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及当代启示

朱琳静，姜润倩

（东北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进行“消费”这个行为，消费的初衷是维持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然而在网页弹出窗口、APP广告、直播电商等浸染资本逐利本质色彩的宣传下，非理性与永无止境的消费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人们疯狂消费的背后隐藏着致命的生态危机，如自然资源的消耗、能源供应的巨大浪费、环境恶化等问题，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泡沫式膨胀，由此导致的环境问题也愈发严重，这些问题会让人迷失在“虚假消费”创造的“美好生活”中，消灭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权。异化消费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何在？如何改善生态环境进而改善人们的生活？这些问题引发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考，他们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环境治理相结合，并提出了合理的见解。其中关于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不禁引人思考当代中国的未来走向，研究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的关系也对中国生态建设提供积极启示。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将资本主义作为其理论核心和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虽然马克思本人对生态问题的着墨较少，但从其思想中可以窥探出其关于生态理念的远见。自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以福斯特、马尔库塞、莱斯、阿格尔、高兹、奥康纳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派别开始大力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尤其以消费主义价值观为甚。同时他们将生态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消费主义盛行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加精细化，这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特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延续马克思的批判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主义盛行带来的生态危机展开了不一样的路径批判。

福斯特认为：“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见证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演化成为一个更加普遍和全球化的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这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经济制度的核心，它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原因和当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1]只追求资本效益的发展会强化生态危机必然性和破坏性，而要改变生态危机的现状就需要将道德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致力于变革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生产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生态社会主义国家。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异化表现是将人们的需求分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他认为要想克服虚假需求内在的资本主义制度顽疾需要通过艺术来解放人们内心的压抑，用文化消费取代人们过剩的物质消费，发展绿色消费观，从而达成自然的解放[2]215。威廉·莱斯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控制自然”这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对自然的控制迟早会危及人类自身并加剧社会冲突，同时现实中的生产与政治统治相关联，这种政治化了的生产会导致生产过剩。莱斯称这些多余剩下的商品为“负商品”[3]，“负商品”无法通过人们的日常消费被消耗掉，可能就会被随意处置到自然界中，对自然造成严重的伤害，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阿格尔揭示了资本主义异化状态下的生产生活对自然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同时他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使人失去了自主性，人逐渐被物化，导致了人的异化和社会资源的浪费，由此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切入点，期望寻找一条能够解决生态危机的切实可行的道路[4]419-420。高兹从职业劳动异化四个特征入手批判异化消费，他反对“技术中性论”，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就带有政治色彩，在为资本主义阶级和政治制度服务[5]，人们将物质商品作为身份和地位的符号象征，与真实需求相脱节。那么消费和需求的扩大会让整个社会进行无节制地生产，而这种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势必会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人的主体性的丢失。因此针对资本主义的掠夺式积累现状提出要构建一个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社会，从而实现个人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在奥康纳看来，“自然界是资本的出发之点，但往往并不是其归宿之点”[6]。他通过列举蒙特利湾的变化由此阐明自然、文化和劳动“三位一体”的新生态理念，他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危机本原的基础上，提出只有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才是绿色出路。鲍德里亚从符号异化的角度对消费异化进行批判，处于异化消费中心的主体逐渐丧失其自主性，只能通过符号来构建与他人的交往关系和社会关系，而符号性的消费异化会导致人们欲望无限膨胀，最后超出了自然资源的可承受度[7]68。

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理论导致的生态问题进行了理性反思，他们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由异化生产转化为异化消费，而且异化消费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尤其对生态危机产生了沉重的打击。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提出祛魅异化消费的路径，他们没有鞭辟入里地对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异化消费的根源进行批判，反而舍本逐末，只把希望寄托在个人行为的改变和绿色运动组织的发展，这种诉求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异化消费加重生态危机的现状，毫无疑问会陷入空想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境地。正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解析的“布拉格的大学生”[7]219-224一样，异化消费就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创造出的消费主体对立面，但这个分离出来的对立面却逐渐控制消费者主体使得主体失去同一性和真实性的异化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异化消费分为以下几种形式：盲目性消费、符号性消费、夸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众所周知，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然资源的矛盾，这种矛盾是对抗性矛盾，难以调和。由此可知开展生态斗争就是开展反资本主义斗争，而要进行彻底生态斗争就需要将保护环境运动与工人生态运动相结合，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实现生态平衡的前提和保证。因此破除异化消费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资本逐利的本性，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资本积累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福斯特指出：“收入和财富不均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世界各地的工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条件在恶化，人类栖居的地球也陷入了危险境地。”[8]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规避经济危机的风险，大力鼓吹人们进行消费，释放生产压力，但当前的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使我们享受到便利的同时，也在悄然无声地破坏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

（一）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

异化消费颠倒了生产决定消费的逻辑顺序。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与消费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即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方式、质量和水平，同时也在为消费创造动力。诚然，消费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能够有效地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加重对人的奴隶程度，由此劳动出现了异化的现象。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由于①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②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是使类同人相异化；
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9]161-162劳动发生了异化就使人不得不与劳动相分离，在生产过程中人不是在享受劳动带给自己精神与物质的愉悦，反而是背上沉重的枷锁，因此人在异化劳动中逐渐丧失自由，导致劳动本身成为商品，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异化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即“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0]在交换过程中劳动者无法决定商品交换是否成功，因此给商品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就是“商品拜物教”产生的根源。“商品拜物教”使得金钱变成衡量劳动价值的唯一标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生产的产品越多，使得物质世界增值的同时，商品反而因为数量的增多而变得越廉价，劳动者的劳动也在贬值。毋庸置疑，高强度的社会工作剥夺了人的自由活动时间，使得个人压抑自己的本性，也丧失了主体性。资本家为避免大量产品的滞销，只能通过大众传媒等对商品大肆宣传，而人们为释放压力只能转而把消费当作新的发泄口，由此使得异化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盛行，劳动者的需求也随之出现了异化。异化劳动是异化消费的前提，异化消费是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但在实际运转过程中，却强调了异化劳动的作用，强化了异化消费与异化劳动的关系，异化消费也由此得到巩固，从而陷入逻辑闭环中。消费也从手段变成了目的，人们对走向幸福手段的追求取代了追求幸福本身，人与商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由此造成过度消费，也增强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

（二）异化消费与虚假需要

异化消费与虚假需要是异化生产的结果。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写道：“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2]6虚假需要与传统的商品有一定的区分，它会在传统商品上增加一定的噱头，吸引消费者消费，以此适应扩张式生产方式。虚假需要使得人们出现盲目性消费、符号性消费、夸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等消费行为，这些消费行为使得人们在攀比时可以获得暂时的快乐，但疯狂购物的背后也隐藏着无穷无尽的失落。所有商品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下都扬言自己可以带来幸福感和认同感，他们都在潜意识地给消费者灌输虚假需要，但自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无产阶级的痛苦就一直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若想根除这种痛苦就需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带给人们真正的幸福。毋庸置疑，资产阶级绝不是想用这种办法来终结异化劳动，因此他们只能通过宣扬异化消费的价值观、创造虚假需要，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利润。虚假需要只要人们在这种氛围的浸染下主观地自我安慰，认为自己收获了幸福和满足，但实际上却在这样的消费过程中饱受着痛苦折磨，这种消费无疑是异化的。更为悲哀的是，消费者在其中无法认清自己被异化的现实，反而沉溺其中。同时，资本家在创造虚假需要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到消费者的幸福，会置“现实的人”于不顾[11]，因为推动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有利润。如果虚假需要在全社会泛滥，而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虚假需要背负更多的债务或受到更多的剥削压榨，那么虚假需要带来的必定是无止境的痛苦和负面影响。在现代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大众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下，这些消费现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异化，在消费过程中也在发生异化。与生产异化不同，异化消费更加难以察觉，却能更深层次地支配人的行为和意识，异化消费使得人的主动性逐渐丧失，成为物化的、单向度的人。

（三）异化消费的生态后果

异化消费加剧了生态危机。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9]161恩格斯也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2]人与自然本应是和谐共生关系，但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家受到利益的驱使，不断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侵占更多的自然资源进行商品生产，从而导致生产过剩，资本家再绞尽脑汁地刺激人们进行新的消费，由此形成一系列的恶性循环，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也对自然界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其一是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导致资源能源匮乏。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度生产直接或间接地掠夺了大量自然资源，从而引起自然资源的大量损耗，这些都进一步加剧生态危机。自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后，国内外学者开始研究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了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耗竭自然资源将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使得经济发展失去支撑。其二是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导致生态超载。过度生产、过度消费的存在方式一旦超过一定程度，会引起不可估量的质变。扩张式的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大力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从客观上不断刺激人们进行非理性消费，产生大量的生产垃圾和生活垃圾，超过自然的可承受度，造成生态超载的严重后果。最后是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导致生态殖民主义。从横向来看，生态殖民主义会使得发达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而发展中国家为了治理环境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从纵向来看，生态殖民主义会危及子孙后代的健康和福祉，不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生态殖民主义的危机。

异化消费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人们将消费等同于幸福，为了更多地占有物质商品，超出了个人的需求和支付能力，无疑会出现过度消费的现象；
从社会角度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水准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资本家在生产活动中以利润为导向，为了节省成本而造成不必要的生产资源浪费或不进行生态治理，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危机的程度。

生产是为了满足消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消费是重要环节，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但当代异化消费的蔓延不仅是一个暴露无遗的经济桎梏，而且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和自然资源，因此马克思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集在消费领域。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的分析研究对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开拓了一些生态治理可借鉴的思路。

（一）摆脱“异化消费”：重建生态生产，恢复生态敬畏

过度生产的自然承受力是有限的，而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无法割裂开来，只有生产发展被相应的消费吸收后才能形成再生产。因此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对于中国的生态重建和绿色转型至关重要。我国抛弃过去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污染的粗放式生产发展，将目光转向生态生产，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13]50党的二十大更是明确提出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我们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之心，重视工业污染的治理，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再利用体系，加强新能源开发利用，健全绿色生态生产模式，提高绿色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让我们意识到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处于同一个生态体系中，自然为人类提供必需的生存资料和生存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将生产废物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致使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生态资源日益紧缺，因此恢复生态敬畏，健全和完善全球环境监督机制刻不容缓。对企业来说，在生产过程中要承担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注重绿色生态生产发展，考虑商品本身的绿色价值与商品包装的再利用价值，把控好每一个生产环节的绿色性、可持续性，形成绿色产业链。对消费者来说，要树立正确的绿色生态观，增强社会集体责任感，比如挑选商品时注重商品包装的绿色性。消费者要做到理智消费，将自己的消费控制在自然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奢侈享受产生浪费，努力使自己的消费实现满足与绿色双赢，既能满足基本的生存、发展资料，促进经济社会的强劲发展，又能改善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现状，从而促进生态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破除“虚假需求”：重建绿色需求理论，树立绿色消费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异化消费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消费，使人们自觉地用真实需求代替虚假需求，对新时代的人们树立绿色健康的消费理念，营造全社会绿色消费的经济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是虚假需求产生的根源，科技的发展无限放大了人们的欲望，让人极易掉入消费陷阱中，成为被影响、被塑造的消费者。近年来，我们以“积小流成江海”的心态见证了中国生态消费的“跬步千里”。但我们的消费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基于虚假需求的泡沫式膨胀，为改变异化消费中的病变样态从而走向生态消费，我们需要冲破虚假消费的束缚，重建绿色需求理论。

从宏观角度看，我们要正确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规范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避免被资本所操作演变成一股异化的力量；
在全社会弘扬普及生态消费理念，开展生态重建社群活动，推进企业绿色转型，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生态产品，提高民众的生态意识，调动人们投身生态消费建设活动中的积极性。从微观角度看，我们要努力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重新树立生态消费观念，让消费者在消费兴奋中迅速冷静下来。同时也要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适宜、适度消费，做到不随波逐流，冷静思考自己的真实需求，果断拒绝虚假需求，在与无尽的物质攀比角逐时寻找如何填补自己匮乏的精神世界的路径。毫无疑问，只有每个人都将绿色消费理念与绿色消费行为耦合起来，自觉在消费中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消费，将绿色消费理念贯彻到我们吃、穿、用、住、行等各个领域，如绿色饮食、绿色出行、绿色服装、绿色家电等可持续消费，承担起绿色环保的社会责任，选择清洁高效的生活方式，降低在日常消费过程中产生的资源耗费和污染排放，减少不必要的绿色损耗，以此才能保证后代人的生存和当代人的健康。

（三）“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丰富文化内涵，改善生态环境

“正是在我们称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有力的动力。”[4]416阿格尔期望通过用“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来克服异化消费，他认为“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以此来重塑人们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互联网时代，在大众传媒氛围的渲染下，人们只需轻触鼠标或手指商品便能包邮到家，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诚然给快节奏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与此同时各种移动支付终端和网贷产品等线上消费环境的发展也助长人们开始进行超前消费、疯狂购物的行为，衍生带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滋长，让人难以冷静思考自己的真实需求，焦虑情绪亟待释放，导致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频繁发生。当习惯性的期望逐个破灭时，人们会从过度消费的虚幻中逐渐清醒。人们在疯狂消费后得到的不是满足和幸福，反而是无穷无尽的孤独与寂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3]42。这为我们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弘扬绿色的消费理念，树立正确的绿色消费价值观，既要传承中国古代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美德，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协调好生态与经济的关系，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自信。当然，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注重个人精神世界的重建，鼓励支持正能量、大众化和多元化的文化，不断丰富大众文化内涵，增强人民文化自信，从而使得人们在理性消费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实现真正的消费自由。同时，我国始终坚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恰如《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指出：“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14]。中国始终坚持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坚定不移地沿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大踏步前进。诚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创新成果的集大成，具有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生态理论和生态思潮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绿色经济发展，把我国的绿色发展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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