了现实参考。一些研究从公司治理结构视角研究审计委员会，如向锐（2012）从终极所有权结构与性质视角考察了何种企业会自愿设立审计委员会的话题；
陈汉文和王韦程（2014）研究发现，董事长决定了内部控制质量，审计委员会无助于内部控制的优化。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规定的审计委员会治理功能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统一分析框架。审计委员会的相关研究主要回答的问题是：审计委员会各类特征如何影响具体的治理功能？治理功能可以大致分为财务信息与披露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外部审计工作与审计质量以及其他。本节先将相关文献按审计委员会特征分类，再在每个特征分类中按照治理功能分类，基于二维分类框架总结相关文献。

1.个人特征研究。审核公司财务信息及其披露是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与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背景特征经济后果相关的文献也较多地关注不同背景特征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谢德仁和汤晓燕（2012）较早地关注到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地理特征，发现本地召集人有利于降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提高公司盈余质量。基于此，向锐和杨雅婷（2016）进一步考虑了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教育水平、薪酬水平，研究三种特征分别对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高学历和本地化特征显著抑制了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而高薪酬抑制了应计盈余管理，对真实盈余管理影响不显著。余玉苗等（2019）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的综合指标发现，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综合能力越强，企业盈余管理水平越低，提供的盈余信息质量越高。尹美群等（2021）关注了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声誉和本地化特征，将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作为审计委员会治理效率的代理变量，取得了与前述研究一致的实证结果。

2018年更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强制要求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需为会计相关专业人士，这为研究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财务专长提供了一个外生事件。张鹏（2023）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财务背景提高了财务报告质量，体现为更低的盈余管理程度和更高的披露效率。在现实中，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结构安排的基础是“会计+法律+行业”的三人组，在独立董事占多数的审计委员会中，通常就是由会计专业人士来担任召集人。新版准则进行了强制规定，但可能在实务中不那么“外生”。

监督及评价公司内部控制也是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之一。基于谢德仁和汤晓燕（2012）、向锐和杨雅婷（2016）关注的三个背景特征，向锐等（2017）进一步考虑了声誉，分别检验四个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学历、高薪酬、良好声誉和本地召集人能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产生积极影响。

2.群体特征研究：履职能力。

（1）专业性。一是财务专长。审计委员会的构建要求之一是专业性，具体体现为是否聘任具有财务专长的专家以及聘用的数量。因此，在现有研究中，对财务专长的研究近乎等同于对专业性的研究。由于“独立董事占多数”的规定一开始就存在，且我国上市公司基本不存在“非独立董事的外部董事”，单独研究“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基本等同于独立董事研究，仅有的一篇文献将在后文独立董事部分列报。

提供高质量信息、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是审计工作的基本职能，围绕审计委员会履职能力的研究主要关注何种因素会如何影响信息披露质量。早期的研究主要研究会计信息质量。吴国萍等（2012）从独立性、专业性、勤勉度、规模和成立时间五个方面检验了审计委员会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利用违规处罚作为代理变量，发现除去成立时间的四个特征，其他特征均与会计信息质量正相关。刘彬（2014）从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专业性、职责与权利保障三个方面度量审计委员会特征，研究发现，需要控制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审计委员会特征的交乘项，独立、专业、职责与权利保障更高的审计委员会才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该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特征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作用部分取决于投资者法律保护是否完善。潘珺和余玉苗（2017）基于应计盈余质量的证据显示，独立性和专业性越高的审计委员会所在公司越能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

近年的研究一方面使用其他证据补充审计委员会提高信息质量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考虑信息供需双方的行为。王守海等（2019）基于财务重述的证据发现，审计委员会中财务专家越多，公司财务重述概率越低，但会受到强权高管的干预。从信息需求（使用者）角度来看，王守海等（2021）进一步发现，有更多财务专家的审计委员会提供的高质量信息能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从信息供给者角度来看，张志红等（2022）直接关注了审计委员会财务专长对管理层策略性披露的治理作用，以语调和可读性操纵作为披露行为的代理变量，发现当审计委员会中具有更多财务专长的独立董事时，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语调和可读性的操纵更低，体现了对企业信息披露行为的治理作用。

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履历是财务专长的研究视角之一。楚有为（2018）研究发现，当审计委员会中具有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背景的委员时，管理层利用研发支出资本化进行会计政策选择从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低，从侧面给出了具有财务专长的审计委员会能提供高质量盈余信息的证据。

在内部控制方面，董卉娜和朱志雄（2012）发现，审计委员会设立时间越长、规模越大、独立性越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可能性越小。刘焱和姚海鑫（2014）对召集人个体特征和群体特征的专业性能否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进行了研究。后续研究进一步补充了独立性与勤勉度，力图全面刻画审计委员会履职的群体特征，如左锐等（2016）研究了这三个特性对内部控制缺陷的影响，发现审计委员会越独立、专业、勤勉的企业，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概率越低。

基于上述专业审计委员会带来更高质量信息和内部控制的结论，李云等（2017）着眼于审计委员会对外部审计费用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专业的审计委员会能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审计师的审计工作投入和审计风险更低，进而要求更低的审计费用，实证结果支持了这一判断。

此外，也有研究关注到审计委员会对外部审计的影响。左晶晶等（2013）从存在性、独立性和勤勉程度考察审计委员会参与治理对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设立、独立和勤勉能降低非标意见的概率，独立、勤勉的审计委员会能减少对企业的不利审计意见。该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参与治理从供给侧制约了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二是非财务专长。随着经济体系的变化、企业业务的复杂化，审计处于变革中，职能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对审计委员会的“专长”要求不再局限于财务方面。在数字经济发展下的社会审计中，审计取证模式、整体流程、技术方法、作业模式、规范体系和人才需求等方面都面临重大变革（刘杰等，2019）。相应地，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期望也在发生变化。数字技术在使用者与未使用者之间构筑了一道“数字鸿沟”，加大了信息不对称，数字化手段对企业的赋能强化了企业对技术手段的咨询需求和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监督需求。因此，审计委员会需要配置一定的具有技术专长的委员。

在信息披露质量方面，除了会计师事务所背景，楚有为（2018）同时检验了技术背景对研发过程中盈余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技术背景显著抑制了削减研发支出的真实盈余管理。该结果表明，在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过程中，不同背景会对不同的盈余管理模式产生影响。

在内部控制方面，周冬华等（2022）研究发现，具有IT 专长审计委员会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更高，且更显著地存在于企业信息系统水平与IT方面权威性和依赖性较强的情境下。

（2）其他能力。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拓展出了IT专长这一细分视角。然而，专业性以外的履职能力研究视角较为有限，仅有两篇文献。

一是曾雪云等（2016）研究了可信度和活跃度。该文基于2009 ～2011 年A 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发现，从可信度和活跃度两个方面看，审计委员会履职质量较低，而可信又活跃的审计委员会所在公司的业绩波动程度较低，低可信度情境下的活跃是“表象勤勉”，会伴随更大的业绩波动。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仍没有完全跳出“勤勉度”的观察视角，而是在勤勉的基础上进一步观察到了“可信度”。根据审计委员会履职披露，以会议事项、决议事项、沟通过程和审计评价四个要件为判断标准，通过清晰度和透明度评价可信度，根据可信度从高到低判定为四个等级：可信—可知—未知—缺位。从变量计算过程来看，该文与透明度研究也相关。

二是程新生等（2015）研究了审计委员会的信息权。该文围绕协调沟通、监督保障和财务信息质量构建了七个二级指标，使用因子分析法度量审计委员会信息权，使用信息质量评级、盈余质量和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信息权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高。

3.其他群体特征研究。

（1）多元背景。在群体背景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的经济后果。周泽将等（2020）基于以往海归背景（海外经历）的相关文献认为，无视海归背景对审计委员会工作有效性的影响是不完整的。他们以内部控制质量为落点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及时、足额计提商誉减值是稳健会计政策的表征之一，王浩然等（2021）发现，当审计委员会中具有海归背景的委员更多时，企业计提了更多的商誉。该结果为审计委员会积极履行财务信息及其披露的审核与监督责任提供了支持性证据。总体上，无论是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个人背景特征，还是审计委员会群体的背景特征，学术研究的关注均不足。高阶梯队理论指出，管理者背景特征与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密切相关，这些特征会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行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均由董事会成员组成，董事会是企业内部最高决策机构，因此，审计委员会的背景特征研究理应得到更多关注。

（2）性别结构。性别是人口统计特征中最易得、最有差异的变量，一段时间内风行的女性高管研究也带动了审计委员会中的性别研究。李桂荣和高艾（2017）使用是否有女性任职、是否多为女性任职和召集人是否为女性三个虚拟变量度量审计委员会的女性任职，通过其与应计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提供了审计委员会中女性任职对盈余质量具有提高作用的证据。向锐和倪伟策（2017）认为，女性董事的风险预知能力和谨慎性有利于审计委员会更好地履职，实证检验表明，当审计委员会中拥有更多的女性董事时，企业会计稳健性会更高。向锐和秦梦（2016）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女性董事可以提供高质量财报和有效的内部控制，从供给侧降低审计师的审计风险，发挥更好的监督作用，从而在需求侧部分替代了外部审计，审计委员会中有女性董事的企业所支付的审计费用更低。

作为管理团队性别研究的一部分，人们往往更关注具有决策权力的董事会与高管的性别构成，因为他们对企业行为的影响足够直接且广泛，而审计委员会承担的职能相对较窄，更多的是以“局外人”身份提供咨询和监督，在企业中的话语权也会受到一些现实因素的限制。因此，审计委员会的性别结构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4.基于关系网络的兼任研究。我国社会和经济运行具有人格化的“关系型交易”特征（李增泉，2017）。同时，我国社会讲究人情与面子，如果一个人脱离了人情，就会孤立于自己所处的网络（翟学伟，2004、2021）。基于人情与面子的关系可能与正式制度相悖而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可能构建出一条增强社会效率的信任机制。根据这一思路，“关系”既是影响审计委员会履职的阻碍，也是企业与外部信息使用人的沟通渠道。总体上，基于关系网络的兼任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两个角度：

（1）外部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在企业外部兼任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不限定在外兼任身份的广义概念。马建威等（2013）将连锁董事研究应用到由董事会成员担任委员的审计委员会中，发现董事网络中发挥的经济依存和信任机制使审计师要求更少的费用。另一方面是限定了审计委员会成员在其他企业同样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狭义情景。在现有文献中，此类情景通常与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一同考虑，被定义为“审计委员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连锁关系”。邢秋航等（2020）发现，当某企业与其他企业存在基于审计委员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连锁关系时，审计师进行审计调整的概率更高，因为双重连锁关系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向锐和林融玉（2020、2023）发现，当审计委员会与审计师存在连锁关系时，公司的盈余质量更高，财务重述和非标意见的概率更低。这些证据表明，双重连锁关系提高了审计质量，提供了“关系”具有提高信息沟通效率的作用的证据。

（2）内部兼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在企业内部的兼任，主要以董事会下属委员会中的交叠任职为具体形式。审计委员会与薪酬委员会的交叠能更好地发挥对高管薪酬的审计监督作用，邓晓岚等（2014）发现两者的交叠能让经理人“精准狩猎”，寻求与交叠任职的董事合谋操纵会计盈余以攫取机会主义薪酬，但相应地，邓晓岚等（2015）也发现此时国有企业CEO的运气薪酬更低。也有文献关注审计委员会与战略委员会的交叠任职。如：王文慧等（2018）关注创新后果，发现两者交叠会使研发投资决策更谨慎，使专利申请决策更偏向于短期商业化项目。薛有志等（2021）关注战略后果，发现两者交叠对资产剥离的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在剥离决策阶段存在信息和资源的溢出效应，但在评价剥离效果时，交叠任职是股东加强控制的一种低成本策略和隐形渠道，便于股东进行“隧道挖掘”。此外，还有文献研究高管与审计委员会的交叠任职。如：张川和黄夏燕（2018）将总经理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情况识别为权力侵蚀，研究发现当审计委员会权力被侵蚀时，公司盈余质量显著降低。王兵等（2023）关注其他高管在审计委员会中任职即高管与审计委员会的兼任的财务后果，他们发现CFO在审计委员会中的任职降低了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有效性，引发了更多的财务重述行为。吕梦等（2021）则关注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总监的任期交叠，发现审计委员会与审计总监的长期合作能够提供更高质量的盈余信息。

5.独立董事研究。最初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就要求独立董事在审计委员会中占多数。在理论研究中，审计委员会的相关议题与独立董事是相互交织的。如王守海和李云（2012）关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研究，实质上就是探讨独立董事通过审计委员会这一平台履行着怎样的监督职能。在2018 年以前，并未规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应当为会计专业人士，这期间的研究将“会计独董”作为一种背景特征。张世鹏等（2013）发现，更多的会计独董不一定有助于审计委员会的勤勉履职。

审计委员会为考察独立董事的履职提供了一个限定视角。在关系研究方面，朱朝晖和李敏鑫（2020）、李敏鑫和朱朝晖（2022）关注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与CEO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当双方存在社会关系时，财务信息质量和审计质量显著降低。这与前述审计委员会与企业外部人构建社会关系所带来的积极效应截然不同。张川等（2022）基于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的独立董事越处于网络中心，财务报告质量越高。

其他的研究从独立董事的不同特征展开。赵放等（2017）关注了审计委员会中会计独董的区位特征，发现本地会计独董降低了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罗棪心等（2020）关注了一个独特场景——“退而不休”，他们发现，退休的独立董事能够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履职，并带来更高的盈余质量。

6.透明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审计委员会面临着信任危机，原因在于其履职状况不透明，企业外部人无法获取审计委员会是否积极履职以及如何履职的信息。2013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要求上市公司进一步披露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以及履职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这为评价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情景，用于评估对审计委员会披露监管的政策效应。

陈汉文等（2020）发现，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会带来更高的履职有效性，这体现为对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此后，陈汉文等（2022）利用来自会计信息质量的证据进一步巩固了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积极履职效应。轩文爽（2022）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披露向外部信息使用人传递了信息可信的承诺，有助于供应链上关系契约的稳定，从而促进了供应链的集中。甄玉晗等（2023）同样利用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披露审计委员会履职信息的外生冲击，但将其作为“董事会监督”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审计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占多数，独立董事制度是审计委员会承担董事会监督职能的主要载体。他们研究发现，董事会监督与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但这一关系同样能被“透明的治理信息披露获得外部利益相关者信任”所解释。

7.文献述评。从审计委员会研究视角（起点）与治理功能（落点）两个方面对前述文献综合整理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审计委员会研究起点与落点

结合前述文献回顾与表3的总结可知：

第一，审计委员会特征，包括召集人个人特征和群体特征，这是早期审计委员会研究的重点领域，且几乎从财务信息与披露、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等各个方面给出了治理证据。然而，囿于数据可得性，这些早期研究关注的特征并不深入，主要围绕人口统计特征展开。因此，未来研究不宜再从审计委员会特征考察其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治理效果，而是要拓展“预期外”的后果，如王浩然等（2021）所研究的海外成员与商誉减值。

第二，审计委员会履职法定要求——如召集人的会计专长、履职信息披露——为董事会财务专长与独立董事及其履职场景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当前，这些新的研究视角似乎陷入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经典的信息披露质量，另一方面是非预期的治理效果，而对于预期效果中的内外部审计与内部控制的关注不足。因此，未来研究仍可探索新视角下审计委员会的审计监督作用。

1.关系约束与履职困境。履职效果取决于履职环境。我国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些不良因素，未能给审计委员会履职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威胁到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效果。其一，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与面子的“情理”社会，人情、面子与关系构成了由文化约束的社会机制（翟学伟，2004）。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的交往会受到“关系”的制约。例如，审计委员会发现了内部控制存在某些缺陷，但由于涉及多部门的协调与利益冲突，最终未能优化。从结果来看，可以说审计委员会没有履行职责，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何破解关系约束从而为审计委员会履职提供环境保障，可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二，这样的社会环境部分地源自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如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等级观念和对“尊卑有序”的强调（杜兴强，2022）。已有研究发现，企业中论资排辈的文化传统会抑制独立董事的进谏行为，且增加了管理者决策失误的可能，导致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下降，进而引发更大的股价崩盘风险（杜兴强等，2017；
杜兴强等，2022）。

2.多个会计专家的聘用动机。在财务专长的一类文献中，通常将“多个会计独董”作为审计委员会或独立董事拥有更强专业性的代理变量。然而，近年较为知名的财务造假案例“康美案”可能揭示了多个会计独董聘用结构的另一面。根据康美药业2017 年年度报告⑤，当时在任的三位独立董事分别为会计学教授、法学副教授与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若从“专业性”角度看，这种包含学术与实务界的会计专业独立董事聘用结构显然具有较高的财务专业性，但康美药业却成为了中国资本市场造假与集体诉讼的第一案。理想的制度设计与不尽如人意的实施现实之间的冲突值得深思：企业聘用多个会计独董是否是利用积极信号掩盖造假动机（虚拟增信工具）？多个会计独董是否可能提供了不恰当的咨询服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企业的财务造假行为？“学术+实务”的会计类独立董事组合是起到了有效的监督作用，还是向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咨询方案？

3.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咨询职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将独立董事的职责界定为“在董事会中发挥参与决策、监督制衡、专业咨询作用”，即“参与决策+监督+咨询”。这造成了独立董事角色定位的悖论，因为在同一时空，针对同一事项，这三种角色无法集于一人之身（郭富青，2022）。因此，在独立董事履职方面——尤其是会计专业独董——仍存在一个重要但尚不明晰的规范性问题：是否应当期望他们发挥多重作用？

审计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对此有一些回应：相较于独立董事广泛的职责界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界定集中于“监督”角色。这意味着在独立董事同时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下，履职效果应当偏监督作用。由此产生的问题在于：总经理担任成员会弱化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效力，造成权力侵蚀，是否存在其他影响审计委员会监督作用的权力侵蚀形式？

此外，需要明确的问题是：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董事是否应当提供咨询服务，实际上又提供了怎样的咨询？一方面，监督与咨询的利益取向是相悖的：在监督情境下，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存在利益冲突；
而在咨询情境下，咨询方与被咨询方的利益通常是一致的。承担咨询与参与决策的职责使独立董事与企业的利益绑定，这会威胁到其监督效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是会计独董，自身掌握了较多的会计相关知识，也在会计理论与学术界拥有一定的人脉，企业向其咨询的事项是耐人寻味的——既可能是遵从法规的会计处理，也可能是寻求法规漏洞等非道德行为。这需要充分、适当的经验证据。

实务中未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董通常是行业技术专家、创新创业与战略专家、法学与金融学专家等⑥。显然，企业聘用此类独董的动机就是获取咨询价值并辅助决策，而是否成功辅助决策是一个实证性命题。对这类专家展开研究，预期将会补充审计委员会非财务专长领域的文献。进一步而言，是否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有着一定的身份边界，亦可说是“专人专职”——企业会考虑到对监督与咨询的需求选聘独立董事，并决定其是否加入审计委员会。“未担任审计委员会成员”可能为独立董事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注 释】

①关于审计委员会的其他相关文献回顾与展望工作可见吴清华等（2006）、谌嘉席和王立彦（2012）、涂建明和李晓玉（2013）、刘李福和邓菊香（2016）、徐海峰等（2022）的研究。

②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https://flk.npc.gov.cn）查询发现提及“审计委员会”的地方性法规为安徽与黑龙江两省的内部审计条例。事实上，其他省份也有类似规定，但并非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并发布。例如：江苏省是由省政府发布《江苏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其中提及“根据需要可以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审计工作领导小组”；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浙江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没有提及审计委员会；
贵州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由中共贵州省委审计委员会印发，未提及企业审计委员会设置。

③不以主题检索的原因在于：2018年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此后涌现出诸多政治学或国家审计方向的研究，以主题检索增加了文献选择难度。

④未直接使用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系统检索的原因在于，该系统存在更新滞后和遗漏的现象。

⑤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stockCode=600518&announcementId=1204793690&orgId=gssh0600518&announcementTime=2018-04-26。

⑥例如洋河股份（002304）、山西汾酒（600809）、泸州老窖（00568）等，具体可见年报公司治理部分。

【 主要参考文献】

陈汉文，王金妹，刘思义，杨道广.审计委员会透明度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履职情况披露的经验证据［J］.管理评论，2022（1）：255 ～267.

陈汉文，王金妹，杨道广.审计委员会透明度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上交所强制披露要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审计研究，2020（5）：57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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