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探析

孙桂荣

性别诗学观是一种基于性别维度的文学观念、话语实践与相关理论表述,意识形态变更、性别文化、文学体制、作家作品共同参与了这一知识生产的建构过程。“民族国家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地域、性别等各要素间团结统一、兼容并蓄、互存互依、共担共享的有机亲缘体,是凝聚社会共识、巩固社会互信的根本保障。现代意义上的性别诗学观是晚清民国时期随着现代中国的形成而逐渐生成的,内忧外患下,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历史记忆、文明根脉、奋斗目标之社会实体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深深嵌入了性别诗学的现代性生成中。尽管目前性别诗学层面的民族国家话语研究已经展开,但对这种“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之历史生成、传统渊源、辩证张力和当代价值等进行整体辨析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拟做这一尝试。

共同体意识是现代主权国家的重要特征。“一个国民可以采用异质性来反对西方,但是在该国民中,同质性必须占优势地位。如果不建立黑格尔所称的‘普遍同质领域’(universal homogenous sphere),就成不了国民。”(1)[美]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白培德译,载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晚清民国时期,国家危机强化了整合一切因素推进民族国家发展的现代渴望。女性在男权社会中仰人鼻息的性别危机与中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中面临的民族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历史生成就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愿景之上的,它既是在救亡图存的需要下产生的,又在此过程中有所发展壮大,并且强化了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力量。其历史生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首先,以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为目的的女性解放思潮被大力倡导,进而壮大了女性的话语力量。与西方女性主义是在19世纪反抗资产阶级国家的男权文化中诞生不同,中国的女性解放并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已成熟的民族国家背景,而是“内生”于民族国家现代性愿景的一部分,发生期的女性解放几乎全是以民族国家构建为目的的。像康有为从“吾国之民,尪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2)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注:《康有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的角度呼吁禁止女性缠足;杜亚泉从民族文明的角度对蓄妾制深恶痛绝,认为“我东洋民族果欲发挥其固有之文明,使家族制度益臻于圆满,则蓄妾之制有不可不铲除净尽者矣”(3)杜亚泉:《论蓄妾》,《东方杂志》第8卷第4号,1911年5月。;民国政府从维护民族形象的角度禁娼,认为“娼妓是影响中国尊严的一个污点。……不仅有损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更有损于他们正在努力建设中的一个现代化的、稳固的政权形象”(4)[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页。;梁启超倡导女子独立、兴办女学,旨在强国,他认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5)梁启超:《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欲强国必由女学”(6)梁启超:《论学校六(变法通议三之六):女学》,《时务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晚清民国时期的女性解放思潮就是借助这些民族国家话语得以迅猛发展的,并得到民众的积极回应。像晚清女权组织共爱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7)《日本留学女学生共爱会章程》,《浙江潮》1903年第3期。;女界先锋吕碧城亦言,“女子亦国家之一分子,即当尽国民义务,担国家之责任,具政治之思想,享公共之权利”(8)碧城女士(吕碧城):《论某督札幼稚园公文》,《女子世界》1904年第9期。;秋瑾则不仅以“金瓯已缺终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9)秋瑾:《秋瑾诗文集》,郭长海、郭君兮辑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7页。的激情投身革命,还以铮铮诗句探讨了具体救国策略。借助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构想,女性解放思潮在民国初年迅猛发展起来,有些地方在推进程度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像男女同校问题,1921年时国立大学已纷纷招收女生,鼓励男女公开社交,而同年“英国老校剑桥大学,却还在为女子能否入学争论不休”(10)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1页。。如果不借助于革故鼎新、开启民智的民族国家话语,这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男性是把女性作为实现国家主义目标的工具,而女性则把国家主义作为实现她们要争取的平等目标的工具。”(11)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因此,“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与女性解放思潮的相互促进、彼此倚重是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历史生成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民族矛盾激化的严峻形势下底层劳工女性的觉醒,打破了早期性别解放中女性无差别参政议政的“女国民”神话,推动了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中“底层”意识的发展。“女国民”主张暗含了一种将“女性”视为无差别群体的意涵,参政议政、兴女学等也更偏向于受过教育的中上层妇女,对底层女性不无漠视。秋瑾就曾形容这些底层女性“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12)秋瑾:《秋瑾诗文集》,郭长海、郭君兮辑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五四后底层女性借助劳工神圣思潮逐渐浮出话语地表,并由此推动了性别诗学的具体化和制度化建设。陈独秀将妇女问题和劳动问题相勾连,认为“讨论女子问题,首要与社会主义有所联络”(13)陈独秀:《妇女问题与社会主义》,《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2月14日第2版。。中国妇女解放被认为是“由知识女性……领导、以广大无产阶级女性为主体、有各个阶层妇女参加”(14)丁琪:《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与妇女解放的互动》,《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的解放运动。丁玲、萧红、白薇、谢冰莹、冯铿、草明、白朗等大批女作家深入农村、工厂进行底层文学创作,正是对这种女性解放议题向前推进的文学回应。

再次,将女性解放与人性/个性解放结合起来,从单纯的“女国民”召唤转向参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女性主体意识激发。如果说欧洲女性解放的兴起是对启蒙运动中“人”(依然是以男性为主体的“人”)的发现的不彻底批判,那么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是“从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开始的”,女性解放“是中国启蒙运动包括女性的结果”。(15)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女性解放思潮与人性解放、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相融合,改变了女性只听命于“女权之兴,归宿爱国”(16)吕碧城:《吕碧城集》,李保民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7页。“女学之兴……有强国强种之益”(17)吕碧城:《吕碧城集》,李保民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59页。等民族国家需求的局面,而是从人格、自由、个性等层面出发,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尊严。周作人说:“希望将来的女子不复如此,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18)周作人:《可爱的人·译序》,《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境遇困苦的底层弱势女性也开始探索个人解放之路。像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揭示了新政权农村中的男权文化痼疾,同时赋予了被日本人抓去做慰安妇的贞贞坚强不屈、敏感热情的性格,她拒绝了愿意娶她的夏大宝,与“活动分子”来往密切,而“我”也赞同她的选择,“仿佛看见了她的光明的前途”。(19)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国文化》第3卷第1期,1941年6月。贞贞这一形象展示了革命活动对备受宗法伦理压抑的乡村女孩的吸引力,建构了底层女性参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设的想象(与师法欧美的国族构想形成鲜明对比)。

最后,从将女性视为民族国家现代性构建中的弱势一方,转变为挖掘她们在新的社会制度生成过程中的巨大潜能。民族国家的性别文化隐喻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特有现象,晚清时期民族危亡、国家衰落的“病态”往往以传统性别认知中女性的“弱质”来比附指涉。像梁启超曾言:“一国之人,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有女德而无男德……吾不知国之何以立也。”(20)梁启超:《新民说五·论进取冒险》,《新民丛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一日。陈独秀亦说:“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21)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这种将女性的阴柔与民族国家的颓败弱势相联系的国家“女性化”修辞,体现了民族性自审后的深重焦虑,同时也暴露出晚清国人对女性力量的盲视。然而,随着革命形势和文学观念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孙犁写道:“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十几年里,有多少妻子送走丈夫,多少母亲送走儿子,担负起养家度日和教养孩子的责任……抬担架,做军鞋,看护伤员,掩藏战士……”(22)孙犁:《孙犁文集》第4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23页。如果说晚清民国时期的女性集结在民族救亡和国家振兴的旗帜下寻求解放之途主要是一种“观念”革命的话,那么在解放区中这种观念已经转化为持久的行动实践。赵树理的《孟祥英翻身记》《传家宝》和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等作品所表现的就是:女性并非民族国家的“他者”,而是应对灾荒战争、建设新政权的主体力量,宗法制下高高在上的乡绅等反而成了退居女性背后的附属角色。在丁玲的《夜》中,乡村积极分子侯桂英当了妇联委员、议会候选人,有了一定社会觉悟后,比作为男人的何华明更加积极追求心目中的爱情。这表明,民族国家并非想象的共同体,革命与建设的热情也没有阻挡住女性的主体性追求。“女人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女性的苦难和女人的解放都不过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23)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总序”第7页。女性解放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建设的一部分,这不仅适用于政治经济领域,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也有所体现。

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也有着独特的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印记。重视西方文化的“压迫”是研究界的一大特色,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女性的解放,是西方文化压迫的结果”(24)王富仁:《从本质主义的走向发生学的——女性文学研究之我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却普遍忽略了中国传统性别伦理向现代性别诗学转换的内生动力与二者之间的价值联系。在笔者看来,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是建立在千百年来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共同体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哲学家陈来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总结为四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力,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25)参见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51—57页。注重“个人关系的立场”,而非“个人本位的立场”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前者认为责任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动力,强调人要从社会性、整体性的角度出发,而不能单纯追求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这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生而取义者也”等传统文化名言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与此一脉相承,像梁启超在“群”的意义上倡导人格独立,认为“人者固非可孤立生存于世界也,必有群然后人格始能立”(26)梁启超:《服从释义》,《新民丛报》1903年5月25日。;陈独秀将女性解放目标视为“社会的福祉”,认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27)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期,1916年1月。。即使在高扬个性解放旗帜的五四时期,面对与女性情感联系最紧密的婚恋自由问题,茅盾也会从“族群”角度看问题,认为“离婚问题不是少数新青年的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28)沈雁冰:《离婚与道德问题》,《妇女杂志》第8卷第4号,1922年8月。。由此可见,中华传统文化中“兼济天下”的原则,在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中依然有所体现。

其次,中国古代独特的“家国同构”观念以其对传统性别范式的深重影响,为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定文化资源。中国传统社会的性别等级制不是男性彻底压制女性的二元对立,而是在“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29)[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周桂钿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61页。等儒家范式下形成的家族制内的男尊女卑,男女共同从属于父系家族,并服务于家国同构的政治目的。像“昏礼者,将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周易·家人·彖传》)等。男女关系被置于家族、天下等更“高”一级的社会关系中,男主外、女主内是父系家族的基本性别分工模式。“正家”才能“天下定”,主持中馈、相夫教子、活动范围以家庭为主的中国妇女在古代并未被完全排除在国家建制之外,她们的实际社会地位由其所在家族的社会地位而定。女性不仅“是社会劳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连她们的道德规范、行为举止也都成了关乎家国存亡之大事”(30)汪兵:《阴阳和合——论中国妇女社会性别角色及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6期。。这种家国同构观念的深厚传统,亦滋生、助长了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晚清民国时期的“女国民”言说可视为家国同构传统的现代转换: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期盼中依然沿袭家国同构理路,像吕碧城曾言,“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31)吕碧城:《吕碧城集》,李保民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62页。;另一方面,这一转换又暗含了女性从通过父系、夫系家族间接参与社会治理,转向走出家庭、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精神,如《女界钟》中所说,“岂独匹夫然哉,虽匹妇亦与有责焉耳”(32)金天翮:《女界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中华传统文化中男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权利被赋予女性,使她们由“正家而天下定”转向直接负“天下兴亡”之责。这不仅是当时女性走出深闺的最主要的合法途径,也是滋养男女平等平权这一现代理念的制度性土壤。

再次,男性参与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建构,也能从中国古代阴阳和合的传统性别范式中找到一定文化渊源。男性参与强化了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而这也有着传统性别范式中阴阳和合精神的文化因子。与西方《圣经》等对男性力量的一味强调相比,中国传统典籍更看重阴阳和合观:“一阴一阳谓之道”(《周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爻辞》)。中国古代的男权文化内生于这种知雄守雌的阴阳和合观中,“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书·志·食货志上》),性别分工协作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与西方文化中“男性和女性的性(sexual)差异倾向于建立在二元分类的基础上,而且这种差异被认为决定了性别(gender)差异”(33)[美]安乐哲:《和而不同:中西哲学的会通》,温海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不同,古代中国的君臣、父子、夫妻三纲体制下,“主从双方结成的是被血缘与拟血缘差序等级编织在一起的共生互动关系”(34)汪兵:《阴阳和合——论中国妇女社会性别角色及其社会地位的特殊性》,《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6期。,男女之间是夫妻一体的荣辱与共,而不是对立与抗争。男性参与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建构,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这种两性之间相对“温和”的阴阳和合精神。像五四风潮中的个性解放、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等,虽然通常被认为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内容,但事实上更像是边缘化的女性携手同样居于弱势位置的“子”一代向父系权威的挑战。男性在女性解放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这与阴阳和合的传统观念有着一定联系。同时,这种参与又强化了两性一道在内忧外患中寻求新的社会建制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

“民族国家共同体”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相反,它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指涉,涵盖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利益一致、心理依存、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每个个体对共同体的认知和需求有着微妙差异,共同体有着流动性(不断变化)、交互性(互为主体)、协商性(不乏张力妥协)、建构性(实践中生成)等属性。同样地,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也是这样一种与民族国家利益、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或在不同时段并非完全一致,但总体上同生共在、互构共益的“共同体”。性别意识与国族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将对女性个人性、独立性、主体性的渴盼与实现这种个人性、独立性、主体性的社会条件与现实基础联系起来,实现性别诗学观“文化效用”与“实践效用”的统一。“文化效用”指的是女性地位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提升,如边缘化的女性被社会关注,原本“不可见”的女性议题得以公开化、命名化等;“实践效用”则涉及女性在现实政治经济利益上的获得。这二者理论上应是相互推进的,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像五四时期以自由恋爱、自由结婚表征的女性解放,研究者反而发现这种个人“狂欢”式解放“无处不体现人类原初的单纯肉欲,以及实质的男权主义”(35)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2页。,不少史料表明女性在其中是最大的受害(而非受益)群体。茅盾曾指出,五四文学中过度强调恋爱至上、个人至上,例如《小说月报》1921年第二季度的恋爱主题小说几乎占到98%,是“因了个人主义的趋势,特流于强烈的享乐主义的倾向”(36)郎损(沈雁冰):《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1921年8月。。当“感性的个人”与“社会历史的个人”相互割裂而非统一时,生命就会失去稳固的支撑而走向破碎与虚无,被压抑太久的女性并没有真正获得幸福。《伤逝》中子君以掷地有声的自我解放开始,却没有逃脱被抛弃的命运,鲁迅在称颂“娜拉出走”的年代偏偏书写“娜拉走后”的悲剧,表面看来只是强调女性婚恋自由的物质基础,实际却是为脱离社会支持语境的女性解放唱一曲挽歌,这也是现代性别诗学观从来没有在纯粹个人主义、性别本位主义基础上倡导女性解放的根本原因。将性别作为特定的、核心诉求的身份政治思维,并非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基础。

其次,“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强化了性别平等诉求,强调女性独特性的性别差异虽被忽视,但并未被挤出性别诗学空间,性别平等与性别差异的辩证张力是现代中国性别诗学探索的主要内容。女性与男人一样参与国族建构,被视为女性打破长久以来男女不平等地位的象征,但对这种平等权的过度关注有时可能会陷入“女性向男性看齐”的危险,即将女性解放误解为“以男性价值准则来要求自己,同男人一样在社会领域里运作”(37)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但事实上,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并不缺乏对性别差异的论述,只不过具体语境中文化指向有所不同而已。像近代女性批评者对男女平权的理解是“性有所近,才有所长。政治、从军,男宜优于女;教育、美术,女宜优于男。相辅而行,不可事事相提并论也”(38)龚圆常:《男女平权说》,《江苏》1903年第4期。,这与晚清时的“女国民”思维并不一致,而是在尊重两性生理不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言说,并没有将性别平等简单地等同于两性“均齐”。《新青年》中也有对女性身体、女性气质、性别特殊性等问题的关注,像“由人类学生理学之见地观之,妇人之性的生活为最要,且合乎自然之事理”(39)[日]小酒井光次:《女性与科学》,孟明译,《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等。内忧外患中,女性需要在一个更加历史化、时代化的语境中构建自己的性别认同,这与以“无性”的主体投身民族国家建设是两回事。冰心在抗战背景下假托“男士”之名所写的《关于女人》中说:“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40)男士(冰心):《关于女人》,《星期评论》1941年第8期。这表明,女性通过投身民族战争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使其更容易葆有一份自我认同的底气。

再次,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体现了女性作为受益群体、实践主体和男性作为倡议群体、领导群体的辩证统一。囿于女性文化教育资源匮乏的事实,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提出者、引领者以男性精英为主,男性对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建构的参与强化了其“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并以双性共在的方式探索女性解放之途。以男性为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当时的性别诗学观建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性别平等的“人性”解放也包含了男性自我意识、个人伦理和感性肉身的解放,而其“代妇人言”的性别平等倡导不仅源于对妇女“非人”处境的不满和人道主义义愤,还反映了长期封建统治和权力压迫下男性自身被压抑的情感。周作人在《贞操论》译序中说:“女子问题,终究是件重大事情”,“女子自己不管……总有极少数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41)周作人:《贞操论·译序》,《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这表明,关于女性解放的很多呼吁事实上也是男性心声。这种文化心理并非周作人所独有,很多民国时期的男作家都取了女性化笔名,像郭沫若(安娜)、茅盾(冬芬)、郭安仁(丽尼)、巴金(马琴)、沈从文(若琳)、刘半农(范奴冬女士)、周作人(碧罗女士)等。(42)参见赵亚明:《男作家的女性笔名》,《阅读与写作》2000年第4期。有的男作家会在写作中拟代女性身份、口吻和视角来发声,像老舍的《月牙儿》以感伤、自怜、自虐风格(一改老舍标志性的俗白、幽默、讽诞特色)所写的“我”在黑暗社会中不得不沉沦卖笑的悲痛,折射出创作这一作品时老舍为生计所困不得不从事自己不喜欢的职业的现实情态,以女性的沉沦凄怨表达了男性文人在黑暗社会中同样无法自主的命运,以至于有人称之为老舍的“精神自传”(43)王春林、王晓俞:《〈月牙儿〉:女性叙事话语与中国文人心态的曲折表达》,《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这种“爱/哀妇人”也是“爱/哀自己”的性别曲衷,进一步巩固了因反映了历史转折中包括男性在内的人性解放诉求而形成的女权与人权共在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

性别诗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密切联系在学界目前已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在如何界定、阐释和评价“民族国家共同体”时仍存在诸多分歧。中国妇女运动者往往高度认同二者的同一性,如蔡畅曾言:“中国妇女运动,如能与整个革命斗争紧密结合前进时,妇女运动就有发展,对人民革命斗争就有贡献;反之……就使妇女运动遭受挫折。”(44)蔡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妇女》,《人民日报》1951年6月27日第1版。李小江也指出:“中国的妇女是为解放国家出了力的……作为这个民族整体中的女人,她的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与这样的民族国家有契合之处。……妇女在‘民族’的旗帜下与国家结盟。”(45)李小江、白元淡:《阶级、性别与民族国家》,《读书》2004年第10期。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界,对民族国家话语的疑虑却颇多,并形成了这样几种观点:一是把民族国家本身当作一种凌驾于性别之上的意识形态宰制的宏大叙事,像“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霸权统识(hegemony),是因为在政治上,它的涵盖性把民族/国家凌驾于其他范畴如性别、阶级、宗教等之上;在叙述上,它提供一套整合性的‘语法’和‘修辞’,把性别、阶级、宗教等统摄其下”(46)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一”第2页。,女性解放被视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一部分,却在寻找自己的话语方式中与元叙事构成一系列的冲突”(47)郭冰茹:《女性解放话语建构中的悖论——关于现代女性写作的一种考察》,《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二是质疑民族国家的男权主体性及其对女性的压抑,像“‘本土女性主义’的再现,如果放在国家的架构内时,则有一个‘男性’的源头”(48)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85页。,“对于男性文明视野中有着既定性别身份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来说,女性话语某种程度上就成了一种……异质力量”(49)孙桂荣:《新时期以来民族国家话语的女性表述》,《学术月刊》2008年第6期。。三是在民族国家中女性解放的“失败说”“悖论说”,像“我们无法断定,享受着平等公民权的女性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解放’意义上的自主和自由,女性是否是妇女解放中的‘主体’”(50)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绪论”第25—26页。,“中国女权话语发生期的‘妇女问题的可见性’,与‘女性主体的不可见性’悖论性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固化为一种‘女性是受害者’的‘五四妇女史观’”(51)马春花:《女性主义的发生与现代中国——评刘慧英〈女权、启蒙与民族国家话语〉》,《文艺研究》2013年第11期。。

女性研究界对性别主体性的焦虑和渴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对于救亡图存中诞生的性别诗学来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为什么不止一个研究者在女性文学研究中会有一种近乎“受害者”(不但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也是民族国家的“受害者”)的思维呢?笔者认为,要真正认清这种民族国家话语面前的“‘性别压抑’说”迷思,西方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思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目前存在于中国女性研究界的一些概念,不少来自西方,西方主导的性别观念对中国的强势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民族国家言说则牵涉两个问题:一是民族国家何以在西方身份政治思维下成为女性解放的“麻烦制造者”;二是针对西方的言说何以成为中国的话语资源,以致“民族国家共同体”本身就成为“问题”。

身份政治强调身份认同与尊重差异,是文化多元主义的理论基础,其“以基于特定身份的诉求为目标,或以特定身份为优先考量乃至政治判准,或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52)谭安奎:《身份政治:根源、挑战与未来》,《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这种理念有别于国民或公民认同,后者更侧重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身份政治往往以特定的、小众的身份议题为价值核心,并在这种“特定身份”诉求下结成身份群体、开展身份活动。身份政治思维目前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十分强大,似乎已成为不容置评的“政治正确”。西方女性主义便是以对女性“特定身份”的强调为中心的,从诞生之初就追求“差异政治”,即身份认同建立在与男性的差异及社会对这种差异的不公正对待之上。它要求社会承认并尊重这些差异,建立一个“允许差异存在”(difference-friendly)的世界,其所追求的并非西方启蒙运动所宣称的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权,而是将“差异”作为本源的、以“特定身份”为核心诉求的“女权”。

女性与民族国家的二元对立理解就是这种“差异政治”的排他性思维向前发展的结果。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说:“作为女人,我没有祖国。作为女人,我不需要祖国。作为女人,我的祖国是整个世界。”(53)乔继堂等主编:《伍尔芙随笔全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1页。对民族国家的批判是西方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并融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等人的“东方学”理论,形成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将民族国家视为“凌驾于(如果不是取消)妇女的政治之上……的‘大伞’(overarching umbrella)”,“在这样的压制底下,妇女问题似乎只有两种出路:要么被迫从民族主义运动中脱离开来,要么寻求一种‘关系—综合政治(relational-integrative politics)’的另类方式,以免重蹈民族主义的覆辙”。(54)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一”第3页。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ics)中的民族国家“‘想象’说”亦为女性主义所借用,以更强有力地向民族国家发难,并将其推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女性解放问题。萝拉·内德(Laura Nader)指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的革命过程中,几乎一致地采取了“性别霸权”立场,根本原因在于“改变传统上对妇女的掌控势力,是把这权力从亲族转移到国家的步骤的一部分”(55)转引自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中国女性在民族国家面前的“压抑说”,正是这种思潮的体现。

此外,这种对民族国家的“他者化”理解也与身份政治是个体化社会的政治表征相关。身份政治的差异伦理不仅涉及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而且贯穿在女性群体内部,催生了多样化、碎片化的主体诉求,甚至出现了个体化、原子化的趋势,因为身份政治的核心诉求就是自我赋权。西方女性主义的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将个体性生活感受和社会经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这样一种个体伦理与西方崇尚的自我、自由精神相契合,却造成了集体认同的缺失,“女性”被分解成碎片化的身份团体,女性主义分化为黑人/有色人种女性主义、同性恋女性主义等多种“复数”女性主义派别。这与应对社会整体需求的公民政治相疏离,愈发加剧了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人认为身份政治“追求的不是普世涵盖的国家认同,而是(在国家之内各个不同的)社群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是多元而分化的,更不以什么解放的目标自诩”(56)转引自吴理财:《身份政治:意涵及批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这对女性解放来说或许有点绝对,但指出了身份政治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深刻鸿沟的事实。

在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西方女性主义对“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持有偏见和抵触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中国女性研究界的流行,则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强势传播有关。目前,女性研究界似乎还摆脱不了“西学东渐”的影子。有人由衷说道:“我们对西方妇女学和女权主义在各个学术领域中的发展有所了解。它们开拓了我们的思路,使我们能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分析问题,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57)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言”第2页。女性在民族国家面前的“受害者”言说与西方身份政治观念开拓思路、改变思维方式的知识“再造”不无关系。“在经典女性主义的立场上看来,民族主义、尤其是它的典型形态:国家民族主义,无疑是父权结构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压抑与暴力之源。”(58)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二”第27页。这种观点显然是将西方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奉为圭臬。“中国妇女,如同其他父权‘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同胞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要求为了更远大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牺牲、延宕她们的需求与权益。”(59)转引自宋素凤:《多重主体策略的自我命名: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这一观点与中国学者在西方长期浸润所受到的身份政治思维有关,或者可以说,中国女性研究本身就是建构身份政治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

可以说,“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既有着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也有着中国传统性别范式的历史渊源;既植根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马克思主义土壤中,也随着中国革命与实践进程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它打破了性别/民族国家、女权/人权、女性/男性等的二元对立思维,为女性以性别在场的方式参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提供了学理支持,是与中国女性解放的社会历程与文学实践相契合的历史化产物,具有不可或缺的当代价值。

时至今日,“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的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已不再是20世纪初那种直接而强硬的意识形态倡导,而是辅之以更加柔性、弹性的价值空间,并以在世界之林中壮大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女性解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新时代中国对女性个体多样性的选择表现出了更高的尊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为女性个体赋予“妇女梦”为前提、以“中国梦”赋权“妇女梦”为基础、以“妇女梦”赋能“家国梦”为目标的系列倡导,充分展现了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特点,在“中国梦”与“妇女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民族国家叙事是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已为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所证实。20世纪20年代,丁玲面对《真善美》杂志的约稿掷地有声地说:“我卖稿子,不卖‘女’字。”(60)丁玲:《写给女青年作者》,《青春》1980年第11期。半个多世纪后,被誉为女性主义代表人物的张洁,也被视为“炽热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61)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页。。“差异”伦理下生理、心理层面的“女性意识”并未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核心要素,甚至有的女作家坚决反对性别视角的局限,直言不讳地说:“就算性别写作不是反文学,也到底是对文学的窄化。”(62)张莉:《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性写作观调查》,《南方文坛》2019年第2期。女性文学创作界的这种性别姿态与研究界义愤填膺的“‘性别压抑’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烛照了后者尚缺乏深厚文学实践支撑的历史虚无主义姿态。与既往某些因为过强的政治性而显得“神性”有余、“人性”不足的红色经典相比,近年来逐渐日常化、温和化、个人化的民族国家叙事为性别诗学观中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增添了具有更多时代质感的亮色。像《无字》《笨花》《额尔古纳河右岸》等家族史的温情叙事与个人史的日常叙事,提升了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共生互动的亲和力、包容力。

在身份政治思维愈来愈向激进化、极端化发展的今天,过分强调差异政治、性别优先、女性本位主义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成为挑起性别对立、引发社会矛盾的温床,这愈发凸显了在性别诗学观中树立“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例如,2022年4月2日,共青团中央微博以“每一代青年都无愧于时代”为主题发布的六张图片,就因其中没有女性形象而遭受了大量质疑和网络暴力,原本歌颂青春力量的初衷被误解为“性别对立”。(63)针对此次论争,共青团中央微博、北京晚报微博发布了《“极端女权”已成网络毒瘤》《岂任“女拳”兴风作浪肆意播毒》等评论文章,微博、网易、虎扑、知乎、观察者网等众多平台用户卷入其中。性别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这也凸显了回顾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中“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其是坚守性别诗学主潮、凝聚社会共识的需要。本文的研究目的亦在于此,希望通过对“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下现代中国性别诗学观的分析,为破除性别/民族国家、女性写作/宏大叙事的二元对立式零和思维提供有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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