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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里尘烟

来源:专题范文 时间:2024-10-11 11:19:01

郭发仔

我童年的第一帧印象,就是泉塘村很热闹,仿佛整个村子都是一家人。清晨,村子深处吹出一串急促的口哨,几乎所有人被赶出来,急慌慌从四面八方的小路涌进辽阔的田野,乌泱泱一片,有撒豆成兵的气势。日落时分,又一串急促的口哨声,把人们从田野里唤回来。整个村子的人就像一群不会发声的蚂蚁,在泉塘村的田间地头,忙忙碌碌,来来回回。

泉塘村的黄昏有一种沉寂美。夕阳匆匆落下,最后一抹余晖搭在山梁上,就像村里粗心的妇人忘了收拾晾晒在竹竿上的踏花被。田野里的稻禾绿茵茵一片,白日里是一层薄薄的绿,夜幕下一点点变厚,最后成了一堵无法跨越视线的墙。朦胧的暮色里,有一点点黑影掠过,不知是出巢的檐鼠,还是晚归的麻雀。

田野中央那根粗大的电线杆上装了两个大喇叭,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像两只大耳朵。那时我常坐在门前的马路边,嘴里含着草叶,听喇叭里响起嘹亮的国歌,马马虎虎听一段新闻,然后欣赏一曲接一曲总夹带一些吱吱电流声的歌曲。不过,那歌词怎么也听不真切,但歌曲的旋律大多很明快,《在希望的田野上》《九九艳阳天》《军港之夜》,好像是随机的,有时一首歌唱几天。喇叭里的旋律或热烈奔放,或高亢激昂,或深情舒畅,像生活的种子,撒在田野里,撒在村子中,也撒在人心上。

我妈的心走得有多远,至今我都不知道。她几乎不与人打交道,无所谓喜,也无所谓忧。她会主动干些零碎的家务活儿,烧火、补衣裳、扫地。母亲开心的时候是有表征的,那便是哼曲儿,《东方红》《打靶归来》《一条大河》《南泥湾》《放牛的孩子王二小》,翻来覆去就那么几首。她唱出来的词儿似是而非,普通话和土话时常纠缠在一起。记不住词儿的时候,干脆直接哼哼,像一串令人纠结的省略号。但她很享受,两条粗黑的辫子有节奏地晃动,扬起的扫把轻盈得如春风里的杨柳。事实证明,唱歌她是认真的,每首歌的音准都分毫不差,这是我在上学后验证过的。

我妈从不讲她并不光鲜的过往,也几乎不与我说话。一次,她竟低下身来对我说:“崽啊,今后要好生读书啊。”语气低沉,吐字也不清晰。看得出来,我妈说话没有底气。也许,她感觉自己在做一个妈该做的事,又好像自己还不够做好一个妈。

上小学那天,宜阳河的水并不深。将裤腿挽至膝盖,踩着绵软的沙子便蹚过去了。那水微凉,很清澈,每一粒沙子都发着光。那天爹并没刻意强调上学的事,而是像往日带我去洋际坳赶场一样,在前面一拐一瘸地走,敞开的衣角带着风。我跟在身后,追着他歪歪斜斜的影子,像一只追光的蛾子。

侯古小学像一个大祠堂。穿过厅房,进入长方形的天井,迈上青条石砌就的台阶,便到了第二排教室。爹把我领到一位中年男老师面前,他们点点头就算打过招呼了。老师问我叫啥,我的嘴巴根本不像我身体的一部分,嘟嘟囔囔的,突然对自己土得掉渣的名字很嫌弃。他又让我数一百个数。我先是脑袋一热,然后努力地从记忆中把那些乱套的数字找回来。我数到“49”的时候,居然又回到了“30”。我的脑门开始冒汗,眼神余光看见爹尴尬的笑容和老师没有表情的面孔,这事儿让我懊恼了很长时间。

交钱的时候,腿脚并不灵便的爹超常发挥,轻松拨开拥挤的人群,抓住那根发黑的窗格子,将几张皱巴巴的票子扔了进去,然后拥挤的人群把爹抛了出来,又迅速合上。几经周转,我拿到了一摞新书。回家后我被那铅字的清香吸引,急忙打开语文书,寻找隔壁阿桂嘴里曾唱叨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之类的“歌”。不过我不识字,有些悻悻然。后来才知道,那篇课文已经删去了,不过《瀑布》还在,“还没看见瀑布,先听到了瀑布的声音。”其实那根本不是歌,只是到了阿桂嘴里,什么课文都是唱的,一脸嬉笑,有口无心。没过几年,阿桂实在唱不出什么名堂,干脆回家,一天到晚除了打猪草,就是跟着村里的一群妇女薅枞毛叶子。

语文课很有趣,老师领读的时候也是带着唱腔的。“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我在月亮船里坐”“公鸡公鸡真美丽,大红冠子花外衣。油亮脖子金黄脚,要比漂亮我第一”,我跟着唱读,一帧帧画面从我眼前闪过,日月水火、山石田土,都跟泉塘村看到的差不多。不过,我的数学一直稀里糊涂的。除了最初老师叫我们到宜阳河边折芦苇杆子削成100根一捆用来计数,我似乎再也提不起兴趣来。

数学是我天生落下的残疾,和出类拔萃的语文成绩一起,把我摇摇晃晃地推到小学毕业。

阿桂挑着一担枞毛叶子在我家门前歇脚的时候,我正担心我是否能继续上学。

其实,我的担心好像是多余的。隔壁村子一个江湖人士信誓旦旦地说我将来是当公社书记的料。那时候我根本不懂公社书记是干啥的,但肯定有出息。因为来泉塘村的公社干部,都骑着永久牌自行车,白衬衣,金丝眼镜,袜子配凉鞋。最终,我顺利上了清溪中学。

插图:李诗鹏

我认为泉塘村是最大的世界。到了中学才知道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校舍都是老房子,褪色的青砖,老旧的灰瓦。操场是裸露的,细砂与黄泥搅和在一起,分不清谁先谁后。两端立着两个篮球架,篮板裂了缝,铁框马虎地斜吊着,仿佛两具在沙漠里风吹日晒的骨架。班上的同学来自四面八方,有的还叽里咕噜说话费半天劲都听不懂。很快,大家混熟了,一起嘻哈打闹,都觉得从水田里解脱出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下午课前和晚自习前要唱歌。大多时候是音乐委员起头,不过她好像并不擅长,每次都是那句“细数窗前的雨滴,预备……唱”,唱得肠子都能拧出水来。后来,其他同学自发领唱,《驼铃》《送别》《南屏晚钟》,还有很多我从没听过的歌。我不会唱,撑着下巴听,纠结他们唱的“风沙挥不去印在历史的血痕”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

小学六年级时,我们已经搬到了红光小学。教我们的只有两个男老师,数学老师姓周,头发微卷,总是露出慈祥的笑容。那天下午的自习课上,周老师笑呵呵地走进我们中间,说:“读书要读活,精神要愉快,我刚学了一首歌,教大家唱吧!”周老师转身擦干净黑板,弯着腰将《泉水叮咚响》的歌词写在上面。黑板的支架并不平稳,周老师的每一笔一画都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周老师的音色并不好听,但他极力地想拿出最好的状态,然而总不如愿,中间猛咳了好几次。我回家后也忍不住哼唱,我妈觉得好新奇,刚到嘴边的那些老腔调立马憋了回去,于是找个板凳坐在屋檐下,双手支着下巴,眼里发着光,仿佛歌里的山泉水浇活了一个灵魂。

我上中学后不久,同村的人说,周老师突然离世了,因为肺癌。

初一时教我们音乐的,是一个叫“五妹”的女老师。约摸三十出头,一头时兴的卷发,红西装,高跟鞋,真的很妩媚。但具体学了哪些歌,记不清了。因为更多的时候,在忙代数、几何、物理,想起来都脑壳痛。当然,语文和英语是不用操心的,课堂上听一遍就永远刻在脑子里了,这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

家离学校八九公里路,我走读。闷声走过村前的砂石路,躲过村人谜一样的目光,一拐弯,便进入一片广阔的田野。那片田野大部分时间都覆盖着绿油油的稻禾,农人时常扛一把锄头,刨去四处蔓延的牛筋草;
或在田埂的缺口处补补泥。我更喜欢这片田野的深秋或者冬天,收割后的田野半干不湿的,绵软而有弹性。我喜欢跳着走,专踩那些精神萎靡的稻茬,咔嚓、咔嚓,仿佛踩断了大地的筋骨。

田野沉寂一片,只有我和北边赶来的风。在这里我才是活的,扯开喉咙便唱歌,让青春的荷尔蒙在田野里肆无忌惮地飞扬。《黄土高坡》《信天游》《再向虎山行》《上海滩》《霍元甲》,这些歌有的是从同学那里学来的,有的是从电视剧里学来的。时常,我把自己感动得眼眶发热,不知道是因为这歌曲蕴含的情感,还是眼前这豁达得从不设防的田野。

学校给我们订了《初中生》杂志,里面有啥内容记不住了,但封三是带有简谱的歌曲。那时我买了一支笛子,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对着这些歌曲练习,有《野百合也有春天》《绿叶对根的情意》《把根留住》。虽然不懂什么节拍,反正见到相关符号便停顿,稀稀拉拉断断续续的,竟然也能体味其中的韵律美和情感意境。

《红楼梦》播出后在大江南北成了一种风气,片头曲和多首插曲也跟着成了经典。《枉凝眉》《葬花吟》《红豆曲》《晴雯歌》《叹香菱》,无论哪一首都荡气回肠,情思婉转。可惜,那时我正上初三,没时间学,只熟悉其中一些曲调片段,哼起来跟我妈唱歌的效果差不多。对了,我很久没听过我妈唱歌了,也很少听到泉塘村里那些为了鸡毛蒜皮永远扯不清的吵闹声。

我似乎忘记了平淡无奇的泉塘村。在清溪中学,我觉得上领奖台才是一件很庄重的事,每次我都要拉一拉吊在肚皮上的衣角,把肩上那个脱了线的补丁压一压,领奖后快速下台。

那三年,泉塘村与学校成了一条拉直的绳子,我是一只在上面蹦跶的蚂蚱。

班上几个同学上了县重点高中,而我去了一所普通高中。我沮丧,但意识开始清醒,我惧怕泉塘村那深渊一般的水田和火炉一般的日头。我埋下头去,咬紧牙关与人较劲。

其时,很多后生都唱着“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挤上臃肿的大巴车去广东打工。泉塘村已经空了许多,县城一下子冷清起来。我有时靠在围栏上发呆,看那棵大枫树木然地立在操场上,看对面的农机厂在灰暗的黄昏里一点点塌陷。

高中三年,我始终是一副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模样。而那些打工回来的小伙,哼着粤语歌曲,花衬衫,牛皮鞋,张扬得忘乎所以。我装作若无其事,但两个虎牙已深深嵌入下嘴唇:读书误我又三年。

高考后的那个夏天,我坐在屋侧的黄土坎上。西斜的日头突然降了火,红彤彤的一轮,一脸茫然。村里有人将录音机的声音放得很大,明快而缠绵的闽南歌曲很好听,不过此时却很刺耳,犹如对一个跌倒之人发出的嘲笑。

我不止一次地挤上那辆破中巴车去过县城,试图从那窗子大小的红纸上找到我的名字。我反复从头到尾地扫视,那红色一点点变暗,又变成灰绿,最后竟把所有的名字吞没,眼前一片黑。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去的,脑子嗡嗡的,脚下全是深渊,每一步都走得神志不清。

在我的希望如同那颗隐入山峦的太阳一样失去光泽时,我居然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没有高兴,没有激动,什么情绪都没有,所有的激情都在焦躁的等待中消耗殆尽。

爹还是为这场有惊无险的喜事摆了酒。任课老师、亲戚同学,还有泉塘村的人都来了,几十桌。那天中午,太阳也来凑热闹,俯下身子,觍着脸,盯着一碗一碗端上来的乡间美味,以及一张张冒着汗水的油腻腻的嘴。

我躲在屋内,心如刀割,想哭。我读书的这三五年间,我妈不知咋回事,越来越不正常。她总是对着泉塘村的那条大马路叫骂,有人偷了家里的粮食,有人要害她,家里人都要她死。她放大的瞳孔里,发射出一股股怒火和仇恨,还有一丝莫名的恐惧。客人到来之前,我妈号叫着冲进厨房,张开双臂拦住进出的人,嘴里骂骂咧咧的,撕裂的声音令屋顶上的灰瓦都在发抖。最后外公来了,猛地一巴掌打将过去,我妈惊恐万分,赶紧往村外跑,嘴里开始骂外公,本就散乱的头发更加凌乱,泪水和汗水布满了那张惊悚的松弛的脸。

那一次,我妈在她本该最荣光的时刻缺了席,只有她那只跑掉的、鞋面几乎塌掉的解放鞋,见证了这场庆贺我人生高光时刻的宴席。

大学毕业后,我去乡村中学教了六年书,结婚,生子,毫无章法,却又顺理成章。在那山不转水也不转的日子里,我仿佛到了另一个泉塘村。我试图挣扎,来到县城里租房,那几件拼凑的家什来来回回用板车拉了好几次。一家人无依无靠,如同浮在一缸清泉上的油星子。再后来,我参加考研大军,依旧像蚂蚱一样蹦跶,最终离开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泉塘村。

人生如歌,需要深情地演唱。其实,每一个脚印藏着的,都是生活中最硬的部分。在这西部大都会待了近20年,深深浅浅、沉沉浮浮,手脚早没了泥土的气息,不觉两鬓霜白,暗若尘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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