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特征社会网络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马跃如 黄尧 袁红艳

［摘 要］ 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可知，“差序格局”特征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主要有：在自我与家庭层面，收入水平和子女态度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的核心因素。在社会网络层面，以广场舞、太极拳等集体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代表的弱关系社会参与活动对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的积极影响比以亲友关系为代表的强关系社会参与更明显，强关系在涉及日常生活安排和状态改变的养老服务消费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高受教育程度、城市地区人群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能力更强；
自我层面与社会网络层面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据此，我国在实践中可通过挖掘弱关系社交核心节点带动作用、制定差异化的需求管理策略，带动潜在客群的消费行为。

［关键词］ 养老服务消费；
差序格局；
社会嵌入；
弱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69．6;F719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4）03-0043-12

The Impact of Differential Pattern Characteristic Social Network on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MA Yueru1 ， HUANG Yao1，2，YUAN Hongyan2

（1.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2.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network with differential pattern on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at the level of self and family， income level and childrens attitude are the cor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lderly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consume elderly care services. Secondly， at the social network level， the weak-ties social participation activities represented by collective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such as square dancing and Taijiquan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than the strong-ties social participation represented by relatives and friends visiting ，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cision-making of consumption of elderly care services involving daily living arrangements and status chang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women， people with high education level and those  in urban areas had stronger conversion ability of elderly care service consumption intention. The influence of self-level and social network level on elderly care service consumption behavior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ccordingly， in practice， the driving role of weak ties social core nodes can be explored and differentiated dem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can be formulated， to drive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potential customers.

Key words：
elderly care service consumption; differential pattern; social embedding; weak-ties

一 引 言

我国正在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不断增长的老龄化程度加上复杂的护理需求，形成了大量的养老服务需求[1]。家庭无力满足老年人更多更全面的需求[2]，形成了养老服务需求外溢[3]。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群使用养老服务的比例偏低[4]，老年人的照料需要与其养老服务利用行为之间的关联性较弱[5]。一方面是不断外溢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却是大量闲置的社会化养老服务资源。我国养老服务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主要根源在于从养老需求到养老行为的转化不足，这种不一致来源于消费者个体的能力、主观认知[6]、固有习惯[7]，也可能来源于家庭层面或者社区层面的情景因素[8]，尤其与我国中老年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特点相关。

学者们分别基于从需求到意愿、从意愿到行为两个转化过程进行了相关研究。一方面，需求不一定代表着意愿。尤其在“养儿防老”理念根深蒂固的我国，选择养老服务常常意味着“子女不孝”，“对子女名声不好”[9]。老年人及其照料者都担心使用养老服务可能伤害家庭关系。在维护家庭和睦这一共同利益的动机驱使下，双方都不愿贸然提议使用养老服务[5]。另一方面，在消费市场中，从意愿到行为之间的转化往往面临遗忘、改主意等挑战[10]。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还受到护理服务资源不足[11]、定价不合理[12]的挑战，同时，不同的家庭权利关系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商业养老服务消费决策模式[13]，进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消费意愿与行为的不一致。

养老服务消费决策嵌入在由消费者个体、家庭与社会交往形成的“差序格局”社会网络结构中。遵循由近及远的圈层结构，本研究在实地调研数据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差序格局”特征社会网络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揭示出自我、家庭与社会网络影响的差异化特征，是对养老需求领域既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为进一步加快养老事业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二 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同心圆，离自我中心越远关系也越疏远，情感依附也越弱，即差序格局[14]18。以“己”和家庭为逻辑起点延伸出来的家族、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其实质是先赋性的[15]。以某个个体或家庭为中心，依据差序关系所扩展并聚集而成的一个社群即个体的“社会圈子”[14]18。在当代中国，虽然新型的社会关系层出不穷，但是从行动伦理的视角来看，人们通常仅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或处在一个陌生环境中时使用现代社会的行为和制度规范，而且经常不尊重、不遵守这些行为和制度规范。一旦熟悉起来，行动者通常会努力将新型的社会关系“纳入”（比附）自己的差序格局，或者说将差序格局扩展至新型的社会关系[16]。这些社会关系和圈子一旦形成便会对个体的行为决策与收益产生影响，其影响机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基于个体行为偏好和心理因素，二是通过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直接影响其决策和收益，三是影响个体信息的搜寻成本[17]。显然，这些机制由近及远分别对应个体“社会圈子”的自我、家庭与家庭外社会网络，这也是本研究理论分析框架的结构。

（一）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许多研究并不会严格区分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18]。但近期也有学者提出了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相悖离的现象[8]，在其研究样本中，有27.7%的老年人未将需求意愿转化为实际的利用行为。验证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关系的显著性是后续研究的前置检验。故提出假设H1a：

H1a：养老服务消费意愿正向影响养老服务消费行为

（二）自我层面因素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在形成消费决策时，个体最先基于自身感受形成需求，然后受到与自己关系亲近的家人、朋友、邻居等重要社会关系的语言、行为和态度影响[19]。在自我层面，经济能力是对个体行为最常见的影响因素，是许多养老情境下相关研究的常用变量[8，20]。经济能力与消费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在不同养老服务消费情景中均得到支持[21]，收入水平不足则构成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约束。因此可以合理推断，消费者的经济能力在消费意愿与行为关系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消费者经济能力越强，越有能力将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成养老服务消费行为。故提出假设H2a：

H2a：个体经济能力正向调节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养老服务消费行为间的关系

经济能力只是反映了消费者的客观条件基础，消费者的主观想法也很重要，即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我能否在一定水平上完成某项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判断、信念或把握[22]。针对老年人自我效能的研究提出，自我效能对老年人的心理[23]甚至行为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消费者对自己的判断越有信心，他们就越有动力去实现自己的意愿，因而其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成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概率越高。故提出假设H2b：

H2b：自我效能正向调节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关系

（三）家庭层面因素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亲缘关系在我国社会关系中居于核心地位[24]。家庭成员对老年人尤为重要，亲属的意见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养老服务消费的决策[25]。配偶可以影响老年人的认知[26]与健康[27]，进而影响其养老服务消费决策。而由于我国根深蒂固“养儿防老”的养老理念，老年人通常在经济与情感上依赖他们的成年子女[28]。因此，家庭对养老服务的积极态度会塑造老年人更加积极的养老服务消费观念[29]，进而形成养老服务消费行为，故提出假设H3a、H3b：

H3a：配偶态度正向影响养老服务消费行为

H3b：子女态度正向影响养老服务消费行为

家庭权力关系理论认为，家庭成员承担着不同家庭角色，掌握着不同资源，导致家庭成员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进而影响其消费决策[13]。当老年人具备较高自我效能时，其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此时家庭态度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减弱。故提出假设H3c、H3d：

H3c：自我效能负向调节配偶态度与养老服务消费行为间的关系

H3d：自我效能负向调节子女态度与养老服务消费行为间的关系

（四）社会网络层面因素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行为是与行为相关的显著信息或信念的函数[6]。社会网络的嵌入在信息获取过程中是老年人获取养老服务消费信息的核心[30]，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为老年人提供了更直观且更低成本的信息处理方式。通过社会网络嵌入获得的信息以及由此形成的信念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决策过程，故提出假设H4a：

H4a：社会参与通过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影响养老服务消费行为

社会网络讲究联结性，即有来有往。我国老年人中存在“你发一条信息给我，我再转发一条给你”的“礼物式”信息分享现象，构成了一个有来有往的情感支持互惠机制[31]。随着关系的搭建和培养，个体往往希望形成自己的圈子，让信息与资源通过人情往来和面子维护形式围绕圈子流通[32]，此时便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养老服务消费意愿的养老服务消费行为影响因素——资源推动。当这些资源恰好与养老服务相关时，消费者也有可能在消费意愿较低时进行养老服务消费。其原因可能是社会资本所带来的资源极大提高了消费者感知到的养老服务产品价值（如VIP服务），也可能是感知到成本的减少（如内部价）。社会嵌入理论认为，越靠近社会网络中心位置的个体（即社会网络高中心性个体），其获取这种资源的能力就越强，故提出假设H4b：

H4b：社会参与通过网络位置直接影响养老服务消费行为

消费者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赞赏而消费本来没有意愿的服务[33]，以“挣面子”或防止“丢面子”。个人对群体的认可会影响个人对面子得失的判断[34]，具有较高群体认同感的个体更渴望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可，并更加关注面子得失[35]，从而在行为上也更可能采取一定措施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偏好，以此来获得面子。对于老年人而言，其对于老年人群体的认同感是十分强烈的，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获取认同与尊重的动机也是十分明显的。老年人与这个群体的连接越紧密，互动越频繁，其越不希望在群体中丢面子，故提出假设H4c：

H4c：社会参与通过网络密度直接影响养老服务消费行为

社会参与本身是异质的，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两种。强关系指的是情感上紧密的关系，关系双方具有极高的认可度和共同的目标，典型强关系如家庭、亲密的朋友，或者邻居[36]。这些具有强烈同质性的关系为每个成员提供情感或实质性支持，但相较而言无法提供更多的信息[37]。弱关系指的是个人之间较为松散的连接，可能会为关系双方提供新的信息或观点[36]。老年人参与广场舞、太极拳等集体性文化娱乐活动，只是为了形成家庭以外的趣缘关系，弥补亲缘关系在社会支持方面的不足[38]。多样化和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动不但会带来更多的新信息[39]53，而且进一步刺激和拓展了思维[40]。因此相比强关系，弱关系影响老年人行为的渠道更丰富，也更有可能激励老年人接受社会化养老服务消费这类“新”事物。故提出假设H4d：

H4d：弱关系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积极影响更明显

（五）理论模型

综上可知，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可归纳为三个层面。自我层面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家庭层面理论模型则如图2所示。

社会网络层面理论模型如图3所示。

三 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一）问卷设计

被解释变量养老服务购买行为参考了章晓懿和刘帮成的养老服务分类[41]进行题项设置。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借鉴Howell等的体验消费量表[42]，融入养老服务情景，与养老服务购买行为进行相同维度的设计。

自我效能依据其具体内涵，根据个体对问题“您完成本问卷是否需要求助他人”的回答进行测度。问题的选项包括“完全不需要”“偶尔需要”“小部分需要”“大部分需要”“由他人代填”。回答“完全不需要”的老年人被认为具有最高的自我效能，回答“由他人代填”的老年人被认为自我效能最低。个体经济能力由直接询问给出，问题为“您每月的收入大约是”，可回答选项由高到低分为五档。配偶态度与子女态度由直接询问给出，问题为“您的配偶/子女是否支持您购买社会化养老服务”，可回答选项包括“十分支持/较为支持/不清楚/比较反对/十分反对”，按五点量表由高到低依次赋值。社会嵌入测度使用的量表包括社会参与[43]、感知网络位置与感知网络密度[44，45]，均使用五点量表。

其余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健在子女数量、居住状态、养老保障。构念及量表主要问题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

研究以5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为调查对象，于2021年7月至10月期间，结合地推和入户调研完成问卷收集。为提升被调查者的积极性与问卷完成度，城市地区完成问卷的被调查者可获得10元人民币奖励金，在农村地区则可获得2斤挂面实物激励。最后纳入分析的有效问卷233份，其中城市地区样本量为58份，农村地区样本量为175份。样本的人口统计信息如表2所示。

（三）实证方法

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方法，构建实证模型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PLS-SEM模型估计结果由结构模型和测度模型组成。构念之间的关系由结构模型呈现，即理论模型的验证，而测度模型主要用于由显变量生成潜变量的测度。研究主要关注结构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解读路径系数就可以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实证使用的所有构念均通过了PLS-SEM模型的信效度检验，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发件来询。。为了克服小样本所带来的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本研究一方面基于自助抽样（Bootstrap法）进行模型系数估计，具体过程为对所收集数据形成的数据集（后文简称收集数据）进行有放回的抽样，基于每一次抽样形成样本估计统计量、标准误、置信区间等统计信息，集成200次统计量的点估计与区间估计结果形成最后的模型系数估计结果。另一方面针对自助抽样无法控制每一次抽样过程中的样本特征比例，且可能包含大量“随机坏样本”信息的不足，本研究在稳健性检验中重新进行控制样本特征的有放回抽样，并基于生成样本重新运行主效应模型，通过比较模型两次估计的系数，进一步评价实证结论的稳健性。

四 实证结果

（一）意愿对行为的影响

表3展示了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影响的系数估计结果，所有标准化系数的估计区间都不包括0，养老服务消费意愿显著积极影响养老服务消费行为，假设H1a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

（二）自我层面因素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由表4的路径系数可知，自我层面因素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慰藉服务与日常照料服务上。在这两类服务的消费行为中，老年消费者收入水平在意愿与消费行为关系间的正向调节作用都十分显著。自我效能的调节效应在所有场景中都不显著。

（三）家庭层面因素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表4同时展示了家庭层面因素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家庭层面，配偶态度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子女态度显著负向地影响老年人个体的日常照料类养老服务消费行为。自我效能对配偶态度与养老服务消费行为关系的负向调节效应对所有服务类型都不显著，对子女态度与养老服务消费行为关系的负向调节只在精神慰藉类养老服务消费行为中显著。结果表明，老年消费者在精神慰藉类养老服务消费中的决策自主权相对更高。

（四）社会嵌入因素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1.医疗保健

图4表明，在社会资本与消费意愿以外，老年消费者的弱关系还存在别的渠道显著影响其医疗保健类养老服务消费行为。

2.精神慰藉

图5的结果表明，强/弱关系社会参与-网络密度-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作用路径明显，社会参与主要以网络密度为载体积极地影响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无论是在系数还是显著性程度上，弱关系对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的积极影响都要比强关系更明显。

3.康复护理

如图6所示，康复护理类养老服务的社会嵌入过程与精神慰藉类表现出一致的特征。

4.日常照料

如图7所示，强/弱关系社会参与-网络位置-消费意愿-消费行为的路径显著，而且无论是在系数还是显著性程度上，弱关系对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的积极影响都要比强关系更明显。

综上，在社会嵌入层面，弱关系社会参与对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的积极影响都要比强关系社会参与更明显。在涉及改变日常生活安排与状态的日常照料类养老服务中，强关系社会参与-网络位置-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作用路径显著。对于精神慰藉类养老服务与康复护理类养老服务消费，弱关系社会参与通过提升网络密度积极地影响消费意愿，进而再积极地影响消费行为。只有在医疗保健类养老服务中，强/弱关系社会参与-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路径完全不显著。

（五）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形成的实证结论所面临的一个稳健性挑战是，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集是一个典型的小样本数据集，且在样本中户口为农村的老年人个体所占比例过大，可能影响结论的外部有效性。虽然本研究在模型建构中通过自助抽样（Bootstrap法）来尝试让样本特征逼近总体，但Bootstrap法无法控制每一次抽样过程中的样本特征比例，可能包含大量 “随机坏样本”的信息。因此，稳健性检验通过进行控制样本特征的有放回抽样，重新运行主效应模型，再比较模型两次估计的系数，进一步评价实证结论的稳健性。这一抽样过程主要从目标城乡样本比例与目标样本量两方面对新样本的特征进行控制。

目标城乡样本比例方面，根据湖南省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数据[46]，第七次人口普查时我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城乡居住分布比例为城市∶镇∶乡村=2840418∶3606512∶6764351=1∶1.270∶2.381。本研究样本按户口分为城镇与农村，基于湖南省老年人空间分布特征，目标城乡样本比例为1∶1.049。

目标样本量方面，按照最少样本计算公式计算公式为：n=（zα/２×σE）2。，将所收集样本老年人年龄的标准误7.330作为总体标准误的近似。经过计算可得，为了得到95%的置信水平和1%的误差范围，本研究至少需要206个样本才能匹配实际总体老年人的年龄分布。本研究收集样本有效样本量（N=223）符合最少样本要求，但本研究的统计模型较计算均值的任务显然更为复杂，有理由要求满足更高置信水平要求的样本量，因此须按99.99%置信水平重新计算目标样本量，重新计算后得出目标样本量为484。

基于目标比例对样本进行赋权（农村样本权数=1，城镇样本权数=3.875）后对收集样本进行有放回的抽样，构建样本量为484的生成样本。生成样本主要人口统计信息如表5所示。生成样本的性别比例与收集样本大致相同，城乡空间分布更接近湖南省实际，也因为抽取了更多的城市样本，生成样本的整体年龄分布较收集样本更为年轻。

基于生成样本重新运行主效应模型，估计系数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可知，基于生成样本形成的估计系数与基于收集样本形成的估计系数在经济意义与统计意义上都是同向且同质的，养老服务消费中意愿对行为的显著积极影响是稳健的结论。相较而言，收集样本中过少的城市老年人样本导致了对这一影响的低估。

养老服务行为模型路径系数对比如表7所示。可知，基于生成样本形成的估计系数与基于收集样本形成的估计系数在经济意义与统计意义上都是同向的，基于模型路径系数作出的结论是稳健的。与前面的发现一致，收集样本中过少的城市老年人样本导致了对变量影响的普遍低估。

（六）异质性的检验与讨论

人口统计学特征被假定通过影响行为信念、规范信念以及控制信念来间接影响意愿与行为，而这些信息不是由理论本身提供的[10]。本研究在进行模型设定时，已经假设大部分人口学特征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反映在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上，因此实证模型并没有包括人口学特征的控制变量。在这一部分，本研究基于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对实证结果的异质性进行讨论，同时，本部分也将进行区域异质性的讨论。

1．60岁前后对比

表8的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积极显著影响在60岁前后都是一致的。

表9的结果表明，在精神慰藉服务与日常照料服务两类场景中，60岁以后老人个人收入水平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直接影响都显著降低了，但其对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养老服务消费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并没有变化。

2.性别对比

表10的性别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性别差异只存在于精神慰藉服务消费行为中。在这一消费情景中，意愿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在女性群体中更显著，男性消费者的意愿转化能力不如女性消费者。

3．受教育程度对比

对于这一辈的老年人而言，是否完成了高中学业，并进行进一步深造，是其人生命运的重要分水岭，因此，本研究将是否完成了高中学业作为一个重要的比对指标。表11的教育差异检验结果表明，除康复护理服务外，高中毕业老年群体的意愿行为相关性都要显著高于对比组。尤其是精神慰藉服务，高中毕业群体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几乎与消费行为完全线性相关。可见，受教育程度更高的老年消费者具备更强的消费意愿转化能力，尤其是在高级消费需求方面。

表12的结果表明，弱关系社会参与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直接影响在高中毕业老年消费者群体中更小。

4.城乡区域对比

表13的城乡区域差异检验结果表现出与教育对比相似的结果。除康复护理服务外，城市地区的意愿行为相关性都要显著高于乡村地区，尤其是精神慰藉服务。

表14的结果表明，自我、家庭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地区老年人群体更依赖于自己进行医疗保健养老服务消费决策，因此收入水平是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与农村地区存在着较大差异。自我效能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更消极，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可选择的养老服务资源本来就有限，即使存在养老服务资源，对于生活中的服务场景，农村地区老人也更倾向于自己动手。

表15的检验结果表明，弱关系社会参与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直接影响在城市地区被大幅减弱，这一点在精神慰藉服务和康复护理服务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五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研究遵循由近及远的圈层结构，在实地调研数据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老年消费者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过程中自我、家庭与社会网络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老年消费者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过程显著受限于个人收入水平。这一发现是直观的，并与所有相关的研究相一致[47]。具体来说，收入显著积极地影响精神慰藉服务和日常照料服务消费意愿的转化。

其次，尽管遵循不同的路径，但成年子女的态度在老年消费者决策过程中始终起着关键作用。对于精神慰藉服务，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成年子女态度与消费行为的关系。相反，对于日常照料服务，成年子女态度显著负向影响消费行为。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48]，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仍然体现在现代的养老服务实践中。

再次，在社会嵌入层面，弱关系对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的积极影响比强关系更明显。在涉及改变日常生活安排与状态的日常照料服务中，强关系社会参与-网络位置-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作用路径显著。对于精神慰藉与康复护理服务，弱关系社会参与通过提升网络密度积极地影响消费意愿进而积极地影响消费行为。只有在医疗保健服务中，强/弱关系社会参与-网络密度/网络位置-养老服务消费意愿-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路径完全不显著。

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一是女性、高受教育程度、城市地区人群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能力更强。二是自我层面影响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区域上：在城市地区，收入对消费意愿转化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明显，自我效能对消费意愿转化的负向调节效应更明显。三是家庭层面的影响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区域维度都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四是社会嵌入影响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城市地区，弱关系社会参与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大幅减弱，这同时伴随着网络密度影响的减弱以及网络位置影响的加强。

以上研究结果的管理启示在政策上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可挖掘弱关系社交核心节点带动作用。弱关系社会参与通过多种渠道显著积极影响消费者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在实践中，老年人的弱关系社会参与已经建立起一些常态化团体，这些团体对于参与活动的老年人有着极大的影响能力，甚至可能改变老年人的消费行为。加强与这些团体的合作，挖掘弱关系社交核心节点的带动作用，可以更好地激发中老年人群的养老服务消费潜能。

另一方面，制定不同的需求管理策略。一些特定特征的人群具备较好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能力，对于这一部分人群的需求管理重点是通过信息与口碑的传播帮助客群形成消费意愿；
而对于消费意愿转化能力相对不足的潜在客群，在传播信息与口碑的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帮助其解除其行为控制因素，如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项目或通过一定的支付与价格方案设计以放松其收入水平约束。

本研究围绕“差序格局”特征社会网络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做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由于缺少机构养老老人与丧偶老人样本，研究结论在这两类人群中的外部有效性有赖于覆盖更全面人群的调查数据检验。二是研究采用问卷的方式收集数据，考虑老年人的负担能力，在社会网络的测度上主要使用主观评价方法。未来的研究，可考虑基于老年人可负担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对老年人群的社交状态进行客观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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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关系网络在农村居民养老金配置决策中的嵌入机制研究 （21YJCZH04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供需高质量匹配视域下居家养老护理员资源配置研究 （72172159）；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一般项目：社会网络结构嵌入农村互助养老的耦合机制研究（21C0110）

［作者简介］ 马跃如（1963—），男，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养老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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