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及当代启益

李晓萌

（青岛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如何正确对待人与自然关系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为此提供了科学指导。解保军认为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阐明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问题[1]；
尹晶晶主张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提出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最终路径[2]；
郑海友分别从哲学伦理维度和实践维度深入研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发展走势[3]；
李桂丽立足民生视角探析绿色发展的理论渊源、深层原因以及实践路径等，认为生态环境已然影响民众生活各方面[4]。目前关于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及当代启益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与深化，部分学者虽从生命共同体视角研究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但仍缺乏对其系统梳理与时代运用分析。本文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为出发点、以二者的双向互动为主线，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5]重要论断为时代回应，合理展开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的双向建构以及纵向论述，有利于深化对自然基础性地位的认识，寻求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的契合，对于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以及费尔巴哈的“自然是感性直观存在物”等都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单向支配作用，不能把自然和人置于“对象性关系”中来看待，将人与自然割裂，忽视了自然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辩证地吸收了上述思想，认为实践是联结人与自然的重要纽带，突破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束缚，澄明了人与自然互证互成的共同体关系。

（一）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

自然先于人类存在，人类是在自然长期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人本身首先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以其物质富源成为哺育人类成长的摇篮，为人优化身体机能、发展社会生产以及丰富精神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原料。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6]

首先，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基本物料。“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6]，在与自然进行生命活动的简单交换过程中，人同其他一切存在物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换，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求，可以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7]。人直接或间接从自然中获取食物、燃料、衣着等以供肉体生存的自然产品，其中，肉类食物现成地含有人类新陈代谢必需的营养元素，对其的摄取不仅促进了猿脑向人脑更迅速更完善地发育，也大大增强了人的体力和独立性，加快了人的演化进程。

其次，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社会生产的原始资料。在人类社会早期，从自然界中获取生产的原始资料通常很难由个体独立完成，这决定了人由个体生存向群居生活过渡的必然，就此形成了家族宗亲式的群居生产。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由群居生产转向普遍的社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自然一方面为工人提供肉体生存数据，即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以自然为根本，在自然界中实现有机结合；
另一方面为工人提供实现自身劳动的场所，工人得以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离开自然，生产劳动就无从谈起，没有自然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最后，自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意识一开始便是人对自然的主观感受，人的精神生活也由此同自然界密不可分。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不可避免地将自然中的特定事物纳入意识范围，当作艺术加工的对象，如植物、动物、石头、阳光、空气等都可以作为被意识反映的客观存在，充当人精神的无机界，为人提供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对象。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自然不仅给予了人基本的生活资料，也促进了作为人重要特征的意识的产生，以及审视美、追求美、创造美能力的发展，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对生活资料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让人从“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大踏步跨进不同文明交互闪光的现代社会，推动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二）人的本质力量在“人化自然”中获得确证

“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7]，是与动物相区别的类存在物。作为类存在物，人从来不会对自然“听之任之”，而是通过对自然能动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造，确证自己的类本质——劳动实践。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将生命元素注入无机界，并把自然纳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打上人化的烙印。因而，自人类诞生以来，自然逐渐褪去了原始朦胧的面纱，不再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存在，变成了“人化自然”。

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确证。马克思考察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能动地开展实践活动的人，自然界是与人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自然界，因为那些抽象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6]。由此，马克思视域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是物质的、实践的，是以感性活动为基础的对象性实践的展开。第一，自然是人实践活动的对象。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是推动人类生产发展和精神提高的基质与材料，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占有自然，达成与自然的有机结合，使之服务于人的目的，从而创造出“为我所用”的多维财富。人把自然当作改造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界的形态，自然便成为实践基础上的、被人的本质力量中介了的人化存在，具有了人的属性。第二，人的实践活动会对自然产生不同影响。人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确证自身的存在，但是实践方式不同，产生的结果和影响也大相径庭。人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基础上改造自然，便能如愿以偿，自然也将在承受能力范围之内发生积极变化，为人类种的延续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反之，人为了满足肆意横流的物质欲望，忽视自然，对其进行盲目索取和破坏，将会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甚至遭受大自然疾风骤雨般的报复，严峻的生态危机就是“最佳印证”。

另一方面，人的本质力量在再生产自然界过程中获得确证。随着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及其程度的深入，特别是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需求大幅增加，致使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严重失衡。对此，马克思提出了“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总体要求。人与其他生命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和价值衡量自然资源，并以此为标准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因而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任务必然会落到人类肩上。同时，自然生态系统受损，如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势必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作为自然存在物，人为了自身“不至灭亡”，必须重视生态系统再建设，促使自然界回归良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人对自然界的再生产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种的尺度、美的规律来建造、美化自然。即便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也不尽完美，他曾提及，自然界“就其本身来说是有缺陷的存在物”[6]，人应当发挥美的灵性再生产无机界，创造出美的环境、美的社会和美的人，将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纳入人类生产范畴之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三）人与自然共同体在实践中双向建构

马克思立足实践考察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将实践看作二者辩证互动的桥梁。在沟通互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互相确证本质，并统一于人类历史之中，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

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在实践中获得发展。自然之于人，在时间上具有先在性，人类的诞生是自然演化的必然结果。自然作为人无机的身体，为人提供了生存环境及生活资料，促进了人类自身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6]，人类社会是客观物质世界发展的高级形态。自然的部分物质形态如谷物、水果等，通过农业实践作为食物进入人体循环，成为人的生命元素，变成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物质存在；
煤炭、金属等则通过开采实践作为工业原料转化为社会生产动力，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因此，人不论怎样发展总会保留一定的自然特性，不能成为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尤物”。抛开自然存在物这一层身份，人作为社会存在物在接受自然馈赠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自然，如人们在土壤条件较好的土地上开垦种植、发展农业，适当施用化肥来增加土壤肥力、喷洒农药清除害虫杂草，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然环境，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通过实践，自然从纯粹自然变成了人化自然，成为了人活动的对象。自然界的表面变化呈现出感性历史过程，透露出人类本质力量的作用，人也真正成为“人”，即“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6]。

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在矛盾解决过程中实现统一。人与人的关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促进了人的社会性进化。人的第一个活动是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产活动必然要以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为前提，在生产中缔结社会关系，人得以真正在自然层面被提升，在社会层面与动物相分离。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人与人的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社会的相互依赖到异化劳动造成的相互异化，人与自然关系也随着人主体性的不断膨胀由天然同一转向矛盾对立，引致严重的生态异化，诸如资源短缺、耕地锐减、森林覆灭等问题。但人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体，能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合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人的解放”当作主导力量、“劳动解放”当作重要手段、“社会解放”当作制度标识，有效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和谐统一。

马克思不仅在横向建构层面透视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在纵向发展层面对人与自然共同体演化发展作出深刻剖析，展现了二者由原始物质交换到资本主义时代尖锐对立，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走向和解的发展全过程，鲜明地昭示了人与自然共同体的未来价值取向。

（一）人与自然共同体的最初形态

自人类诞生起很长一段时间内，自然界“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8]，人们还未完全掌握与自然“深度交流”的技巧，只能与自然界进行浅层的能量与信息变换，依附于自然。彼时人与自然之间是带有原始意味的“天人同一”，在这种原始的物质交换关系中自然界占据显著位置。

1、原始物质交换以人对自然的依赖为特征

人在动物中分化出来的伊始，劳动工具及社会分工都尚未成形，人的唯一要务与目的就是生存。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环境中人类为了生存，只能顺应自然，依托自然原料自给自足，用刀耕火种获取简单的生活必需品。由于认知的局限，人与自然之间只能是客观上的“天人同一”，即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整体的内在统一。随着农业文明兴起、生产工具完善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生产力大幅提高，但是人类生活与农业生产资料绝大部分还是来源于自然并受制于自然，如动物的饲养与繁殖、农作物的种植与再加工、工具的制作与打造等等，还需遵循自然规律、动植物生长特性及其机理，是具有“狭隘性”的生产生活。因此，这个时期人类还处于野蛮状态，人和动物相比差别仅仅在于“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9]，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顺天而为”的特点，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逐渐走出狭小的世界，打破了“自然是人的上帝”的思想壁垒，开始意识到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和谐共生的伙伴关系。

2、原始物质交换以动态平衡的张力为尺度

第一，人与自然的原始物质交换是“生物型交换”。人类从自然界中攫取生产资料，经过简易加工、消费之后，在保留其绝大部分自然属性的状态下归还自然，作为自然界生态循环中的一个环节，因为“自然存在物并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可以重复循环使用的”[4]。这种交换停留在自然界内部的生物交换层面，在人与自然生态平衡的张力界阈中活动。第二，人与自然的原始物质交换是“小区域型交换”。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早期，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相对被动，加之灾害频发、粮食短缺等问题导致各个区域人口稀少、密度较小。自然系统承载力和恢复力较强，生态矛盾并不突出。同时，客观上生产力低下与交通不便、主观上思想封闭成为阻碍跨区域交往的枷锁，人们被禁锢在一隅之地，很难进行大范围商品流通及对外贸易服务。第三，人与自然的原始物质交换是“低需求型交换”。小农经济需求不足对生产也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低需求的社会环境无法促使人们进行跨国贸易，也就无法进行生态殖民等生态掠夺行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始状态给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的机会，得以维持系统内部的良性循环，保持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人与自然共同体的资本异化

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人越来越强调自身主体性，将自然界仅当作创造剩余价值以及实现财富积累的工具，使其沦为资本的附属。马克思揭露资本逻辑下的资本增殖及其时空布局，从根源上指出了造成人与自然异化的原因——资本逻辑，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性、反生态性的异化本质。

1、资本增殖加速了人与自然生态空间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资本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增殖”，“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10]。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创生而成，它从属于资本，各个角落都充斥着铜钱的腐臭气息。资本的增殖依赖于高度物化的生产，生产又依赖于一定的自然生态空间。由此，资本无限增殖下去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生态空间的萎缩。第一，资本增殖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造成“自然生态空间”异化。资本家为满足盲目的欲求，全然不顾自然承载范围，秉持“利益至上”与效用原则开采和滥用自然资源，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致使生态问题频发，人与自然关系日渐复杂。第二，资本增殖以剥夺工人环境权利为手段，造成“人的生态空间”异化。资本以压缩工人的环境权利为乐趣，“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最有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6]，借此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生活中，工人长期处于狭窄、阴暗、潮湿、恶臭的环境中，不仅如此，生产环境中更是弥漫着粉尘烟气，生存和生产的糟糕环境甚至不能被视作单纯的容身之处，他们一边生产财富，一边编织自身的困境，身体与心灵的贫困日益加剧。自然与人生态空间的双重异化也逐渐演化为人对自然界的丧失。

2、资本的空间集聚扰乱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

资本总是向高利润地区集聚，在资本转移过程中出现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壁垒，还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别。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助推了城市的繁荣，人们为了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开始大量向城市集中，导致城乡之间的分离，农村包括农村的资源无条件地从属于城市，对此马克思直言：“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11]。城市在享受人力与物质资源带来发展成果的同时，快节奏的生活、密集的人口直接导致人与自然之间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等。此外，城市资本急速运转造成“生产-消费-排放”的自然消耗加快，“掠夺性生产”超脱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周期性恢复能力，大量被消耗掉的自然资源无法通过其他有效的、弥补性的方式回归到自然中去，人与自然的物质循环和转化就此断裂。新陈代谢的断裂不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更随着资本的扩张逐渐向全球蔓延，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领土、资源和生态的掠夺与殖民，断裂已然成为全球性难题。

（三）人与自然共同体的未来指向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不可调和，无法真正解决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只有废除与自然对立的制度化因素，建立共产主义，人与自然才能真正走向和解。共产主义社会消除了人同自身、同自然的异化，人得以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向人自身、感性自然复归，因而，“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6]。

1、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实现人向本身自然的复归

马克思将人的本能欲求、生命体征看作人本身的自然，指出人的身体是人进行社会交往、相互联系的物质承担者。马克思恩格斯擘画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物质资料极大丰富、人们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极大提高的社会。人从私利欲望、异化劳动的消亡中重获新生，劳动不再是生存的必要，而成为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能够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从事的劳动种类，灵活分配劳动时间，摆脱了机器大工业对身体的高强度压榨，为恢复自身自然力提供了良好机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追求身体健康与精神崇高，一改资本束缚下的奴隶形象，通达人性本真自然状态的境界。共产主义“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1]，彻底摒弃私有制和私有财产，将资本家在工人身上剥夺的资源、践踏的尊严以及禁锢的自由平等地归还给每一个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不论是个人权利层面还是全人类解放层面，共产主义都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2、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实现人与感性自然界的和解

人与自然密不可分，不能脱离自然独善其身，而应通过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在实现人的自由自觉基础上解放自然，重构二者之间的良性物质循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将按其自身规律正常运行，在构建人与自然共同体中表现为脑力与体力的健康发展。除此之外，人与人的和谐亦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存在财富积聚导致的利益矛盾，也不存在资本家私自占有社会财产的现象，人们不再狂热追求资本的盲目增殖，对自然界大肆进行掠夺与破坏，而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对自然资源按需索取、计划分配，真正由资本层面向自然层面复归。可见，马克思畅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7]，即他设想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的创新性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党中央立足国内“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国际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大局，整体规划、多措并举。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使马克思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生机。

（一）丰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

马克思以锐利的眼光看到了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二者和谐统一的美好图景。他指出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产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受到自然的制约，明确了自然的前提性地位，勾勒了人的自然属性，强调人类必须遵循自然界内部发展进化的客观规律；
同时阐明了人与自然之间实践关系是第一位的，人通过实践活动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使自然界成为人化自然，彰显了人的生命本质，对人改造自然的本质力量做出了肯定的回应。概而言之，马克思基于传统哲学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承认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确证了二者的共同体关系，为缓解当代生态危机提供了有益借鉴。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人与自然共同体思想作为突破生态治理瓶颈的有力理论武器，也在承扬其基础上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人与自然共生共荣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之维。习近平从唯物辩证法角度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思考，强调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5]。“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思想中蕴含的相辅相成、相互联系思想从整体上进一步阐释了“人与自然共同体”的正确含义，明确了自然作为人类生活物质提供者的基础地位，树立了良好发展建立在良好生态上的科学认知，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然维度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人与自然在共产主义社会向和谐复归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之维。习近平立足唯物史观，充分总结生态环境状况与人类文明更替的经验与关系，得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科学论断，看到了二者间互促互成的深层关联。同时，党中央也看到了要想走向共产主义，生态文明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提出优美的自然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并将其作为内生动力促进物质资料的极大富足与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实现人与自然美美与共，明确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旨归。

（二）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马克思审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批判了以暴力掠夺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对其引发的生态危机作了详细阐述。他关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利润至上生产方式的弊端，也为当代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明确了实践方向。中国早些年采用的粗放型、非低碳化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人与自然关系僵化的尴尬。经济发展要让人民享受到发展的成果，但是发展是有条件的，任何社会制度的发展都不能无视“自然的界限”和“增长的极限”。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基于此，我国要建设美丽中国，就必须引领绿色驱动，寻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点，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习近平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的科学论断，将“绿水青山”优美生态环境与“金山银山”经济高质量增长紧密结合，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交汇点，明晰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荣辱与共、并行不悖的统一体，将保护环境提高到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倡导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的经济增长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提出更高要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5]。此外，中央和地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行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及持续性，完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扎实推进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垃圾分类等环保工程，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状况，提出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长远目标。新时代我国致力于改善人与自然关系，成就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全方位的协调发展，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3]。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对资本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驳，强调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极端重要性。虽然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避免，但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企图控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掌控主流话语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目标锁定在生产力水平偏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无所顾忌的生态掠夺与生态殖民，当被“殖民”国家沉浸在获利的欢愉中时，一场潜在的更为巨大的生态危机也在悄然酝酿。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深受生态殖民的迫害，迫切希望改变国际环境非正义的局面。面对国际生态体系的不平衡、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我国秉承“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理念，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肩负起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责任，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树立起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人类不仅享有同样的发展机遇，也面临同样严峻的生态问题，在生态方面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这也为当今世界提出了不容忽视的疑问：各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应如何更全面、更积极地参与生态治理的全球化，共同治理生态问题，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人-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进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各国以史为鉴、以实为镜，商议制定有效应对生态难题的解决方案，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相应主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达到优质生态建设成果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享有的目标。然而，要想达到这种境界，实现世界更低碳、更公平、更安全、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任重道远，需同各国人民一道走，铸就国际视野、洞悉全球生态形势走向，为弱势国家发声，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有力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生态安全，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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