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里尘烟

郭发仔

我童年的第一帧印象，就是泉塘村很热闹，仿佛整个村子都是一家人。清晨，村子深处吹出一串急促的口哨，几乎所有人被赶出来，急慌慌从四面八方的小路涌进辽阔的田野，乌泱泱一片，有撒豆成兵的气势。日落时分，又一串急促的口哨声，把人们从田野里唤回来。整个村子的人就像一群不会发声的蚂蚁，在泉塘村的田间地头，忙忙碌碌，来来回回。

泉塘村的黄昏有一种沉寂美。夕阳匆匆落下，最后一抹余晖搭在山梁上，就像村里粗心的妇人忘了收拾晾晒在竹竿上的踏花被。田野里的稻禾绿茵茵一片，白日里是一层薄薄的绿，夜幕下一点点变厚，最后成了一堵无法跨越视线的墙。朦胧的暮色里，有一点点黑影掠过，不知是出巢的檐鼠，还是晚归的麻雀。

田野中央那根粗大的电线杆上装了两个大喇叭，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像两只大耳朵。那时我常坐在门前的马路边，嘴里含着草叶，听喇叭里响起嘹亮的国歌，马马虎虎听一段新闻，然后欣赏一曲接一曲总夹带一些吱吱电流声的歌曲。不过，那歌词怎么也听不真切，但歌曲的旋律大多很明快，《在希望的田野上》《九九艳阳天》《军港之夜》，好像是随机的，有时一首歌唱几天。喇叭里的旋律或热烈奔放，或高亢激昂，或深情舒畅，像生活的种子，撒在田野里，撒在村子中，也撒在人心上。

我妈的心走得有多远，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几乎不与人打交道，无所谓喜，也无所谓忧。她会主动干些零碎的家务活儿，烧火、补衣裳、扫地。母亲开心的时候是有表征的，那便是哼曲儿，《东方红》《打靶归来》《一条大河》《南泥湾》《放牛的孩子王二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她唱出来的词儿似是而非，普通话和土话时常纠缠在一起。记不住词儿的时候，干脆直接哼哼，像一串令人纠结的省略号。但她很享受，两条粗黑的辫子有节奏地晃动，扬起的扫把轻盈得如春风里的杨柳。事实证明，唱歌她是认真的，每首歌的音准都分毫不差，这是我在上学后验证过的。

我妈从不讲她并不光鲜的过往，也几乎不与我说话。一次，她竟低下身来对我说：“崽啊，今后要好生读书啊。”语气低沉，吐字也不清晰。看得出来，我妈说话没有底气。也许，她感觉自己在做一个妈该做的事，又好像自己还不够做好一个妈。

上小学那天，宜阳河的水并不深。将裤腿挽至膝盖，踩着绵软的沙子便蹚过去了。那水微凉，很清澈，每一粒沙子都发着光。那天爹并没刻意强调上学的事，而是像往日带我去洋际坳赶场一样，在前面一拐一瘸地走，敞开的衣角带着风。我跟在身后，追着他歪歪斜斜的影子，像一只追光的蛾子。

侯古小学像一个大祠堂。穿过厅房，进入长方形的天井，迈上青条石砌就的台阶，便到了第二排教室。爹把我领到一位中年男老师面前，他们点点头就算打过招呼了。老师问我叫啥，我的嘴巴根本不像我身体的一部分，嘟嘟囔囔的，突然对自己土得掉渣的名字很嫌弃。他又让我数一百个数。我先是脑袋一热，然后努力地从记忆中把那些乱套的数字找回来。我数到“49”的时候，居然又回到了“30”。我的脑门开始冒汗，眼神余光看见爹尴尬的笑容和老师没有表情的面孔，这事儿让我懊恼了很长时间。

交钱的时候，腿脚并不灵便的爹超常发挥，轻松拨开拥挤的人群，抓住那根发黑的窗格子，将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扔了进去，然后拥挤的人群把爹抛了出来，又迅速合上。几经周转，我拿到了一摞新书。回家后我被那铅字的清香吸引，急忙打开语文书，寻找隔壁阿桂嘴里曾唱叨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之类的“歌”。不过我不识字，有些悻悻然。后来才知道，那篇课文已经删去了，不过《瀑布》还在，“还没看见瀑布，先听到了瀑布的声音。”其实那根本不是歌，只是到了阿桂嘴里，什么课文都是唱的，一脸嬉笑，有口无心。没过几年，阿桂实在唱不出什么名堂，干脆回家，一天到晚除了打猪草，就是跟着村里的一群妇女薅枞毛叶子。

语文课很有趣，老师领读的时候也是带着唱腔的。“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我在月亮船里坐”“公鸡公鸡真美丽，大红冠子花外衣。油亮脖子金黄脚，要比漂亮我第一”，我跟着唱读，一帧帧画面从我眼前闪过，日月水火、山石田土，都跟泉塘村看到的差不多。不过，我的数学一直稀里糊涂的。除了最初老师叫我们到宜阳河边折芦苇杆子削成100根一捆用来计数，我似乎再也提不起兴趣来。

数学是我天生落下的残疾，和出类拔萃的语文成绩一起，把我摇摇晃晃地推到小学毕业。

阿桂挑着一担枞毛叶子在我家门前歇脚的时候，我正担心我是否能继续上学。

其实，我的担心好像是多余的。隔壁村子一个江湖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我将来是当公社书记的料。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公社书记是干啥的，但肯定有出息。因为来泉塘村的公社干部，都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白衬衣，金丝眼镜，袜子配凉鞋。最终，我顺利上了清溪中学。

插图：李诗鹏

我认为泉塘村是最大的世界。到了中学才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校舍都是老房子，褪色的青砖，老旧的灰瓦。操场是裸露的，细砂与黄泥搅和在一起，分不清谁先谁后。两端立着两个篮球架，篮板裂了缝，铁框马虎地斜吊着，仿佛两具在沙漠里风吹日晒的骨架。班上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有的还叽里咕噜说话费半天劲都听不懂。很快，大家混熟了，一起嘻哈打闹，都觉得从水田里解脱出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下午课前和晚自习前要唱歌。大多时候是音乐委员起头，不过她好像并不擅长，每次都是那句“细数窗前的雨滴，预备……唱”，唱得肠子都能拧出水来。后来，其他同学自发领唱，《驼铃》《送别》《南屏晚钟》，还有很多我从没听过的歌。我不会唱，撑着下巴听，纠结他们唱的“风沙挥不去印在历史的血痕”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

小学六年级时，我们已经搬到了红光小学。教我们的只有两个男老师，数学老师姓周，头发微卷，总是露出慈祥的笑容。那天下午的自习课上，周老师笑呵呵地走进我们中间，说：“读书要读活，精神要愉快，我刚学了一首歌，教大家唱吧！”周老师转身擦干净黑板，弯着腰将《泉水叮咚响》的歌词写在上面。黑板的支架并不平稳，周老师的每一笔一画都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周老师的音色并不好听，但他极力地想拿出最好的状态，然而总不如愿，中间猛咳了好几次。我回家后也忍不住哼唱，我妈觉得好新奇，刚到嘴边的那些老腔调立马憋了回去，于是找个板凳坐在屋檐下，双手支着下巴，眼里发着光，仿佛歌里的山泉水浇活了一个灵魂。

我上中学后不久，同村的人说，周老师突然离世了，因为肺癌。

初一时教我们音乐的，是一个叫“五妹”的女老师。约摸三十出头，一头时兴的卷发，红西装，高跟鞋，真的很妩媚。但具体学了哪些歌，记不清了。因为更多的时候，在忙代数、几何、物理，想起来都脑壳痛。当然，语文和英语是不用操心的，课堂上听一遍就永远刻在脑子里了，这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

家离学校八九公里路，我走读。闷声走过村前的砂石路，躲过村人谜一样的目光，一拐弯，便进入一片广阔的田野。那片田野大部分时间都覆盖着绿油油的稻禾，农人时常扛一把锄头，刨去四处蔓延的牛筋草；
或在田埂的缺口处补补泥。我更喜欢这片田野的深秋或者冬天，收割后的田野半干不湿的，绵软而有弹性。我喜欢跳着走，专踩那些精神萎靡的稻茬，咔嚓、咔嚓，仿佛踩断了大地的筋骨。

田野沉寂一片，只有我和北边赶来的风。在这里我才是活的，扯开喉咙便唱歌，让青春的荷尔蒙在田野里肆无忌惮地飞扬。《黄土高坡》《信天游》《再向虎山行》《上海滩》《霍元甲》，这些歌有的是从同学那里学来的，有的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时常，我把自己感动得眼眶发热，不知道是因为这歌曲蕴含的情感，还是眼前这豁达得从不设防的田野。

学校给我们订了《初中生》杂志，里面有啥内容记不住了，但封三是带有简谱的歌曲。那时我买了一支笛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对着这些歌曲练习，有《野百合也有春天》《绿叶对根的情意》《把根留住》。虽然不懂什么节拍，反正见到相关符号便停顿，稀稀拉拉断断续续的，竟然也能体味其中的韵律美和情感意境。

《红楼梦》播出后在大江南北成了一种风气，片头曲和多首插曲也跟着成了经典。《枉凝眉》《葬花吟》《红豆曲》《晴雯歌》《叹香菱》，无论哪一首都荡气回肠，情思婉转。可惜，那时我正上初三，没时间学，只熟悉其中一些曲调片段，哼起来跟我妈唱歌的效果差不多。对了，我很久没听过我妈唱歌了，也很少听到泉塘村里那些为了鸡毛蒜皮永远扯不清的吵闹声。

我似乎忘记了平淡无奇的泉塘村。在清溪中学，我觉得上领奖台才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每次我都要拉一拉吊在肚皮上的衣角，把肩上那个脱了线的补丁压一压，领奖后快速下台。

那三年，泉塘村与学校成了一条拉直的绳子，我是一只在上面蹦跶的蚂蚱。

班上几个同学上了县重点高中，而我去了一所普通高中。我沮丧，但意识开始清醒，我惧怕泉塘村那深渊一般的水田和火炉一般的日头。我埋下头去，咬紧牙关与人较劲。

其时，很多后生都唱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挤上臃肿的大巴车去广东打工。泉塘村已经空了许多，县城一下子冷清起来。我有时靠在围栏上发呆，看那棵大枫树木然地立在操场上，看对面的农机厂在灰暗的黄昏里一点点塌陷。

高中三年，我始终是一副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模样。而那些打工回来的小伙，哼着粤语歌曲，花衬衫，牛皮鞋，张扬得忘乎所以。我装作若无其事，但两个虎牙已深深嵌入下嘴唇：读书误我又三年。

高考后的那个夏天，我坐在屋侧的黄土坎上。西斜的日头突然降了火，红彤彤的一轮，一脸茫然。村里有人将录音机的声音放得很大，明快而缠绵的闽南歌曲很好听，不过此时却很刺耳，犹如对一个跌倒之人发出的嘲笑。

我不止一次地挤上那辆破中巴车去过县城，试图从那窗子大小的红纸上找到我的名字。我反复从头到尾地扫视，那红色一点点变暗，又变成灰绿，最后竟把所有的名字吞没，眼前一片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去的，脑子嗡嗡的，脚下全是深渊，每一步都走得神志不清。

在我的希望如同那颗隐入山峦的太阳一样失去光泽时，我居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没有高兴，没有激动，什么情绪都没有，所有的激情都在焦躁的等待中消耗殆尽。

爹还是为这场有惊无险的喜事摆了酒。任课老师、亲戚同学，还有泉塘村的人都来了，几十桌。那天中午，太阳也来凑热闹，俯下身子，觍着脸，盯着一碗一碗端上来的乡间美味，以及一张张冒着汗水的油腻腻的嘴。

我躲在屋内，心如刀割，想哭。我读书的这三五年间，我妈不知咋回事，越来越不正常。她总是对着泉塘村的那条大马路叫骂，有人偷了家里的粮食，有人要害她，家里人都要她死。她放大的瞳孔里，发射出一股股怒火和仇恨，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惧。客人到来之前，我妈号叫着冲进厨房，张开双臂拦住进出的人，嘴里骂骂咧咧的，撕裂的声音令屋顶上的灰瓦都在发抖。最后外公来了，猛地一巴掌打将过去，我妈惊恐万分，赶紧往村外跑，嘴里开始骂外公，本就散乱的头发更加凌乱，泪水和汗水布满了那张惊悚的松弛的脸。

那一次，我妈在她本该最荣光的时刻缺了席，只有她那只跑掉的、鞋面几乎塌掉的解放鞋，见证了这场庆贺我人生高光时刻的宴席。

大学毕业后，我去乡村中学教了六年书，结婚，生子，毫无章法，却又顺理成章。在那山不转水也不转的日子里，我仿佛到了另一个泉塘村。我试图挣扎，来到县城里租房，那几件拼凑的家什来来回回用板车拉了好几次。一家人无依无靠，如同浮在一缸清泉上的油星子。再后来，我参加考研大军，依旧像蚂蚱一样蹦跶，最终离开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泉塘村。

人生如歌，需要深情地演唱。其实，每一个脚印藏着的，都是生活中最硬的部分。在这西部大都会待了近20年，深深浅浅、沉沉浮浮，手脚早没了泥土的气息，不觉两鬓霜白，暗若尘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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