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杰 徐嘉璟
(1.浙江树人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2.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杭州 311300)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返乡创业逐渐成为热潮,涌现了“线下农场+短视频”“农旅融合”“生态康养”等一系列新的商业模式。这些商业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内生动力,激发了农创企业的动力和活力,值得重视与关注。截至2022年底,我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数量累计1 220万人,农村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覆盖率为83.6%(1)蒋敏玉:《“村播”是乡村振兴的新型人才》,2023-09-15,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56669?source=131。。进城务工人员等返乡创业者,在城市积累了一定的资本,掌握了新理念、新技术,既能敏锐地洞察市场,又根系乡土,有着丰富的乡村社会网络和浓厚的回馈桑梓、反哺家乡情怀,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力。在创业过程中,这些返乡创业者能有效融合城市现代要素与乡村乡土要素,从而培育新业态、创造新价值,有效促进当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一跨越城与乡、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乡村创业活动,表现出强劲的商业潜力。然而,尽管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农创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如何实现商业模式创新依然困扰着学界与业界。
以Rosenkopf等(2001)为代表的研究者发现,跨越认知与组织边界的搜索能解决创新问题(2)Rosenkopf L, Nerkar A, Beyond Local Search: Boundary-spanning, Exploration, and Impact in the Optical Disk Industr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No.4, pp.287-306.。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乡村电子商务等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持续深入、全面发力,推动了产业融合,模糊了产业边界,加速了企业跨界步伐,填补了互联网模糊企业原有边界创造新价值的需求,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内核之一(3)罗珉、李亮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期,第95-107页。(4)杨林、陆亮亮、刘娟:《“互联网+”情境下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跨界成长:模型构建及跨案例分析》,《科研管理》2021年第8期,第43-58页。。芮正云等(2021)认为,创业者作为企业决策系统的中枢,处于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网络沟通的核心位置,创业者跨界行为成为提升创业质量的重要抓手(5)芮正云、马喜芳:《创业者跨界能力与创业质量关系研究》,《科学学研究》2021年第7期,第1277-1284页。。然而,已有研究较少将创业者的跨界行为嵌入到农村创业情境中,难以破解农村创业要素资源供给不足的难题。事实上,这类新兴开放型主体的跨界行为能有效地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对农村创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Ancona等(1992)从高技术组织新产品团队管理组织外部关系触发,展开了团队在组织外部开展跨界活动的研究(6)Ancona D G, Caldwell D F, Demography and Design:Predictors of New Product Team Performance,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 No.3, pp.321-341.,但至今仍缺乏对农村创业情境下创业者个体层面的跨界行为特征的系统探析,这一研究缺口阻碍了“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探究。Anand等(1998)认为,为了刺激组织创新,企业必须遗忘部分已有的知识,抛弃核心的刚性和一些既定的思想(7)Anand V, Manz C C, Glick W H, An Organizational Memory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No.4, pp.796-809.。这一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孙雯等(2022)认为,Anand所反映的思想显然与创业学习中的探索性学习策略内涵高度契合,却与利用式学习策略截然相反(8)孙雯、刘人境:《个体知识遗忘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双元创新与人员流动的调节作用》,《管理评论》2022年第3期,第101-113页。。由此表明,跨界行为与创业学习策略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交互影响。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回答“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具备怎样的能力”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将创业学习考虑其中,进一步探究其在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中的潜在影响作用与机制。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可知,目前尚无直接分析“返乡创业者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机制”的文献,相关研究分散在返乡创业、跨界行为、创业学习与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文献之中。
Dustmann等(1996)研究表明,返乡创业的研究始于劳动力回流(9)Dustmann C, Bentolila S, Faini R, Return Migr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Economic Policy, 1996,No.22, pp.213-250.。国内返乡创业始于1994年的“民工潮”,近年来逐步向“创业潮”转变,进而向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大学生和退伍军人等主体拓展。对此,万长云等(2018)认为,返乡创业主体是一个开放的概念(10)万长云、陈瑶:《农村创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现代管理》2018年第4期,第353-358页。。石智雷等(2010)从影响因素入手,关注人口红利转向、城市消费转型等宏观社会条件以及家庭资源禀赋、社会资本、乡村地理位置等微观因素,研究哪些因素驱动了能人返乡创业(11)石智雷、谭宇、吴海涛:《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10年第5期,第25-47页。。王轶等(2020)从经济效应入手,将返乡创业主体作为前置变量,研究其带回的资金、劳动力和技术文化如何与乡村土地要素结合、融合共生,推动农村创业项目可持续发展(12)王轶、赖德胜:《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者参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第56-63页。。
Jacobides等(2006)认为,跨界活动(Boundary-spanning Activities)日益成为各类主体与外部环境的重要桥接(13)Jacobides M G, Billinger S, Design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 From “Make, Buy, or Ally” to the Dynamic Benefits of Vertical Architecture,Organization Science, 2006, No.2, pp.249-261.。Marrone(2010)提出,跨界行为是指为实现某一目标而与外部行为主体建立联系并不断互动的行为(14)Marrone J A, Team Boundary Spanning: A Multilevel Review of Past Research and Proposals for the Future,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No.4, pp.911-940.。罗珉等(2015)认为,互联网时代跨界行为更能满足组织跨越自身边界、实现价值创造的切实需求(15)罗珉、李亮宇:《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期,第95-107页。。迟考勋(2018)认为,正是跨界行为驱动了组织的商业模式创新(16)迟考勋:《商业模式竞争的本质》,《企业管理》2018年第8期,第36-37页。。于资源而言,Yan等(2019)认为,跨界行为能突破资源约束,灵活、低成本地获得创业资源(17)Yan S, Hu B, Liu G, et al., Top Management Team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ur, Bricolage,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Technology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 2019, No.1, pp.561-573.;于机会而言,跨界行为能推动组织间、产业间合作不断深化,为企业提供大量边界模糊领域的市场机会,其中,创业是机会的识别,但机会并非自然涌现,而依赖于创业者的能动性发挥。此外,关于跨界行为的构念和度量莫衷一是,如Ancona等(1992)开发了团队层面在组织外部开展跨界行为的量表,将团队跨界行为归纳为三个维度,即使节行为、任务协调行为、侦测行为(18)Ancona D G, Caldwell D F, Demography and Design:Predictors of New Product Team Performance,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 No.3, pp.321-341.。奉小斌等(2021)在借鉴Ancona的研究后认为,跨界行为主要包含管控行为、联络行为、侦测行为(19)奉小斌、苏佳涵、马晓书:《逆向国际化企业跨界搜索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嵌入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研究与发展管理》2021年第2期,第67-82页。。Bettencourt等(2003)提出,顾客导向型团队跨界行为的维度可以包括服务传递、外部表征、内部影响行为等(20)Bettencourt L A, Brown S W, Role Stressors and Customer-oriented Boundary-spanning Behaviors in Service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003, No.4, pp.394-408.。综上可知,第一,学界较少涉及微观个体层面跨界行为特征的考察;第二,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
当前,以商业模式创新作为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维持与提升重要途径的观点,被学界广泛认同,但就其内涵而言尚未形成定论。商业模式创新被认为是一个多维且复杂的概念,既有研究分别从战略管理、技术创新、营销管理与商业模式等视角进行了阐释。奉小斌等(2021)认为,上述视角基本遵循了“商业模式创新是基于系统角度重构组织经营和创造价值”这一逻辑(21)奉小斌、苏佳涵、马晓书:《逆向国际化企业跨界搜索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嵌入的非线性调节作用》,《研究与发展管理》2021年第2期,第67-82页。。迟考勋(2018)认为,商业模式创新是组织为了适应动态环境而持续创新自身的价值主张、目标客户及价值链的行为(22)迟考勋:《商业模式竞争的本质》,《企业管理》2018年第8期,第36-37页。。对此,段海霞等(2021)提出,商业模式创新特征可划分为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捕获(23)段海霞、易朝辉、苏晓华:《创业拼凑、商业模式创新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关系》,《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6期,第26-46页。。本文认为,农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通过持续创新赋能农村创业项目的价值主张、目标客户及价值链,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商业模式创新涉及多种要素、资源的获取与整合,是返乡创业者不断依据外部动态环境变化进行的针对性创新。
就商业模式创新路径而言,学界主要从以下视角展开研究。第一,Zott等(2010)提出,商业模式创新并非对某个单一模块知识的探索和利用,企业也可通过重组资源要素创新其商业模式(24)Zott C, Amit R,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 Activity System Perspective, Long Range Planning, 2010, No.2-3, pp.216-226.。奥斯特瓦德等(2011)从要素视角研究认为,在商业模式这个复杂系统中,所有要素都有可能成为商业模式创新的触发点(25)亚历山大·奥斯特瓦德、伊夫·皮尼厄著,王帅、毛心宇、严威译:《商业模式新生代》,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4页。。第二,Velu(2014)从价值网络视角研究认为,商业模式受其价值网络中其他参与者的影响(26)Velu C,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ird-party Alliance on the Survival of New Firms, Technovation, 2014, No.9, pp.1-11.。具体而言,Bohnsack等(2014)提出,诸如上游供应商、互补者等参与者的运营模式,有利于企业从价值网络中获得互补性资产等异质性资源(27)Bohnsack R, Pinkse J, Kolk A, Business Models for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Exploring Business Model Evolution in the Case of Electric Vehicles, Research Policy, 2014, No.2, pp.284-300.。显然,基于要素和价值视角剖析商业模式创新路径,与实践高度契合。进一步地,有关商业模式创新的前置变量方面,为回应Zott等(2010)关于从产业生态系统视角对商业模式创新影响进行深度研究的呼吁(28)Zott C, Amit R,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 Activity System Perspective, Long Range Planning, 2010, No.2-3, pp.216-226.,吴增源等(2018)从知识视角探讨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机制问题,且将其拓展到创业领域(29)吴增源、易荣华、张育玮等:《新创企业如何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基于内外部新知识的视角》,《中国软科学》2018年第3期,第133-140页。。在跨界领域中,Narayan 等(2020)提出,跨行业搜索与强有力的集权式决策是诱发商业模式创新的机制,与在位企业相比,商业模式创新正是来源于创业者对价值创造、传递模式的因果联系进行重新认知和思考(30)Narayan S, Sidhu J S, Volberda H W, From Attention to Action: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ve and Ideological Diversity in Top Management Teams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20, No.8, pp.2082-2110.。
Helper等(2021)认为,学习对创业者至关重要(31)Helper S, Gray J V, Roman A V, Public Policy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2021,No.7,pp.780-802.。学界对创业学习的内涵界定不一。在学习内容方面,刘人怀等(2017)认为,创业学习包括经验、认知、实践三方面(32)刘人怀、王娅男:《创业拼凑对创业学习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导向的调节作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年第10期,第135-146页。;在学习能力方面,Deakins等(1998)认为,创业学习是指创业者学习与创业相关知识、技能和资源(33)Deakins D, Freel M,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the Growth Process in SMEs, Learning Organization, 1998, No.3, pp.144-155.;在管理方面,Wang等(2014)认为,创业者往往通过探索和利用途径,明确哪些内容需要学习(34)Wang C L, Chugh H,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Past Research and Future Challeng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2014, No.1, pp.24-61.;在绩效方面,贾卫峰等(2022)认为,在互联网社群嵌入之情景下,创业学习有利于绩效的提升(35)贾卫峰、吴格倩、肖成英:《互联网嵌入方式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创业学习的中介作用》,《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年第6期,第91-100页。。聚焦于研究层次,在个体层面,Corbett(2005)认为,创业学习包括聚焦、吸收、发散、适应等关键阶段(36)Corbett A C, Experiential Learning within the Proces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Exploitation,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No.4, pp. 473-491.;在组织层面,Tseng(2020)认为,管理成员可通过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提高效率,以改善经营行为(37)Tseng H W,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Utilisation and Learning Community,Research in Learning Technology, 2020, No.28, pp.1-18.。本文认为,从组织层面研究创业学习更加合理。第一,对返乡创业者而言,探索全新的盈利模式是一个挑战。为实现农产品生产创新、营销渠道行为改善、价值链重构等要素更新,并在此基础上找到盈利空间,需要注重成员的创业学习。第二,如何探索和利用学习理论,本身就是管理学界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在创业学习过程中,将学习区分为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Deakins等(1998)提出,探索式学习“追求新知”,强调对知识搜寻的广度;利用式学习“追求开发”,强调知识搜寻的深度。其中,低探索式学习程度指的是创业者进行局部搜寻,借助已有知识库解决相关问题;高探索式学习程度意味着创业者有意识地避开组织惯例和知识库进行搜寻(38)Deakins D, Freel M,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and the Growth Process in SMEs, Learning Organization, 1998, No.3, pp.144-155.。姚柱等(2020)研究发现,创业学习在创业者先验知识影响商业模式的变革过程中发挥着权变的影响作用(39)姚柱、罗瑾琏、张显春:《互联网嵌入、双元创业学习与农民创业绩效》,《科学学研究》2020年第4期,第685-695页。。聚焦到乡创领域,龙海军等(2023)认为,返乡创业者拥有一定的创业经验储备,可从先前经验中提炼创业知识与技能,为管理成员通过利用式学习创设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创业者实现创业目标(40)龙海军、田丽芳:《返乡创业者先前经验、利用式学习与企业创业拼凑——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软科学》2023年第1期,第124-129页。。为此,本文拟沿用探索与利用两个维度,探究创业学习对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权变影响。
综上,既有研究对跨界行为、创业学习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展开了一定的讨论,为探析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检验创业学习的调节作用提供了有力支撑。
根据上述文献梳理可知,团队跨界行为特征很可能通过创业学习这一情境变量影响商业模式创新。跨界行为获得管理领域的研究青睐,但在“三农”领域中尚处起步阶段。此外,跨界活动可能发生在组织的任何层面,也应该包括个体层面,并隐含着相同的行为逻辑。因此,在返乡创业者个体层面的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中,需掌握其具备哪些核心特征以及创业学习具有哪些特点,并进一步剖析跨界行为如何在创业学习这一重要权变因素作用下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以便建立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机理模型。
随着乡村振兴、“双循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创新创业环境持续优化,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选择返乡创业。返乡创业主体主动影响或改变外部重要利益相关者对自身的关注度和重视度,赢得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为他们提出自己的价值主张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为了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的目标,创业者需要通过维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来协调各方行为,促使共同实践达成。鉴于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特点,从跨界特征的角度来观测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具有可行性。
此外,跨界行为能为创业者带来新知识,但要想真正发挥知识价值,还取决于创业主体能否有效加以吸收。因此,在创业学习氛围较好的创业主体中,商业模式创新更能体现“客户驱动”“科技引领”“价值创造”的本质特点。本文的案例分析将基于上述逻辑,加以细化与深化(见图1)。
图1 本文的概念框架
根据Eisenhardt(1989)的观点,研究“过程与机理类”问题,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是最适合的(41)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No.4,pp.532-550.。Yin(2003)认为,为筛选合适的案例对象,在选择调研对象前要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42)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3rd ed.), Sage Publications, 2003, pp.12-24.。基于此,本文确定的案例标准如下:第一,成立时间在3 年以上,且属于不同农产品领域的农创企业;第二,认同用城市经营思维和现代资本激活乡村要素的返乡创业者,形成“三变+新型集体经济”“村企合股联营”“基地+合作社+企业”等商业模式创新的理念;第三,案例来自浙江。浙江虽是农业小省,但其是全国城乡融合度较高、农民生活水平较高、区域协调发展较好的省份之一,可产生典型案例。本文选取的返乡创业者标准为先进性、代表性、规范性,以发现创业者通过跨界行为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行为。经过筛选,将稞地农场(“农业+互联网”业态,K公司,徐女士)、石柱峡农业(“农业+旅游”业态,S 公司,林先生)、信实庄稼医院(“农业+研学”业态,X公司,曾先生)作为案例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Miles等(1984)提出的三角测量法(43)Miles M B, Huberman M,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 Sourcebook of New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1984.,即通过多渠道、多数据来源对案例进行分析,以保证研究结论的信度。在浙江省乡村产业返乡带头人“头雁”项目的支持下,笔者于2021年5月至10月对上述案例地开展多次考察,对上述案例的创业项目负责人、家庭成员和员工进行了深入访谈,得到第一手调研数据和访谈资料。通过网络、“农民创业创新好案例”相关书籍等渠道,查找相关农创企业的报道及已有研究,丰富现有的研究素材和佐证案例。
本文采用学界普遍认可的内容编码法,对多证据数据进行编码。首先,将相关的条目分成五个类别,各类别的名称和符号如下:跨界行为特征(C)、商业模式创新(I)、创业学习(S)、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特征关系(C-I)、创业学习对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影响(S-C &I)。其中,将有表征意义的句子表述归到相应的类别中,在此基础上对跨界行为特征与商业模式创新特征进行二次编码,提炼和归纳两个类别的关键变量,剔除仅有一条的条目变量。限于篇幅,仅列举跨界特征编码结果(见表1),提炼到对于跨界与商业模式创新关系具有明显调节作用的组织特征——创业学习中(见图1)。
表1 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特征各变量及典型条目
通过上述编码分析可知:第一,返乡创业者能力与促成农村创业项目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第二,成功识别了“三农”领域跨界行为特征的变量划分,发现了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实践的具体跨界要素,并剖析了创业学习对两者关系权变影响的作用关系;第三,返乡创业者的跨界行为改变了自身行动逻辑和农创企业发展的商业逻辑。因此,为把握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的内涵,需要关注以下三方面:一是跨界行为特征,侧重外部关系中的使节、协调与侦测行为;二是跨界作用,包括跨界要素搜寻和深度融合;三是跨界目的,实现从独立创造价值到联合创造价值的转变。为保证本文论证模型的质量,将采用理论解读、提供其他案例信息等方式,对上述关键变量关系进行理论推演,提出相关理论假设,并构建相应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1.使节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关系。返乡创业者的使节行为可促进农创企业的价值主张创新。使节行为助力获取更多的创新要素,是创业者获得制度信任、社会信任、情感信任进而推动价值主张的一种创新。就政府层面而言,创业者在初创阶段需要了解本地的土地流转、信贷支持及当地的产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支持政策。这就需要返乡创业者主动与政府部门沟通,从而获得政府对返乡创业者金融支持、税收优惠、平台搭建等方面的信息。在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层面,返乡创业者通过与其成员积极沟通联系,获取智慧农业、冷链物流、基因技术等要素,以实现科技赋能带来的创业模式创新。据此,提出假设:
H1a:返乡创业者的使节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2.协调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关系。返乡创业者的协调行为可以将更多利益主体纳入业务范围,促进多主体共同参与、完成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从而有效推动农创企业的价值创造。由于农业产业投资回报周期长、跨越空间广、涉及环节多,利益博弈关系存在于多主体之间:第一,返乡创业者需协调产业链上下游主体间的产供销关系,通过销售合同、加工合同、发展咨询合同等建立不同主体的利益联结,达成博弈均衡;第二,对比城市创业,返乡创业行为与百姓利益联结更为紧密,带动百姓增收致富,服务乡村建设更是返乡创业者的桑梓情怀和社会责任。因此,增加农创企业间的互动,促进合作百姓对农创企业产品的多样性开发,有利于农创企业价值创造行为的开展。据此,提出假设:
H1b:返乡创业者的协调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3.侦测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关系。返乡创业者的侦测行为旨在关注和搜寻外部特定技术与创意,进而推动价值实现。实践表明,返乡创业者对外部环境反应灵敏,善于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品种,充分利用集约化经营、绿色化生产优势,从而走上了“互联网+订单农业”“社区支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商业模式创新之路。据此,提出假设:
H1c:返乡创业者的侦测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4.创业学习的调节效应。当前,农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正向“互联网+”、品牌孵化、平台建设、产地聚合和新商业领域延伸,而针对搜索得到的跨边界创新要素内化为企业价值创造的创新过程。Chesbrough等(2002)认为,创业学习作为情境变量并不直接作用于商业模式创新,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可能是获取与整合上下游中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要素和资源,而非对某个单一模块知识的探索和追求(44)Chesbrough H, Rosenbloom R S,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Capturing Value fro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Xerox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Spin-off Compan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2, No.3, pp.529-555.。Corbett(2005)提出,创业者的学习能力会影响资源要素搜集的数量和质量(45)Corbett A C, Experiential Learning within the Process of Opportunity Identification and Exploitation,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 No.4, pp.473-491.。由此可见,创业学习应被当作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的调节变量而非解释变量。杜海东(2014)发现,创业学习可调节创业者先前工作经验与战略创新的关系(46)杜海东:《创业团队经验异质性对进入战略创新的影响:创业学习的调节作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4年第1期,第132-139页。。因此,本文认为,创业学习在“跨界—商业模式创新”框架中起调节作用。
万长云等(2018)提出,农村创业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始于要素创新(47)万长云、陈瑶:《农村创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研究》,《现代管理》2018年第4期,第353-358页。。在这一要素创新的系统工程中,创业者若具备较高的探索式学习能力,不仅有助于对特定要素进行有针对性的创新,也有助于其拓展更多产业空间并丰富资源,创造更多的经济与社会价值。同样,当创业者的先验知识不能充分满足商业模式创新需求时,需要与各个利益相关者积极合作。那些具备探索式学习精神的创业者会更加关注多维跨界搜索,有效增加供给和需求两侧知识、扩大企业横截面知识。
利用式学习对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高效的利用式学习可以激发创业者的创业激情和主观能动性,增强侦测行为动机。在此情境下,跨界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正向影响可能被加强,形成闭环,激发返乡创业者制度性资本的存量效应。其次,创业者可通过“握手”机制从利益相关者网络成员中直接获取新技术、新方法等增量。访谈发现,当前“模仿创业”占据农民创业总体的 90%,正引领农创企业持续性地向消费者推出新颖性与高质量的产品及服务。综上,利用式学习可杠杆性地促使创业者拓展农业产业或服务的市场空间,降低商业模式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据此,提出假设:
H2a:探索式学习正向调节返乡创业者使节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H2b:利用式学习正向调节返乡创业者使节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H3a:探索式学习正向调节返乡创业者协调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H3b:利用式学习正向调节返乡创业者协调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H4a:探索式学习正向调节返乡创业者侦测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H4b:利用式学习正向调节返乡创业者侦测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见图2)。
图2 待检测的理论模型
研究数据来自西南大学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返乡创业研究课题组”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地点包括浙江、江苏、安徽,所有调查对象皆认同以城市经营思维、现代资本激活乡村要素,并促成“新农村旅游”“互联网+农特产品”“直采生鲜电商” 等创新商业模式的返乡创业者。具体抽样过程如下:第一,将浙、苏、皖作为一级抽样框;第二,考虑到调研的便利性与可行性,依托上述三省“返乡‘头雁’项目”进行二级抽样。在浙江省,选择金华永康市、杭州余杭区、嘉兴平湖市为抽样对象;在江苏省,选择无锡市;在安徽省,选取经济发展属中等水平的巢湖无为县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芜湖南陵县。确定抽样框后,根据返乡创业者定义进一步筛选样本。样本需满足以下条件:居住时间超过半年的乡村地区常住居民,受访者须为企业法人,创办企业3年以上。为降低同源偏差,采用匿名作答的问卷调查方式。分别于2020年和2021年开展两次问卷调查,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第一阶段收回问卷151份,第二阶段收回问卷86份,剔除填写很有规律及数据缺失严重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237份。在样本中,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企业高管占2.33%;男性占65.45%,女性占34.55%;硕士占10.81%,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78.62%。农创企业组织特征如下:企业成立时间为3～4年的占52.32%,6年以下的占81.73%;员工规模20人以下的占44.63%,21～50人的占41.24%,51人以上的占14.13%。
针对前文假设,对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创业学习、商业模式创新等变量进行考察,题项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自变量: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参考Ancona等(1992)(48)Ancona D G, Caldwell D F, Demography and Design:Predictors of New Product Team Performance,Organization Science, 1992, No.3, pp.321-341.、袁庆宏等(2015)(49)袁庆宏、张华磊、王震等:《研发团队跨界行为对团队创新绩效的“双刃剑”效应——团队反思的中介作用和授权领导的调节作用》,《南开管理评论》2015年第3期,第13-23页。的研究,将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划分为创业者使节行为、协调行为、侦测行为三个维度,该结构划分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同(50)芮正云、马喜芳:《创业者跨界能力与创业质量关系研究》,《科学学研究》2021年第7期,第1277-1284页。。其中,使节行为(KS)用“我经常从外部获得本公司所需的资源(包括政策、资金、人员、设备等)”等5个题项表示;协调行为(KX)用“与外部群体/人员合作解决项目难题”等5个题项表示;侦测行为(KZ)用“我密切关注外部环境中的技术信息/专业知识或动态”等4个题项表示。
调节变量:创业学习。创业学习分为探索式学习(CT)和利用式学习(CL)两个维度。参考Atuahene等(2007)研究的做法(51)Atuahene-Gima K, Murray J Y,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Learning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on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7, No.2, pp.1-29.,探索式学习用“寻求高风险、有待试验的市场/产品信息”等5个题项作为测量条款;利用式学习用“注意积累当前能有效解决市场/产品问题的方法”等5个题项表示。
因变量:商业模式创新。本文参考Zott等(2010)的做法,选用“为客户提供价值不断提高的产品或服务”“不断吸引大量的、多样化的新客户”等9个指标来度量商业模式创新(52)Zott C, Amit R,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 Activity System Perspective, Long Range Planning, 2010, No.2-3, pp.216-226.。
控制变量。为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采用返乡创业者学历、企业规模、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创业者学历、工作年限,企业规模、年龄分别用各自实际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性质则设置为虚拟变量,科技型农创企业取值为1,非科技农创企业取值为0。
本文采用 SPSS 20.0和MPLUS 软件对上述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创业者跨界行为、创业学习和商业模式创新Cronbathsα值分别为0.92、0.94、0.96,均大于0.7。表2显示,各测量因子组合信度(CR值)均大于0.7,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大于0.5。基于Hair等(2014)的判定方法(53)Hair J, Sarstedt M, Hopkins L, et al.,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LS-SEM): An Emerging Tool for Business Research, European Business Review, 2014, No.2, pp.106-121.,认为量表内部一致性较高。本文沿用相关领域成熟的问卷设计,故可以认为内容效度较高。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六因子各题项的载荷分布均符合标准,模型拟合效果较好(χ2=723.24;df=492;CFI=0.93;RMSEA=0.04;IFI=0.93),表现出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2 变量信度检验
为检查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文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上述问题。将创业者跨界行为、创业学习、商业模式创新量表的全部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数据未旋转的情况下,解析出的特征值大于1的全部因子累计解释81.32%,且第一个未旋转因子解释38.8%,低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可认为本文基本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后续分析可继续进行。
在检验假设之前,对上述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3)。使节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r=0.39,p<0.01),协调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r=0.41,p<0.01),侦测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正相关(r=0.43,p<0.01),表明变量间的关系基本与上述理论假设相符合,但尚需进一步回归来检测假设。
表3 相关性分析结果
文中回归方程的膨胀因子(VIF)均值为 1.798,VIF最大值为 2.788(小于5),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因果关系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是基准回归结果回归,学历、企业规模、企业性质和企业年龄均会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影响,显示将这些控制变量纳入方程是合理的。模型2中,使节行为对商业模式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1,p<0.001),表明使节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H1a得到验证。同理,模型3(β=0.43,p<0.001)和模型4(β=0.39,p<0.001)中,协调行为和侦测行为均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协调行为和侦测行为均与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H1b和H1c也得到验证。
表4 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本文在分析调节效应前仍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见表5)。模型5和模型6是验证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使节行为—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由表5可知,探索式学习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β=0.19,p<0.001),利用式学习调节作用不显著(β=0.05,p>0.05),说明探索式学习与使节行为在促进农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上存在强烈的互补效应,竞争性假设中H2a得到验证,H2b未得到验证。在“三农”领域,全球创业观察(GEM)将创业原因划分为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其中,生存型创业者侧重于为生存而被动创业;机会型创业者强调主动发现商机,开展创业行为,以谋求经济、社会价值。Langevang等(2012)提出,在中国乡村,创业者的大部分创业模式属于生存型创业(54)Langevang T, Namatovu R,Dawa S,Beyond Necessity and Opportunity Entrepreneurship: Motivations and Aspirations of Young Entrepreneurs in Ugand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012, No.4, pp.439-460.。就本文调研对象而言,生存型返乡创业者群体占据绝大多数,分布在乡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农产品加工以及家庭农场等领域。基于创业行业特性与内容属性,相较机会型创业者,生存型创业者通常对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当地特色资源、金融支持等资源与要素的依存度可能更高。模型7和模型8是验证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协调行为—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与前述分析结果类似,探索式学习对“协调行为—商业模式创新”形成正向调节作用(β=0.09,p<0.05),利用式学习调节效应不显著(β=0.04,p>0.05),说明探索式学习对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提升农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方面起到显著的替代作用,H3a得到验证,H3b未得到验证。如前所述,拥有城市工作经验、视野宽广且具备创业勇气的返乡创业者更需秉承联合思维,与利益相关方一起推动企业从独立创造价值到联合共创价值。模型9和模型10是验证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侦测行为—商业模式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与前面两种情况相反,探索式学习对两者关系未起到调节作用(β=0.07,p>0.05),即4Ha、H4b均未得到验证。结合段海霞等(2021)的观点(55)段海霞、易朝辉、苏晓华:《创业拼凑、商业模式创新与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关系》,《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6期,第26-46页。,可能的解释在于,创业学习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逻辑是农创企业员工通过学习丰富知识、提升技能,但鉴于调研对象大部分为生存型特征,其创新的商业模式并非对某个单一模块知识的探索和追求,而是一种网络拼凑与技能拼凑。鉴于侦测行为与特定知识相关,结合Brown等(2005)的角色理论(56)Brown S P, Jones E, Leigh T, The Attenuating Effect of Role Overload on Relationships Linking Self-efficacy and Goal Level to Work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5, No.5, pp.972-979.,当返乡创业者要跨越组织边界或在地域边界面对陌生市场时,可能会引起角色负荷感的增加,由此降低了其对特定知识的接纳度。同样地,利用式学习显著地负向调节“侦测行为—商业模式创新”关系(β=-0.09,p<0.05),意味着利用式学习与侦测行为存在替代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返乡创业者在创新商业模式的过程中,跨界要素整合作为核心条件缺失,返乡创业者自身特质和主体能动性作为边缘条件缺失,但创业经验知识与物质基础可以弥补侦测行为的缺失,从而使得创业学习的调节机制未能发挥显著作用。
表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分析与大样本统计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使节行为、协调行为、侦测行为是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的三个核心特征维度;第二,在直接效应上,返乡创业者的侦测行为、协调行为、使节行为均对商业模式创新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在创业学习的调节效应上,探索式学习与使节行为、协调行为是通过互补的方式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正向调节,而利用式学习与侦测行为通过互相替代的方式对商业模式创新产生负向调节。因此,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为“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内涵。由此,既回应了Burgelman等(2007)的研究呼吁(57)Burgelman R A, Grove A S, Cross-boundary Disruptors: Powerful Inter-industry Entrepreneurial Change Agent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7, No.3-4, pp.315-327.,也进一步引发学界对农村创业现象和模式的关注。第二,从返乡创业者跨界行为视角丰富了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研究。第三,基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创业学习权变地影响了跨界行为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回应了Anand等(1998)提倡应对创业学习进行情境化研究推理的研究呼吁(58)Anand V, Manz C C, Glick W H, An Organizational Memory Approach to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8, No.4, pp.796-809.。同时,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对返乡创业者提出以下建议。
进入数字时代,目标市场需求也逐渐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征,跨界发展已经成为诸多组织战略应对环境快速变化的有效选择。在城市,诸多实力雄厚的企业不断跨界进入新行业与新领域,众多新创企业也以跨界方式得以快速成长,大量传统企业转型更纷纷以跨界为路径。因此,在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背景下,返乡创业群体要充分认识到,基于跨界创业行动的成长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同,将会深入推进农业与二三次产业深度融合,拓展农业功能,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这是农民增收的需要,也是拓展农村创业项目空间的需要。
返乡创业者要特别重视并正确处理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标杆型农村企业家、返乡“归雁”代表、高校科研人员的关系,并积极拓展其异质性的关系网络空间,建立良好的声誉和社会地位以获取更新技术与创意农业信息,通过对乡土与城市关系网络的整合,时刻聚焦同行的动向,收集市场的动态信息,为农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配置所需的资源要素,促进农村创业项目转型升级。
“人、货、场”是商业模式创新中三个永恒不变的组成要素。随着数字化乡村的建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手段推进了农产品生产、流通与销售过程的升级与改造。因此,返乡创业者应及时采取以下举措:第一,快速抓取数据,将其融合为资源;第二,摒弃“小我、小家、小户、小爱”的传统思维,利用数智化与新媒体工具重构“人、货、场”。总之,创业学习的权变影响作用召唤返乡创业者时刻关注外部环境中出现的各类商机,秉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学习,为农创企业输送新鲜的知识、技术来驱动组织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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