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小组指导员问题研究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藏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养资料的整理与研究”（22&ZD027）的阶段性成果。

早期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已为学界熟知，不过后者如何指导却是习焉不察而又颇具分量的学术问题。总体而言，共产国际在早期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指导中共：一是经常性地派专使赴华；
二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达指令；
三是招收中共党员、团员赴苏联的革命大学学习，而后充任中共各级重要干部。前两种方式较为直接，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赴华专使的临时性和文化差异容易造成沟通不畅，而中共代表团又远离祖国，共产国际的指导存在诸多问题，中共早期出现的路线偏差与此不无关系。第三种方法需持续投入精力，见效较慢，但有利于中共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模式发展，符合苏联的长远利益，故共产国际积极推动。20世纪20年代，约有3000余名 参见孙会修：《“发表力”的养成：中国共产党早期留苏学生的谈话训练》，《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中共选派的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以下简称“东大”）、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以苏联和中国国民党的名义联合办学，取名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ени Сунь Ятсен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8年改名为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校内学生将其译为“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或“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0年学校被联共中央取缔。、列宁学院、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等院校读书，他们后来成为影响中共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

如何指导中共留苏学生是共产国际面临的重要问题，这在中大表现得尤为突出。该校专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而设，是中共“最高的党校” 《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章程》，РГАСПИ：530-1-67。按：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俄语简写为РГАСПИ，本文全部用简写标注。。在中大1925年秋至1930年的5年办学史上，总共约1500余名学生在校学习，其中有1200多名学生为中共选派1926年至1929年登记入学的中大学生有1474人，加上1925年入学学生，再减去国民党选派的学生，中共选派总人数应在1200人以上。参见《1929年入学登记》《1926年至1928年进校花名册》，РГАСПИ：530-1-41。。在语言和文化隔膜的前提下，为高效且有针对性地指导数量众多的学生，共产国际向依托班级建立的党小组派遣了联共 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1925年12月，再次改名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为叙述方便，本文统一以“联共”称之。指导员（политрук）。目前有关中大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两个特征，一是通过中大阐释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А.В.Панцов：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Большевики и кита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1910-1927）.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Муравей-Гайд》. Москва.2001；
Чжан Юйсинь：Китайс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ы в Москве：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систем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ССР（1921-1930гг.）. 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Центр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инициатив Масва-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18.，二是着重反映中大的内部斗争 Miin-ling Yu，“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1925-1930，”Ph.D.Dissertation（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1995；
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未见有关党小组指导员的专门讨论。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发展的历史上，中大党小组指导员工作的贴近和细致程度较为少见，呈现的面相较为复杂。有鉴于此，本文以俄罗斯国立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相关档案为主，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一、中大党小组指导员制度的设立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建成并迎来首批学生，联共（布）中大支部局 Ячейка ВКП （б） при УТК-КУТК，联共在中大的领导机关，学生常以“支部局”“党委”“党部”称之。随即向依托各个班级成立的党小组派遣由教员兼任的联共指导员。1926年初，刚进入中大的邓小平被编入一年级第9班并担任党小组组长，他与本组联共指导员、西方史教员、学校同志审判委员会主席瓦克思（Вакс）接触较多 邓希贤：《党组工作调查表》（1926年6月13日），РГАСПИ：495-225-1629。。9月新学期开学后，支部局加大党小组指导员工作力度，向“区委员会请求学校教员须兼做指导员的工作”。此“区委员会”指联共莫斯科哈莫夫区区委，是中大的属地上级党组织。区委很快批复这一请求，党员身份的中大教员担任指导员成为义务，同时明确了指导员的工作内容——“解答各党组的问题，并且帮助他们去做党的工作” 《1926年九十两个月的工作计划》，РГАСПИ：530-2-9。。

中大的党小组数量众多，所需指导员为数甚众。除瓦克思外，罗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工人运动专家）、阿布拉姆索恩（Абромосон，学校管委会书记）、华林（Валин，学校中国问题研究院第二任主席）、尧尔克（Иолк，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苏联汉学家）等都担任过党小组指导员。1929年秋季之前，中大学制2年，每个年级设10个班 《民党员工作调查》（1927年2月12日），РГАСПИ：530-2-42。，每班20人左右，此外还有若干个预备班；
在此之后，学制改为3年，一、二年级班级数量缩减至10个以内，三年级设4个班，另设生产班和速成班各2个。总体而言，中大需要的联共党小组指导员总数维持在30人左右。学校一时难以凑齐人数，支部局和莫斯科哈莫夫区委决定在列宁学院等单位聘请兼职指导员。

指导员受支部局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具体指导 组织部和宣传部是支部局下属机构，各设有委员会，学生常以“组委”和“宣委”代称。。为便于指导员熟悉和指导党小组工作，1928年初支部局决定“兴奋小组工作，将党的影响更普及于党员、团员，并建立支委与教务处及群众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在党小组设立由指导员、组长和班长组成的三人团，接受支部局的政治指导，任务是“提高小组中党、团员的政治积极性，在小组中造成统一的党的集团”，灵活处理党的一切问题，“随时巡视本组，并与组员作个别谈话，以指导一切” 《三人团工作条例》，РГАСПИ：530-2-115。。指导员并不是党小组成员，却是三人团的核心。三人团的成立使指导员的工作有了抓手，至少在制度上中大初步实现了掌握和指导每一名学生的目标。

之所以设置党小组指导员，与联共革命传统以及中大的现实需要有关。指导员制度是由联共创设并经实践验证的成功制度。在联共内部，指导员的全称是政治指导员，具有列宁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与属于所在组织成员的政委或政治部主任不同，指导员代表上级指导下级，机动性强，便于党组织实现定点突破和长臂管理。在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下，指导员对组织起着看齐与调谐的作用。因此，列宁和联共经常将指导员视为推动革命的重要手段之一。

指导员制度的建立与苏联革命的发展路径相契合。1909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回派”提出党应建立“指导员小组和指导员学校”，在军队中加强宣传的革命冒进方案《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3—75页。按：“召回派”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激进派别。在1905年至1907年俄国革命低谷时期，该派主张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因此得名。。列宁认为当时不宜开展此工作，但认可指导员这一工作形式。1917年二月革命结束后不久，列宁便建议联共选拔干部到各地“做全民的指导员”，为夺取政权作准备《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9页。。十月革命一举成功，苏俄广阔的社会空间急需联共去填充，于是列宁赋予指导员开疆拓土之责，往往是“特命全权”《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6—57页。。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附属鼓动员和指导员训练班成为培养指导员的重要机构，并在1919年演变为联共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级党校——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参见《斯大林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4、642页。。在苏联保卫政权和建设国家初期，联共在有限条件下迅速实现对全社会的控制，指导员的作用不容忽视。随着形势的发展，指导员制度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1918年6月，被视为重点地区的比尔舍尔特征粮困难，列宁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是向该地征粮队“派2—3名可靠的政治委员和指导员”《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此外，苏维埃政府还将“在各民族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由当地工作人员组成的指导员组”，作为解决民族地区问题的重要方法 《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约·维·斯大林〈关于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要素〉报告所通过的决议》（1923年4月25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苏联民族政策文件汇编：苏联的形成（1917—1924）》，1954年印行，第683页。。1920年，联共为训练以中国人为主的朝中混成团指挥员，特设“指导员训练班”，163名中国人和朝鲜人参加学习〔苏〕刘永安编著，王宜光译：《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在社会经济问题突出、族群问题多元复杂的苏联早期，形式多样、数量庞大的指导员犹如联共的播种机，因实现组织力量的精准投放和困难工作的攻坚而备受倚重。

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体系 《关于党的建设的组织问题的实际建议》（1922年3月），《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05—206页。，指导员制度在这些学校得到普遍推行。1922年，格鲁吉亚德谢赫党校甫成立，便设有大学生指导员 〔美〕鲍里斯·列维茨基编：《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9页。。东大是为苏联远东地区和东方国家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联共东大支部局铺开式地将指导员派往所有班级 《中国班党组织系统图》，РГАСПИ：532-2-101。。作为共产国际专为某个落后国家培养干部的革命大学，中大也很快就实行了指导员制度。

中大设立党小组指导员制度还有诸多深层次原因。在中大办学历史上，党小组指导员整体呈现逐渐受支部局重视的趋势，反映了共产国际探索培养中大学生的努力，亦隐含着进一步收紧培养中共留学生指导权的意图。中大建校初期，中共选派的学生受中共旅莫支部领导。该支部是1921年底依托东大中国班建立的中共海外组织，受东大外国班党委会和外国班检查委员会管理 罗觉：《旅莫中国青年团团员周记表》（1924年10月31日），РГАСПИ：532-2-119。。它以严格的纪律管理学生，并以耗费精力为由反对学生花过多时间学习俄语，由俄语成绩较好的党员、团员与苏方人员交流，后者与多数学生接触有限。旅莫支部将这一工作方法运用到中大，指导员与其难以兼容，积极性受到影响。共产国际意识到将干部教育指导权交给中共旅莫支部存在弊端，认定其在思想上存在“狭隘的民族观念”，“怀疑联邦共产党的指导作用和否认联邦共产党有指导孙大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可能与权力”，持续下去将削弱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约束力，将旅莫支部定性为“企图组织一个与联邦共产党分离的独立自治的组织” 《对于Кучумов同志关于“旅莫支部”报告的决议》，РГАСПИ：530-2-49。。1926年6月，中共旅莫支部解散，中大的中共党员、团员逐步转为联共候补党员或少共团员，直接受联共中大支部局领导，训练学生的主导权由中共转向联共，消除了党小组指导员工作的组织障碍。

中大办学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增强了设置党小组指导员的必要性。一是多数学生语言不过关。一般而言，低龄者学习语言较为容易，有时天赋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盛岳到中大时仅19岁，他学习俄语很快，第二学期就成了翻译 〔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89页。，同样年龄到校的王明半年后也达到了“俄语流畅”的程度 郭德宏：《王明年谱》，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页。按：王明在莫斯科填写的个人材料显示，他出生于1906年，而非1904年。参见《АНКЕТА——Чжен ШаоЮй》（ 23/Ⅺ-1931г. ）， РГАСПИ：495-225-6。，但像他们这样速成的情况并不多见。俄语词汇量大、语法变化繁杂、发音独特，中国学生要熟练掌握和应用并非易事。1926年初，24岁的聂绀弩抵达中大留学，他喜欢读书、向往俄罗斯文学，到校后“用心钻俄文，天天拿起书死念、死背”，虽然他在同学中的学习能力并不差，但“半年过去了，俄文还一点门都没有”，不得已“回转来看中文书” 聂绀弩：《聂绀弩自叙》，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224—225页。。工人出身的学生学习俄语则更加吃力。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力推中共干部工人化，中大招收了大批工人来校学习。蒋德芳入学前曾做过“十余年劳力”，他向支部局反映自己因年龄太大，入学一年“俄文学习非常困难”，其他科目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进步”，请求支部局派他去工厂做工，然后回国 蒋德芳：《致劳大支部委员会》（1929年1月4日），РГАСПИ：530-2-97。。鉴于现实困难，1929年3月中大决定“此后工人同志分班以中文为标准，不愿学习俄文者不强迫” 《宣传委员会会议记录——第十次常会》（1929年3月20日），РГАСПИ：530-2-116。。盛岳后来总结认为，即使有人在两年时间里只学习俄语，“要学到真正掌握俄语也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他估计中大历史上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实际上达到了熟练运用俄语的程度” 〔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91页。。一份校内的决议草案也曾作出过“大部分学生同志不懂俄文”的结论 《决议草案》，РГАСПИ：530-2-73。。

语言问题直接影响了专业教学效果。除少数课程受欢迎外，中大学生对专业课评价普遍不高。有党小组“屡经小组会提议要教务处与宣委注意”，以列宁主义、政治经济、中国问题、西方史几门课程为代表的“大部分教员质量平平”，表现为“没有什么特殊创造力，除刻板背几句话外，没有什么精彩的见解”《三人团的工作报告》（1928年），РГАСПИ：530-2-117。。盛岳认为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和工人运动等课程，“由于教师水平不高，讲得枯燥无味，没有收到多大成效”，尤其是工人运动课“谬误百出” 〔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77页。。衡量一门课程好坏一般要考虑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从学生方面来说，语言当属重要因素。而中国学生听课普遍需要翻译，教学效果好不好往往取决于翻译水平的高低。高水平的翻译在课堂上宛若自己不存在，水平较低者不仅难以理解教授者的深意，转述后的意思更加生涩难懂。中大学生翻译的情况显然多属于后者。

二是中大与社会较为隔绝，影响干部培养效果。中国学生生活学习都在一起，用汉语交流，学校之于他们更像是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学校设施完善，学习和生活自成系统，也减少了中大学生和当地社会接触的意愿，社会关系多限于班级或社团，想接触外界的学生又多受困于语言而止步不前。学校语言和社会语言差别较大，即便俄语好的学生也难以措置裕如，盛岳和普通俄国人在一起时就“感到了交谈的困难” 〔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92页。。其实，让学生多接触社会，增强对苏联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是共产国际培养中共留苏干部的重要目标，而学生与社会隔绝无形中影响了苏联的长远利益。

支部局认为，党小组指导员是克服困难的关键，它兼具教授知识和党务训练职能，可弥补其他培养方法之不足。课堂教学受课时、语言障碍、上课人数多等因素限制，难以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指导员则像导师一样深入党小组，参加小组会，作专题报告或点评指导，针对性强。1929年1月，一年级特别组指导员在小组会上“作报告约二小时”、互动环节一小时，“全体同志都很了解，且都感兴趣”《第一年级特别组小组会会议报告表》（1929年1月24日），РГАСПИ：530-2-91。。指导员在重要政治问题上往往起着引领作用。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大学生的态度表现多样。为此，支部局要求“党的指导员与组长应该起极大的作用”，积极与学生联系并作解释说明，让他们的思想认识与共产国际保持一致 《支部局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决议》（1929年），РГАСПИ：530-2-73。。指导员具有教师和党组织的双重权威，还能弥补学生学习之不足，这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支部局强调批评是同志间的批评，但仍有不少学生出于面子等原因难以接受同学的批评，甚至有人刻意坚持错误，但对来自指导员等师长的批评则容易接受。1929年7月，一年级7班的三人团报告显示，“有些同志曾有过错误的观点”，但经“指导员批评后就马上改正了” 《第一年级第七班三人团三月来工作之报告》（1929年7月11日），РГАСПИ：530-2-88。

。此话或有些夸大，但由此可见指导员身份的权威性决定了其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

指导员来自苏联社会，可现身说法介绍风土人情和苏联建设成就，弥补学生与社会隔绝之不足。学生与指导员朝夕相处，自然对其充满感情。指导员阿布霍夫（Обухов）颇受学生欢迎，当有传闻他要被调走时，其负责的党小组马上致信组织部，“本班同志认为指导员是绝对不能换的”，换到其他地方工作也完全没有必要《致组织部同志》，РГАСПИ：530-2-115。。另一组反馈指导员玛蒂廖夫（Матылев）的工作出色，“指导员同志对于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我组同志非常满意，他是我们学校最好的指导员”《二年级第四组一年来小组工作的总结报告》，РГАСПИ：530-2-117。。

中大历史上政治斗争频繁，先后经历了党务派与教务派之争、反托派斗争和“江浙同乡会”事件，尤其在王明等学生翻译掌握领导权后，挑起许多无原则的斗争，普通学生和支部局的矛盾渐增，师生关系亦受到影响。有学生反映，问题的关键在于“支部局没有注意到建立健全的中俄同志关系”，偏信翻译，许多翻译“不但没有帮助改进中俄同志的关系，反而使关系更加恶化了” 《对于本校大会讨论改造学校问题发言的统计》，РГАСПИ：530-2-113。。支部局认为问题出在教员与学生联系有限，优化指导员工作成为改进措施之一。

以党小组指导员为基础，中大有多套指导员系统。少共（青年团）小组指导员多是学生党员，又称党指导员 参见《支部局工作报告草案》，РГАСПИ：530-2-90。，俞秀松就曾担任“青年团指导员” 《党员及团员工作调查表》（1927年1月），РГАСПИ：530-2-38。，妇女部也设有指导员 黄励：《提议》（1929年1月10日），РГАСПИ：530-2-97。。联共创办中大的初衷即是为中共培养指导员队伍，希望毕业生像种子一样撒向各地，推动中国革命发展，故在校外实习时，中大常以“指导员”名义委派学生参加工作。1928年秋，共产国际派13名中大学生到西伯利亚金矿区华工中担任“东方工人指导员” 谢怀丹：《岁月屐痕——一个莫斯科中山大学女生的回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页。。这样，从联共指导员到学生指导员，从全面指导到具体业务指导，从党内系统到面向群众，从被指导到指导别人，中大学生与指导员的密切关系也在无形中塑造了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

二、党小组指导员工作的困境

中大在全校范围内为党小组指导员的工作提供支持，优先安排会中文的教师担任指导员。学校管委会书记阿布拉姆索恩曾是东大教员，在1924年秋季学期向中国学生李合林认真学习中文 参见李合林：《报告表》（1924年10月26日），РГАСПИ：532-2-166。，担任指导员时可以用中文交流；
尧尔克的中文更佳，交流非常方便参见《Ⅰ-й курс》，РГАСПИ：530-2-120。。不过，包括首任校长拉狄克（Радек）、继任校长米夫（Миф）、中国问题研究院第二任主席华林在内的中大教职员中，懂中文者并不多，而大多数指导员要从他们当中选拔。于是支部局为不会中文的指导员配备了承担翻译工作的副指导员，张闻天、沈泽民、董亦湘、李竹声、陈原道、郭肇唐等均担任过此职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86—87页。，他们可以参加三人团会议，但无表决权。

副指导员在理论学习方面有优势，于是支部局赋予其协助指导学生的职能，当然也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许。支部局和三人团对副指导员的考勤和考核标准与指导员相同 《三人团工作条例》，РГАСПИ：530-2-115。。后来因副指导员出勤率相对较高，不乏代表指导员出席会议的情况，支部局将全校指导员会议改为“正副指导员会议”。党的工作研究室是中大的重要机构，下设中国共产党工作研究组。研究室定期“召集指导员与翻译的会议，讨论方法与组织上的问题”，并吸收正副指导员参加本部门工作，要求指导员担任研究室质疑处顾问，负责解答问题。

《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的工作研究工作计划》，РГАСПИ：530-2-90。受此示范，校内各部门也开始积极与各党小组指导员建立工作联系。

随着指导员越来越受支部局的重视，其工作增加了主持党员、团员考核，指导各类计划和报告制定等内容。他们在贯彻支部局及各部门决议、收集小组人员信息等日常工作方面负有领导责任，在本班学生申请入党、个人鉴定、回国分配等关键工作上有决定权。党小组会是中大学生最重要的组织生活之一，指导员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由其作会议引言和最后点评；
如果指导员认为小组训练存在问题，可在会上要求整改。

值得注意的是，指导员的权威是组织赋予的，并不能完全代表个人的实际能力。一名合格的指导员需要具备扎实的业务知识、责任心、恰当的教育方法、足够的时间投入，但这样的指导员在中大并不多见。支部局组织部1930年1月关于指导员质量的总结表明，本学期22个党小组中只有2个预备班、特别班以及三年级2组共4个小组的指导员符合要求，占总人数的18%；
多数指导员不合格，其中一年级3组“三次更换指导员”，翻译班“屡次更换指导员”，“影响到工作”《组织委员会第35次常会》（1930年1月6日），РГАСПИ：530-2-106。。此前，组织部也常常接到对指导员工作不满的反映，一年级6组1928年7月表示“指导员就像教员”，除了开会以外都不与同志们接近《一年级第六组的报告》，（1928年7月28日），РГАСПИ：530-2-88。；
一名党小组组长表示本组多数同志“对指导员都不满意”，“下学期绝不要他当指导员”《第一组组长Ночной致组织的信》（6月14日），РГАСПИ：530-2-89。。1929年第1季度组织委员会季度工作总结对“指导员工作较薄弱”的事实直言不讳 《Тримесяцный итоги работа Орг. Комиссии（Приняли на Заседание 4/Ⅳ-1929г.）》，РГАСПИ：530-2-80。，他们的工作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指导员参加组织生活随意，与党小组缺乏联系。从党小组的反馈看，指导员不参加小组会的情况比较常见。1928年7月，一年级1组报告该组指导员“在理论上特别对中国问题有研究，同志们都很满意，缺点是不能参加会议”，学生们知道他时间紧张，能够“谅解他”《第一年级第一组工作结束向宣委的报告》（1928年7月28日），РГАСПИ：530-2-88。。而对于政治素养较差的指导员，学生们往往不会那么宽容。1929年初有党小组对指导员“开会时常不到”忍无可忍，尤其是最近3次小组会“没有到过一次”，“全体同志一致决定请求党支部局撤换指导员”《一年级三班年假结束第二次报告》（1929年1月8日），РГАСПИ：530-2-88。。几乎同时，另一小组反映：“指导员不是迟到，便是不到，恳请党委加以注意。”《第一年级第二组小组会议情形报告表》（1929年2月22日），РГАСПИ：530-2-91。更有小组于1929年4月以“请组织注意正指导员的工作！！！”为题痛陈：“我们每次开会总是找不着正指导员，不是不能来开会，就是临时找副指导员代替，因此同志们对小组会没有兴趣。组织应当尽快找一位能够指导我们的同志来，以免妨碍本组的工作。”《第二年级第二组小组会议情形报告表》（1929年4月15日），РГАСПИ：530-2-92。在此情况下，许多三人团形同虚设，变成“两人团”。1929年春季学期已过3个月，二年级7组的指导员“只到过一次会，三人团未同指导员单独见过面，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二年级第七组小组会议情形报告表》（1929年4月24日），РГАСПИ：530-2-92。。支部局宣传部承认：“仅仅是小组会，还有些指导员不参加，同志们对此非常不满。”《宣传部工作报告》（1928年3月），РГАСПИ：530-2-116。可见的尚且如此，那些日常与学生接触等难以量化的缺勤更加严重。支部局因此批评正副指导员均未在小组中起到积极的领导作用，在生活中更未看到任何指导 《Тримесяцный итоги работа Орг. Комиссии》，4/Ⅳ-1929 г. РГАСПИ：530-2-80。。

指导员缺勤的理由不一而足，通勤不便是重要原因。党小组会议多在傍晚开始，会时普遍较长，有时甚至开到深夜，指导员需要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莫斯科市域面积较大，指导员散居各地，通勤不便费时颇多，严重影响其参会意愿。这在中大是普遍现象，支部局抱怨道：“俄国同志差不多完全不到支部大会。”《支部委员会的决议》（1929年1月19日），РГАСПИ：530-2-73。指导员都有本职工作，对兼职不够投入也是原因之一。

支部局对校内兼职指导员还能有所约束，对校外兼职者更难以管理。中大外聘指导员数量较多，有时“大多数的指导员是学校外面的”《支部委员会和正副指导员、组长会议通过下列的决议》（1928年12月12日），РГАСПИ：530-2-73。。这些人来去匆匆，对中大和中国情况均缺乏了解，指导学生蜻蜓点水。有人甚至与党小组没有联系，一党小组汇报本组指导员在校外工作，“临时请假次数太多”，“简直与本组失掉了联系” 《一年级第二组报告》，РГАСПИ：530-2-88。；
党员卞福林只知班长和党小组组长，不知道指导员是谁《АНКЕТА-Вершинин》，РГАСПИ：495-225-1383。。有的党小组向支部局建议：“许多校外请来的指导员不熟悉支部情况，以致发生许多不良现象，以后党支部局应详细地告诉他们，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校外不熟悉学校支部工作的指导员。”《第二年级第一组会议共同提出的关于小组工作的提议》（1928年12月13日），РГАСПИ：530-2-62。1929年6月，一年级1组甚至提议不再聘任校外人员担任指导员，“尽可能是各班教员，以便在生活上与同志们接近”《一年级第一组关于党的工作之提议》（1929年6月21日），РГАСПИ：530-2-91。。但因人员调配困难，支部局始终未能解决校外兼职指导员的问题。

其次，指导员未能起到应有的政治引领作用。为使党小组成为训练干部的基本组织，避免成为“普通的学习小组”或第二课堂，支部局要求指导员必须审定讨论的问题并准备好材料，“小组会讨论，要提出中心的策略问题，不要太宽泛，同时要按照各小组不同的程度，制定出不同的方法”《宣传部工作报告》（1928年3月），РГАСПИ：530-2-116。；
带领学生多提“有趣味的问题，研究组内一般情况”，并与不良现象作斗争 《孙大联共支部委员会关于学生倾向的报告》（1928年），РГАСПИ：530-2-63。。指导员是三人团的中心，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但党小组的报告普遍反映指导员达不到指导学生的要求。有的指导员对小组工作缺乏准备，指导效果不佳。每次小组开会前，组长和班长一般会将议题告诉指导员，但指导员往往不作准备，在会上随意发言，引发学生不满。1929年春，一年级3组反映“正指导员理论尚欠缺，不能答复同志们的问题”，对学生的意见或质疑不作分析点评，令发言者感到失落，会议结论总是“太笼统”，学生极为不满《一年级三班年假结束第二次报告》（1929年1月8日），РГАСПИ：530-2-88。；
二年级1组认为指导员对小组会“准备材料不充足，不能满足同志的需要”，感觉“多半是敷衍”，批评发言学生错误时也只是空洞的定性，“不能给以详细答复与解释”。此外，对“同志怀疑的问题不能正确地有条理地进行解释”，作结论时背讲义，照本宣科现象严重。《第二年级第一组小组会议情形报告表》（1929年2月1日），РГАСПИ：530-2-92。

学生们对指导员的尖刻批评，也是由倚重之情导致。而指导员受到质疑后的强硬态度，则进一步激化了与学生间的矛盾。特别班学生吴玉章、林伯渠等发现，指导员喜欢用政治语言压制提问的学生，“答复不出，就拿一个大帽子压下来”，称质疑学生“是反对派论调”，下次再这样，将号召全体同志起来作斗争 《祖涵、玉章等21位同志致上级的信》，РГАСПИ：530-2-113。。1928年6月，中大支部局书记别尔曼（Берман）在学年总结会上承认，党小组工作并不能让人满意，特别是一年级讨论会上所提问题，“指导员往往答不上来”，指导员与小组“还是很隔阂的” 《党的报告》（1928年6月25日），РГАСПИ：530-2-63。。更有甚者，还有指导员对学生进行人身攻击。1929年6月，二年级1组指导员、中大级务主任罗佐夫斯基称一名党员“反党及维护右派”，是“流氓”《第二年级第一组小组会议情形报告表》（1929年6月6日），РГАСПИ：530-2-92。。罗佐夫斯基是著名的工人运动专家，担任赤色国际主席 参见〔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78页。，大革命期间曾到武汉等地指导中国革命参见《陈逸泉清党记录》（1930年1月30日），РГАСПИ：530-4-43。。他出现这样的反应的确令人意外，但支部局拒不回复党小组更换指导员的申请参见《二年级一组决议》（1929年5月14日），РГАСПИ：530-2-117。。罗佐夫斯基有恃无恐，在下一次的小组会上又称组内有多人是“调和派”《第二年级第一组小组会议情形报告表》（1929年6月13日），РГАСПИ：530-2-92。。

与党小组产生矛盾，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指导员还能承担一些责任；
参加小组会却对存在问题熟视无睹，则是指导员没有责任心的表现。兼任支部局副书记的王宝礼发现自己所在党小组的指导员对工作漠不关心，从不过问小组会发言人数不多、请假严重等问题，于是请支部局处理，要求“指导员督促不发言的同志”，同时加强考勤《АНКЕТА-Балтийский》，РГАСПИ：495-225-3803。。还有的指导员将政治争论引入到小组学习中。中大教员曾在学生中发展托派参见孙会修：《近代中国托派历史再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7年，第35页。，1929年托洛茨基被逐出苏联后，托派活动式微，但在党小组指导员中仍不乏支持者。9月，有指导员在小组会上宣称“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正是托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观点，也是错误的。副指导员马上指出其错误，两人“在小组会上争论了好久”，众皆愕然，组长要求组织部“撤换这个指导员”。组织部出人意料地拒绝更换，称“第四班都是一些落后分子，马马虎虎就算了！” 《КУТК支部委员Велихов、Мишина致校长及审查委员会诸同志》（1929年9月26日），РГАСПИ：530-4-10。不过，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并未缓解中大校内的政治斗争。以李剑如为首的中大“右派”攻击支部局，意图使掌权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下台，一些指导员也参与其中。11月，三年级2组指导员阿米拉科夫（Амирагов）在小组会上批评“支部局对于反右倾的工作有时完全没有做，就是做也做得很迟缓，这在实质上客观上是掩蔽右倾”，组长批评其观点“与本支部一些向党部进攻的分子的观点一样”，要求支部局对其诫勉谈话或解除工作 《三年级第二班学生Васютин致支部局委员会信》（1929年11月16日），РГАСПИ：530-2-97。。共产国际调查认为，因未有效承担责任，中大学生普遍“把指导员当作教员，不当作政治的指导员” 《共产国际对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情况的调查》，РГАСПИ：530-2-63。。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联共重要的组织生活方式之一，但多数情况下并未在学生与指导员之间起到良性互动作用，有时反而成为矛盾的催化剂。有学生不接受批评，与指导员公开争吵。化文魁在小组会上批评支部局犯“右倾领导”错误，指导员随即纠正他，但化文魁马上以“指导员做鬼”反击 《旧预备班（今预备班第二班）党员、团员履历调查及党组批评记录》，РГАСПИ：530-2-87。。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指导员也要接受普通党员批评，但有的指导员认为受到了冒犯，“不同意批评他的错误” 《第七次小组讨论会总结》，РГАСПИ：530-2-73。。指导员扎奥金普（Залкинб）还直接找到向支部局反映问题的党员，质问其为何使自己名列“有问题的指导员”中。后者以受到恐吓为由，再次向支部局检举。

《Норекий致组织部的信》，РГАСПИ：530-2-115。

其实，指导员工作的困境是系统性的。指导员的指导薄弱，参加小组工作的意愿自然不强，工作上的懈怠又加剧了双方的隔膜，如此循环往复。有党员对本组指导员罗佐维理（Лозовелий）极为不满，一口气列了4项问题：“1.政治领导薄弱；
2.不接近群众；
3.破坏组织原则；
4.以私人意气报复同志。”第3条是指在三人团决议时，指导员违反原则表示反对。该小组认为“纵令罗佐维理同志继续工作，客观上只能阻碍党的工作”，决定“请求党部予以撤换”《二年级第一组关于指导员Лозовелий同志决议》（1929年6月6日），РГАСПИ：530-2-88。。实际上，此4项问题并非孤例，而是指导员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大多数小组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副指导员承担着翻译和辅佐正指导员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其不足。遗憾的是，大部分副指导员的工作同样存在困难，“得同志信任的很少” 《党的报告》（1928年6月25日），РГАСПИ：530-2-63。。依常理度之，副指导员由学生兼任，与小组关系应该比较融洽，但支部局经常接到小组指责副指导员的报告，且多与正指导员有关。一份学年总结称：“小组工作没有什么成绩，尤其是部分正副指导员的素质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对于本校大会讨论改造学校问题发言的统计》，РГАСПИ：530-2-113。组织部1930年初的报告批评副指导员与正指导员的联系不够，“只做了技术工作”《组织委员会第35次常会》（1930年1月6日），РГАСПИ：530-2-106。。一些学生认为，“副指导员就像个翻译，将指导员的话翻译给同志们就完了，平常也不接近同志，和同志们没有密切的关系”《一年级第六组的报告》（1928年7月28日），РГАСПИ：530-2-88。。同时，指导员很少提前给发言提纲，副指导员现场翻译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支部局书记别尔曼总结道，副指导员本应是指导员的政治助手，在实际工作中却只是“一种翻译，不合事实的结论，肤浅的预备，这都是副指导员的缺点” 《党的报告》（1928年6月25日），РГАСПИ：530-2-63。。另外，副指导员难以全身心地工作也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中大学生普遍在校内各种组织中任职以资训练，俄语好的学生因难以替代而工作岗位较多，王明、董亦湘、张闻天等的工作均超过5项，林甘泉竟有8项《最近党员工作统计表》，РГАСПИ：530-2-42。。副指导员都是兼职，工作内容不固定，多数人并不重视。1928年7月，一年级1组三位学生请副指导员帮助修改文章，结果等了4周未收到回复，三人称以后不打算找副指导员修改文章了《第一年级第一组工作结束向宣委的报告》（1928年7月28日），РГАСПИ：530-2-88。。支部局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规定尽可能地用本班同学担任副指导员《联邦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支部委员会组织部的工作计划草案》，РГАСПИ：530-2-115。。但中大按语言水平分班，调配难度颇大，加之指导员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一规定最终不了了之。

三、党小组指导员制度的调整

联共在中大设立党小组指导员制度，未料到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不可否认，联共在指导员制度上颇费心思。为保证指导员工作成效，支部局对指导员有着细致的考核要求，规定三人团“至少每两周开会一次”，全校的三人团联席会议每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三人团工作条例》规定：迟到或不到小组会或三人团会一次者，由三人团予以警告；
两次者“经三人团提交小组全体同志予以警告”；
三次者则由“三人团提交组织部讨论，按联共党章处罚” 《三人团工作条例》，РГАСПИ：530-2-115。。定期上交的三人团工作报告，必须总结近一阶段指导员的工作成绩，如“质量如何？工作是否努力？与同志们的关系如何？”等具体问题 《三人团工作报告的大纲（草案）》，РГАСПИ：530-2-115。。党小组会议对指导员也有要求，主要包括“是否请人代理或迟到”、对学生“重要疑问”的回答情况等 《小组会议倾向报告表》，РГАСПИ：530-2-88。。支部局通过指导员会议公开点评指导员的工作，不合格者可以撤换；
党员、团员认为指导员不符合要求，也可向支部局提出撤换申请。

对于出现的问题，中大支部局一直在设法解决。首先，在教学方面进行调整。为打破师生沟通不畅的情况，中大要求每名新生必须“深入学习”俄语，俄语在新生第一学期就是“最重要的必修课” 〔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72页。。“各党组每月进步报告表”必须报告成员“是否注意学习俄文？谁的学习进步比较大？” 《（1926年秋季学期）联共孙大支部各党小组每月进步报告表》，РГАСПИ：530-2-19。1930年，联共中央审查委员会关于中大的报告，仍强调学生须“加紧学习俄语” 《中央审查委员会报告关于审查本校的结论》（1930年1月2日），РГАСПИ：530-2-103。。在第二个学期，中大根据学生语言学习情况分班，俄语学习较好的被分入俄文班，较差的被分入中文班，居其间者则被分到半俄文班。中文班上课需翻译译述，半俄文班上课时部分时间需要翻译。此外，中大还进行课程改革，按党的科学、社会发展史、经济科学等几大类设置16个学科组，增加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学等关于中国的课程 《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章程》，РГАСПИ：530-1-67。。中大有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中国经济、军事等几个重要的研究室，分别负责相应的课程。研究室由各科教员、党小组指导员、助教和翻译组成，他们定期讨论课程进度和问题，准备教学参考资料和译稿。大革命结束后，为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大还成立了由教务处处长库秋莫夫（Кучумов）任主席的中国问题研究院。

随时批评“有问题的指导员”也成为中大支部局经常采用的方法。1929年上半年，组织部经常接到二年级7组对指导员明德林（Миндлин）的控告信，称其工作“不紧张”，在小组会发言随意，“主张在中国对富农不表示一定的态度”，要求将他换掉。组织部表示换人有难度，可留任观察，“党委要注意他的工作，如不能改善时可考虑调换”。此后明德林的工作有明显改观，二年级7组反映：“指导员最近工作积极多了，并且能帮助组长、班长计划未来的具体的工作大纲，在和同志们谈话中，材料也较为充分和系统，这是他能够继续工作的表现，因此决定要他继续工作，但是党部和三人团应加强他的工作积极性。”《二年级第七组组长Новожилов致党委的信》（1929年6月14日），РГАСПИ：530-2-97。不过，支部局零敲碎打的督促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指导员工作的困境。

颇受联共重视的指导员制度缘何在中大运行不畅？制度对执行者有较高的要求，符合条件者往往使制度合理运行，两者相得益彰，否则反之。中大教育的核心目标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际，但多数指导员对中国实际情况知之甚少。1929年5月，组织委员会常会审查指导员工作时列出了14项重要不足，认为指导员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很少有人了解中国问题，在大多数的小组课堂中指导员无法令同志们满意”《ЗАСЕДАНИЯ ОРГКОМИССИИ ОТ 31/Ⅴ- 1929г.》，РГАСПИ：530-2-80。。绝大多数指导员从未到过中国，故在分析中国具体问题时，往往强为“触类旁通”，以理论或俄国经验硬套中国实际，所作结论似是而非。1929年11月，二年级3组小组会讨论问题时，发生了对中国学生运动是否具有革命性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学生受压迫的情况未变，“仍有革命的性质，因此中共应当注意学生运动”；
有人则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应当注意学生的阶级性，中国自资产阶级叛变后，学生运动已没有革命性了”。争论僵持不下，最终指导员一锤定音，“赞成第二种意见，并指出第一种意见的错误”。《第二年级第三组小组会议情形报告表》（1929年11月7日），РГАСПИ：530-2-92。但其判断并未经过细致的调查，而是僵硬地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进行解释，带有感觉主义。一年级3组讨论中国红枪会时也发生了争论，有学生认为“中国红枪会、大刀会是富农及豪绅为首领及领导者”，指导员则认为领导者应该是“中农及革命者”，但强调自己“尚未完全解明”《第一年级第三组小组会议情形报告表》（1929年11月4日），РГАСПИ：530-2-91。。更有甚者，有的指导员极力回避中国问题，明德林即在小组会上“自称对中国了解不多”，不敢向学生提出有关中国的问题《二年级第七组组长Новожилов致党委的信》（1929年6月14日），РГАСПИ：530-2-97。。但学生们的问题大多围绕中国展开，他每每顾左右而言他，自然难令学生满意。上述情况并非支部局所乐见，它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改变。

一是教育“中国化”。中大的“中国化”是指教学和训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内容。中共中央1928年向中大反映，中大归国干部成才率不高，脱离党组织或杳无音信者大有人在，“150个毕业的学生中，只有40—50个人在党里作工”《支部局工作报告草案》（1929年），РГАСПИ：530-2-73。。中共认为留苏学生懂理论但不能与实践相结合，口头表达能力强，实干能力弱。1929年，中共中央致信联共中央调查中大委员会，指出中大“不能执行为中国党准备波尔什维克干部的任务”，建议改变教育训练工作，根据“中国化”的方针改革干部培养制度《中共中央告留俄学生同志书与联共中央调查中共大学委员会的信》，РГАСПИ：530-2-110。。实际上，1928年初中大改名为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后，就提出“中国化”的口号。支部局强调教员是完成“中国化”的关键，要求教员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一切都经过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中俄同志积极分子会》（1928年2月15日），РГАСПИ：530-2-49。。联共中央积极推动中大教学和训练的“中国化”，1929年初要求“联共中央宣传部派几名对社会科学有研究的教员到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务要他们详实研究中国生活的条件，以便使该大学的教学中国化，同时学校须帮助那些愿意研究中文的教员”《关于调查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决议（联共中央书记处通过）》，РГАСПИ：530-4-1。

。

同时，为应对中大“没有可用的好的指导员”之“恐慌”，联共中央1929年秋增加人员调配，起到了一定效果。12月，支部局称情形已有好转，“因为中央给了我们新的指导员” 《组织委员会第35次常会》（1930年1月6日），РГАСПИ：530-2-106。。1930年初，联共中央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建议，“俄国同志学习中文来直接教书”，实现“教员中国化” 《中央审查委员会报告关于审查本校的结论》（1930年1月2日），РГАСПИ：530-2-103。，其中包括指导员的中国化。但该方案过于冒进，相较于中国学生学习俄文，苏联教员或指导员的学习时间和精力远逊在校学生，更何况学习中文难度较大，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教员用中文授课。

二是中大积极推动学生担任教员和指导员。早在1926年暑期，张闻天、沈泽民、竺廷璋、林晶爱等就担任过指导员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78页。，但这是取缔中共旅莫支部后的过渡方式，此后“一直由俄国人任指导员” 〔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93页。。当联共指导员工作面临困境时，校方决定让优秀的中共党员代替，逐渐吸收教员班成员为党小组指导员。为了更好地培养师资力量，1928年中大改制后即设有教员班 《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章程》，РГАСПИ：530-1-67。，成员主要是中共党内资历较深或理论知识丰富的学生，吴玉章、林伯渠、卜士畸、董亦湘、陈原道、西门宗华、张闻天、王稼祥等都曾是教员班的学生。卜世畸对中国工人运动较有研究，于1928年在中大出版《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职工运动》一书。王稼祥自1927年9月起给新生开设《西方革命史》课程，次年9月讲授新课《中国问题》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2、36页。。他们两人均不止一次担任党小组指导员。校内许多重要的学生干部也曾担任过此职，王明、张闻天分别担任过预备班和多个党小组的指导员，沈泽民也曾代理过指导员 《支部委员会的决议》（1929年1月19日）、《组织委员会第37次常会》（1930年2月2日），РГАСПИ：530-2-73、530-2-103。。

与联共指导员相比，中共指导员的工作要方便很多，文化隔膜、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不了解等问题不复存在，而且他们的责任感明显加强，所以副指导员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卜士畸担任指导员的同时还任支部局入党委员会书记，他极为重视指导员工作，认为“小组的实际工作既多而又重要”，要求支部局解除其入党委员会的工作 《卜世畸致组织部同志们》（1928年6月5日），РГАСПИ：530-2-115。。1929年2月，张闻天担任一年级6组指导员，和小组长、班长组成三人团，他们多次致函支部局和教务处反映校内中国同志分配工作过多、学习时间不够和教材缺乏等问题，要求组织予以解决 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96—97页。。

不可否认，个别中共指导员也存在缺勤等情况。张闻天在1929年秋季学期担任一年级2组指导员，支部局对其工作就有“与三人团关系薄弱”的评语《组织委员会第35次常会》（1930年1月6日），РГАСПИ：530-2-106。，此前他还曾被大多数人投票反对继续担任另一小组的指导员《预备第二班党组讨论记录》，РГАСПИ：530-2-117。，这与其工作过多有关。是时张闻天已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常感工作学习难以兼顾，他致信支部局要求暂时解除其党小组指导员和中文教科书编辑的工作 参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第97页。。当然，像张闻天这样的情况属于少数，多数中共指导员在学校生活学习，缺勤问题并非不能克服。

正因中共党员担任指导员使许多难题迎刃而解，联共中央和中大支部局加大替换联共指导员的力度。1930年初，二年级3组指导员瓦克思亦因工作中的“尾巴主义的情绪”，被支部局撤销指导员之职，由王稼祥接任并向学生做“解释工作”《组织委员会第35次常会》（1930年1月6日），РГАСПИ：530-2-106。。瓦克思从建校起就一直担任党小组指导员，是中大资历最深的指导员之一，其职务最终由中共党员接任，此举具有特殊意义。联共从中共旅莫支部收回训练和培养干部的职权，启动教学改革，强化指导员工作。但经过三年多的实践，联共发现自己直接训练和培养中共学生有难以克服的困难，不得不启动新的中大“中国化”改革，中共党员大量充任党小组指导员。与此同时，联共中央要求中大“加深各科教学工作的中国化”，措施之一就是由中国同志出任教员《关于调查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决议（联共中央书记处通过）》，РГАСПИ：530-4-1。

，对留苏学生的训练和培养呈现由中共党员负责的趋势。

应当指出，中大“中国化”趋势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合力促成的结果。但两者的方案有明显不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方案是不能削弱联共对中大的领导权，学校党政领导仍由苏籍党员担任，更不能改变教学内容以俄国革命经验为中心的现状，“须于教务计划和各科大纲中多多研究苏联和联共党史”《关于调查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决议（联共中央书记处通过）》，РГАСПИ：530-4-1。

；
而中共中央的“中国化”方案，则是改变中大所有权，将其划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管理，使中大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大学，代表团团长瞿秋白曾为此积极奔走。1929年秋，中大出现了瞿秋白将任中大校长的传言 联共候补党员Круг：《我的意见》（1929年9月26日），РГАСПИ：530-4-10。。在中大清党、学校处在动荡之际，此传言当是渊源有自。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没有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提议，中大支部局亦坚决反对。次年，鉴于中大托派问题严重，联共中央决定将学校取缔，学生或分流至其他学校，或派遣回国。

四、结语

中大党小组指导员是联共在党小组的代表，辅之以三人团和副指导员，以期全面指导学生。但指导员的工作面临自身质量无法保证、难以进行深入政治指导的困境，严重的缺勤现象更使其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为此，联共中央和中大不得不推动中大“中国化”改革，吸收中共党员担任指导员和教员。虽然中大党小组指导员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屡屡陷入困境，但指导员制度的实践并不能否认中大教育的成绩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共早期革命的历史上，中大党小组指导员工作的贴近和细致程度较为少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存在与中大党小组指导员相似的问题。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成立，后者主要依靠共产国际的代表或特使开展工作，他们的身份实质上也是指导员，联共中央对其亦按特派指导员管理 参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特字第55号）记录》（192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3页。。他们在中共内部有重大影响力，马林即全程参与中共建党，并作为共产国际特别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他们大部分人与中大党小组指导员一样，不懂中文，在使华前对中国了解十分有限，文化隔膜严重。布勃诺夫使团就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926年春曾就派往中国的军事教官问题向联共中央建议：“所有被派遣的工作人员都应在军事学院东方部预先接受指导，哪怕是进行短期的训练，了解中国内部形势。” 〔俄〕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94页。  这些共产国际使华人员来去匆匆，根据俄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共，而交通和通讯条件又进一步制约了其工作效能，马林、鲍罗廷、维经斯基、加仑、布勃诺夫使团等对中国革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个人或团体或多或少都存在此方面的问题。只是学校教育的损失不易察觉，而共产国际代表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教训直观而惨痛，尽管其中原因不能一概而论。

当直接指导遇到困难时，共产国际就采取让在苏联留过学的学生充实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方法，便于指导和影响中共。中大归国干部在苏区时期执掌中共中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苏区“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德〕奥托·布莱恩著：《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46页。，掌握了红军的实际领导权，即使在长征初期仍是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之一员。苏维埃革命的失败，与李德的指挥有直接关系。经过实践检验，共产国际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于1938年夏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在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92页。。1950年9月，毛泽东对此仍深有感喟，告诫即将出任越共党政总顾问的罗贵波：“当总顾问不能照搬苏联的一套，而越南也不是中国，你不能照搬中国这一套。一切要从越南的实际出发。” 罗贵波：《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典范——忆毛泽东和援越抗法》，《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90页。中国革命的进程证明，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共党员才真正了解中国，也只有他们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乔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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