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创刊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批评规范的实践

杨会

内容提要：1949年10月创刊的《人民文学》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第一次文代会精神的回应。刊物以刊发“人民文学”、引领文坛风尚为使命。按照既定的“标准”，创刊号《人民文学》进行了成功实践，成为当代文学期刊的样本。创刊号《人民文学》刊发的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清晰地呈现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创作情感、样式及方法。此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尚未被定为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但是其规范已经成为指导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标准。创刊号《人民文学》将《讲话》和第一次文代会精神转化为具体的办刊实践，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及批评规范进行了探索，引领着现实主义文学朝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人民文学》创刊号 现实主义文学 探索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经验及规范，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已奠定。尤其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的服务对象、文艺普及的方法、作家的情感态度等做了方向性指引，成为20世纪40年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文艺实践纲领。以大众化的方法书写工农兵题材成为主流的文学样式。而源自苏联，后又经过中国文艺工作者翻译、介绍、解读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即将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人民文学》创刊，恰逢第一次文代会确立《讲话》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蓄势待发之时。作为在中国革命话语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人民”一词，被赋予一本文学期刊的刊名，《人民文学》必然要担当起刊发“人民文学”、引领文坛风尚的使命。

一、《人民文学》的国家属性与使命

《人民文学》创刊即被赋予了“国刊”角色。承载着时代使命的《人民文学》创刊后便按照文艺政策的要求，刊发能够代表主流文坛风貌的作品。《人民文学》“非凡”的出身，注定了其不仅具有文学期刊属性，还具有国家属性。

1949年7月2日至19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此次会议一般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为了把文艺创作活动纳入体制管理中，会议决定成立文学组织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也即文联，应时而生。进而成立了文联的下属机构，即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为了发挥文联、文协（作协）的作用，引导文学评论和创作潮流，组织创办了机关刊物《文艺报》和《人民文学》。这两份刊物“分工明确”，其中，《文艺报》于1949年9月创刊，主要刊发文艺政策及文艺评论等理论性文章。与之相对应，创刊于1949年10月的《人民文学》，主要任务是刊发文学作品及少量的文学评论文章。这两份刊物在职责上各有侧重，《文艺报》主要负责政策导向和舆论宣传，而《人民文学》主要以作品来阐释文艺政策，二者协调统一，从理论和创作两个领域指引着文艺界的动向。

《人民文学》被誉为“与新中国同时共生的最高文学刊物”a，无论是创刊时间、编委阵容还是刊名题词，都显示出该刊的“高级别”。第一任主编是时任文联副主席、文协主席的茅盾。作为具有丰富创作经验且在文艺界有着相当影响力的作家，同时还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茅盾担任该刊的主编，代表着刊物“非同寻常”的地位。副主编是艾青，编委成员有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等。从主编、副主编到编委，皆是在文艺界颇具分量的作家。从创刊号上刊登的题词、发刊词及稿件可以看出，《人民文学》创刊经过了充分筹备。作为刊物的创办者，茅盾曾致信毛泽东，请其为刊物题写刊名并题词。最终，刊物的刊名由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毛泽东做了题词。内页正面是毛泽东的照片，背面为毛泽东的题词，接着是茅盾的《发刊词》。创刊号上集结了国家主席和文联主席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刊物的高规格。从刊物隶属的组织机构及创刊号的阵容，可以看出《人民文学》与之后创办的任何一份文学刊物的不同，“它是被赋予了应当代表共和国新文艺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这种使命在创刊第一期上获得了最为充分和明确的强调与体现。”b它具有明确的国家属性，承担着重要的使命。

毛泽东的题词为“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而对于“好作品”的评价标准，当然是依照时代要求而定。对于刊物的属性及什么是刊物所欢迎的“好作品”，茅盾在《发刊词》中做了进一步说明。《发刊词》虽篇幅简短，但是对于刊物的性质、任务及要求等做了较为精准的阐释。《发刊词》首先明确了刊物的性质与立场，“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c然后列举了六条任务，其中包括以文学形式参与国家建设、肃清反动文学及改革旧文学、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开展少数民族文学运动、加强革命理论学习、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交流。对于如何完成上述任务，《发刊词》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对于一本机关刊物而言，按照全国文协章程办刊无可厚非，这是一本文学期刊，所提要求更宜面向文学界同人。但是在传达如何执行文协章程规定时，茅盾面向整个文艺界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本刊也就有理由，向我文艺界同人提出具体的要求。”d茅盾的《发刊词》与其说是刊物主编对刊物办刊方向的说明，不如说是文联副主席、文协主席、即将担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对全体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因此，《发刊词》带有指点整个文艺界之意。很显然，对《人民文学》而言，这超越了一本文学期刊所要承担的任务。此外，从《发刊词》中阐明的任务及具体要求可以看出，《人民文学》要紧跟时代任务，以刊发优秀作品的形式推进新中国的文艺建设及国家建设。刊物主要刊发各类中国文学作品及理论、批评文章，同时也刊发部分国外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的译文。对于所刊作品的价值立场及审美倾向，也做了较为具体的限定，诸如对于文学作品的题材，刊物欢迎“表现了人民的坚强英烈，反映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成长和发展”的作品。e对于理论和批评论文，应当“阐扬或论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基本美学原则的，批评欧美近代文艺的派别与倾向而指出它在中国曾经发生并且今天也还存在着的有害的影响的。”f上述要求可以在《讲话》及第一次文代会的相关报告及会议精神中找到对应。在第一次文代会的基础上，《发刊词》以“高屋建瓴”的视角对文艺创作规范进行了重申，体现出“国刊”的气魄。《发刊词》中提出的要求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创作规范的具体阐述，同时也是对《讲话》及第一次文代会精神的具体实践。《发刊词》还对刊物的运作方式进行了说明，“我们觉得编一本杂志，实在也就是一种组织工作。……要善于有计划地邀请作家们写稿。”g虽然此处强调的是，借助有计划地组织，可以保持刊物内容的丰富性，但是在之后的具体操作中，刊物以此种方式，快速地对社会重大事件、重要文艺政策、领导人的重要指示等进行反应，有计划、有组织地配合了当时的社会政治运动。

可以说，《人民文学》的筹备、创刊及办刊，都是在国家及文艺界领导的积极参与下完成的，这是一份承担着国家文化、思想建设使命的刊物。与共和国共生的身份，使其注定要跟随着共和国建设探索的脚步一路摸索前行。

二、创刊号的成功实验与“人民文学”的定位

带着明确使命诞生的《人民文学》，在创刊号上进行了颇为成功的实验。创刊号《人民文学》集国家政治事件评论、文艺界动态、文学作品、文学评论、绘画作品于一体，“从首期的主体内容（作品）来看，《人民文学》创刊早期的基本格局和整体面貌就已经十分清晰了。”h无论从刊发的作品特征，还是从作家阵容看，创刊号《人民文学》都具有“标杆”的意味。

创刊号刊发了三篇社论。这三篇社论被放置于《发刊词》后，足以说明其分量。社论作为重要的新闻评论体裁，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代表编辑部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的权威性、指导性评论”。i社论在《人民文学》办刊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是刊物针对国家重要事件表态的方式。创刊号发表的三篇社论分别是针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震动世界的十日”、针对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中苏团结，保卫世界和平！》、针对苏联代表团访华的《欢迎苏联代表团，加强中苏文化的交流》。上述三篇社论基本上涵盖了期刊出刊之前一个月内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大事件。三篇社论的刊发表现了《人民文学》保持与时代同频共振，积极参与社会事件的评论与宣传的办刊理念。自创刊号起，社论便成为《人民文学》的非常设栏目，凡是发生重大事件，社论便应时出现。

作为第一次文代会的“产物”，《人民文学》直接受第一次文代会精神的影响。为了彰显第一次文代会的指导意义，创刊号以专论的形式登载了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与茅盾分别就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艺状况进行了总结。其中，周扬给予了解放区文学相当高的评价，他详细介绍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经验，意在表明解放区文学的示范意义。周扬在报告中确认了《讲话》与解放区文艺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j他肯定了《讲话》在指导文艺方面的唯一正确性，并且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可供借鉴的实践样本。周扬以“人民的文艺”概括了解放区文艺取得的成就，并结合解放区文学创作及文本具体分析了“人民的文艺”的特质，主要包括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等。同样是在文代会上作的报告，茅盾有关国统区的报告没有被《人民文学》刊发。作为实现了“大会师”的第一次文代会，当然是汇聚了各方文学力量，国统区文学作为其中的重要部分，按理说也应该受到重视。但是由于二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创作风貌也存在较大差别。而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汇流”中，解放区文学作为按照《讲话》指导而发展起来的文学，自然被确立了“正宗”地位。茅盾的报告主要是对国统区文学创作中存在问题的检视，其剖析的对象——国统区文学在地位上自然无法与解放区文学相比。因此，《人民文学》只刊发了周扬有关解放区文学的报告。周扬的报告是对《讲话》的具体阐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人民文学》将这一报告刊登在创刊号上，彰显了该报告的重要性。创刊号上刊发的文学作品及评论作品，虽然质量不一，但是都符合周扬报告中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要求。

茅盾在《发刊词》中认为刊物的使命是刊发“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周扬在报告中，也提出要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二者都认为新中国的文艺应该是“人民”的文艺。在革命语境中的“人民”一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对人的本质的指称，而是一个政治的、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历史时段，“人民”所指的群体不同。“人民”这一概念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在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变化，赋予了这一概念具体丰富的内容。在《讲话》中，毛泽东将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人民”主要指自己人，也即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其中，占据绝大多数的是工农兵，所以，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k在这个前提下，《讲话》以严密的逻辑论述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应该写什么以及如何写等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作为开展文艺工作的根本前提，在《讲话》中被明确提了出来。《讲话》要求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既然文艺要为工农兵而创作，那么就应该表现工农兵熟悉的生活，同时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周扬总结了自《讲话》至第一次文代会之间的解放区文艺创作状况。“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l周扬的报告以举例论证的形式验证了《讲话》的科学性与正确性，可以看作是解放区文学在《讲话》的指引下所取得成绩的展示。周扬对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新主题、新人物及新语言形式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周扬的梳理，解放区文学的新主题主要集中在革命战争题材（包括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与人民军队）、农村题材（包括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以及工业生产题材。上述题材基本上对应了《讲话》中倡导的文艺首先要为“工农兵”的观点。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周扬认为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去选取人物角色及人物身上的性格特征，“我们不应当夸大人民的缺点，……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m而对于创作的语言及形式，周扬认为是在文艺座谈会以后，也即《讲话》以后，解放区文学真正实现了“大众化”和“民族形式”，并认为赵树理的作品是“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的典型。在文艺批评的问题上，周扬认为文艺批评无论对于读者还是青年作者都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所以认为应该“建立科学的文艺批评，加强文艺工作的具体领导。”n周扬的报告确定了《讲话》及解放区文学的地位，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详细的操作规范、方法及样本。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创刊号《人民文学》通过社论，对社会重大事件快速反应、积极表态，并进行舆论引导。通过此种方式，刊物积极建构着自身的国家及人民属性。此外，还以刊发周扬报告的形式回应了《讲话》和第一次文代会，这注定了刊物要承接解放区文学创作的经验，引领“新的人民的文艺”。

三、“人民文学”的创作实践及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探索

如前所述，《人民文学》的办刊定位及刊物所刊发作品的面貌都直接受到《讲话》以及周扬报告的指引。所以《人民文学》创刊号的样貌必定是清晰的，所刊发的作品也必然是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延续。刊发为工农兵的“人民文学”及能够具体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文学评论的文章是《人民文学》必须承担的任务。此外，由于该刊机关刊物的属性，《人民文学》还应当关注国家大事、文艺政策及文艺动向。由此，在时代语境与刊物属性的双重影响下，《人民文学》创刊号的内容是被“设定”的。茅盾的《发刊词》基本上是提取了《讲话》及周扬报告中的核心观点。刊发的三篇社论及“悼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专栏，是对当时社会及文艺界重要事件的反应。刊发的三首诗歌（柯仲平的《我们的快马》、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和李霁野的《在“七一”庆祝大会上》）都是颂歌，都属于政治抒情诗。前两首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都表达了革命胜利的喜悦以及对新生政权的歌颂。后一首创作于1949年7月，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三首诗都发挥了诗歌文体灵敏度高、易于抒情的特长，对时代情绪做出了迅速回应。

创刊号上刊发了三篇小说，分别是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康濯的《买牛记》和马烽的《村仇》。从题材上看，刘白羽的《火光在前》属于革命战争题材。康濯的《买牛记》和马烽的《村仇》属于农村现实题材。《火光在前》表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渡江战役，刻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英勇追剿敌人的形象。《买牛记》展现的是土改以后农村互助组的成立给农民带来的生活及思想层面的变化，主要表现了互助组的优越性。《村仇》写了两个村因为地主的挑拨而结仇，后来在土改工作人员的劝解、协调下，认清了被地主利用、挑拨的事实，最终化解冤仇。小说重点表现的是地主与农民所属不同阶级属性的问题。这三篇小说都贴合了《讲话》提出的“文艺首先为工农兵”的要求。这三篇小说的作者都被周扬在《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点名肯定，都属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其中，马烽和康濯都与“方向性人物”赵树理有着密切的关系。赵树理的小说因与《讲话》精神具有极高的贴合度，在1947年7月25日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座谈上被确立为“赵树理方向”，由此产生了示范力量。与此同时，在“赵树理方向”确立的过程中，以赵树理为中心，逐渐汇集了多位与赵树理创作风格接近的山西作家，形成了“山药蛋派”，而马烽便属于“山药蛋派”。康濯虽然不属于“山药蛋派”，但是与赵树理“有较深的友谊”。o他对于赵树理的作品较为熟悉，且发表过数篇有关赵树理小说的评论。康濯对赵树理的欣赏是建立在共同的创作爱好与审美旨趣基础上的，由此造成了创作上的相似性。“在题材、语言上与赵树理比较相近的作家是康濯。”p因此，从本期刊发的三篇小说的题材上看，革命战争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颇受重视。唯一“不足”的是，本期没有刊发工业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的缺少不是因为《人民文学》的有意忽略，而是与其他两类作品相比，此时期的工业题材作品相对匮乏。从三篇小说创作者的身份上看，此时期的文学是解放区文学的延续，遵循“赵树理方向”，以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较多，且备受重视。

创刊号还刊发了五篇文学理论与批评文章，其中两篇被放置在了“鲁迅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中q，另外三篇分别是陈汉章翻译的苏联文艺理论家柯洛文青科的文章《在艺术和文学中高举起苏维埃爱国主义底旗帜》、周立波的短论《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和陈涌的批评文章《孔厥创作的道路》。与文学作品相比，文学批评更能够直接表达主流文学所秉持的价值标准。文学作品的外在表征往往是人物、故事情节、语言、结构等，创作原则与价值立场需要隐匿其中。而文学批评则不同，批评家运用相关的批评原则与评判标准，对相关的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评析，并试图做出结论或者给出建议，价值立场是明确且外显的。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作品进行评析，指导读者阅读并引导作家创作，文学批评文章秉持的往往都是合乎时代规范的批评标准，代表主流的文学评判尺度。因此，文学批评文章更能够清晰地呈现一段历史时期内被倡导或被允许的文学创作及评价规则。在创刊号刊发的五篇批评文章中，郑振铎的《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与其他四篇明显不同，该文主要梳理了鲁迅的小说史研究成果，并对此做了高度评价。文章没有依据一定的理论标准对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进行评判，而是重在梳理与呈现。其余四篇评论文章则站在某一角度，对所论述的对象进行了明显的价值判断。冯雪峰的《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以“鲁迅与苏联文学的亲缘关系”为预设观点，以现实主义为标准，对鲁迅的创作特色进行了选择性分析，文章尽力剥离鲁迅创作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比如对于鲁迅与尼采的创作关系，文中进行了辨析，认为鲁迅虽然受尼采的影响， 但是最终因尼采思想的反动而将其舍弃。鲁迅作品中的“国民性”被解读为“人民意识”，阿Q的麻木被分析成阿Q的愤怒。鲁迅的创作被总结为“独立的现实主义”。此外，文章分析了鲁迅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深厚的人民爱及对人民力量的探索等。文章认为，从鲁迅与苏联文学的关系角度看，鲁迅的创作“一面沿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及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一面承接他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而来的。”r由此可见，虽然文章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说法，但是现实主义文学被限定在了“人民文学”的范畴内。由于站在“人民”的立场对鲁迅作品进行对标分析，所以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主观性。无疑，该文并没有对鲁迅的创作进行全面、客观地分析，有些论述存在着理论先行的问题。冯雪峰对此也承认：“假如当作鲁迅创作的特质的研究来看，那是非常片面和非常粗疏的。”s此文的观点及评论标准透露出两个倾向，一是此时苏联文学在中国文坛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二是被限定了的现实主义原则成为评价作品的最高标准。为了表现对苏联文学的重视，创刊号还刊发了陈汉章翻译的苏联理论家柯洛文青科的文章《在艺术和文学中高举起苏维埃爱国主义底旗帜》和周立波的短论《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前者论述苏联文学创作的原则和标准，“我国的作家和剧作家依据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着充满热爱苏维埃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建设底伟大事业的作品。”t《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对苏联文学的影响力及价值进行了概述，并号召中国文艺工作者要向苏联作家学习，“从苏联文学里学习了最进步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教导着我们要有深刻的思想性，要紧紧的和人民连接在一起，要忠实的表现劳动人民的战斗和生活。”u这种“最进步的创作方法”实际上是被苏联文艺界官方认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陈涌的《孔厥创作的道路》则直接从周扬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中引用了苏联作家同盟规约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描述，并指出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学，“但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对于我们却完全适用。”v文章依照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准，对孔厥创作的得失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孔厥前期作品的“主要缺点，就正是没有完全按照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去做。”w围绕着如何表现历史真理（即社会发展本质）、如何表现人民群众创造生活和历史过程、如何实现文艺的大众化等，对其新作《新英雄儿女传》较之孔厥之前的作品进行了比较。从创刊号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的现实主义”都在上述文章中被不同程度地使用，虽然说法不同，但是所指向的标准却具有一致性。三篇论文都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批评方法，都以此为依据评价中国文学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此时虽然还没有被指定为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准则，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它已经占据了主导性。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评判标准的文学评论必将引导此时的文学创作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靠拢。

值得一提的是，创刊号上的一部分文章是约稿而来的。冯雪峰在《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附记中交代了该文是应主编茅盾约稿而作。据刘白羽回忆，《火光在前》正是由于《人民文学》的催稿，而匆忙收尾。“《人民文学》的催稿信来了。我终于在一个深夜里最后结束了《火光在前》的创作，但在结尾时，我却不知怎样写才好。”x还有一部分文章虽然是投稿，但是经过了编辑的严格把关与仔细修改。马烽的《村仇》投稿后，茅盾提了修改意见，编辑秦兆阳通篇做了润色，连小说的题目也是秦兆阳给添加的。“他的意见提得很中肯，很有道理，我当然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秦兆阳同志又帮我润色了一番。这篇小说没有题目，发表时候标的是《村仇》，这是秦兆阳同志给起的。”y从创刊号《人民文学》的组稿、改稿方式可以看出，编辑发挥着相当大的能动性，充当着“守门员”的角色。之后这种角色意识不断强化，最终因秦兆阳大幅度修改王蒙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酿成了文学界的一桩“公案”。

作为《人民文学》办刊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一期，创刊号并没有呈现出试验式的风格，而是在《讲话》及第一次文代会等多方力量的规约下“定型”而成的一期，风格稳定且成熟。其对社会重大事件的积极参与，充分表明了此时期文学与政治一体化的格局。其对颂歌的追求，对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和农村现实题材小说的重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评判标准的认同，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及批评的主潮。从组稿及改稿方式看，创刊号充分彰显了编辑凌驾于作家之上的“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办刊的规范性和方向性。《人民文学》创刊号不仅奠定了刊物的基本面貌，其所刊发的作品也大致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面貌，这些作品引发了示范效应，引领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走向。

注释：

abh吴俊：《〈人民文学〉的创刊和复刊》，《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cdefg茅盾：《发刊词》，《人民文学》1949年第1卷第1期。

i程曼丽，乔云霞主编：《新闻传播学辞典》，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jlmn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1949年第1卷第1期。

k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812—820页。

o康濯：《赵树理文集跋》，《赵树理文集》（第4卷），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3页。

p黄修已：《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页。

q该栏目共收录四篇文章，巴金的《忆鲁迅先生》、胡风的《鲁迅还在活着》、郑振铎的《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和冯雪峰的《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其中，巴金的《忆鲁迅先生》是对鲁迅的深情悼念与回忆，属于散文。胡风的《鲁迅还在活着》以激昂有力的语言剖析了鲁迅精神与社会现实，属于杂文。

rs冯雪峰：《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和他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人民文学》1949年第1卷第1期。

t柯洛文青科：《在艺术和文学中高举起苏维埃爱国主义底旗帜》，陈汉章译，《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u周立波：《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人民文学》1949年第1卷第1期。

vw陈涌：《孔厥创作的道路》，《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x刘白羽：《心灵的历程》（下），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年版，第803页。

y马烽：《怀念茅盾同志》，《马烽文集》（第7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作者单位：天津理工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民文学》与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研究（1949-2019）”（项目编号：20BZW127）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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