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帕·拉希莉《比比·哈尔达的治疗》中的疾病书写

任文静

内容摘要：裘帕·拉希莉在《比比·哈尔达的治疗》中对主人公比比·哈尔达的疾病书写，揭示了疾病本身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复杂意蕴。在生理上，比比被塑造为患有神秘疾病的大龄未婚少女形象，社会的言说和他人的凝视使她成为被压迫的“他者”和自我沉默的疯女人；
在道德上，伴随着生理病痛的疾病隐喻不仅加重了比比的病耻感，而且导致比比在社群中遭受精神上的区隔、封锁和放逐。在心理上，比比在治疗中失去人身自由，最终在社会规训下彻底异化。在一系列的疾病疗愈中比比走向其人生的悲剧。

关键词：比比·哈尔达 病人身份 疾病隐喻 身体

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在其短篇小说《比比·哈尔达的治疗》中对比比·哈达尔（以下简称比比）的刻画，是一种典型的疾病书写。小说以主人公比比的治疗为中心，详细记录了她在社区中的种种病征及发病情况。比比遭受疾病的折磨长达二十九年之久，但她却不曾知晓病症的源头。在其求医问药的过程中，她的疾病和治疗已不再是私人事件，而是成为城内公众的谈资，“每当夜里听到她在痛苦中挣扎尖叫，我们都喃喃为她祈祷”[1]162。祈祷是一方面，然而疾病连带着的更多是对比比绵绵不绝的谈论。小说中的疾病是主人公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表达，即被压抑、被注视的持续性的焦躁。因此，本文从生理、道德和心理三个面向具体分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以更好地理解比比的生存状态及其人生的悲剧性。

一.生理病痛与卑下身份

身份是了解一个人的开始，同时是个体在社会中所被确认的标识。对于病人，个体的身份不只是患有某一疾病的细胞、组织的有机体，而是其生理躯体所承载的社会属性、社会意涵和社会价值等。比比在文本中呈现出三种身份：被焦虑折磨的病人、被凝视的他者、被理性建构的疯人。

第一種是被焦虑折磨的病人。小说中并未提到比比患有哪种疾病，但却对发病后的情景作了颇为详细的描写：“身体蜷作一团，嘴里颠三倒四说着胡话”，“像热病时的汗珠从全身的毛孔密密渗出”，“又是砸拳、又是踢脚，汗水涔涔流下”。[1]165复杂的病情以至于让周围人无法应对。从比比发病表现看，无法抑制的抽搐很可能是患有癫痫病，事实上，在疾病表象下，始终隐藏着一个被言说和被标记的主体。正如福柯所说，“疾病是一种本质，是一种可通过表现它的症状识别出来的，但是先于这些症状而存在的，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这些症状的特别实体。”[2]换言之，在病人表面的病症背后存在一个深层的自我。而在小说中，焦虑的自我是其疾病的根源：因为抱有结婚的愿望，这种“期盼开始疯狂折磨她了。她有好几次一动念，想着全部希望所系的一个丈夫，病就差点儿再度发作。”[1]164可见，比比难以抑制的是对婚姻生活的渴望，正是这种神经性焦虑诱发疾病。因此，比比虽表现出癫痫症状，但实则是一个被压抑的焦虑型疯癫病人。

第二种身份是作为被看者，是其他人眼中处于卑下地位的对象，即被言说和被凝视的“他者”。比比因生理病症被堂兄和邻居视为可欺辱和不正常的“他者”。作为被看的对象，比比始终处在一种卑下地位，她是受堂兄压榨和被女性社群区别对待的受害者。堂兄对比比充满厌恶，在生活和医疗上都忽视她的需求，只将她用作可压榨的劳动力。他将比比用作自己商店的售货员，给她的酬劳却只有一日三餐和不值钱的棉布。即使在比比发病时，他也无动于衷。从堂兄对比比的态度可见，无论在生活还是疾病方面，比比始终是被歧视和虐待的“他者”。此外，比比多次在公众面前发病也加深了群体对她的另类印象。正如美国学者卢普顿所言，“病痛的视觉表现对于划分‘他者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被认为不正常的或是危险的。”[3]104比比发病表现出呻吟、砸拳、踢脚等症状使她被社群所标记，即给比比贴上异常的标签。尽管在表面上社群仍会帮助比比治疗，但是她们在内心深层已将比比排斥为另类的“他者”。

除了作为患者和被注视的他者，比比的第三种身份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阁楼是女性被束缚、被囚禁的标志，也是将女性作为物的属性而收纳的空间。曾经比比在这间储藏室工作，后来她的堂兄因担心疾病传染的缘故，便强行将她的家当搬到这里。于是，狭小逼仄的储藏室成了比比的住处。自此，她完全不再外出，这里成为比比自我囚禁的“居室”。在物理空间的区隔下，比比的精神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她的生活陷入深长的死寂，“而且开始有了与她的年龄不再相称的表情。傍晚时分，她绕着屋顶护墙转一圈两圈，却从未离开过房顶。天一黑，她就躲进铁皮门后，再也不出来了。”[1]175从她居住的空间来看，昏暗而又紧闭的阁楼，高不可攀的房顶隔断了她与外在的联系。物理空间的紧张和生活空间的极度单调使她的精神备受压抑并最终彻底失常，连续几个月围绕护墙转圈。不难看出，居住处的“囚禁”和精神状态的崩溃是比比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主要原因。

二.疾病隐喻与社会道德

隐喻（metaphor）一词来自于希腊词metapherein。最初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隐喻下定义为“隐喻是用一个陌生的名词替代，或者以属代种，或者以种代属，或者以种代种，或者通过类推，即比较。”[4]这是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意指词语间的替代关系。此后，一些学者认为隐喻不只局限在这种词义的拓展上，实际上它无处不在，甚至超出“隐喻”本身的概念范畴而成为一种伴随语言、思维和概念的一种普遍活动。事实上，疾病在这一概念的“膨胀”过程中也逐渐被隐喻化，它“不仅仅被看成是一种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而是常常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5]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就探讨了疾病的多重隐喻，她认为疾病事实上存在一种转变，“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6]1。可见，疾病已然从一种对生理状况的指称转变为一种道德评价，“疾病”所指所含摄的意义在经人建构的过程中扩展了自身的医学意义，获得了内在人格和道德上的部分意义。正是这种从生理性的疾病到道德意味上的“疾病的隐喻”，造成了社群难以祛除的偏见。

回看小说中的比比：小腿上散布着苍白的麻斑，发病时浑身抽着痉挛、胡言乱语、身体发热等情况。这些病症在他人眼中是恐怖、癫狂和难以解决的，是群体不知所措并无法应对的神秘疾病。疾病因神秘而与隐喻产生了“天然的”联系，“正是那些被认为具有多重病因的（也就是说，神秘的）疾病，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感到不正确的事物。”[6]55在众人看来，比比的难以捉摸并无法排解的疾病已超越了客观情况，他们更乐意将之渲染为道德上的不足，并加之情感判断，“认为某种疾病及其患者是咎由自取，因为个体有道德缺陷才发生，或者是认为患有特定的疾病是耻辱的、罪恶的、堕落的、肮脏的、羞耻的。”[7]可见，疾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道德公式，把疾病同罪恶、健康与良善划上等号，而在公式背后则是对疾病和病人的歧视与冷漠。

面对比比的病症，亲属和邻居都做出道德评判。邻居描述她的发病为“失去意识，不知羞耻地发狂”[1]163，堂兄面对发病场景也“毫不掩饰他的鄙夷”[1]165，认为她是歇斯底里的人。她的堂嫂说比比“给家门的名声抹了多少黑”，“比比不懂得尊重，缺少自我控制”，甚至扬言她的病“会传染人，像天花一样，会坏了孩子！”[1]171从周围人的态度不难发现，他们已将比比的疾病等同于罪恶和耻辱。正是基于这种道德评判，众人对比比的态度也随之改观。一方面，亲属堂兄和堂嫂表现出厌恶、欺辱的态度：对比比发病毫不在乎，甚至厌弃、鄙夷；
面对比比结婚的想法也始终不予同意；
堂嫂怀孕后，在身体和精神上对比比则更为疏远、冷漠。另一方面，周围邻居在讥讽她的同时又对她可怜同情。她们常常为比比的治疗出谋划策，提出各种建议抚慰她的焦虑。然而这些邻居如前文所言仍对比比有嫌弃和恐惧的心理。在她的一次户外发病后，邻居们则“在后面跟着，牵着孩子，和她保持一段我们觉得安全的距离。”[1]172“安全的距离”不仅仅是现实中的距离，也是道德上和心理上的横栏。在此疾病隐喻中，病人比比的思想也被改变，她感叹自己命途多舛，认为自身的神秘疾病是诅咒和惩罚。无论是他人与之划分距离，还是自我产生的病耻感，这些均是疾病背后的道德隐喻所造成的现象。

社群对比比疾病的道德评判是推动她自我封闭、走向悲剧的一步。无论是道德指责还是区别对待，他人对病症的过度关注与评价成为压垮比比内心的稻草。在她的生活中，疾病的意义不断扩展，从生理性的缺陷发展为道德上污损的印记，并招致亲属的责骂和邻居的偏见，疾病最终是比比“不得不领受的生命处境”[8]。疾病的隐喻改变人们的看法，促使比比走向悲剧，而遭受疾病的身体则表征出比比的痛苦。

三.身体治疗与社会规训

在疾病语境中，身体是不可避免的在场。身体自19世纪以来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在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等其他理论的影响下，身体研究成为晚近的热潮。在相关理论的打量下，身体不再是单纯和真实的客体，而成为一种由知识和话语所建构的产物。身体在社会中不仅受到制约，而且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因而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社会的”躯体。因此，疾病的身体一方面是遭受病痛压迫的肉体，是“有器官的身体”，另一方面，处于医学和病痛中的身体也置身于社会中，是受社会规训的身体。

作者在小说中对比比身体的治疗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首先身体是作为可感知病痛的肉体，非概念化的身体。小说中医生对身体的治疗是暴力和刺激的，“把她的手腕用绳子捆绑起来，在她身上敷贴黏糊糊的药泥。智慧的人用桉树油揉她的太阳穴，用草药汁熏她的脸...”[1]162对待身体内部，他们采用食疗的方法，“忌食大蒜、饮大量的苦药酒、冥思、喝青椰子汁、服用打了生鸭蛋的牛奶。”[1]163然而，无论是对身体外部或内部的治疗，始终是劳而无功，是对身体的戕害。身体所遭遇的压迫感始终围绕在周围，而身体中的疾病却并未消散。作为医学的一部分，身体获得了重视。但当身体成为被检查的对象时，“身体的主人被期望把自己对身体的管辖权让渡给医生”[3]40，以获得赦免身体罪行的机会。而身体借由医疗手段的控制却丧失了自己的自由，成为疾病话语下的傀儡。在以上康复治疗手段中，疾病的身体获得医治，但同时也成为被摆弄的对象。

此外，身体是社会关系的参与者和建构者，患有疾病的身体反映了其社会属性。比比的病症在众多方法都无能为力的时候，束手无策而有些气恼的医生认为只有结婚可以治好她，消息传出去，“第二天早上，三个手相师分别看了比比的手相，一致认定她的掌纹毫无疑义地显示婚姻即将来临。”[1]166就连比比也对这种治疗方法信以为真，迫不及待地想找一个丈夫。此处，身体的病症被转化为个体的社会关系问题，而“疾病在文学中的功用往往作为比喻（象征），用以说明一个人和他周围世界的关系变得特殊了，生活的进程对他来说不再是老样子了，不再是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了。”[9]这种特殊关系表现在主体与周围世界在社会关系、精神、身体上的差异，而婚姻的确立表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被社会认可，并且他们将分别扮演丈夫和妻子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参与社会关系的改善，并接受社会的规训。小说中，比比最终走向了对社会规训的认同和“恢复”上。面对结婚的提议她欣喜接受，从改变居住环境、偏向女性化的服饰到学习通过言语和表情吸引男性，这一系列的方式推动她成为集体中理想的女性。小说最后以比比怀孕生子作为结局，成为母亲的比比符合了社会伦理规范对女性的要求，也再次说明身体最终受到社会的規训。

然而，将女性的病因归结为两性婚姻关系的失调，实则是将个体捆绑于社会关系的牢笼中，使承载个体思想、情感和感知的身体贴合在社会话语范围中。虽然比比最后重新获得生活的目标，主动在阁楼的储藏室做买卖，并得到群体的认可，但她获得自信并迈出家门的理由是孩子的诞生。从这一方面看，比比生活的悲剧在于她无法对抗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无法推翻女性相夫教子的身份认同，反而跟随集体观念成为男权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这种悲剧成因推动身体反复接受治疗，最终被社会所规训，成为理想的躯体。

综上所述，可见文学与疾病关系紧密，疾病通过文学以诉说悲苦，而文学则包孕其背后的社会意义。疾病不仅塑造了比比的多重身份，疾病背后所隐藏的道德隐喻和评判也促成了比比的悲剧性命运。被治疗的身体，在众多方法中最终成为被社会规训的躯体。当以结婚作为疗法的时候，比比的人生悲剧达到高潮。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在以疾病为名义的治疗背后一次次随波逐流，最终在社会的言说和压迫下成为“理想的女性”。如果说疾病促使比比成为印度社会的另类女性，那么对疾病的疗救则将她重新拉入社会的织网，且无法逃脱。因此，比比命运的悲剧性成因，不仅仅是由她自身作为一个患有疯病的生理对象决定的，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应指认出这一悲剧背后的推手——社会对比比的剥削、压榨、歧视、言说才是戕害她的最终缘由。小说最后，即便比比走向正轨、回归日常，但实则仍旧处在一种病态之中。

参考文献

[1][美]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说者[M].卢肖慧，吴冰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法]米歇尔·福柯.精神疾病与心理学[M].王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1.

[3][美]卢普顿.医学的文化研究：疾病与身体[M].苏静静译.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6.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9.

[5]姜彩燕.疾病的隐喻与中国现代文学[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81-85.

[6][美]苏珊·桑格塔.疾病的隐喻[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1.

[7]孙雯波，胡凯.疾病的隐喻与疾病道德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6）：43-46.

[8]李蓉.性别视角下的疾病隐喻[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9-15.

[9][德]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几个方面[A].叶舒宪主编.文学与治疗[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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