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淮南东部的水利工程与区域发展进程

内容提要 北宋淮南东部的水利工程主要分为陂塘、闸澳、运堤及开河疏浚四类。分析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情况，可以揭示北宋淮南东部区域发展进程的若干特点。其中陂塘工程的职能由灌溉转向济运，功能趋于单一，这是淮东地区由供粮区演变为转运区的一个缩影。闸澳工程的推广大幅提升了河道节水效率，有利于漕粮转运，并加速了淮东向“转运型”区域转变的进程。运堤工程是为了解决“湖漕”问题，但其兴修加剧了堤坝东、西水系分离的趋势，影响到淮东地区整体的水文环境。开河疏浚工程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展现了北宋淮东地区发展的困境。在护漕保运的指导思想下，淮东地区的区域资源过多集中于运河水利工程，导致农业生产、民众生计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关键词 北宋 淮东地区 水利工程 淮南运河 漕运

王旭，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中国历史上地方治理的实践及启示”（22VLS005）的阶段性成果。

北宋定都汴京，但主要产粮区却在南方，故大运河成为整个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南方的漕粮物资都要先集中到真、扬两州，再经由淮南运河转运到北方。正因如此，这一时期淮南东部（以下简称“淮东”）的区域发展进程深受漕运活动的影响[1]。为了护漕保运，宋廷在这一地区兴修了众多水利工程，这些工程与淮东的区域发展进程密切相关。前人对北宋淮东水利工程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如日本学者佐藤武敏较早关注了淮南地区的陂塘及水利开发问题[2]。高荣盛梳理了宋代江苏境内的漕运工程，将其分为避险、兴建复式船闸等类别[3]。张勇注意到北宋漕运格局下，政府对运河诸州的水利建设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州军，北宋淮南水利工程布局以辅助漕运为出发点[1]。袁慧着眼于运河与农业的关系指出，淮南运堤与陂塘、范公堤一起构成“阶梯式”的水利格局[2]。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水利工程本身或工程与漕运、农业之关系，较少关注淮东的区域发展进程。本文尝试将淮东地区的水利工程细分为陂塘、闸澳、运堤及开河疏浚四类，并以水利工程为线索分析北宋淮东地区的区域特性、水资源利用方式、水文环境及其发展困境等问题[3]。

一、陂塘工程与淮东转运区的形成

由于漕运事关“国计”，故宋廷对作为运河之源的陂塘管控相当严格。以雷塘为例，唐贞观十八年（644）李袭誉引雷塘水、筑句城塘尚完全是为了灌溉农田[9]。但到了宋代，雷塘之水已完全用于济运，周边民众无权取水灌溉。扬州知州刘敞还曾为民众灌溉之事与发运使抗争，其行状载：“扬州雷塘，即汉江都之雷陂也，旧属民。自唐以来，耕种其中。往数十岁，官取蓄水，以备漕运，旧田主二十六家，皆夺业失职。官始议以他田偿之，竟无与也。然塘亦破决不修，漕运未尝赖此，发运使因以假扬州种稻，而旧田主二百余口皆饥寒，县官莫省。及公至，持太和年契书诣府自讼，公即判还之。发运使犹以漕运事动朝廷，靳留之，公用種稻事证明其无用朝廷，乃听公。”[10]分析上文可知，唐时周边民众尚能利用雷陂之水灌溉。但入宋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方面，官府以“备漕运”为由，剥夺了当地民众引水灌溉之权，导致二十六家田主失业。另一方面，又“假扬州种稻”，即以出租的方式将灌溉之利让于地主富民，以获取田租。这实际上是一种与民争利的行为，即以保漕为借口将陂塘“官有化”，并以此谋取私利。刘敞到任后，试图还陂塘灌溉之利与民，但发运使认为陂塘乃运河水源，而漕运之事又关系朝廷安危，不宜用作农田灌溉之用。后刘敞以“种稻事证明其无用朝廷”为理由，才抗争成功。需要注意的是，刘敞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塘亦破决不修，漕运未尝赖此”，其言下之意是，陂塘之水只有在漕运用不到的前提下，周边民众才可以用作农田灌溉。其实不仅是雷塘，沿线陂塘都难逃作为运河“蓄水池”的命运，前引发运使柳灏言，由于“纲运常苦浅涩”，“真、扬两界旋放陂水”[1]以济运，即为明证。可见引陂塘水以济运已经成为常态。

北宋淮南运河沿线的陂塘由灌溉转向通漕济运，陂塘之水利用方式变化展现的不仅是灌溉与漕运的矛盾，还说明淮东的区域定位发生了转变，即逐渐由漕粮生产区转变为漕粮转运区。淮东地区是水稻产区，而水稻种植非常依赖陂塘灌溉。然而大量陂塘无法用于灌溉，这无疑会影响农业发展。宋太宗至仁宗朝，东南六路每年上供的漕粮大概是六百二十万石，其中淮南路为一百五十万石[2]。单从供粮数看，淮南路似乎仍是重要的供粮区，排在东南六路中的第二位。然其内部应存在功能分区，其中淮西的寿、庐等州作为传统产粮区，仍保持着较强的产粮能力，为北方重要的供粮区。而东部淮南运河一线的楚、真、扬、高邮诸州军则逐渐由供粮区转为转运区，其主要职能是沟通政治中心与南方财赋区。北宋人马仲甫徙使淮南：“真、扬诸州地狭，出米少，官籴之多，价常踊登，滨江米狼戾，而农无所售。”[3]其明确指出淮东真、扬诸州农田少，产米不多，这应与区域的转型相关。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州军完全不提供漕粮，而是其供粮职能逐渐被运粮职能所挤压，主次地位发生反转。

通、泰两州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们既不是主要的供粮区也不是转运区，而是为漕运提供“经费”的产盐区，区域的发展进程也与转运密不可分。北宋南方诸路漕船将粮食运送到真、扬两州后，载盐归本路售卖，以卖盐息钱充作本路漕粮运输的经费，这些盐大多出自通、泰等沿海诸州，故这一区域可以视作漕运的“补偿区”。《文献通考》载：“发运司始于仁宗。……漕荆湖、江、淮、两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扬、楚、泗转般仓而止，复从通、泰载盐为诸路漕司经费。”[4]北宋后期，通、泰盐场的地位日重，几乎承担了六路漕运所有的费用，“东南盐者，通、泰煎盐也，旧为江、湖六路漕计。蔡京为政，始行钞法，取其钱以赡中都。自是淮、浙之盐，则官给亭户本钱，诸州置仓，许商人买钞算请。……其后亦行钞法，然罢复不常。旧淮盐息钱，岁八百余万缗”[5]。故这两州在漕运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可以视作淮东转运区的外围圈层。

陂塘工程功能的转变是北宋淮东地区由供粮区演变为转运区的一个缩影。如众所知，中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和维护往往需要集中区域内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区域的发展进程也与这些水利工程密切相关。淮东地区的陂塘工程本可用于农田灌溉，但随着区域资源集中于漕粮转运，陂塘之水逐渐“官有化”，表现为官府对陂塘的严格管控，沿线民众无法自由地使用陂塘之水等，这不仅对沿线民众的生计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影响到区域的农业发展。淮东地区作为“转运型”区域的定位也在此背景下确立下来。

二、闸澳工程与区域水资源的节用

北宋时期，为了保证漕粮顺利运抵京师，淮东地区的水资源多围绕漕运活动调配。为了解决河道水量不足的问题，除了充分利用陂塘之水，还新修闸澳工程以节水。先是雍熙元年（984）淮南转运使乔维岳改进堰闸体系，时因“建安北至淮澨，总五堰，运舟十纲上下，其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坏粮失，率常有之”，于是在淮南运河与淮水交汇处的西河建闸，“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自是，尽革其弊，而运舟往来无滞矣”[1]。自此之后，运河水闸结构正式定型，并沿着从木质到石质、由“悬门”式闸门到“叠梁”式闸门的方向演进[2]。以西河闸为开端，淮南运河开启了全面废堰埭设闸工作。其中废堰埭的工作开始得稍早，如天禧二年（1018），江、淮发运使贾宗言：“诸路岁漕，自真、扬入淮、汴，历堰者五，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于牵挽，官私船舰，由此速坏”，于是议开扬州古河，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以均水势，“岁省官费十数万，功利甚厚”[3]。设闸继之，如在真州，“先是水漕之所经，颇厌牛埭之弗便”，乾兴元年（1022）真州排岸司陶鉴“经始二闸之谋”，修建复式船闸。天圣四年（1026）闸成，名为江口闸[4]。同一时期又在楚州修建北神闸[5]。两闸修成后，“诏发运司，他可为闸处，令规画以闻”[6]。

在邵伯，宋廷最初也要求按真、楚两州之制废堰置闸，但发运使钟离瑾言功大不可就，于是“止置闸召伯埭旁”[7]。此时是在邵伯埭旁设闸，堰闸并存。但很快闸的优越性显现出来，堰埭被废。沈括《梦溪笔谈》载，自天圣年真州始行复闸节水之法后，“北神、召伯、龙舟、茱萸诸埭，相次废革”[8]。“复闸”是指在河道落差大的地方设多个水闸，分级提水以保证舟船顺利通行。邵伯地区甚至还出现了复杂的三闸两室二级复闸。熙宁（1068—1077）年间，日本高僧成寻前往五台山参佛，先后两次乘船经过邵伯。熙宁六年（1073）四月二十九，“至邵伯镇，止船宿。……先入京上船间，在闸头内待船入了。晚头入了。开第三闸，而入夜间，不出船”[9]。既然有第三闸，当为二级复闸无疑。瓜洲改堰为闸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大致在绍圣（1094—1098）年间，曾孝蕴建言“扬之瓜洲，润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为闸，以便漕运、商贾”，既成，公私便之[10]。至此，淮南运河全线完成废堰埭立闸工作。

这一时期河道水闸因功能差异又分为多种类型，甚至有了专称，如潮闸、腰闸、泄水闸（斗门）等。潮闸是引潮工程，一般建在运河与天然河道的交汇处，以便利用潮汛之水补给运河。北宋时代，海岸虽已东去，但长江和淮河入海段尚受潮汛影响，故在滨江河处建潮闸。如在瓜洲，成寻记：“巳时，至河口。有利涉亭。入扬州堺内了。……至水门，驻船。待潮生，可开关木。申一点，潮生，曳水中木，入船。过二里，到着瓜洲堰宿。”[1“1]水门”在“瓜洲堰”南二里，应为一潮闸。淳熙十四年（1187）权知扬州熊飞言：“扬州一带运河惟借瓜洲、真州两闸潴积，今来河水走泄，秪缘瓜洲上、中二闸久不修治，独潮闸一座，转运、提盐及本州共行修整。然迫近江潮，水势冲激，易致损坏。”[12]潮闸为瓜洲下闸，或为成寻所记之“水门”。在临淮处有西河闸，成寻记：“已时，过十里，至闸头。依潮干，不开水闸。……戌时，依潮生，开水闸，先入船百余只，其间经一时。亥时，出船。依不开第二水门，船在门内宿。”[1]潮闸根据潮水涨落启闭，不仅可以利用江潮之水补给运河，而且可以随势引停泊之船进入运河。腰闸是二级复闸中居中水闸的专称。嘉泰元年（1201）真州闸改木为石，时人追溯前代真州闸形制云：“复为腰闸，相望一百九十五丈，规模高广。”[2]可见真州腰闸早在北宋时已有之，它将闸室分为内、外两室，可以有效起到平衡水位高差、提水助舟入河的作用。泄水斗门也有赚引潮水的功能。宣和三年（1211），真、扬等州运河浅涩，李琮为求纲运速行，建言：“真州以来转运，河南岸有泄水斗门八座，去江不满一里。相度乞将斗门河身开掘面阔一丈五尺，门深五尺，于江口近里约十丈以来，打筑软坝，赚引潮水，入河捺定。即蓄一潮之水，量度功力，可消水车数倍。”[3]开挖河身、深掘斗门、打筑软坝等都是为了更好地引潮水入河道，故泄水斗门与潮闸的功能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闸易堰埭大大提高了河道的蓄水节水能力，但闸门开启时仍不免走泄河水，故又出现了澳闸工程。“澳闸”是船闸旁的蓄水池，当闸室开启时，将闸室泄出之水回收入水澳，不让其走泄；
当河道水量不足时，再将水澳中存蓄的水排入闸室，以补充闸室水量。目前所见最早的澳闸工程出现于真州，天圣四年（1026）“凿河开奥，制水立防。瞰下泽而迥深，截澄流而中断”。其作用相当显著，“巨防既闭，盘涡内盈。珠岸浸而不枯，犀舟引而无滞”[4]。由于澳闸有较强的节水功能，至绍圣中，已在运河各段推广开来。元符二年（1099），“潤州京口、常州奔牛澳闸毕工”[5]。二级复闸因有两个闸室，故存在两个水澳，分称积水澳和归水澳。积水澳，水位高于或平于闸室高水位，其作用是补充船只过闸时的耗水，以使闸上水量不下泄；
归水澳，水位平于或低于闸室的低水位，其作用是回收船只过闸时的下泄水量，以使其不流失于下游。归水澳中的水可以根据需要提升至积水澳中重复使用，也可以直接提升至闸室[6]。据南宋方志载，瓜州旧有归水斗门、积水斗门，邵伯镇有归水斗门两座[7]，可见淮南运河一线的闸澳工程相当普遍。单一的堰埭或水闸都无法满足引潮、节水、蓄水及通航等多方面的需求，而北宋时期率先在淮南运河建设的澳闸系统，较为科学地解决了诸多矛盾，大幅提升了用水效率和河道通航能力。如楚州北神堰易堰为闸后，“漕舟果便，岁省堰卒十余万”[8]。

北宋淮东地区的发展进程深受漕运活动影响，区域水资源的调配和利用也以护漕保运为主要目的。为了保持河道水量，在开源方面主要是充分利用沿线的陂塘之水，而在节流方面则是兴修闸澳工程。北宋淮南运河沿线闸澳工程的数量、规模、管理力度及技术水平都远超前代，可以说是将水资源的节用发挥到了极致。闸澳工程的推广不仅有利于漕粮转运，还使官府对水资源的管控更强有力，这加速了淮东向“转运型”区域转变的进程。

三、运堤工程与区域水文环境的变化

北宋淮南运河虽然长期受困于河道水量不足之弊，但由于河道连缀了不少湖泊，故在部分河段，舟船航行又有风涛之险，尤其是在楚州以南、高邮以北的河段散布着大量湖泊，时有“湖漕”之说。为了保障漕船安全，自宋代始便着力在河湖地区修筑堤坝。运堤可分石堤和土堤两类。首先看石堤。景德（1004—1007）年间，江、淮等路茶盐矾税兼发运使李溥，因“高邮军新开湖水散漫多风涛”，常覆舟，遂令运送漕粮北上回程的空船，“东下者还过泗州，因载石输湖中，积为长堤，自是舟行无患”[1]，这是淮南运河修建石堤之始。李溥所积之石堤是新开湖东岸的单堤，“载石积湖中，成两狭岸，其患遂绝”[2]。由于河湖本为一体，故运堤即湖堤。石堤将湖面分割出一条河道，舟船傍堤航行，安全性大大提高。江淮岁运米输京师，“旧止五百余万斛，至溥乃增至六百万”[3]，應有石堤之功。此后，地方官又多次增补修缮石堤。如天禧（1017—1020）年间江淮发运副使张纶“筑漕河堤二百里于高邮北”[4]，这是在李溥所筑运堤之北，又接筑到楚州。再看土堤。疏浚河道的淤泥堆积于两岸，形成新的运堤，不仅增强了河道的蓄水能力，而且能达到“外防水泄，内以通漕”的效果。为了保证土堤稳固，堤坝上多会栽种根系发达的柳树、杨树和榆树。如天圣五年（1027）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建言，“楚州、高邮军界运河堤岸修筑，其知楚州宝应县张九能、知高邮县李居方管勾河堤，种植榆柳，委实用心，欲令逐官添管勾运河堤岸，令终三年”，并获准[5]。至熙宁年间，运河沿线已成“河左右殖生榆树成林”[6]的景象。

为了保证运堤的功效，官府对其管理也较为重视。如天圣五年（1027），规定宝应、高邮所差知县，并带“管勾运河堤岸事”[7]，将修缮河堤作为官员考评的重要依据。地方官若修护堤岸不尽职，还会受到处罚。如宝应知县张九能初虽因用心栽植运堤榆柳受到嘉奖，但后“坐开运河不切防护，水冲堤岸，浸民田，罚金，降监当差使”[8]。至北宋末年，修葺堤岸已成地方“常例”。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蒋之奇奏：“淮水浸淫，冲刷堤岸，渐成垫缺，请下发运司及时修筑。”[9]于是宋廷“诏发运司差官点检龟山新河堤岸，如有垫缺，速加补筑，仍自今岁以为常”[10]。

四、开河疏浚工程与区域发展困境

唐代为了避长淮之险，已在淮南运河北口有开直河和广济新渠之举[6]，然规模不大。入宋后，漕船过此倾覆者仍不计其数。发运使蒋之奇曾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泽，而风浪之险止百里淮，迩岁溺公私之载不可计。凡诸道转输，涉湖行江，已数千里，而覆败于此百里间，良为可惜。”[7]为此，在沿淮一线相继开凿了沙河、洪泽运河和龟山运河三条人工运河，提升了漕船航行的安全性。先是雍熙（984—987）年间，淮南转运使刘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未克而受代。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8]。这条河道自末口（今江苏淮安市北）先向西北行，再转向西南至淮阴磨盘口（今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使淮南运河北口由楚州西移至淮阴。庆历（1041—1048）年间，许元又续接沙河，自磨盘口向西南开凿至洪泽镇（今沉入洪泽湖），为洪泽运河。元丰六年（1083）再次续接洪泽河，向西开凿了龟山运河，长“五十七里有奇”，取淮为源，凿成后“漕运往来无风涛覆溺之患”[9]。

在淮南运河南口，也开凿了多条人工运河，并多有疏浚之举。首先是西渠。北宋时期，真州要转运来自长江中上游荆湖地区的漕粮，故宋廷对真州段运河的治理尤为重视，在元丰二年（1079）、元丰七年（1084）等年份均有疏浚之举[10]。开河规模也较大，天圣三年（1025），发运副使张纶“开真州长芦口为河，属之江，以免舟楫漂失之患”[1]，称长芦西河。宣和六年（1124）发运使卢宗原又开靖安河，“发运使卢公访其利病，得古漕河于靖安镇之下缺口，谓其取径道于青沙之夹，趋北岸，穿坍月港、繇港尾，越北小江，入仪真新河，以抵新城下。……役之始兴，与扬子、六合、上元分治其所临之地”[2]。靖安镇在今南京下关狮子山一带，可见靖安河主体在长江以南，不过其北段接续的是长芦西河，开凿时江北的扬子、六合两县也参与其中。其次是东渠运盐河，该河最大的问题是水量不足，容易淤塞。如嘉祐三年（1058）滞盐三百万，是因为“泰州海安、如皋县漕河”淤塞不通[3]。为了保证河道畅通，多有疏浚之举。如熙宁九年（1076），臣僚参奏发运使张颉，“在官二年，真、扬州运河干浅不治，及有旨令开浚，颉乃两奏河道虽浅，并力牵挽可行，若续得雨，更不须浚，至时未雨，即乞开修”。疏浚不及时，致使诸路缺盐[4]。是年五月，提举淮南常平等事王子京“开修运盐河，自泰州至如皋县共一百七十余里”[5]，才解决问题。最后是南渠，这条河道自扬州城南行三十里至扬子镇，贯穿瓜洲入江。天禧（1017—1021）年间开扬州古运河，绕城南接运渠，“役既成，而水注新河，与三堰平，漕船无阻，公私大便”[6]。在瓜洲，则新开凿了一条下口河道。政和四年（1114）两浙转运司建言，“纲运自北入瓜洲闸，并系空纲，镇江府江口放重纲出江之时，望瓜洲上口要入，往往被空纲迎头相碍。今瓜洲闸外自有河道，谓之下口，欲乞自今后北来空纲并于下口出江，使重纲于上口入闸，极为便利”，获准[7]。这一工程使“空纲”与“重纲”之船错位航行，不仅提高了舟船过闸的效率，而且减少了运河水的泄漏和损耗。

开河疏浚工程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漕粮的顺利转运，但也展现了淮东地区的发展困境。作为“转运型”区域，保漕是区域的第一要务，但问题是淮南运河并非优良的航道。南、北两口为自然河道，漕船行此多有倾覆之患，而中间的干线“高江、淮数丈，自江至淮，凡数百里，人力难浚”[8]。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持这条生命线，就需要耗费相当多的资源去弥补其缺陷。疏浚工程往往是随浚随塞，需要持续不断地投入资源。以洪泽运河为例，运河开成之后又多次疏浚，如发运使马仲甫奏“凿洪泽渠六十里”[9]，熙宁四年（1071）、元丰六年（1083）也都有疏浚洪泽运河之举[10]。若资源投入中断，便会导致漕船滞行。而开河工程所耗更是无法估量。如仁宗（1022—1063）年间“议者谓楚水多风波，请开盱眙河，自淮趣高邮”，时江浙荆淮发运使孙长卿指出：“地阻山回绕，役大难就。”然宋廷还是“事下都水，调工数百万”，最后的结果是“卒以不可成”，工程遂罢之[11]。

这些开河工程之所以失败，除了地形、水源等自然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淮东地区难以负担如此浩大的工程，孙长卿言盱眙河“役大难就”即为明证。以遇明河为例，崇宁（1102—1106）初年议开之时，廖刚作诗云：“百年功利要深思，力屈才殚悔恐迟。万斛行船今足矣，千寻凿石古无之。谋疑箕子陈洪范，放群周公豈我欺。安得使轺虚采纳，免将无益害三时。”[12]廖刚认为现有航道能够满足要求，无须再“千寻凿石”，劳民伤财。大运河是历代不断开挖的结果，宋王朝之所以能充分利用淮南运河，是继承了前代“遗产”。而这些未获成功的新线路则完全是“另起炉灶”，这就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而淮东地区难以负担。当然，人工运河也有开凿成功者，如沿淮的沙河、洪泽运河和龟山运河，但这些运河多是在北宋中前期国力尚盛时期开凿，且其分段接续的开凿方式，也表明即使是在国力强盛时期开凿也受到人力物力所限。而且开凿运河并非一劳永逸，后续的维护修缮同样要耗费相当多的资源。

北宋时期，淮南运河兴修水利工程的规模、次数和力度较之前代大大增加，这是因为此段河道并非优良的航道，而随着漕运量增加，其缺陷被进一步放大。为了弥补航道先天的不足，时人采取了疏浚和开河并举的工程措施，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使得区域资源过多地集中于护漕保运。资源过度集中于护漕保运这一职能无疑会影响淮东的区域发展进程，较为典型的就是沿线民众不仅不能利用运河之水进行灌溉，还需要负担繁重的开浚劳役。

五、余论

北宋定都汴京，南方财赋要经由江南运河、淮南运河及汴河运到首都。淮南运河虽然在大运河诸段之中最短，但在北宋漕运系统中却是至为关键的一环。然而此段运河的水情却相当复杂，表现为地势存在高差，河水易泄，河床淤积严重，部分河段易遭湖水浸漫，与自然河道交汇的运口水文环境变化剧烈等，常致漕运阻滞，故宋廷对其开凿、疏浚和维护尤为重视，由此在陂塘、闸澳、运堤、开河疏浚等工程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水利工程与淮东区域发展的互动关系因漕运活动的存在而呈现复杂的面向。一方面，水利工程的变化受到区域发展进程的影响。随着漕运量增加以及北方对于南方漕粮愈益依赖，淮南运河沿线地区对水资源利用的精密度要求更高，管控力度也更强，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修建各类水利工程。另一方面，水利工程本身也是区域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深刻地影响着淮东区域的发展。如修筑运堤工程加剧了堤坝东、西水系分离的趋势，各类开河疏浚工程细化了水网，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

在国家漕运活动中，淮东地区只是其中的一个区块，其局部利益自然要服从整体利益，这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该理解和同情在统一王朝之下的局部区域。马俊亚曾指出淮北地区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转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因为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了这一“局部利益”[1]。实际上，唐宋以降，随着漕运的兴起，沿线地区或多或少都作出一些“牺牲”，这些“牺牲”虽然只是掌权者为维护其统治而作出的一种无奈选择，但局部区域的价值和贡献也不应该被忽视。回到淮东地区，如果将国家的疆域理解为一块块功能各异的拼图，那么北宋时期淮东这一块拼图因漕运的兴起而逐渐凸显，其意义在于水运交通，更在于促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和维护国家的稳定。为了维护整体的稳定，淮东地区转变为“转运型”区域，区域内的水利工程也都围绕漕运在运作。在这一发展进程中，淮东地区也确实付出了一些“代价”，如水资源过度集中于航运进而影响民众生计和农业发展，庞大的开河疏浚工程加重了民众的劳役负担等，可见区域地位的提升与付出的“代价”是伴生的关系。

〔责任编辑：史拴拴〕

[1]北宋淮东地区主要包括楚、扬、真、泰、通五州以及高邮、天长诸军，淮南运河的主干线及主要支线运盐河流经这些地区。

[2]佐藤武敏「古代における江淮地方の水利開発—とくに陂を中心として—」、『人文研究』第13巻第7号、1962年；
「江淮地方の水利開発」、『歴史教育』第16巻第10期、1968年。

[3]高荣盛：《宋代江苏境内漕运工程考述》，《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1]张勇：《宋代淮南地区经济开发若干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2]袁慧：《江淮关系与淮扬运河水文动态研究（10—16世纪）》，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

[3]以水利工程为线索探讨淮东区域发展进程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淮南运河一线是当时整个淮南地区乃至全国水利工程最集中、数量最多、成绩最突出、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很多工程技术先出现于淮南运河，随后被推广到大运河全域；
二是冀朝鼎先生在阐述著名的“基本经济区”概念时，多以水利工程为对象，本文延续了这一研究路径（详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六，熙宁八年七月己巳，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523页。

[5]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044页。

[6]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七之一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618页。

[7]脱脱：《宋史》卷九七《河渠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4—2395頁。

[8]《宝祐惟扬志》“水利”条，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3页。

[9]刘昫：《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32页。

[10]刘攽：《彭城集》卷三五《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43页。

[1]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044页。

[2]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全宋笔记》第三编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3]脱脱：《宋史》卷三三一《马仲甫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47页。

[4]马端临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文献通考》卷二五《国用考二·漕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46页。

[5]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总论国朝盐策》，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95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雍熙元年二月壬午，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3—574页。

[2]官士刚：《宋代运河水闸的考古学观察》，《运河学研究》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12—131页。

[3]脱脱：《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0页。

[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195页。

[5][12]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8页，第6168页。

[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冬十月乙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24页。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天圣七年闰二月甲辰，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99页。

[8]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二《官政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1页。

[9]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697页。

[10]脱脱：《宋史》卷三一二《曾孝蕴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35页。

[11]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1]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2]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4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

[3]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七之一四、一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618页。

[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2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195页。

[5]脱脱：《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3页。

[6]郑连第：《唐宋船闸初探》，《水利学报》1981年第2期。

[7]《宝祐惟扬志》“水利”条，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93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四，天圣四年冬十月乙酉，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424页。

[1][3]脱脱：《宋史》卷二九九《李溥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39页，第9939页。

[2]曾巩撰，王瑞来校证：《隆平集校证》卷一九《武臣》，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53页。

[4]脱脱：《宋史》卷四二六《张纶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695页。

[5][7][8]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七之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613页，第9613页，第9613页。

[6]成寻著，王丽萍校点：《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9]脱脱：《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2页。

[10]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五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2—6173页。

[11]陈应芳：《敬止集》卷一《论漕河建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页。

[12][15]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535页，第7535页。

[13]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五《与王提举论水利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315页。

[14]脱脱：《宋史》卷四二六《吴遵路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00页。

[1]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五《与王提举论水利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5页。

[3]脱脱：《宋史》卷四二六《张纶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695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天圣三年七月庚辰，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84页。

[5]脱脱：《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7页。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八《地理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1页；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九《河南道五·泗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0页。

[7][8]脱脱：《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1—2382页，第2379页。

[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元丰七年三月乙卯，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261页。

[10]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七之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616页；
脱脱：《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2页。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三，天圣三年六月丙寅，中華书局1995年版，第2383页。

[2]周应合撰：《景定建康志》卷一九《山川志三》，《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597页。

[3]脱脱：《宋史》卷三〇〇《徐的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969页。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四，熙宁九年四月戊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02页。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熙宁九年五月辛巳，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36页。

[6][8]脱脱：《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0页，第2389页。

[7]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三之八、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969—6970页。

[9]脱脱：《宋史》卷三三一《马仲甫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47页。

[10]脱脱：《宋史》卷九六《河渠六》，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1页；
王应麟：《玉海》卷二二《地理·河渠》，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452页。

[11]脱脱：《宋史》卷三三一《孙长卿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642页。

[12]《全宋诗》第2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0页。

[1]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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