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意愿影响因素及实证研究

张海 刘茜

摘 要 数字人文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有效真正激活传统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的建设热情，成为了数字人文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因。论文从建设数字人文信息生态环境的视角出发，基于信息生态理论，结合传统人文学者以及数字人文的特点，构建了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进而通过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字素养、满意度、学术信息过载对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产生正向影响，社群影响、信息基础设施对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结合信息生态理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 数字人文；
传统人文学者；
参与意愿；
信息生态理论；
学术信息过载

分类号 G250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4.05.003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Intention of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cholars in Participating in Digital Humanities

Zhang Hai， Liu Qian

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have becom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How to effectively activate the enthusiasm of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cholar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humanities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This study star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a digital humanistic inform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ed a research model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cholars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in digital humanitie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cholar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Then， empir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Digital literacy， satisfaction， and academic information overload a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digital humanities， while community influence and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atisfaction of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cholar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Traditional humanities scholars.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formation ecology theory. Academic information overload.

0 引言

2019年大数据视域下的数字人文入选中国十大学术热点[1]，数字人文开始引起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学科关注，2023年数字人文领域的古籍数字化成为图书情报领域年度十大学术热点之后，人文学科深度参与的细粒度数字人文研究成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2]。在新文科建设的指引下，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数字人文给传统人文学者带来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新契机。而在图书情报领域，虽然对数字人文的内涵和外延尚未达成一致，但是数字人文需要解决人文学科的实际问题，数字技术为辅助的基本认知趋于一致[3]。数字人文在经历“大帐篷”式的粗犷型发展之后，如何向集约型发展，真正实现回归人文已经成为数字人文的发展共识[4]。回归人文首先要关注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需求，真正激发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学者建设数字人文的热情。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与建设热情很可能会成为实现数字人文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因。因此，本研究以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为研究对象，基于信息生态理论尝试构建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研究模型，力图从主体因素、信息因素、技术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四个维度探讨传统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项目的真正动因和作用规律，进而扬长避短，有的放矢的制定相应的对策与建议，实现数字人文真正融合于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研究中，早日实现回归人文的学术愿景。

1 数字人文缘起和理论研究

1949年，罗伯特·布萨神父利用计算机编制著作索引及《计算机与人文学科》杂志的发行，标志着数字人文开始走向学术舞台[5]。自诞生之日起，数字人文在技术手段和方法对计算机技术、图书情报学科具有天然的亲近性。经历了以技术驱动的发展高潮之后，数字人文开始注重与传统人文学科融合发展，在数字人文“大伞”之下，已经衍生出计算文学、计算史学及计算社会学等新的数字人文研究分支。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对于传统人文学科发展的意义逐渐显现。以文学、历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学者对于数字人文的期待越来越高，历史学者夏明方认为，在灾害史领域，数字化会成为突破现有研究瓶颈的关键动力[6]。文学领域学者赵薇则表示，在文学领域，除了完成文学数字化的规定动作之外，数字人文还需要超越工具阶段，以计算批评的方式形成文本阐释学[7]。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传统人文学者认为数字人文徒有其表，对传统学科的意义和价值不大[8]。为了提高传统人文学者对于数字人文的态度、认知及参与意愿，在图书情报领域，以黄水清、王晓光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数字人文的发展离不开人文学者的参与[9]，人文学者的缺席会导致数字人文发展大打折扣，呼吁人文学者需要回归数字人文[5]。此后，相关学者尝试透过数字人文现象，探究人文学者接受和参与数字人文项目背后的因素和规律。赵雪芹借鉴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构建了PPTEC模型尝试解释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的接受意愿[10]；
肖鹏等则以自画像的形式，分析了不同学科的传统人文学者对数字学术的需求及期待[11]。但是当前研究多偏重于质性分析，以扎根理论为基础进行理论解释和探讨，很容易导致不客观、不科学的研究成分存在，进而导致研究结论理论指导意义有余而实践指导意义不足。因此，本研究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尝试构建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厘清各要素的影响路径及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以此为基础，提出激发传统人文学者积极参与数字人文，实现数字人文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2 研究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

信息生态理论源自生态学领域，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科与生态环境学科融合发展而来的理论。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学者Thomas在借鉴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融合生态系统整体分析、局部联动的学术理念，详细阐释了信息系统内部信息加工、信息组织、信息传递的过程及信息系统内部各信息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关影响的互动关系，进而形成了信息生态理论的雏形[12]。信息生态理论的提出，开辟了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此后，国内学者娄策群等在借鉴信息生态理论的同时，重点分析了信息系统与信息环境的作用关系，将信息生态理论细化为信息、人和环境三位一体的信息生态要素[13]；
王晰巍等学者在信息、人和环境三个信息生态要素的基础上，融入了信息技术要素，总结出由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四个生态因子构成的信息生态理论[14]。此后，融合四要素的信息生态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尤其是在用户信息行为研究，信息生态理论中包含的整体联系思想较好地诠释了信息用户的采纳意愿与使用行为。张海结合信息生态理论深入阐释了网络用户信息茧房的形成机制与作用机理，结果显示信息生态理论可以很好解释网络用户信息茧房的形成过程和作用规律[15]；
安琪等融合扎根理论与信息生态理论，探讨了移动网络社群用户团购信息的采纳动因，发现移动网络社群在技术、信息等维度具有较高的创新性，是用户采纳团购信息的关键动因[16]。本研究以传统人文学者的参与意愿为研究对象，本质上属于用户信息的采纳行为研究范畴，因此，本研究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从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信息环境四个维度构建了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其中，信息人维度从情感和认知两个角度考察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分别选取了满意度和数字素养两个变量进行测度；
信息维度，选取了学术信息质量考察信息因素对传统人文学者的影响；
技术维度，选取了系统质量和信息基础设施两个变量进行测度；
环境维度，选取了学术信息过载和社群影响，分析以学术信息环境和学术社交环境为代表的环境因素对传统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意愿的影响。

3 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假设

满意度（Satisfaction）是用来衡量用户期望与实际使用体验之间的差异，起源于管理学领域，常用来测量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消费行为。为了能够细粒度分析用户情感与态度，信息资源管理领域学者开始将满意度引入用户信息行为研究之中。以王晰巍、赵宇翔为代表的学者发现满意度与信息系统用户的采纳意愿与使用行为存在较大关联。如王晰巍以S-O-R理论基础，构建了在线聊天机器人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其中证实了满意度是影响用户使用在线聊天机器人的重要影响因素[17]；
赵宇翔等则证实了满意度是影响志愿者参与数字人文众包的关键情感因素[18]。在数字人文领域，赵雪芹等以质性研究范式，通过归纳的方法，总结出满意度是影响传统人文学者接受数字人文的重要因素[10]。由此可以看出，满意度已经成为信息资源管理领域测量用户信息行为的重要情感因素。因此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信息满意度、技术满意度会显著提升传统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的意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满意度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

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是信息素养为适应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衍生出来的信息能力观测变量。数字素养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会随着数字技术变革而发展变化[19]。数字素养既包含数字能力、知识技能，又包含数字资源构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属性。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不断涌现，有关数字素养的研究日益成为图书情报领域关注的热点。赵晨等认为，数字素养已经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必备的数字能力[20]；
孟玺则认为数字素养是社交媒体用户识别虚假信息的基本能力，对于社交媒体用户的识别意向产生重要影响[21]；
黄如花则指出，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的升级版，推动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不仅有助于提升图书用户的使用行为，也有助于提高高校图书馆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22]。在数字人文领域，数字素养可以分为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能力、技术能力，以及数字知识体系和数字价值观等[23]。传统人文学者数字能力和技术能力越强，反映出其数字素养越高，对于技术与文献融合发展的数字人文研究的认同感会越强，参与意愿与其他学者相比，会更强烈。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素养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

学术信息质量（Academic Information Quality），信息系统成功模型认为，信息质量是影响信息系统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指信息的准确性、有用性、友好程度等[24]。信息质量不仅是影响用户信息系统采纳行为的重要因素，也会影响用户的信息行为，谭春辉等发现在用户信息偶遇行为中，信息质量作为信息维度重要的构成变量，对用户的信息偶遇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25]；
彭瑶等则以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能力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文学者数字学术需求影响因素研究模型，证实了信息质量在数字学术情境中，仍然是影响人文学者数字学术能力的重要因素[26]。在数字人文领域，信息质量不仅包含数字人文平台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的准确程度，还应当包含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成果与传统人文学者的契合和需求程度。相关的研究成果越符合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预期，传统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的认可程度就会越高，才会以需求为导向积极参与数字人文建设。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学术信息质量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

系统质量（System Quality）在信息系统成功模型理论中，体现的是信息系统在技术层面的特性，反映的是信息系统在技术层面上的可靠性、可用性及完整性等。张海等发现系统质量正向显著影响移动政务App的技术特性，是影响移动政务App用户使用意愿的重要因素；
王晰巍等也发现系统质量会正向显著影响学术用户的使用行为[27]。在数字人文领域，数字人文项目和成果多以系统和平台等具有典型技术特性的成果呈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CBDB（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等[28]。数字人文系统及平台的可靠性、可用性及易用性会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在数字人文系统和平台的使用过程中，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素养也会潜移默化的提高。王若宸、高胜寒等学者也认为，系统质量等技术层面指标会成为决定数字人文项目成败，吸引传统人文学者积极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系统质量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

H5：系统质量会正向显著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素养。

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指的是组织或技术基础设施对用户个体的支持程度，信息技术的发展造成信息基础设施与用户的信息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网络社群、科研数据管理领域，图书情报领域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信息基础设施会影响社群用户的购买意愿及科研人员数据共享行为。在数字人文领域，信息基础设施既包含数字人文基础数据、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也包含技术支持、技术手段等数字人文基础技术支持。在参与数字人文的过程中，数据的易用程度、系统的友好程度及信息技术的支持程度，都会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信息基础设施支持程度越高，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会越高，其数字素养也会随之显著提高。谢欢也曾撰文明确指出，信息基础设施是实现数字人文由达摩克利斯之剑到普罗米修斯之火质变的关键要素[29]。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6：信息基础设施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

H7：信息基础设施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素养。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学术信息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当学术信息的增长态势超出科研人员的应对范畴，就会出现学术信息过载现象。学术信息过载（Academic Information Overload）已经成为困扰科研人员表述和查找学术文献的新的信息难题。为了将科研人员从学术信息过载的信息情境中解脱出来，图书情报领域学者围绕着学术信息过载的内涵与外延及形成机理与作用路径展开相关研究。张佳宁发现学术信息过载增加了高校青年科研人员获取有用学术信息的难度，学术信息规避行为是在学术信息过载信息情境中产生的新的信息行为[30]；
沈雨田则证实了学术信息过载会导致学术信息用户的信息焦虑。在数字人文领域，传统人文学者同样面临学术信息过载问题[31]。当传统人文学者难以获取有用的学术信息，很可能会借助技术或工具检索有用信息，而数字人文的出现，借助技术“远读”的优势，通过算法技术不仅可以为传统人文学者推荐个性化的学术信息，还可以借助知识图谱等数字技术实现文本信息的可视化。肖鹏等学者也认为，学术信息过载会影响传统人文学者借助数字人文进行学术信息检索和优化，数字学术需求和使用意愿会不断增强。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8：学术信息过载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

社群影响（Social Influence），用户在社会群体中生存，其决策意愿和最终行为难免会受到社群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社群影响指的是用户个体受到组织或社会环境等外界环境影响下产生的态度、行为变化，可以具化为顺从、认同、内化等作用机制。图书情报学者已经意识到社群影响作为组织行为中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会对用户的行为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常颖等以TAM理论模型为基础，证实了社群影响在农民工微信公众号使用过程中的作用路径及影响机理[32]；
袁顺波等则在PPM理论框架下证实了社群影响对移动政务App用户流失的重要影响[33]。在数字人文领域，社群影响仍然是重要的研究概念，赵雪芹、肖鹏等在质性研究范式下，演绎出社群影响对于人文学者接受数字人文、参与数字学术的作用规律。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行为很可能会受到以同行、同学等亲密社群的影响，也会受到学界知名学者、导师等意见领袖的影响，还会受到业界、学界等学术环境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9：社群影响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

H10：社群影响会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

4 问卷设计与检验结果分析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解析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研究在借鉴王晰巍、赵宇翔及Nguyen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设计出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调查问卷。问卷的主体即影响因素调查部分，采用李克特（Likert）7级量表进行作答。在正式调查之前，课题组随机选取了40名文史哲领域的人文学者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结果及预受访对象的建议，将一些表述不清、难以理解的问题项进行修改和完善后，最终形成正式调查问卷（具体如表1所示）。最终的问卷共包含8个变量，每个变量对应3个问题，共有24个有效问题项。

为了扩大调研范围，保证数据来源的广泛性，除了一小部分采用纸质方式调研，绝大部分数据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和搜集。在发放过程中，首先要确定调研对象属于传统人文领域的学者。历时3.5个月，共搜集问卷数据489份，除去回答时间过少、回答前后矛盾等无效问卷64份后，共得到有效问卷数据425份，问卷有效率达到86.91%。

为了验证问卷量表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对问卷数据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信度检验方面，使用Cronbachs α系数来反映问卷内容及问题项的一致性。信度验证结果显示，每个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0（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在删除其中某一问题项时，Cronbachs α系数会显著降低。由此可以看出，问卷量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一致性，问卷信度较高。

在效度检验方面，问卷量表均改编自国内外成熟的量表体系，具体内容通过预调研，在相关学者和专家在反复推敲的过程中最终形成，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业符合要求，由此分析，问卷量表的内容效度较好。问卷的收敛效度通过因子载荷、组合信度和平均方差这三个数据组合观测，研究结果如表2所示，问卷中问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0，组合信度均大于0.80，平均方差值大于0.60，由此判定测量指标的收敛效度较好。在区分效度方面，任意两个观测变量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80，且所有测度项平均方差值的平方根均大于任意观测变量的相关系数，由此判定各观测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具体信息如表2所示）。

在模型检验阶段，本研究利用AMOS24对结构方程进行模型拟合指数和适配度检验。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卡方值/自由度2/df需要小于3，RMSEA值小于0.008，NFI值、CFI值、TLI值及IFI值需要大于0.9。研究结果显示，本次研究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构建的研究模型各指标值如下：2/df=1.675，RMSEA值=0.527，NFI值=0.932、CFI值=0.968、TLI值=0.976，IFI值=0.958。各拟合指标均在标准范围内，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适配度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在假设验证阶段，本研究同样利用AMOS24软件采用极大似然法对各变量及变量间的影响路径进行估计计算。本次研究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共涉及到8个变量，10个假设。研究结果显示，在假设验证阶段，其中的7个假设得到验证，3个假设不成立（具体信息如图2所示）。与此同时，还发现基于信息生态理论构建的研究模型对传统人文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解释度达到79.5%，模型中的内生变量解释度也分别为41.9%和35.4%，同时大部分路径系数在95%的置信区间显著。由此可以看出，该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度。

5 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5.1 信息人因素影响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以满意度为代表的情感因素会正向显著影响（T=0.495，P＜0.001）传统人文学者的参与意愿。肖鹏、赵雪芹等人的质性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因素、体验感知及认知态度是影响传统人文学者接受数字学术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次研究的结果在证实上述研究推论的基础上，将情感因素细化为满意度。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可以具化为技术满意度和信息满意度等，在情感方面，需要增强传统人文学者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数字人文回归人文的首要条件就是传统人文学者要成为研究的主体，与数字人文产生共情。在认知维度，先前的研究已经证实有用感知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则发现数字素养是影响传统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的重要因素（T=0.502，P＜0.001），数字素养可以细化为信息素养和技术素养等维度，此外，还发现认知因素的影响力明显高于情感因素。因此，数字人文在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特别需要以传统人文学者的情感和认知为基础，在提高传统人文学者满意度的同时，更应当关注传统人文学者数字素养能力的提升。在实践领域，不仅要提升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素养，还要提升传统人文学者对数字技术的认同感。尤其是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鼓励学科交叉，文理融合，尤其是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发展是数字人文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可以在文史哲等传统人文学科中加入信息技术、编程技术等基本信息技术课程，实现计算机技术在传统人文学科的普及，切实增强传统人文学者对数字技术的亲近感和满意度，不断提高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素养，让传统人文学者感受到信息技术的魅力，切实增强传统人文学者对信息技术的认同，切实以满意度和数字素养为突破口，扭转现阶段传统人文学者的对数字人文认可度不高的不利局面。

5.2 信息因素影响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学术信息质量是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T=0.357，P＜0.05）。黄水清曾呼吁除了做一些可视化研究外，要切实解决人文学科和人文学者的实际问题；
肖鹏也认为学术质量决定着数字学术的发展。本次研究证实了学术信息质量对于传统人文学者及数字人文的重要意义。在数字人文领域，学术信息质量具体包括：学术信息的科学性、专业性、准确性等。提高数字人文学术信息质量需要优化和完善现有的数字人文评价体系。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有助于净化现有的研究体系，切实增强数字人文研究的学术质量。在建立数字人文学术评价体系过程中，需要构建以人文学科发展为导向，基础数据建设和标准化数据处理流程为前提，面向多学科和跨学科融合发展的评价体系，着力突出数字人文研究的前瞻性和创新性。在优化数字研究体系的同时，数字人文研究还需要充分挖掘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需求，运用最新的信息技术、算法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文学者与学术文献资源的高效匹配，通过算法匹配和算饭优化，优化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文献检索路径，扩大高质量学术文献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在提高数字人文学术研究质量的同时，以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为基础，优化高质量学术文献资源的传播路径。

5.3 信息技术因素影响分析

ChatGPT的出现，已然证明信息技术对学术研究重要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系统质量是提升传统人文学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T=0.356，P＜0.001），而对提升传统人文学者数字素养的价值不大。可能的原因是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为代表的数字人文系统和项目功能较为完善，响应速度较快，输出的学术信息基本满足用户需求，能够增强用户的情感认同，满意度也会随之提升。但是受到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素养提升意义不大。在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肖鹏等也曾论述过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提出基础设施和数字项目是实现数字时代人文学者研究范式转变的关键要素。本次研究则证实了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正向显著影响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素养（T=0.298，P＜0.001），而对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作用意义不大。可能的原因是，现有的数字人文信息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传统人文学者数字化和可视化的学术需求，刺激传统人文学者接受和采纳数字人文研究，同时提升了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素养。然而数字人文信息基础设施尚处于建设初期，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加之在某些项目上存在技术壁垒，导致传统人文学者难以产生天然的亲近感，从情感视角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满意程度有限。因此，从技术层面，需要积极吸收和引入新技术，优化数字人文系统和项目，抓住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时代契机，完善数字人文信息基础设施。一方面以提升数字人文系统质量为抓手，在建设数字人文知识库的同时，引入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切实满足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学术需求。与此同时，数字人文建设应当积极融入到国家文化数字化国家战略之中，以国家文化数字化为契机，将局部、零散的数字人文系统和项目整合起来，加强顶层设计，以人文学科的特点和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需求为基础，着力打造数字人文基础设施平台，为数字人文的发展奠定数据基础和技术基础。

5.4 信息环境因素影响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社群影响（T=0.476，P＜0.05）和学术信息过载（T=0.357，P＜0.01）对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具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其中社群影响对传统人文学者的满意度影响作用不大。就传统人文学者而言，社群影响可以具化为社交关系和意见领袖两个维度。与其他群体相比，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人文学者的学术决策与学术行为很容易受到学术社交关系和学术意见领袖的影响。因此，数字人文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寻求人文学科领域知名学者的支持，借助知名学者的学术威望学术影响力，提高数字人文在传统人文学科的传播历和辐射力。此外，还需要加强与传统人文学科的交流和沟通，以新文科建设和国家文化数字化为契机，宣传和推广数字化及数字人文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对于传统人文学科的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数字人文发展创造良好的信息环境和社会环境。此外，信息过载是当前信息环境下每位用户不得不面临的信息情境[34]。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信息过载也是传统人文学者面临的新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学术信息过载为传统人文学者参与数字人文提供了新的契机。传统人文学者需要从过载的学术信息环境中快速找到符合个人需求的信息和文献。如何为传统人文学者提供相对安静的信息环境可以成为数字人文新的研究方向。在数字人文领域研究可以借助技术进行“远读”，从繁杂的学术文献中快速有用的学术资源；
还可以借助ChatGPT类的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文献“细读”，将相关文献进行细粒度的文本分析和创新点展示[35]。通过“远读”和“细读”相结合的形式缓解传统人文学者的信息压力，打造有利于数字人文可持续发展的信息环境。

6 结语

在公共文化数字化国家战略及古籍数字化的指引下，以数字化、可视化为学术特色的数字人文研究俨然成为传统人文学者迭代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断提升传统人文学者对数字人文的认同感，真正激发传统人文学者的参与热情，成为了数字人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研究以信息生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传统人文学者的数字人文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模型，通过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满意度、数字素养、学术信息质量及学术信息过载是影响传统人文参与数字人文研究的重要因素。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提升传统人文学者参与意愿的对策与建议。与此同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本研究虽然探讨了满意度、信息质量对参与意愿的作用路径，但是忽视了影响因素间的组态效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引入定性比较分析法探讨不同组态间的实际影响效果；
其次，参与意愿是一个抽象和动态变化的概念，可以通过扩大数据来源（引入二手数据）及动态连续观测的方法弥补仅仅依靠问卷数据横截面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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