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意义如何可能？——“意义—地方”学术研讨会综述

◆范生彪

自从人文主义地理学提出文化文本的意义地方性问题，地方和地方性就逐渐发展成为现代人文学术的重要概念。由文化文本的意义生成机制观之，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opophlia）概念彰显出地方性在现代审美文化的意义生产实践中的重要功能。鉴于此，由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牵头，联合诸所科研院校，于2023 年10 月27 至29 日在湖北恩施举办了“意义—地方”学术研讨会。会议以现代审美文化的意义地方性为研讨主题，从地方与地方性概念、地方性在文化实践中的呈现以及人文学科知识生产中的地方性机制等角度，深入探讨了现代审美文化中的意义地方性问题。

何为地方？何为地方性？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按常规把地方理解为区域，地方性即为区域性；
现象学生存论哲学意义上的“地方”乃是个人生存最为具体、最为稳定的“生活世界”，地方性即返回存在之家，孕育生存意义的生活世界的建构性；
人文主义地理学领域里“地方”，就是这经验的生发之处，生命真实感诞生之所，人类不自觉的意向性（unself- conscious intentionality）所指的地方；
地方性则为一个已然与人建构了文化认同，是其安全感的来源，能产生存在意义和归属感的地方所具有的全部属性；
知识学意义上的“地方”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吉尔兹从阐释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相应的地方性则为基于特定“地方性”人群生存经验的“地方性知识”，另一种科学哲学的“地方”指的是实验室这样一个“情境化”的地方，相应的地方性无非实验室这样一个“情境化”的地方归纳出的经验性结论，言下之意是不具备“对于普遍规律的概括”的权威性……对此，各位专家有精彩阐释。

“我居”故我在，湖北民族大学特聘教授冯黎明分析了作为意义生成机制的地方。他认为现象学的存在论影响下，人文地理学和阐释人类学将地方和地方性概念提升成为现代人文学科知识活动的重要论题。地方性是一个意义论概念，它在知识论和真理论范畴里的阐释有效度并不高，而在以意义论为阐释轴心的文学研究领域中，地方和地方性可以发挥重要的释义作用。地方是一个介于“情境”和“空间”之间的概念，它兼有情境的个别性和空间的普遍性。地方性指向文学文本意义生成机制的阐述，其要旨在于从主体与其居所的交互关系的历史中辨析文本意义的生成。他强调当代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中，“地方性”概念基本上都是用以指涉“区域”而非现象学意义上所谓存在的“居所”（Live Emplacement）或者“处境”（situation）的特性；
人的处境乃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之源始，这是在直面当代生存的根本问题并设想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情境、地方、空间等概念的核心内涵恰恰就是我们在“居所”或者“驻地”之中的意义经验，可以说“我居”故我在；
文学研究的终极任务是对于文学性的阐释，而文学性中显现的地方性意义经验同样也是一种独异性的个别经验。只能采用发生学意义上的地方性研究才能奏效。在艺术的地方性意义生成机制的分析方面，萨特对于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艺术家丁托列托的叙述很有典范效应。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庆卫指出“地方”内涵丰富，亟待厘清。该概念进入文学社科研究领域已久，但是国内学界存在混用定义的情况，而在人文地理学的“地方”与阐释人类学、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其实是有区别的。在西方学术语境中，“place”意义上的地方属于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感”，指地方自身的固有属性以及人们对地方的依附感。而“local knowlege”所表述的地方属于阐释人类学或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知识”。王庆卫进一步指出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地方”这一概念对应着“中央”“核心”“主流”“总体”，它是资源和权力分配不平衡的产物。在异质性和普遍性的权利关系中，地方是身不由己的，它有待主流的接纳、认可与定位，从而进入一个被收编、被设置甚至自我消泯的过程——要么作为主流文化的装饰，要么被抽空内容成为空洞的符号。“地方”概念锚定着多元的价值取向：坚持地方文化自信——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态度；
坚持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是近代启蒙主义的态度或者说主体性的态度；
主张地方文化之间的协商交流和融合——这是现代主义的态度；
把地方看作中心的天赋力量——是后现代的态度。“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启示意义人类学家克里福德·吉尔兹总结得很到位，人类关于世界的已有认知无非是基于特定“地方性”人群生存经验的“地方性知识”而已，并无神圣性可言。这对于遏制任何知识的普遍化冲动和针对知识权利系统之间的收编或被收编的合法性都是不无裨益的。

四川大学教授阎嘉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互动中，分析了地方的独特作用。阎教授指出物质层面全球趋同的症候，这很容易让人们忽视了地方所承载的文化独特性。按照逆全球化的思路来看，资本的运作一旦到了地方，大概会很难消灭那种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对于故土的心理依赖，即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性，一种基于乡土的生存意义归宿感。艺术创作即便是要传达世界意义，也是需要借助一定的地方体验。文学研究需要扩展到文化研究，需要建构一种本乡本土的生活方式，留住民族文化之根。阎嘉还在分论坛发言中，详细论述了关于“农家乐”这一独特的审美文化符号的生成渊源与文化审美意义。他认为农家乐作为一种独特的，间隔于城市与乡村的休闲审美意识形态与独特的审美文化符号，为人们的心灵提供了一个诗意的栖息地。“农家乐”所带来的中国式的消费文化，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休闲审美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公共消费空间。

湖北大学副教授吴天天回溯了现象学和后结构主义共同影响下的意义理论建构的历史过程。随着形而上学的衰落，出现了意义危机。在20 世纪，现象学致力于在尼采之后继续推进形而上学批判，在现象学之后兴起的后结构主义在借鉴现象学的同时，致力于清除现象学中残留的形而上学因素。后结构主义意义观主要呈现出三重面貌：第一重面貌的主要代表是德里达，用能指游戏说解构了符号所传达的终极意义；
第二重面貌的主要代表是福柯，福柯“看”与“说”、“词”与“物”的断裂说将稳固的意义转化为不同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第三重面貌概括可为“重释sense”，代表性的思想家有德勒兹、南希和萨利斯。德勒兹将意义视为事件，强调意义在命题和事物之间的边界上生成。他强调意义的悖论性，强调无意义有助于我们思考意义的生成，强调意义总是伴随着无意。南希也致力于彰显意义的生成性与差异性，强调存在是朝向他者的存在，是共同显现。萨利斯认为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意义的双重变容（transfigurements），向上的维度通向认识和思想，向下的维度通向感知和感性。吴天天认为遭遇意义危机时，不是主体将意义赋予事物，而是与事物一起生成意义。

地方性作为意义生成的重要机制之一，那么，它如何体现在文化文本的创制活动以及文本之中？与会代表们就地方性的呈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河南大学教授张清民认为地方对文学意义的影响现实地体现为文化区位对审美精神取向及题材的选择。具体而言，文化区位影响审美选择的因素有两类：一是影响文化类型的自然空间因素，二是影响文化类型的社会制度因素。自然空间因素影响人们的生活状态、日常习俗、精神信仰与心理性格。制度因素人为塑造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艺术的生产方向。不同文化区位所形成的文化类型各有其特色并为其所在区域的民众所适用，不存在高低之别，亦不必相互竞争，亦各行其是为宜。苏州科技大学博士李桂全从艺术自律论的角度考察了地方对文学意义生成的影响。李桂全认为艺术自律论本质上是发源于西方的艺术理论，当这一理论遭遇中国问题的时候需要重新认识。原因在于艺术自律论的生成、发展、演变等深深植根于现代性语境之中，相比西方，中国作为后发现代性国家，现代性具有独特性。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李俊国则从“地方”所包含的异质性与边缘性出发，总结了地方对文学意义生成的影响。李俊国重新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从“中心”向边缘回退的发展历史。发现“边缘叙事”已然成为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力。文学“边缘化”之后，作家们分别从不同路径趋向文学的颓废审美，让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了区别于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中国的表达方式与意义呈现。中国文学也在“边缘叙事与颓废审美”的状态里，一是得以自律性的存在，从而回到文学原点，落实对每一个人的关心；
其二，文学中国得以更好地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公共空间与审美世界；
其三，它们又反过来推动社会公共空间的建设与拓展，促进某些公共空间的“重新洗牌”；
第四，为社会当代读者提供了别一样的精神视阈和阅读审美空间。

南京大学教授汪正龙认为地方对文学意义生成的影响直接体现在文学的地理想象上。他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地理空间建构的三个层面，或者说三重境界：地方志、文化志、精神原乡。“地方志”不同于地方史，指的是一种富有地域性，富于地方的原生力量及其独特气息的书写。譬如贾平凹80 年代对商州的书写。地方志对应了吉尔兹所说的人类学研究的“深描”，即从一种“内部眼界”去把握“文化的内在生活形式”。地方志的美中不足，在于太局限于地方性的书写；
文化志指的是超越了单一地域的文化视野的狭隘，能以他者眼光对于地域文化特点进行反思性的想象虚构，以向他人表现自己的地域书写。这种书写，隐含着地方与他乡、地方与中央、地方与世界的潜在对话关系，达到了一种文化互鉴的马赛克书写的思想高度，具有地理虚构的特点。贾平凹从西安的视角看商州，莫言笔下具有文化隐喻功能的高密东北乡，都具有福克纳“约克帕斯塔法县”式的地理虚构。精神原乡，指根据对历史和当地的某种认识，作家超越现实地域，虚构出来的精神空间书写。精神原乡是作家艺术虚构，伪托的可以抚慰精神、安放灵魂，让生命觉醒的地方。这样的写作对作家而言，不啻为一次精神还乡，这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湖北民族大学副教授范生彪认为地方性的强弱，影响作家文学地理想象的呈现方式。具体而言作家与笔下生活的情感距离，决定了文学地理想象具有地方、景观和空间三种不同面相。“地方”指作家与生活情感距离很近，艺术构思偏重于感性，能传达出自己独特人生体悟，描绘出地域文化特质的文学地理想象。阿来《云中记》中的云中村便可称为地方。“景观”指作家与生活保持很远的情感距离，艺术构思偏重于理性，生成的观念化、奇观化的文学地理想象。鲁迅笔下的故乡便可称之为景观。“空间”指由于作家生活保持恰当的情感距离，情理皆备状态下，虚构的象征隐喻的文学地理想象。例如作家苏童笔下的“枫杨树故乡”。其实文学地理想象的不同面相，与作品质量的优劣并无必然的联系。武汉大学副教授袁劲考辨了沈约的《郊居赋》的写作时间、创作情境、历史书写，得出了沈约所谓郊居，实乃虚拟精神家园，表达向往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而已，本在虚实之间耳。可视为一桩地方意义生产的文学事件。思想史研究需要注重从空间的视角研究文学史，进行文学批评史中的“地标”研究。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陈国恩认为地方对文学实践的影响体现为文学的地方性。文学的地方性在文学创作中依靠想象、建构与超越这三种文学地理的建构方式来实现。目前日益盛行的逆全球转向，导致了文学的地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文学与地方的关系中，文学的重心在人，不在地方。地方性的重要性，要通过人的重要性显现出来。只有当地方性有助于强调人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时，地方性才有审美价值。重视文学的地方性要警惕矫枉过正，把文学的地方性误以为地方文学，甚至用文学的地方性和民族性去否定文学的世界性和人类性，造成文学中人与地方的关系的撕裂，损害文学审美的人性基础。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段吉方以法国文论史家孔帕尼翁为例分析了文论生产的地方性与意义生成。孔帕尼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自成体系、自有法国文学理论研究独特性的地方。他对文学的生产与认知充满了“本国情怀”，习惯于通过对本土文化和理论家的钩沉和深描，展现出一种远离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和高度的文化自信，这点是值得国人学习的。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陈守湖认为文学是人学，人类的生存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中展开的，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文学是一门空间的艺术，因此，地方对于文学创作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作家创作过程中，空间意识的自觉是把双刃剑。毕竟，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展现风貌或呈现某种异质文化，而是要通过文学去状写人类心灵的宏阔景象。因此文学地理建构需要同时处理好在地与超越的关系，这考验着作家的才情与见识。湖北大学教授刘川鄂先做了概念辨析，后反思了文学的地方性。刘川鄂认为地域文学概念更着眼于文化、更注重传统；
地域特色是地域长期发展形成的并且往往跨行政区域；
区域文学概念就更行政化；
“地方”则是地域或区域更为口语化的表达。“国家艺术”是一种制造“同意”的艺术，其根本目的在于营造“想象的共同体”。这必然要求全国文学具有一体化的显著特征，共性大于个性，全国性统领地方性。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绝大数时间都遵此原则行事，因此地方、地域、区域性的文学书写，都共同参与着这种营造，不过是国家文学大树上的枝叶，其独立价值不可夸大。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的编写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推动文学更好地发展，自然区域文学史的编纂其实必要性并不大，倒是地域文学的研究很有必要。爱德华·雷尔夫的观点很有见地，“太强烈的地方性可能会导致狭隘的乡土观念；
太突出的无地方则会导致因看起来相似而产生的混淆与沮丧。”地域性只是文学风格、魅力之某些要素，但不是决定性要素，更不是必备要素。另外，只用“地域的”而不是“时代的”“文化的”视角观照和描绘地域的文学现象，只写出地域特点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的共通性是不够的。作家通过对某一地域特性的描写，要为历史，为人类提供价值参照和评判。还有，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比地方风习展览和方言比拼更重要。虽然“匆匆忙忙说小地方，有时候也可能是对大地方的一种回避”，但太局限于当下性、地方性、民族性或者说“中国经验”等，是值得检讨的。湖北民族大学教授李莉则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强调了文学地方性的重要性。李莉认为文学意义的地方性是指文学作品包含的思想、内容、意义所具有的地域性特性。这是由作家的成长经历、反映的社会生活、使用的语言的在地性决定的。若不考虑文学作品的地方性，文学意义便很难被把握，乡土文学尤其如此。

人文学科关于为了更好理解世界与自身的知识生产有三种形态，即：意义、知识和真理。其中意义是我们对世界感知的源始，意义的形式化类型化逻辑化则形成了知识，知识的普适化抽象化精确化再形成了真理。地方作为主体的居所乃是生成意义的重要机制，因此很有必要考察其具体运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做了题为《周扬请黄药眠审阅文代会报告考》的主题报告，展示了文艺理论决策时“地方”与中央的互动。赵勇讲述了周扬和黄药眠的交往史，周扬在第二次文代会所处的境地和黄药眠的批注、修改建议，以及周扬对建议的采纳程度。通过扎实的历史考古和文本细读，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场，以及中央对于文艺的指导思想的知识生产也是通过至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中完成的。下午分论坛赵勇分析了毛泽东《讲话》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影响，从历史的褶皱处再现了文学创作实践中“地方”在知识生产中的张力作用。中南民族大学龚举善在分析新中国民族诗学共同体的生成、语域及功能的过程中解析了地方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龚教授认为新中国民族诗学共同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共同创造、分享和发展的文学理论批评集合体。诗学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受多种要素的合力推进：首先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现实情境的规定，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再次是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铺垫；
诗学共同体主要有多元一体与多元共生、民族性与现代性、单边叙事与多边叙事等三大核心语域；
诗学共同体及其研究具有强大的文化建构功能，彰显了中华民族诗学融创新形象，拓展了中国民族诗学阐释新视野、开创了中国民族诗学体系的新格局。武汉大学副教授李佳奇从延续与对话的角度，探讨了王国维“南北文学观”的生成问题，彰显了地方对于文艺理论建构的巨大影响。武汉大学教授李松关注文学史意义上的“地方”与“国际”的互动。李松通过考察王德威主编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后现代立场，得出了地方开辟了国际文学史著述话语博弈的场域，应该避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直线思维的结论。因为现代性的本质主义一元论、决定论经过现代主义解构之后，呈现了现代社会知识学的张力形态，不如把后现代主义视为———它之于现代性是一种反驳、互补的建设性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吴子林对于“地方”的张力思考深入到了文化传统和语言文体的层面。吴子林认为述学文体的创构与学术思想的创造是同步展开的。当代人文学者中国悠久的“尊体”传统与以“鲁迅风”为传统的五四文脉，迷信于逻辑的、科学的方法论，述学文体“新变”之“讹势”造成诸多理论、思想的“失语”。作为未来述学文体之预流，面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时代问题，“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创构充分吸取了刘勰《文心雕龙》以“通变”“定势”为代表的文体思想之精髓，力图通过融合会通古今中西的述学传统，“重写中文”以激活中国文化基因，实现思想与语言的戛戛独造，“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创构是对当代述学文体的一次“定势”，他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传统即创造。

地方对审美领域知识生产的制约体现在审美地方感的生成过程之中。河南大学副教授裴萱分析了“地方感”与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表达的关系。裴萱认为现代性工程建构了时间与空间的新秩序，推动了空间整体知识场域的形成。地方、地方性、地方感等正是现代性的产物，并在与空间的对应关系中得到凸显。地方感的生成维系了主体与地方、地方与空间以及主体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诗性情感话语，通过“主体”“社会”“生活”三个维度凸显空间美学的意义结构。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刘海从论述现代都市审美感的角度，论述了地方对于现代人审美感知的重要性。刘海对于都市审美感知的认知深受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的影响，其核心观点是现代性美学图景由三个核心因素组成：第一个是观视；
第二个是空间；
第三个是惊颤。现代性美学图景离不开这三个要素的语境。换言之，现代性的都市体验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与生活经验，也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认知与艺术表达，艺术的转型和变革都与都市生活的现代性体验密不可分。四川大学副教授赵良杰则关注了“地方”在后现代艺术的解放功能。赵良杰以博伊斯的“7000 棵橡树”为切入点，探讨这个项目如何与人类集体自治的规范理想相互关联，认为后现代艺术是人类自由价值的推进和深化，其深层目标是人类集体自主和自治。湖北民族大学博士吴飞分析了“地方性知识”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形成。阐释人类学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对于知识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借助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历程进行“深描”。从现成品对审美的排斥、极简艺术对物性的张扬、观念艺术对艺术的语言化，再到波普艺术对图像的重复化，西方现代艺术以“地方性”的姿态不断挑战着业已成为“普遍知识”的传统艺术观念。通过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地方性知识”进行探讨，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艺术观念的多元发展与个体表达的重要性。湖北民族大学博士崔凯华做了“乐舞、气与天道：以简帛《五行》为中心”的报告。湖北民族大学博士林静阐发了自己对中国当代电影中奋进的三重演绎的看法。湖北民族大学文艺学研究生郑雪礼分享了自己对审美遗忘与现代性危机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国华在会议开幕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的研讨论题即审美文化文本意义的地方性，应该得到中国人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将其视作一种新型的意义阐释的知识学路径。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共同认为，意义生产和传播实践中的地方性问题关涉着现代审美文化的诸多方面，对此论题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
此论题的研究可能生发出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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