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云波
“战国四公子”,其中有赵国平原君赵胜(?—前251),毛遂自荐的故事就发生在他家里。他“解国之大难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被司马迁赞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其门客中有公孙龙以善辩论著名。秦国与赵国订立盟约,要互为帮助,秦攻打魏国,赵要救魏,秦谴责赵不守盟约不帮助秦,众人无计,赵王告知平原君,平原君告知公孙龙,公孙龙则说:“此亦可以发使而让秦,曰赵欲救之,秦独不助,此非约也。”(《吕览·淫辞篇》)众人顺着秦的思路来思考,当然认为赵国理亏;
但公孙龙却能破除这个思路,回到平等互助盟约的本身,不从秦的利益出发,则树立起了自己一方行动的合法性。
这里涉及名和实的问题,同样是互助一个约定(名),秦是一认识(一种实),公孙龙是另一认识(另一种实),也就是说,一个名不意味着必然对应一个实。名带有不确定性。仁义、圣贤,在儒家看来是神圣的;
但在道家看来,却是值得鄙弃的。这是东周礼崩乐坏之后,士对旧有秩序的反拨。思想秩序凝结在一些名词概念上,对名词概念的重新审视,深入剖析,加以辩难,无疑是多元思想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名家便在那时走上了历史舞台。公孙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最为著名的理论是“白马非马”(白马这个概念不等于马这个概念)、“离坚白”(对石头的坚硬质地与白色的质地要分别看待),其实仍旧是名实论,他借形象来揭示语言底层的逻辑承担与歧义,警醒人们要时时摆脱惯常思维,要跳脱出来,避免跌进凡常逻辑而不能自拔,避免以名代实、虚名伪实、名实不符、共名异实。他是战国(前475—前221)后期的语言哲学家,是具有深邃独特眼光的人物。《汉书·艺文志》著录《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已无法见其全貌。他不是处于真空中,他的警醒思辨具有相当的现实实践指导性。诮让秦国非约一事之外,公孙龙还曾于赵惠文王十五年(前284)劝服燕昭王不要攻打齐国,直陈燕昭王招纳“尽善用兵”之士即表明意不在偃兵,这即运用了“循实责名”的方法(《吕览·应言篇》)。这些史实,说明他的论著(尤其是残缺的)无法完全表达清楚他的思想,他内在的、深层次的逻辑力量需要潜心的体悟,才能得其一二。他的著述与作为,无疑均提示他用心于名实,具有哲学的思辨力,同时具有切实的现实性。在纷繁复杂、词语漫天飞的今天,名实实在是一个突出问题,仅有名无实一项就深重地阻碍了时代精神的提升,所以今天仍需要有更多的人像公孙龙那样在名实上进行独特深入的研究、讨论,做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指引,时时使我们保持相对客观的冷静,做综合的考察和审慎的决定,从而有利于推进社会健康发展。当代借鉴公孙龙思辨来启发思考的人越多越好。
“伟大也需要人理解”日前成为俗语,这让我们回想起“理解万岁”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热词。就一般问题,一般人物,都会存在误解;
对于深层次的问题,特殊人物,那就更容易误解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如果按人们惯常的看法,自然会觉得它是荒谬之论,白马当然是马,什么颜色的马都必然是马,这个根本不需要辩论,觉得公孙龙是狂妄,无事找事。人们一般不会反省:自己这个轻松的指责,是否是在充分理解公孙龙的本意之后做出的?公孙龙之所以这样讲,有没有他的独特发现?对于社会发展有无好的借鉴?喜欢在一两句话之间就给人贴标签的人,是无法真正理解公孙龙的,何况公孙龙谈的是语言哲学!贴标签易,真正深入理解难。孔子早就洞察了这一点,所以他能讲出“人不知而不愠”的话来。
公孙龙自称“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庄子·秋水篇》),当时的阴阳家邹衍向平原君指出公孙龙之辩的弊端:“烦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惇,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后息,不能无害君子。”(刘向《别录》引)公孙龙遂不再被平原君所用。道家也批评他。《庄子·天下篇》论道:“桓团、公孙龙辨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儒家更是如此。荀子引传“析辞而为察,言物而为辨,君子贱之”(《荀子·解蔽》),到刘向“不循孔氏之术”(《荀子》校序),扬雄“不合乎先王之法”(《法言·吾子》),桓谭“不知大体”(《新论》)。最后连佛教都对他加以批判,晋释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昔公孙龙著《坚白论》,罪三王,非五帝,至今读之,人犹切齿。”(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一)在这样的多方攻击下,公孙龙及其思想渐渐暗淡下去。
在诸家中,只有汉代刘安的门客能讲出较为客观的话:“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公孙龙折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不可与众同道也。”(《淮南子》卷十一《齐俗训》)他只是“不可与众同道”,也就近乎说不可与俗人言,他的价值是“人智之美”,应该给他在思想史上一席之地的。谭戒甫先生曾于1956年呼吁“重新确定它的地位,并且重新估量它的价值,使我们的这份哲学遗产更加得到重视”(《公孙龙子刑名发微》前言)。
因此讲,作为名家的公孙龙是一个人物,了不起的人物,只不过容易被古今人所误解乃至于令人咬牙“切齿”——就是恨不得把他吃了,人们鄙夷久了,自然就把他给忘记罢了。
在名家公孙龙之前,孔子弟子也有叫公孙龙(前498—?)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公元前473年,齐国田常欲作乱于齐,移其兵将伐鲁,孔子问门弟子谁愿意救国于危难之间,子路、子张、子石请行,孔子没有同意。子贡请行,孔子许之。后边就上演了子贡“存鲁、乱齐、强晋、灭吴、霸越”的故事。这一年公孙龙子石26岁,虽未被孔子准许去救国,仍可见出他果敢而且有一定的胆识谋略,也不得不算是一个人物。
孔子弟子公孙龙和平原君门客公孙龙生活在两个时代,理应是两个人物,只不过姓名相同而已。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二就计算过二人的生活时代:
于稽其年,龙少孔子五十三岁,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则龙生敬王二十二年癸卯,距周赧王之立已一百八十四年;
而龙为赵公子平原君之客,平原君以赧王五十七年合楚魏之师,以存邯郸,而龙于是时沮虞卿之请封。夫使其为仲尼弟子子石也者,寿殆二百四十余岁,恐无是理。
因此,统计记录历代同姓同名的书籍,常常把他们记作二人。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六“同姓事相类”条、明陈士元《名疑》卷四:“孔子弟子有公孙龙,平原君客亦有公孙龙。”《古今同姓名录》卷上“二公孙龙”:“一孔子弟子,一白马非白者。”这是妥当的。但也偶有记作三人的。《历代名讳考》卷十三“公孙龙三”:“一孔子弟子字子石,一为坚白异同之辩与魏牟问答者(见《庄子》),一平原君客尝劝平原君辞封者(见《战国策》)。”误把名家公孙龙认作二人了。
最可叹息的是,不少人把孔子弟子公孙龙与名家公孙龙混作了一人。
汉刘向《新序》就有所表现了:“公孙龙谓平原君曰:臣居鲁则闻下风,高先生之知,悦先生之行。”(《文选》卷三十九邹阳《上书吴王》注引)所谓“臣居鲁”,就是把居鲁从孔子学的公孙龙,与名家公孙龙相混淆了。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四二说:“刘向《新序》、《说苑》多不可信,此殆以《史记》有公孙龙为孔子弟子而误。”甚是。只是刘向没有直接讲孔子弟子公孙龙就是讲坚白论、白马非马的。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于《仲尼弟子列传》公孙龙下云:“郑玄云楚人,《家语》:卫人。然《庄子》所云坚白之谈,则其人也。”于《孟子荀卿列传》“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按云:“即仲尼弟子名也。此云赵人,《弟子传》作卫人,郑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也。又下文云‘并孔子同时,或曰在其后,所以知非别人也。”对于《史记》两个列传的两处“公孙龙”,司马贞确认是同一人,且论之凿凿。顺便提一句,对于《仲尼弟子列传》公孙龙下索隐云“郑玄云楚人,《家语》:卫人。然《庄子》所云坚白之谈,则其人也”一段,清人汪琬误读作“郑玄云:‘楚人,《家语》:卫人。然《庄子》所云坚白之谈,则其人也”,所以他在《尧峰文钞》卷二十三《兰室记》里认为:“两公孙龙相距踰百余年,而郑玄谓仲尼弟子即论坚白异同者。”实则误解为一人的,不是汉郑玄,而是唐司马贞(679—732)。唐开元间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家语》云卫人,《孟子》云赵人,《庄子》云坚白之谈也。”张守节非但不疑,而且增加了《孟子》为证,似乎材料更广泛,更有说服力了。
宋代至清代持如此看法者,代不乏人。南宋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五十八、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三十《类姓门》均云:“《史记》:公孙龙,字子石,楚人,孔子弟子,善为坚白同异之辩。”元无名氏《氏族大全》卷二十二上平声“坚白之论”:“公孙龙,字子石,孔子弟子,善为坚白同异之论。”明杨慎《丹铅摘录》卷七:“《史记》载公孙龙为孔子弟子,其论曰马非马。”清曾先之编次《十八史略》卷之一云:“赵相平原君公子胜。食客常数千人。客有公孙龙 。为坚白同异之辩。”同时的陈殷注释此处的“公孙龙”云:“孔子弟子,字子石。”文辞几近,盖陈陈相因,毫无分辨。
可见从汉代到清代,都有人误把两个公孙龙混作了一人。姓名相同,即使他们相差近二百年,一旦成为久远的历史,不求甚解的人们还是容易混淆。
以上混作一人,是认为此一人既是孔子弟子,又是持坚白同异之论。更有甚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云:
《仲尼弟子传》:“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按《汉书》注:“公孙龙,赵人,为坚白异同之说者,与平原君同时。”去夫子近二百年,殆非也。
他认为是一人,而先相信《汉书》注,而经过认真计算,推断此人离孔子近二百年,不可能是孔子弟子。结论是孔子没有这个公孙龙的弟子,《史记》所记不可靠。这不能不说是顾炎武的疏忽。
要明晰《史记》所记载的公孙龙不是一个人物,真还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被理解而令人“切齿”的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在后代还曾影响到孔子弟子公孙龙的配享问题,这就不是察慧的他当年所预想到的了。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赠颜回兖国公配享,赠公孙龙黄伯。有公孙龙赞曰:
黄伯著祀,公孙是云。弥缝中道,协辅斯文。藏修方异,渐渍其勤。史辞不忘,播为清芬。(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十一《行在所录·学校》)
70年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五月乙卯,诏进封孔子弟子颜回以下,封公孙龙枝江侯。真宗命廷臣分撰仲尼弟子赞,其中王曾拟了公孙龙赞:
子石巨贤,探微博古。禀粹荆衡,从师邹鲁。令闻不已,仪刑斯睹。展义疏封,遂荒故土。(《山东通志》卷十一之七《阙里志七》)
“禀粹荆衡”云云,是把公孙龙看作楚人,采取了郑玄的说法。弟子随了夫子得到后人的供奉,可谓荣光无比了。但是,那些心里只装着一个公孙龙而具有怀疑精神的宋代士大夫,就开始审视“公孙龙”了,认为他持有坚白同异之辩,与孔子不合,不具备获得配享的资格。到明代也在继续追讨。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二云:
宋人不复置疑,大加排诋;
近儒尊宋,遂谓当黜其祀。
明杨慎《丹铅摘录》卷七云:
《史记》载公孙龙为孔子弟子,其论白马非马,亦自附于仲尼,谓“楚人亡弓”之说,且云“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于所谓马,悖”,可谓曲说矣。……然其淫放颇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若如此大有悖于师道,公孙龙在孔庙里的位置自然岌岌可危。而那些知道孔子弟子公孙龙和名家公孙龙不是一个人物的学者,当然不认可这种无谓的排诋。
此外,有一类学者不认为他们是一个人物,但只因看到《孔子家语》记录孔门弟子公孙龙有的抄本作“宠”,就认为本是“公孙宠”,是司马迁误作“公孙龙”。这样的话,公孙宠是一人,公孙龙是一人,自然不相妨碍,公孙宠自然就不应该被赶出孔庙,得了保险了。
明李之藻《頖宫礼乐疏》卷二云:
《家语》弟子籍出孔子古文,当可信,所纪公孙宠卫人者良是。宠与龙其名既异,卫、楚又异,春秋、战国又异,明系先后两人,而以迁史一字之谬,《索隐》因合为一人以误后学,事之可哂莫过于此。
清毛奇龄《经问》卷三持论与李之藻所论如出一辙:
《家语》有公孙宠,字公孙子石,本是卫人,《史记》误宠为龙,遂指为战国赵人公孙龙作坚白论者,而斥之,其无理如此。
但是,孔子弟子却不好作“宠”的。司马贞《史记索隐》云:
《家语》或作“宠”,又云“砻”,《七十子图》非“砻”也。按:字子石,则“砻”或非谬。
《孔子家语》的若干抄本,在记载孔子弟子子石之名上,即存在文字上的不同,有的作“宠”,有的作“砻”。既然看到《孔子家语》有作“宠”的就觉得当作“公孙宠”,那又看到有作“砻”的,是否就当作“公孙砻”呢?司马贞注意到绘制孔门七十贤人的《七十子图》里,并不作“砻”。话语之间,他根本没有考虑“宠”字,就是认为它毫无可能,不必讨论。古人名字必相配相合,“宠”字与“石”字实在没有什么联系。考虑到较早的文献《史记》、《七十子图》以及许多文献,在记录孔子弟子时都作“公孙龙”,就不能因《孔子家语》一种文献存在异文,且没有坚实的逻辑推理,就把它轻易改动。李之藻、毛奇龄内心存在一个很强烈的现实吁求,尽管是个善良的吁求,影响了他们做出周密的思辨。
“公孙龙”这个名,在《史记》中,对应的是两个人物,两个实,需要我们做出有理有力的判别。古往今来,姓名相同者举不胜举,在现实层面上会产生一些大小不等的麻烦,有人因为与嫌疑犯同姓名而被抓的例子是有的,这样惨痛的例子,与“公孙龙”一样,其实都像是个隐喻,警示我们对于名实应该细细追究,否则清风不来,难见朗朗乾坤——历史的,现实的。
(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主任,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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