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意蕴

胡 妍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文明的见证，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时代做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非遗，从留住文化之根、固住传统之本的初心出发，对非遗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1]45，“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2]。这些系统全面的重要论述为破解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困境，引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科学认识非遗价值、创新非遗传承路径，开辟我国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新局面，推动中华文化自信自强，更有力地坚持好“两个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理论引领和实践导向。

习近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重要论述的生成有其理论、历史和现实的逻辑必然性，它源于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学说，继承于党的百年非遗保护经验，立足于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的现实需要。

（一）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未对“非遗”“文化遗产”作出直接论述，但是他们对民间文艺的浓厚热情和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已经蕴含了今天“非遗”和“文化遗产”概念的相关内容。首先，指明非遗的特点，即非遗具有历史珍贵性和价值继承性。恩格斯曾评价爱尔兰歌手为“奴役的但没有被征服”的爱尔兰人民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们的歌曲”[3]，从而指出非遗价值的继承性，强调即使在新情况下民歌的价值“也丝毫没有过时”[4]。其次，阐明非遗传承缘由，即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历史连续性。“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5]这里的“利用”同样包括对文化遗产的利用，非遗是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对其不能简单地否定、抛弃，而要发挥它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作用。列宁在同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争论中首次明确提出“文化遗产”概念，并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就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等原有的文化成果，并对原有成果进行加工和再创造，列宁关于文化“继承创造”的思想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指明了方向。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民间文艺、历史继承、文化遗产等方面的思辨，为今天树立科学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重视非遗、保护非遗提供了哲学依据，成为习近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理论根基。

（二）历史之维：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经验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推动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战略。毛泽东极其重视中国的文化遗产，他早在1938年就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6]。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方式上，他更是明确提出了“古今中外法”的著名论断，强调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做到“古为今用”“贯通中西”。此外，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透过具体的物质形态看到了背后包含的非遗技艺和经济价值，指出“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一万年也不要搞掉”[7]。1981 年，邓小平提出“敦煌文物天下闻名”“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8]，引起了党和国家对于敦煌文物的关怀和支持，打破了旧时“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在国外”的困难境地，为敦煌日后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强调“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9]，推动建立起非遗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协调解决了当时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胡锦涛于2011 年2 月25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命令，使非遗保护从此迈入法制轨道。党在百年奋斗历史中探索出的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成就，成为习近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历史依据。

（三）现实之基：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要求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1]20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面临空前挑战，非遗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国自2001年昆曲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高度重视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进入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中存在着许多新的问题与难点。首先，非遗传承环境遭到严重冲击。中国多数非遗项目分布在乡村，其孕育、传承和保护离不开浓厚乡土气息的民居，而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快节奏、智能化的现代生活方式改变了许多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使大量非遗项目丧失了传承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其次，商业开发与保护传承之间的矛盾加剧。非遗具有经济价值，合理开发非遗的商业属性本是非遗传承的重要路径。但有些地区过于急功近利，过度开发甚至人为改造非遗项目，不仅没有促进非遗的创新发展，反而降低了传承的有效性。最后，部分非遗技艺传承后继无人。人才是第一资源，传承人是关系到非遗能否存在、发展的核心要素。新时代网络、科技迅猛发展，新一代年轻人或被高新技术行业所吸引，或选择学习时间短、收入快的行业。而技艺型非遗学习时间长、回报慢，加之社会宣传不足，导致从事技艺型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日益减少。面对以上问题，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推动非遗进入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新时代破解非遗保护传承困境的时代要求成为习近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现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10]的战略高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深刻阐发了非遗的内涵意蕴、功能作用及对其保护传承的方法路径。

（一）内涵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历史是根，文化是脉，而文化遗产是络。习近平在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中指出，“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11]。这是习近平对非遗基本性质作出的精准定位，即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承载着历史文化传统，又与群众紧密联系的一种不可替代、不可再生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是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经过中华文明演化、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征与风貌的文化，想要源远流长，其传承需要有特定的文化载体。非遗是各族人民在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创造的宝贵遗产，它不仅是有效的传统文化载体，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原型依据与建设素材。新时代想要守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国家和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12]，就离不开人们对非遗的正确理解和保护传承。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非遗与文物、典籍、城市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其传承流变不仅代表着继承旧的文化成果，更彰显着特定地域条件下不同文化主体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这种主体的现代人与客体非遗之间无声的交流，逐渐凝结在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之中，使得古今得以“息息相通”。同时，正是由于非遗的特殊实践属性和活态属性，造成了其高度的稀缺性以及保护传承的困难性与紧迫性。

（二）价值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13]当前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类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新时代我国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内在地包含着人民对于精神文化产品的品种、层次、品质等方面更高水平的需求，但当前我国能满足人民情感价值、引起群众共鸣的文化产品不多，有脱离群众、脱离传统、脱离现实的倾向。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富足既是全面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维度，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特征。非遗的本质是文化瑰宝，必须承担起新形势下“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14]的使命任务。近年来，我国不断助力非遗破圈出彩，以时代精神和当代审美合理开发民间文学、传统技艺、传统音乐、民俗活动等非遗新形式，致力于加强非遗品牌建设，深度挖掘其背后包含的中华历史、中国故事与中国精神，打造了一批具有民族特点、民族风格的文化产品与价值符号，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融入现代文创产业、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人民品质化、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滋养更多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并不是孤芳自赏的文化活动，而是推动总体性共同富裕、完成国家建设总任务、实现民族复兴的有机组成部分，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不断发挥非遗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方面的重要价值。

（三）功能论：坚定中华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15]。一方面，非遗是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软实力。文化竞争力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遗的数量、保护程度与世界传播程度是衡量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我国有丰富的非遗资源，截至2022 年12 月，我国共有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单，居世界第一[16]。中华戏曲、中华医药、中华武术、中国节日等非遗代表性项目走出国门，得到了世界民众的认可和赞美，成为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的国家战略基础，为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扩大中国影响力提供了有力的载体。另一方面，非遗是文化认同、民族团结的纽带。习近平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17]非遗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标识，人们通过对中国习俗、节日、技艺、文艺等非遗的理解认同，才能够正确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从而“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6]，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不断冲击，防范侵蚀文化认同的潜在危机，在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下增强民族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四）路径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对非遗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要求一以贯之，强调必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到在发展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首先，要立足“保护好”非遗，守住中华文化之根。第一，保护非遗传承项目是基础。2006年到2021年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构成了四个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名录体系[18]，使得非遗保护有本可立、有源可溯。在此基础上，推进非遗保护制度化、法制化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为核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等部委规章为补充、以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为配套的非遗法律法规体系，为保护非遗传承项目架起制度法律的高压线。第二，保护非遗传承人才是中心。2013年习近平特别谈道：“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19]厚植人才沃土，传承才能后继有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形成以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人为引领，地市级、县级传承人为骨干，一般传承人为基础，梯次合理的非遗传承人队伍。从2015年开始实施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训计划，现已开展1100 余期，培训非遗传承人10万人次，不断提升传承人技术技能的广度与深度。第三，保护非遗传承环境是内在要求。“潮州文化”“黄河文化”“绥德文化”验证了非遗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因此非遗保护必须遵从整体性原则，处理好非遗、环境、人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已设立了23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各省市不断加强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力度，保护好、建设好非遗产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其次，坚持“传承好”非遗，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习近平指出：“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0]一个“活”字既涵盖了非遗自身的特殊属性，也指明了非遗传承的路径要求。第一，将非遗文化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推动非遗文化进书本、进课堂、进学校，发挥教育与文化传承的交互作用。既开设相关教学课程，严格把控教学内容，又引导学生切实参与非遗实践，实现非遗与学校、学生的良性互动，做到“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完整交给后人”[21]。第二，用数字技术赋能非遗活态传承，打造繁荣的数字非遗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开辟非遗活态传承新模式。近年来，从国家文旅部推出的“云游非遗·影像展”“非遗购物节”等活动，到数字化助力国家级非遗馆落地建设等都充分展现了数字化技术应用在为非遗“活态传承”塑造的新路径、新方法、新形式上的巨大优势。

最后，实现“利用好”非遗，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中国许多非遗项目都坐落在乡村，把握这一优势，开发利用好非遗资源，就能为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打下良好的基础。习近平强调，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而且要“铸魂”。非遗是文化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加快乡村振兴“铸魂”领域大有作为。第一，非遗能为乡村振兴凝魂聚气。非遗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它具有文化认同的载体功能，这一功能能够提升乡村振兴主体的凝聚力与主动性，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利的主体依托和精神动力。第二，非遗能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柱。文旅融合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非遗利用的有效途径，要“使旅游成为宣传灿烂文明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窗口”[22]。

习近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论述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一论述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学说的守正创新，同时也是发掘我国经济发展潜在动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行动指南。

（一）激发“生命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学说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文化遗产的起源、性质、作用以及态度等方面作了充分阐述。文化遗产是历史传承的宝贵财富，是传统与现实的桥梁，是民族发展的根基，对待文化遗产要“保存遗产”，但“不等于局限于遗产”[23]，而是要吸收其精华，改造其糟粕。习近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学说的守正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于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上，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传承与创新并举。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时指出要“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24]。文化保护是文化发展的前提，文化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习近平反对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将两者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意识”“不断开拓保护与发展‘双赢’的新路子”[25]，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二是在于文化遗产传承路径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文化遗产传承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方式，而习近平则强调文化遗产传承关键在一个“活”字。非遗传承不仅在于传承其技术技艺，更要看到背后的思想内涵和中国故事，“活态传承”就是要让这部分优秀的传统文化活起来、动起来，以多种方法激活蕴藏的文化基因，以服务于当下时代的发展。习近平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论述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战略要求，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确新时代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方向指引。

（二）激活“发展力”，转化非遗“厚家底”为发展“新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16]。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发展、经济进步，多地以习近平关于非遗重要论述为引领，依托非遗资源，打造非遗产业，为群众脱贫增收拓宽门路。截至目前，我国共有100 多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它们以地域、民族等特点为基础，在对核心技艺进行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上，对非遗艺术衍生产品进行持续开发，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它们通过创新“非遗+”模式，打造乡村文化产业新形态，利用“非遗+电商”“非遗+带货”等形式，帮助村民在家中就业，增加收入。当前，我国已设立覆盖398 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非遗工坊1100多家，构建起来的特色乡村文化产业振兴模式，在促进居民收入增加和刺激就业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新时代要深入挖掘中国非遗的“厚家底”，用精神气、人情味、创造力去哺育今天的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三）释放“文化力”，努力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10]。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非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着力赓续中华文脉”[16]、实现民族复兴层面承担着重要的使命作用。一方面，非遗厚植文明发展根基。非遗不仅是民族恢宏历史的见证者，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更融入民族文化基因之中，它代表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更是民族文化本位教育的有效途径，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人文根基和深厚沃土。另一方面，非遗蕴藏中华文明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树立当代良好中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26]，非遗中包含的家国情怀、担当意识、价值理念、创新精神，既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资源，也为探明中华文明历史渊源、发展历程，建立起具备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体系提供学理支持和文化滋养。站稳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明基因，讲好中华文明故事，推动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27]，努力构建起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非遗“黑土地”和“资源库”作用的发挥。

（四）扩大“影响力”，塑造非遗成为中国形象的“明信片”

“亚洲是人类文明重要发祥地，孕育并保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2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高度重视我国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16]。一方面，对话渠道日益拓宽，“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1]45。我国共有43个世界非遗名录，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了“中国色彩”。2022年由中国旅游报等多个单位联合发布的非遗在海外短视频平台的影响力报告表明，在海外某短视频平台上中国非遗相关内容视频的播放总量目前已达到308 亿次，其中武术、春节、木兰传说等被遴选为最具热度的中国非遗文化。中国非遗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故事、倾听中国声音的重要窗口。其次，国际合作不断深入，为世界非遗保护贡献“中国力量”。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跨国共享非遗项目保护工作，如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仪式与实践、与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已成功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29]，都成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融的生动例证。同时我国3 次当选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参与并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连续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并在中国建立了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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