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

郇庆治,苗旭琳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的政治主题与战略目标要求[1]1。而在此后所做的阐释性说明中[2],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把这些理论要点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六观”及其伟大实践,即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这些立意深远、意涵丰富的重要论述,具体到生态文明建设议题领域,其意义就在于擘画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统领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而这同时也就提出或凸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深入的学理性阐释与研究的理论要求。基于此,笔者将在政治哲学理路下集中讨论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三个主要理论维度。

毫无疑问,确定和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第一个理论维度是更高位阶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3],尤其是这一话语体系与语境下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理论意涵,笔者在他文中已经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或辨析[4],在此只做一个概要性说明,旨在表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其实就是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理论意涵的阐释。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认知的双重视角。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这一概念界定或认识的“事实”与“规范”层面。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状态或构型的渐趋改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构成了我们今天在一个更高水平上讨论这一问题的基础。换言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尤其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或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现实或突出表征,这是必须要看到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更多是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也就是在规范意义上的或有待现实实现的。客观地说,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确立的许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理念与制度政策尚未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而面向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深刻绿色转型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要求,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制度政策还有许多需要不断改进完善的地方。总之,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都要更多地强调它的现实反思与未来规约功能,而不能过分突出它的事实陈述或证实质性。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五重意涵。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自觉地从现代化理论整体而不是仅仅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认知的层面,来看待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理论意涵。尤其是,笔者认为,这种“大生态观”其实也就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或者说是一种更宏观与宽泛意义上的生态世界观方法论[5]。换言之,正是由于这种“大生态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成为生态的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而且能够成为中国式的或世界的。

具体来说,广义的生态世界观,可以理解为生态学科学知识以及生态思维在世界观层面上的映现、拓展与统摄。“中国式现代化”所基于或蕴含的生态世界观,正是这样一个发生中的世界性认知变革进程的结果和呈现,而这一生态世界观的明确表达或精髓要义,就是“三个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体论核心理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哲学伦理观念态度。当代生态价值观的宗旨要义,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对于人类社会(文明)存在及其发展的多维度价值(功用)的再次彰显或重新确认。“中国式现代化”所依托或蕴含的生态价值观,是当今世界广泛萌生成长中的这种新型生态价值认知态度的中国化版本,而这种生态价值观的最具权威性表述形式,就是意涵丰富并且充满辩证精神的“两(座)山论”。生态历史观的核心是将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因素考量纳入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察与思考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所秉持或蕴含的生态历史观,与上述这种进展中的世界性历史观变革有着天然的一致或“耦合”,而这种生态历史观的深层意涵和最清晰表述,是既有浓郁历史韵味、又有强烈时代气息的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广义上的生态文明观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对于文明与生态之间相互关系的更深刻认知。“中国式现代化”所主张或蕴含的生态文明观,是这种正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得到传播、认同并付诸实践的新文明观的最主要倡导者、引领者和贡献者。而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作为系统性学术话语体系、作为执政党及其领导政府全面主导之下的制度与政策创新实践,无疑首先(主要)是发生在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生态民主的本意是环境(生态)政治学术语,是聚焦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的政治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政治民主体制的生态化转型或重构。“中国式现代化”所信奉或蕴含的生态民主观,与这种世界性主潮相一致,而且在许多方面做了重要的补充、丰富与拓展。而这种生态民主观的核心意涵和最明确表述形式,就是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4]。

如上所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的独特之处,至少包括如下两点:第一,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历史性融汇,而这几乎注定了它与众不同的理论特点和实践特质,并终将产生出特定的历史性结果——“生态文明建设”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其最具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尽管我们在向整个世界阐明这两个概念时都会遇到一些传播技巧上的困难。第二,它深深扎根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后发性”现代化实践。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感知一样,现代化既不是一个已然趋近结束甚或没落的历史发展进程,也不是一个已经盖棺论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话语。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所体现或彰显的正是这样一种绿色选择或可能性,即以一种尽可能和谐共生或社会生态公正的方式构建人与自然的现代经济社会关系[6]。

也正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性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注入了全新的“绿色内核”。简言之,第一,它提供了超越“生态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二元对立的、“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选择;第二,它提供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诉诸“后现代”或“去现代化”的方法论革新;第三,它提供了摆脱“欧美中心论”地域偏见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倡议[4]。当然,这一“绿色内核”的开花结果并最终发挥其外溢辐射效应,还取决于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如党的全面领导的持续推动、国内外有利环境因素的稳定保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选择等。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不断丰富完善的视角来说,生态(绿色)现代化或现代化的生态维度都是其中一个重要性日渐凸显的领域层面,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提出,则构成了这一认知与实践进程中的标志性高点。因而,确定和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第二个理论维度,是作为其话语语境与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7]。也就是说,坚持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的重要显现,也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这一理论及其实践的质性特征。

至少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话语的绿色维度的理论阐释和政策创制及其贯彻落实,就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所主动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因而可以说,改革开放迄今的45年,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政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话语与政策不断走向绿化的过程。从邓小平的保护环境基本国策思想、江泽民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胡锦涛的建设“两型社会”思想,再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论架构上渐趋系统化、环境主义甚或生态主义意涵日益鲜明的绿色现代化观,而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视域和语境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则是这一观点的最简明概述[8-10]。

由此可以理解,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进一步深化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而科学的体系意涵,也系统阐述了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出表征在内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

对于前者,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已概括了这一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1]17。具体而言,这“十个明确”包括: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制度最大优势、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总任务;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明确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十四个坚持”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十三个方面成就”包括: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上;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在经济建设上;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上;在政治建设上;在全面依法治国上;在文化建设上;在社会建设上;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在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上;在外交工作上[11]24-25,27-61,[12]。由此可见,尽管其具体的体系化概括形式还将会不断构建完善,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理论体系的构架已经确立。

对于后者,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总目标,系统阐述了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核心内容的整体、全面、协调推进战略,还勾勒规划了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两步走”阶段安排[1]24-25。需要强调的是,在目标层面上,美丽中国以及清洁美丽世界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明确要求和主体内容,这是我国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之后的更高理想追求,当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境界的重要标志;在战略层面上,无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凸显的都是党和政府认知与驾驭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效将会同时带来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领域在内的治国理政整体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而这当然也意味着或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政策体系的坚持完善;在阶段性推进层面上,借助于五年规划、远景目标构想和“两步走”等不同时间尺度的目标细化、战略安排与任务分解,既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与战略的整体连贯性,也保证了这一需要数代人赓续努力的团结奋斗进程的连续性,而美丽中国建设的渐次推进与实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这一伟大而艰巨历史进程的生动体现。

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内在统一和相互促进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充分理解或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理论质性和文明革新意蕴或意义[6]。

就前者而言,的确,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最先感受到了工业环境污染对公众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例如,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的污水横流现象和20世纪中叶发生的严重污染事件。随后,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纷纷引入各种经济技术与行政法律措施来治理和抑制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将大量的污染性公司或产业转移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所谓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生态环境质量较大幅度改善而公众生活水平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准的局面,并因而激发了关于可持续发展或生态现代化的政策与学术讨论——尽管在全球层面上,无论是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是就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生态系统来说,自然生态是更加危机深重而不是变得可持续了。

不仅如此,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并非只有“绿色资本主义”或“环境自由主义”的“浅绿”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深绿”“红绿”“浅绿”三维谱系之下的绿色社会政治与文化理论——例如,哲学伦理上相当激进的“深生态学”或“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或初听起来颇为极端的“大转型”“人类世”“大加速”“星球边界”理论以及更加多姿多彩的各种样态的后(反)现代性的生态政治哲学,如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和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新帝国”理论[13]。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也已发展成为较为系统完整的学术理论流派,不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解读诠释,还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它们都有着相当程度的准确性和精到之处。

然而,上述这些绿色理论与当代中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话语(绿色发展话语、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其灵魂和主线的现代化思维、理论和方案,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面领导之下的现实性大众社会政治动员或实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全面的和无处不在的,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参与和民主监督也是全过程的和主动积极的。我们不能说,这种更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动员方式没有任何不足或缺点,但与简单化、形式化的投票民主或社会抗争相比,其进步性、优越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就后者来说,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实践进路与历史结果的关系,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文明形态进程与成果呈现(凝聚),而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又可以划分为它的理念原则、愿景构想和战略举措三个层面[5]。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和如何会导向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呢?这是由于,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拥有它的新文明思想核心或“灵魂”,也就是它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拥有它的关于人类文明未来的日渐清晰而进步的愿景想象,也就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持久和平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世界。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同时立足于清醒的历史与文明自觉和高度的价值与世界认知,而这也是我们的理论与文化自信之所在。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有着它独特的引领推进制度框架和政治领导力量,即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的基本确立与不断完善和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坚强与正确领导,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诸多表征中的首要特征,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顺利推进的前提保证,而这也是我们的政治与道路自信之所在。

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或指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标志着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目标愿景的新想象构想,也代表着对于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新道路与实践模式的倡导和弘扬。人类文明发展成果将不再仅仅用经济甚或军事“实力”尺度来衡量,而是同时以发展均衡、社会公正、文化包容、生态和谐等为表征,因而将根本不同或超越于如今仍自居普世性的欧美主导的“现代文明”;相应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不再建基于各种无谓甚至扭曲的全方位过度竞争,而是积极倡导、鼓励和促动世界各国或区域间的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因而将会呈现为一个更加和平、合作、和谐的新文明秩序或格局。当然,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的文明发展将是更加开放、包容和世界性的,而绝不会选择或走向逆潮流而动的保守、排斥和内卷。

这样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趋向的生态意涵或文明革新意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直接性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将会实质性推动国际乃至全球层面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合作,也就是努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而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将会提供解决困扰着当今世界的人类文明永续发展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目标代表了现代文明发展革新所必须的绿色共识,但它得以提出和贯彻落实的制度框架与话语政策体系却是受制于一个严重失衡和分裂的世界,而这也就注定了这一初看起来的世界性应对战略的有限成效。相形之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这一共识性理念目标的承继高扬,同时又包含着来自当代中国经验与创新的时代力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在这场百年未遇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文明之变中,我们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了时代前沿,即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思考应对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挑战,并致力于创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明”或“地球文明”。

如果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阐述与结构安排的最突出特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维度的贯彻始终,那么,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可以理解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意涵展现或鲜活运用。因而,确定和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第三个理论维度,是作为其精神灵魂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它的世界观方法论[14]。具体地说,立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高度就不难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意味着新的认知态度、践行实践和战略举措及任务总要求。甚至可以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域下另一种形式的阐述或表达。

1.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愿景构想

应该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追求特点及其战略的理论思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在不懈探索的重大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建设现代化国家构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理论,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蓝图,都是这方面的标志性理论成果并发挥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引领动员作用[15]。但总的来说,这些认识还受制于我们相对较低水平和程度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状况,尤其表现为对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从理论到实践的辩证分析与反思性不够。因而,正是实施改革开放所奠定的国家现代化发展不可逆转进程与巨大成就,使得我们可以逐步做到“平视”欧美国家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成果、模式并批判性地思考其内在局限性,也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现代化发展自身条件及其目标路径上的具体特点。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才可以做到清楚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所概括强调的包含五大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22-23,[16],以及由此将会带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意义上的巨大贡献。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对党和政府长期以来持续努力认识与解决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问题或广义上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总结提升,也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推进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核心理念原则与实践规范要求,并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思维与能力上的现代化提升[6]。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概括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11]52。党的二十大报告则强调指出,新时代十年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1]6。总之,建基于不断促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愿景目标要求,即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也是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性内容和突出表征。

2.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谋划发展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世界观方法论要求

正如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所阐述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有关论述所表明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实践[17],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新时代绿色政治意识形态和生态环境治国理政方略,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形态。因而,健康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是掌握运用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而这一世界观方法论的要义精髓则是它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核心立场观点与实践原则。这方面最具权威性的,除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所强调的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和做好“六个必须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是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2018年和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阐述的“六项原则”和“五大关系”,即“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18-19]。概括地说,这些认知与实践原则(辩证法则)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世界观方法论要点。

第一,信奉恪守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理念的生态自然观、世界观与文明观。一方面,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或地球生态共同体,这些生态自然观、世界观与文明观所彰显或强调的都是一种自然生态整体价值意义上的新型自然观,即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以及社会文明性存在对于大自然的存续依从性或本体依赖性,因而是不能简单地用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可以完全概括的;另一方面,建基于这种生态自然观的世界观、文明观也相应是在全新理论视野之下的,其中一个重要认知就是人类社会活动或文明创造必须尊重、顺应、契合自然生态系统的许多前提性或极限性要求——不能悖逆或越过那些天花板似的自然生态安全边界,而这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或基本命题所包含着的深刻意涵。

第二,笃信践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哲学伦理观念。一方面,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哲学伦理观念,是上述三个“共同体”价值认知的合逻辑推论和必然性要求,如果说,过往我们更多的是从道德水准高低的意义上解读这组概念的理论意涵及其践行要求,那么,如今我们需要在更加强调它们作为对新时代公民或“人类世”地球公民素质要求的意义上来加以诠释。例如,对于无处不在或无孔不入的当代消费宣传,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绿色消费者,同时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合理必要原则)和地球生态安全(底线边界原则)负责。另一方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党和政府不仅要考虑如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要更多地思考如何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现实实践,以更高的精神文明自觉和生态文明素质心态来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无论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还是美丽中国建设,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益者、参与者、行动者,都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事外。

第三,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可以说,踏上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我们所发生的一个重大方位视角变化就是必须(可以)做到自觉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更加自觉地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包含的新理念新论断新战略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这一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新境界[20-22]。必须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特征的重要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巩固确立及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幅度提升。这意味着,我们不仅拥有日益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有着越来越充分的社会制度条件与大众文化来追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或绿色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水平或程度上达到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和共生。

3.协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

在实践层面上,践行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尤为重要的是把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物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生态文明建设新战略部署及任务总要求之中[1]50-52,不断促进实现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第一,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理,加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这里所强调的是,必须做到把山水林田湖草沙等所有生态系统构成要素的保持与修复和各种形式环境污染的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治理,真正当作一个系统性整体来理解与对待,从而彻底告别过去那种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战略与政策及其贯彻实施,也就是尽快实现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而,始于特殊污染类型防治和特定生态系统元素保护的生态环境公共政策,将会超越其原初的范围和意义而成为贯穿于整个公共政策体系乃至全社会的自我约束性考量。

第二,统筹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系统保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里所强调的是,必须做到现代经济绿色化转型和生态环境严格保护治理、国内和国际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一体化行动与建设性互动。事实已经证明,经济生态化(“生态现代化”)和生态经济化(“绿色发展”),都是实现我国现代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重要现实路径,不可偏于其一,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政策与战略及其贯彻实施的国内转化,对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环境治理合作和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都十分重要。因而,始于某种意义邻避或自保性质的生态环境保护,将日益成为一种依赖或展现区域与文化团结的政策议题,因为十分清楚,我们都很难独自保护好自己的后院。

第三,协同推进降低碳排放、减少污染总量、扩大绿地面积、促进经济增长。这里所强调的是,必须做到城乡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修复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统筹考虑与推进。实际上,无论是降碳减污还是城乡绿地面积扩大,都不是与经济健康增长相矛盾或对立的,在以绿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新发展阶段,三者之间完全可以呈现为一个相互促动的良性发展过程或状态。因而,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对立意象或隐喻,已经无法扮演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社会政治动员角色,更受欢迎的将是那些从生态文明经济业态到绿色生活实践的创新探索。

第四,整体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这里所强调的是,必须做到自然生态保护治理、自然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间的整体考虑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切实推进和实现,既取决于上述三个方面的不断取得进展,也体现为在这三个方面上的持续协同努力。必须明确,既然是搞现代化建设,那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也会带来一些生态系统外观上可观察的改变,因而其关键是要让绿色低碳循环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紧箍咒”或“镇流器”,成为整个社会制度框架和全社会成员主体的自我约束与意识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生态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在笔者看来,因其内在关联性和重要性构成了我们深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所基于的三个主要理论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可以凸显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大(宏观)生态观”特征,要求从社会(文明)整体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绿化或重构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合生态”或“生态化”的标准不断提高的目标性追求与社会大众性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方面或维度,因而基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和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或文明新形态创造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阐释,则可以同时提供理论上认识和实践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丰富政治想象空间和规约动力。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三个术语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多是在一种相对狭义的话语意指意义上来使用的,目的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做更具体深入的学理性分析,而就其宽泛意义而言,这三者尤其是它们的生态维度或意涵又是彼此融通甚至是合为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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