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深刻内涵

收稿日期：2024 - 03 - 06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文化根基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YZD04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欧阳向英，女，吉林洮南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俄罗斯政治经济学。

摘 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十个坚持”，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拓展、升华。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十个坚持”；
大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4）03 - 0005 - 11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外交领域的体现和拓展，是新中国外交优良传统的继承发展和理论创新的重大飞跃。其核心要义集中体现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1]427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科学回答了中国外交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追求什么样的目标，以及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重大问题。这“十个坚持”，有的是原则，有的是方法，有的是路径，有的是风格，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拓展、升华。

一、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必须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丝毫不能动摇。”[1]182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奋斗历程，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与美国记者会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定下“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等重大方针，以及周恩来总理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邓小平同志将改革开放定为基本国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亲力亲为开展元首外交，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我们最大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中国外交最根本原则和最大底气”[2]。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对外工作政治属性的根本体现。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两者叠加交织、相互激荡，使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更加复杂，也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带来更多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通过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对外工作的正确方向。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16，这是我们党从革命到建设各个时期历史经验的总结。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武力上相差悬殊，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坦克、机关枪，有整编的美械和英械装备，红军只有少量步枪和子弹，不少农民武装拿的是大刀长矛。国民党围剿动辄派兵几万几十万，而红军从几千一万发展起来，不仅没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壮大，最终取得全国胜利。这是为什么？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体领导，而党的正确领导是官兵政治信念坚定和组织力量强大的根本保证。1927年三湾改编，毛泽东同志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解决的就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悲观情绪蔓延，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写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这个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之火，是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力量。哪怕暂时弱小，因为有为天下受苦人谋幸福的追求，就可以凝聚人心，终成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打不垮，并且在一次又一次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固然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有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军神战神，同时也是因为我们党有先进的政治理念，有各级党委强有力的组织保障，才能够缔造官兵平等的新军队，才能够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使红军获得源源不断的兵源，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粟裕大将在回忆淮海战役时说，“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4]同一个人，所为的目的不同，精神面貌和战斗力完全不同。可见，政治理念的先进，是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法宝，而先进的政治理念来源于我们的党。建设时期也是一样，虽历经挫折，但能不断改正错误，奋勇前进。正是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的英明领导，使得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就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所以，党管外交，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第一要务。

二、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相对1840年以来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说的，那时我们积贫积弱，任人欺辱。1856年英法联军仅仅出动5600人，军舰20余艘，就占领广州，后来又打到天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60年，英法联军25000多人就打进北京，焚烧了圆明园，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北京条约》。大大小小的西方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数不胜数，直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我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想要三个月速亡中国。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新中国成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政治条件，但是那时我们仍然是穷国弱国，所以才会有“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一边倒”不行，因为一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另一边是以苏联为首的新兴的社会主义阵营，孤军奋战会使新中国遭遇太大风险。但是，即便在“一边倒”时期，我们的外交政策也是以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1958年“长波电台事件”和“联合舰队事件”后，我们就和苏联分道扬镳了。此后，新中国的外交策略几经调整，从“两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界”，又演化为联合美日欧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战略。由此可见，前三十年的外交路线也不完全是意识形态取向的，而是以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为导向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而实现现代化既要坚持自力更生，又要实行对外开放。“我们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不这样干才真正叫爬行主义”[5]。在“两个利用”——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利用外资的思想基础上，中美、中日、中欧关系都得到了发展，与西方主导的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联系更加密切了。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是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此后，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速度加快，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

“站起来”和“富起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是使中国实现“强起来”。没有前两步的积累无法实现第三步跨越，没有第三步跨越就不能说实现了“中国梦”。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是追求幸福的梦，是为世界作奉献的梦，绝不是霸权梦。在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6]，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7]16、“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21。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有几个数字是标志性的：一是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是产业链在科研加持下实现升级，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三是“一带一路”已从倡议发展为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42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一，对外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四是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裁减现役员额30万，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在疫情肆虐全球的2020年，中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迈上百万亿元的新台阶，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2023年，我国粮食产量1.39万亿斤，再创历史新高；
国产大飞机C919、国产大型邮轮、新能源汽车成功上市和外销，提振制造业信心；
数字经济加快发展，5G用户普及率超过50%，为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中国人民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历史伟业。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

2020年至2022年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近年来持续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下滑和贫富差距拉大趋势尚未扭转，自身安全、国家安全、国际安全问题频繁凸显。面对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有的国家采取保护主义，如限制进出口，提高关税，技术脱钩，并力求建设相对完整的产业链；
有的国家采取区域主义，如在地区内选择短链生产和供应，搞区域一体化；
有的国家坚持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与其他国家开展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合作。面对国内政治和全球治理的矛盾，有的国家把国内问题转化为国际问题，借此转移民众注意力；
有的国家在全球搞阵营化对抗，人为制造分裂和对立；
有的国家守正创新，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为推动建立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努力。总之，在疫情和冲突交织作用下，国际关系中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加强，大国博弈明显加剧，世界有陷入长期动荡和冲突的可能。

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如果各国只强调自身利益至上，世界政治有可能倒退回丛林法则时代。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限的。如果各国不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以遏制别国发展来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那世界就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沙场，更不要谈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比如气候和环境问题、粮食危机、传染病、恐怖主义等。这些问题不是单一国家可以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有些国家，问题来了，就推诿甩锅，或者遏制他国，甚至不惜挑起战争，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的政治传统是王道天下，内圣外王，以德服人。这是比“好勇斗狠”和“嫁祸于人”高明得多的政治智慧。

中国提出“三大倡议”，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理念的新发展，它超越了霸权主义和对抗思维，是天下大同、万物并育的“和合思想”的集中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哲学的升华，是构建价值共同体。利益上互利共赢、安全上公道正义，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才不会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种‘虚假的共同体，这样的人类共同体才能向价值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进一步转化并升华。相比较于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这一过程任务可能更为艰巨；
但与此同时，以共生观念为基础的价值共同体，正是形成命运共同体的雏形和基础。”[8]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一方面，它蕴含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思想精髓，多次写入联合国、金砖等国际组织决议或宣言，成为凝聚共识的引领性旗帜；
另一方面，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共同体”的建设有赖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可，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真谛在于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沟通协商是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法治正义是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根本要求，开放包容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必要路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体现。大道至简，实干为要。[1]20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四、坚持增强战略自信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要求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国际形象，是我们开展对外工作的力量之源和信念之基。

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十月革命后，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仅用20年时间，就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创造了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同时，苏联在文学、艺术、科技、体育、文化、医疗、军事、航天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这样一个大国强国却只存在70年就轰然倒塌，解体后的15个国家无一能够恢复苏联的昔日荣光，就连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与美国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总结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自赫鲁晓夫以来的苏共领导人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守正创新上失败，是苏联逐渐偏离社会主义轨道并失去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创的背景下，如若没有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带领社会主义走出低谷，“社会主义失败论”就会成为定势，“历史终结论”则将成为真理。

受苏联解体的影响，中国同样遭受西方的打压，但最终顶住各种压力，从逆境中崛起。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
党的十六大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守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而且赋予其中国化的魂，这是稳步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梦想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守正创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创了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用自己的发展理念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案，也用自己的治国理政经验为世界政党和国家治理提供借鉴。我们有不少问题，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解决，也有少部分问题需要中央痛下决心，予以纠正，这跟我们党在革命时期不断纠偏，才能战胜历次“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是一样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开展整风和主题教育活动，告诫全党不忘初心，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完善党的领导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也有能力战胜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这恰恰来源于我们的战略自信，也展现了我们的战略自信。

五、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的重大创举，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是我们党关于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先要成为地区强国，对周边、欧亚大陆、洲际有重要影响。“一带一路”就是我们走出去的抓手。推进“一带一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我们面临很多质疑：有的认为“一带一路”是地缘政治产物，伴有经济扩张目的；
有的认为搞定政府间关系就可以不讲经济效益，“一带一路”投资不需要遵循市场规律；
有的认为“一带一路”只对中国有利，对共建国家没什么益处；
还有的认为“一带一路”缺乏多边谈判机制，上合组织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等。现在这些声音都不再喧嚣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切实推进了“一带一路”，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我们与所在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所在国法律和风俗允许的范围内，共同探讨符合各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合作模式，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并进。很多国家主动提出一些合作项目，以期纳入“一带一路”框架中来。“一带一路”由一开始的国外不理解、国内很积极转变为国外很积极、国内更踊跃，尤其国内民营企业，他们看到了海外工业园区和自由贸易区带给他们的机会。国内大的国企央企成为项目推动和落实的主力军，像中白工业园区、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中沙延布炼厂、中吉乌铁路等，都是国企推动并与所在国合作共赢的典范。中国企业不仅到所在国拿项目，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所在国提供医疗、扶贫、减灾和教育等多项支持，打造了一张又一张靓丽的“中国名片”。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2022年前11个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逆势增长20.4%。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不仅因为“一带一路”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的发展理念，将实用技术、惠民工程、数字经济和物美价廉的商品带到伙伴国，促进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更是因为“一带一路”崇尚共赢、传递希望，用相互尊重、普遍安全、共同发展的优秀文化把各国人民联系在一起。互信才有合作，共赢才可持续。肯尼亚蒙内铁路、尼日利亚拉伊铁路、雅万高铁落成通车，中埃苏伊士经贸园区、中泰罗勇工业园欣欣向荣，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贯通投用，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也见证了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友谊。“一带一路”助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一条真正的和平之路、发展之路、文明之路。

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2023年12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指出，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9]多极化是中国对世界格局发展趋势的重大判断，为什么要加上“平等有序”四个字？这反映了中国对和平发展始终如一的追求。

国际不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认识上最大的不同，也是中国外交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把不平等不平衡的问题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强调中国将旗帜鲜明地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致力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同各方开展贸易合作，实现共赢。由此可见，我们把发展自己作为通往平等的必由之路，而不是把推翻现有秩序和安全框架作为争取平等的手段。良好的世界秩序是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符合我们根本利益的外交准则。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自身如何发展，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10]，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首先，中国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而非扩张性国防政策，这是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根本不同。中国承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进程，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四个核武器国家共同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并在俄乌冲突中劝和促谈，坚决主张“核战争打不得”，为稳定世界局势作出贡献。其次，中国从不炫耀武力，而是通过军队现代化实现减员增效。仅仅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大规模裁军就有四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保持在200万人左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员额最低数。中国的国防开支只是美国的1/4，无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还是人均国防费，都是比较低的。再次，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绝非对和平有片面的认识，也并不缺乏斗争的勇气。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中国在核心利益上让步，不要试图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和平发展道路要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和睦相处、和谐发展。

七、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着力点

“全球伙伴关系”是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坚持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同各国广交朋友、深化合作，不断扩大与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截至2020年10月，中国已同18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同11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越织越密。

全球伙伴关系体现了平等性、和平性和包容性的时代特征。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伙伴之间没有主从之分，没有阵营之别，没有门户之见，超越了政治和军事结盟的老套路，致力于合作而非对抗，以共赢而非零和的理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变赢者通吃为各方共赢，通过做大蛋糕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伙伴关系中最成功的当属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尽管俄乌冲突使国际局势和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但中俄在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等重大事务上目标一致。正如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中俄关系成熟、稳定、自主、坚韧，经受住了新冠疫情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不受外部影响，展示出生机活力。”[11]声明指出，俄方支持中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方支持俄方实现2030年前国家发展目标。2019年中国商务部和俄罗斯经济发展部提出到2024年将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这个目标2023年已超额完成。中俄全方位合作不仅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发展带来驱动力，其意义远超双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深远影响。然而，中俄毕竟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其战略构想、路径选择、文化内核等并不一致。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原则，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是积极且有益的。

八、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大国担当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科技和文明的传播以及各国人民的交往。承认经济全球化能够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劲动力，是中国看待全球化的基本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反对逆全球化，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就是不希望世界经济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因为世界经济面临的发展难题没有哪个国家能独自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大势，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而不见，或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长矛加以抵制，都违背了历史规律。”[12]

然而，全球化并不是各阶级、各民族、各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形成的，而是由个别国家、个别利益集团主导。此外，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制度扩张，这符合资本对外扩张的必然逻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在全球化中脱颖而出，这对旧有的全球化理论提出挑战。在肯定经济全球化总体趋势不可逆转以及利大于弊的同时，中国提出“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13]。在联合国的演讲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的讲话中，以及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反复强调，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4]，这表明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建设性态度。

在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现有治理模式有效性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提出“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15]。“民主化”就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的。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困地区发展？这里面当然有人道主义的因素，但是也符合经济学法则。因为，只有世界的整体繁荣，才有各国的普遍繁荣。与西方强调“帕累托改进”不同，我们倡导“孔子改进”。[16]它的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利益，而是同时想着与对方合作共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国际政治上实现平等的关键是在全球治理中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要在国际组织及其各项议题中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推动形成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包容联动的全球发展治理格局。这四个格局，确立了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基本框架，反映了中国对全球治理赤字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九、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使命。根据国际通行准则，判断和证明一个国家对一片领土是否拥有主权主要基于两个方面，即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二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以黄岩岛为例，从中国方面看，元朝就对黄岩岛拥有主权，郭守敬进行“四海测验”时选定的27个纬度测量点之一就有黄岩岛；
中国历代政府出版的官方地图均将黄岩岛标为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曾于1935年、1947年和1983年三次正式公布黄岩岛的名称，并将其置于中国广东省、海南省的管辖之下实施有效的行政管辖。而从菲律宾方面看，1935年菲律宾宪法对其领土的划定未包括黄岩岛；
菲律宾出版的地图，包括1981年、1984年地图仍然将黄岩岛标绘在菲领土范围之外。从第三方条约来看，1898年《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西华盛顿补充条约》和1930年《英美条约》，以及1947年《美菲一般关系条约》、1952年《菲美军事同盟条约》、1961年菲律宾关于领海基线第3046号法令和1968年菲律宾关于领海基线的修正令等，都反复确认菲律宾的领土范围从来不包括黄岩岛。现在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菲律宾单方面提出，黄岩岛在其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因此是菲律宾的“固有领土”。国际法上的一项基本规则是“依据陆地统治海洋”，即国家先有了某陆地的主权，才能对邻接该陆地的海洋主张权利，这一点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有明确规定。菲律宾的主张恰恰相反，先主张对海洋的权利，再据此主张对该海域内陆地的权利，这显然是本末倒置。我们捍卫国家主权于史于法于理有据，必然寸步不让、寸土必争。

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是近年来中国对国际安全领域奉献的公共产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主要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
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不搞双重标准；
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
等等。系统表达了中国对安全问题的理解、思考与关切，也提出了俄乌冲突后重构国际安全框架的基本原则，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大国中引起热烈反响。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关系。安全和发展密不可分，没有发展，安全就无从保障，没有安全，发展就失去护航。我们不仅重视自身安全和本国安全，也倡导共同安全、普遍安全，抵制损害别国安全、谋求绝对安全；
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反对以邻为壑转嫁危机、遏制打压别国发展。2021年中央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后，正式宣布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的历史性成就。全球经济治理应该吸收中国的成功经验，让发展与安全双轮驱动，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带去福祉。

十、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有着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时代特色。从“一带一路”、正确义利观、全球安全观、全球治理观，到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重大理论创新使我国外交原则立场更加鲜明，更被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发达国家认同。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开展丰富多彩的元首外交活动，引领推进波澜壮阔的外交实践。

除了打造各种高峰论坛、举办国际博览会等，新时代有特色的外交方式还包括体育外交、点对点外交、家乡外交、云外交等。有目共睹的是，近些年，我们不仅在外交上立场更加坚定，方式更加灵活，应对更加及时，而且语言更加生动，行动更加积极，设计更加高端。比如沙伊和解后，沙叙破冰，叙利亚重返阿盟，突尼斯表示愿意和叙利亚互派大使，埃及和土耳其要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达成进一步换俘协议，这一系列由中国推动的、向着和解与友好方向变化的大事，令西方震惊。要知道，中东各国在宗教、利益、政治和各种势力交叉纠缠下矛盾重重，推动和解殊为不易。归根到底，还是中国共产党理念先进，中国政府用和平、发展以及文明上的相互尊重来凝聚不同力量，才促成世纪和解潮。

谋大事者必先观大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17]，这为我们准确分析世界大势和我国历史方位提供了科学方法。正确历史观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客观认识和总结历史中的经验教训，把握历史前进的大方向。正确大局观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统领全局。正确角色观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要冷静分析问题，还要把自己摆进去，在中外关系中科学制定对策。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外交服务于内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我们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经验。上述“十个坚持”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应深刻理解、认真掌握，并贯彻到我们的实际对外涉外工作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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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赵汀阳.冲突、合作与和谐的博弈哲学[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6）：6-16.

[17]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77.

On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Ouyang Xiangy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t is the specific embodiment of the governance ideology in the field of diplomac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and also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and action guide for China"s external work in the new era. Its core essence is reflected in the“Ten Adherences”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for Foreign Affairs，reflecting the deepening，expansion，and sublimation of the regularity of China"s diplomacy as a major count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comrade Xi Jinping as the core.

Key words：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
“Ten Adherences”；
diplomacy of the major country

责任编辑：余爽悦 李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