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栩
内容摘要：清初洪涝灾害频发，影响了朱彝尊、纪荫的诗歌创作。他们一个是以遗民身份入仕、晚年退居返乡的博学鸿儒；
一个是从俗家背景出世、不避方外往来的寺庙住持。二者身份虽然殊异，却都不约而同地承担了历史使命、自觉用大量笔墨书写灾况。本文将以二者的洪灾诗歌创作为重点，结合相关历史背景，从同中存异的记录功能、不谋而合的抒怀价值与各具特色的现实意义三方面，分析其诗歌创作特色，并总结其成因。
关键词：朱彝尊 纪荫 洪涝灾害 诗歌
有清以来，洪涝灾害频发。据统计，自顺治初至清朝覆亡的268年间，全国“共发生水灾19009县次，年均约71县次”[8]。可见灾情之严重。
水患泛滥，废生产、伤民财，在造成毁灭性后果的同时，也促进诗歌的繁荣发展，形成史料之外的灾难书写样式。这些诗歌作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他们或是朝官茂宰：如时任江淮巡抚的宋荦；
或为地方绅士：如嘉庆六年中举后应试礼部不第、返乡侍母的焦循；
甚至还有生长于斯的平民：如盐民出身、入清不仕的吴嘉纪。尽管诗人的背景殊异，他们的创作却有共通性，即都致力于反映见闻，具备写实抒怀乃至沟通干预的价值。朱彝尊与纪荫也以诗叙灾，其身份则更加特殊——朱彝尊早年作为布衣漫游南北，对当时水患的认识颇为深刻；
后受变易动摇的观念、出处两难的境遇影响，他开始从不同的立场出发理解现实、关怀社会。纪荫少时积极进取，罹难而落发为僧，但他学贯儒释、以诗为媒，与众官僚文士交往密切，又兼行躬耕之事、注重民生，并不全然超脱于世俗。此二者用独特的经历涵养文气，使自身创作得江山之助而别具价值。故笔者将以朱彝尊与纪荫为重点，参阅他们的生平交往始末，对相关诗歌予以考察分析。
一.朱彝尊、纪荫生平及其诗歌创作概述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祖朱大竞为明朝官吏，清廉；
父朱茂曙、嗣父朱茂晖则为文士——故耳濡目染之间，朱彝尊亦精通古文，兼工诗句。
1644年，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朱彝尊时年16岁。受政权更迭、家世背景的影响，他对新朝的态度有所变易。以五十一岁（1679）的经历为界，其生平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为明朝遗民、一介布衣，朱彝尊积极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却遭遇挫折。通海案发，他“踉跄走海上”、“乃赋远游”，常年入幕寄食，多与志士交往；
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以博学鸿词登科释褐后，他先除翰林院检讨、参加《明史》编纂，继而入直南书房，可惜不久即遭弹劾降职，直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才官复原职。但此次复职并未给朱彝尊带来太多荣耀与安慰，仅仅体验了两年的官场生活，他便又引疾罢官，返归嘉兴、漫游终老。[2]16-18
尽管朱彝尊的思想几经变化，其创作却始终坚持关注民生，留下不少记录灾难的诗歌：《平陵东》（1646）反映强盗横行勒索的现实；
《捉人行》《马草行》（1646）讽刺酷吏强征的暴行；
《地轴》（1669）展现地震下万家惊悲的场面；
《常山山行》（1698）感叹赋税苛重带来的民怨……朱彝尊的洪灾诗歌创作亦遵循此路，体现出他对儒家诗教传统的贯彻。
纪荫（约1644-1710）与朱彝尊活动时期大体接近，二者的经历却不尽相同。[3]（前言）最初，纪荫以俗名游启甲应试科举，舞勺之年便得秀才功名。然而1659年前后，他受时局影响而被迫流亡、颇为失意，遂于1661年祝发出世，得法名纪荫，字湘雨，号宙亭。进入佛门伊始，纪荫行脚前往各寺参学，此一活动持续到1674年。这十三年中又有两个时间节点需特别注意。第一是1669年，由于先师卑牧式谦退居，纪荫开始住持盐城兜率寺。随后数年，黄河决口，纪荫多有詩歌叙述灾情，如《鼠渡江》、《河决》、《与射阳周居士谈淮南灾异书此慰之》等。第二个节点是1672年，师翁弘储担雪老人圆寂，卑牧式谦继住苏州灵岩寺庙，纪荫随之前往担任记室，居两年而返，在此期间与众官员、遗民文人交往，留下无数诗作，如《钱大可观察斋》、《九日同宋射陵晚登琴台》、《同顾子云美看浣花池前孤鹤》……其中宋曹（字射陵）等人与纪荫结下终身友谊，在1674至1704年纪荫住持祥符禅、天宁二寺时仍有诗歌往来，构成他一生中较为重要的交游经历。可惜到了1705年，纪荫知交零落，他本人在受命住持高旻寺后，亦仅历五载而寂。故这一阶段《宙亭诗集》并不存稿，其往来状况亦无从知晓。
通过对朱、纪二人的分析可知，虽然他们的生平经历相异，但双方都关注社会、用大量的笔墨书写灾难现象。以下将从同中存异的记录功能、不谋而合的抒怀价值与各具特色的现实意义三方面进一步对照研究，从而归纳这类诗歌的创作特色及其成因。
二.同中存异的记录功能：诗史互证、构建记忆
朱彝尊与纪荫主要生活于顺治、康熙二朝，此间洪涝灾害不绝，成因复杂。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由“黄河决口”带来的祸患。黄河夺淮入海多年，当二者逐渐合流之时，“黄河南行”，则“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4]3770，如康熙七（1668）至十一（1672）五年间，高邮、兴化、宝应、清河等地一度出现的连岁洪涝现象就与“黄河决口”事件关系密切，有“康熙七年淮安山阳等州县水灾”[6] 《乾隆淮安府志（一）》264页、“七年七月十二日河决邳州城”[5] 《乾隆徐州府志（二）》233页等文字为证。
河决则淤泥易积、风波四起，而人力忽微，自然难以抵抗。康熙八年（1669）秋，朱彝尊过淮安城时，曾作《度骆马湖》一首，对灾况进行详细记录：“自从前度黄河决，董口填淤骆马过。夫柳至今喧里巷，客帆终觉厌风波。东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源泉弃尚多。安得岁星长守越，年年挽粟上盘涡。”[1]卷七骆马湖跨宿迁、徐州二地，在董口淤塞之时充当了联系南北的重要通道。然而“湖浅水面阔，纤缆无所施，舟泥泞不得前”[4]3773，行船依旧困难。与此同时，陆上百姓要面对淤泥堆积、西北决口余波的双重威胁：每年水灾卷土重来之时，贫苦大众只能被动地“挽粟上盘涡”，可叹可哀。作者从灾难的大背景出发，聚焦巷柳客帆、东南民生，从因到果，观察细致。“至今喧”、“终觉厌”，“愁先竭”、“弃尚多”，推己及人、善用对比——故作者纵为游客之身，亦能写出灾后实感，使作品具有“在场性”特征。
关于这场水灾，纪荫亦有《鼠渡江》、《河决》[3]卷一（约1669-1671）二诗作为印证。前者以1668年淮北鼠衔尾渡江而南之事为背景：“食君田，无半菽；
栖君梁，水漂屋……子衔我尾江南陌。明年后年且看君，欲如我辈渡江浑不得。呜呼！欲如我辈渡江浑不得。”用鼠之口吻寄言于人，语言诙谐而有悲意；
后者化用李贺、武帝等文学典故，渲染水灾与兵祸下，人民的痛苦无奈，兼有呼吁之功：“天潢一夕裂秋涛，四望平畴雪浪高。应有鱼龙从变化，更无薮泽可逋逃。酸风黑夜吹茅屋，寒雨空村哭石壕。宣室何年歌瓠子，绘图人自卧渔舠。”
无论采取何种角度书写，这些诗歌对于水灾的描绘都与方志资料基本一致，实现了史诗互证、以诗存史的记录价值。这种记录受制于主体行为，因此它不仅是对现实的直陈，还具有“构建记忆”的意义，体现在：
1.对诗歌场景、内容选择的主观差异性
记忆可以是集体性质的，但更是私人的。尽管朱、纪二人都有描绘灾情与民生之作，二者所采取的书写立场并不全然一致。
（1）朱彝尊：民生的观察者
“秀水朱氏，始以医术显，继以科举兴”，“而门望清正，为世所称”[9]。朱彝尊作为名门之后，先天便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与广泛的人脉关系，故纵使家族“易代而衰”，他也能漫游各地，通过做寄食幕僚的方式谋生。加上儒教经义的影响，朱彝尊的诗歌多与寻常百姓的生活保持距离，实际是将创作主体定位成“劳心者”的身份进行社会观察。
且看《淮南感事》[1]卷七（1669）与《旱》[1]卷八（1671）。前者重点叙述大水下淮安堤坝倾圮、连年灾荒的现实状况：“城楼高见碧湖悬，湖堰将倾近百年。比岁凶荒耕未得，自来修筑计谁先。预愁四渎江河合，直恐三吴财赋捐。开济何人翰上策，升虚急诵楚宫篇。”后者则通过江淮旱情回顾其久被洪灾的历史：“水潦江淮久，今年夏旱荒。翻风无石燕，蔽野有飞蝗。桎梏惩屠钓，橧巢迫死亡。虚烦乘传使，曾发海陵仓。”在创作这两首诗时，作者都选择从高处（“楼”）、广处（“悬湖”、“蔽野之蝗”）出发，以俯视的姿态交代因果、描绘现实、呼吁赈济，眼界开阔又不乏淑世情怀，是典型的儒士之作。
（2）纪荫：农事的参与者
纪荫虽与朱彝尊一样关心民瘼，但他的思想呈现出贯通儒释的特殊形态。此外，少年时父母见背、祝发出家的经历让他常有朝不保夕之感。故其诗歌对灾下农事的重点书写，一方面是出于佛家的慈悲心肠，另一方面则是他躬耕畎亩之间，自觉关注的结果。
如《秋馑》（1695）[3]卷二十四：“今年春夏雨，已坏我二麦。一秋复苦暵，菜畦兆龟坼。晚稼虽登场，收成亦逼迫。去岁谷价贱，今更贱于昔。菜蝗及青虫，蟠旋泥潦迹。嘉蔬不充盘，苦荬淹齑液。曳杖每行圃，灌溉怜日夕。嗟哉藜藿情，空对高天碧。”水旱交替、菜坏谷贱，不仅是纪荫的困境，更是无数百姓苦难的缩影。相似的笔触亦可见于《悯雨》[3]卷二十（1690）：面对“瓜菜烂坏”“无米路艰”的现状，作者以忧心对孤灯，显示出一个以慈悲为怀，却又自身难保的释子的无奈情绪。
2.内容更加细腻、抒情更具感染力
尽管诗歌是作者实录精神的体现，且对灾难记忆的“构建”具有能动作用，但这种记忆仍以人为载体，以历史为基本框架，通过生活细节加以填充，因而是细腻、丰富，有温度的。无论在《旱》、《淮南感事》，还是《河决》、《秋馑》中，作者的文字都不仅仅停留于对基础事件的把握，而是大胆勾勒“碧湖高悬”、“飞蝗蔽野”、“酸风寒雨”的恶劣环境，通过民无生计、迫近死亡的具体场景，使得一切都可哀可感，如在目前。朱、纪二者的洪灾诗歌成功做到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拉近，让个体经验通过文字媒介进行跨时空的交流，由构建记忆走向唤醒记忆、重建记忆，从而展现出极富感染力的一面。
三.不谋而合的抒怀价值：含忧吐愤、托物以讽
洪灾诗歌具有无可比拟的感染力，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发自人心。即便诗歌所描绘的题材具有公共性质，甚至其写作目的也只是为了示众，但作为个人写作的产物，灾害诗歌不可避免地要包含有作者的主观倾向。无论是朱彝尊还是纪荫的诗歌，都体现了对“民胞物与、仁民爱物”这一思想主题的重视。
1.悲悯百姓遭遇，忧虑农家生计
“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在洪灾之中，百姓不仅要面对“惊涛压城堙，狂澜洗乡曲”、“东家屋塌复壁倒”所带来的生命威胁，还需处理“岂徒涤釜嗟无米，那得黑烟炊湿薪”[3]卷十一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并不如大水初降、一夕致命，反似久治不愈的痼疾，将那些“幸存”的个体磨损至于形销骨立的状态，更加惊悚，也更能牵动诗人的内心。
且看纪荫《苦雨仍用前韵》[3]卷六。此诗作于康熙十五年（1676），当时马山雨水成灾，使得田间一片荒芜：“陂塘麦乱漂，鱼鳖供咀嚼。秧畦水满路，草根生郭索”。然而积水久不退去，釜上流泉、镈满泥苔，阻止农民重操就业，更加重了这番苦难：“稼樯食艰辛，对此宁不戄”。居则“樵青烟不兴”、“破屋漏茆茨”，行则“米价涌溪桥，舟杭黯业薄”。百姓无以谋生，在恐惧中度日，其残酷程度，竟有“过于鼎镬”：这一句既写出百姓精神上的煎熬，也暗示了他们饱受摧残的肉体状态，令人闻之心惊。
“田中麦与禾，民生命所托”。纪荫以《苦雨仍用前韵》一诗，点出民生之要害，不仅是出于躬耕者的共鸣。作为佛门弟子，他也冀图承担救世的使命。然而“救荒无策可搜寻，血泪枯来只此心”[3]卷二，唯有诗歌成为他抒发满腔悲悯情怀的出口。在《书感》[3]卷十五（1683）中，纪荫目睹雨水毁田的惨象，为大眾生计而忧：“河润沮洳九里田，长林丰荫草阡眠。烟霞敢遂忘忧世，畎亩唯知望有年。鼙鼓东南方歇手，凶荒吴越又随肩。沉沉日夜梅花雨，菜麦千畴尽可怜。”；
写作《闵雨用韵二首 其二》[3]卷十一（1680）时，他见田有未收之麦、满地受灾之民，更是“自愧此身非药材”。
与纪荫“呕心沥血”之态不同，朱彝尊虽亦有悲忧民生之作，其语言却更加克制。如《送乔舍人莱还宝应》[1]卷八：“今秋甲子雨不绝，小池残暑风凄凄。栈车难行瘦马滑，终朝兀坐愁云低……湾头清水闻更决，上流未筑归仁堤。千村庐舍总昏垫，可知雁户犹悲啼。漕船万斛挽不上，荒冈断岸何由梯。太仓红粟渐已贵，曷归长水亲锄犁。期君岁暮白田上，班草城南手重携。”此诗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时乔莱因兄乔迈辞世，告假返乡，朱彝尊前往送别。
按乔莱为人洞达、清正爱民。时淮扬久罹水患，他拒绝厚利贿赂、不惧权贵报复，率同僚慷慨进言，揭露河臣假治水之名而侵吞民财的私心。[5]《民国宝应县志》181-182页故朱彝尊写作此诗，颇有深意——“班草”、“携手”，实为知交共进之旨。朱诗以秋天久雨、氐惆昏昧的环境切入，逐步转向对宝应现状的描绘——水决侵户、流民悲啼、交通阻断。这是耳闻之事，朱彝尊却凭借“寸心千里随轮蹄”的想象，反复切换叙述视角，如同亲睹现场：于百姓，“漕船万斛挽不上”；
于己，则太仓粮贵，萌生归去躬耕、知交重逢的愿望。故此处“背面敷粉”，语淡而意不淡。可见对于流离失所的贫苦大众，生存境况之艰难，已不忍直叙。朱彝尊通过对灾情的描绘，与友人产生了心灵的沟通，在换位思考、精神共鸣中隐含着对百姓命运的忧虑与悲悯。
2.批判催科强征，讽刺尸位之官
洪涝灾害之下，农田被毁、粮价抬高——“山厨尚苦樵苏尽，城市难教珠桂”，人民生活无以为继。但自然环境显然不是压垮百姓的全部因素：小吏横征暴敛、长官无所作为，给劳苦大众的身心又一次带来创伤。
纪荫《山行口占》[3]卷十（1678）有言：“数千里内尽啼饥”、“年荒更苦征输迫，地僻犹欣盗贼稀”，可见饥荒、征输、盗贼，常被百姓视为洪水猛兽。当民生凋敝之时，“但愁催科吏打门”[3]卷十更是普遍的心态。
除了岁岁难逃的赋税之灾，徭役之祸也时有发生。如《追呼行同杜石壕吏韻》[3]卷十一（1680）：“……昨岁告乾荒，入奏十分苦。蠲免仅三分，馀欲轮征戍。今年大水灾，十室九病死。死者不须哭，生不如死矣。耕田努力作，将以养子孙。宁知旱复潦，典贷尽钗裙。官司岂不闻，沟壑速之归。釜蛙阁阁鸣，何以问朝炊。生趣已决绝，吞声徒更咽。流离向他方，骨肉甘抛别。”水灾过后，百姓十之八九，经历死别。然“幸存者”更不幸：纵财与力尽，亦难免生离。作者用“死者不哭，生不如死”之语，给人以普遍的价值观下，是非倒错的震撼。同时，耕户的勤勉在灾难下化作徒劳——平民的渺小卑微与自然、奸吏的残酷任性形成鲜明对比，令人扼腕。
小吏之所以跋扈，多因为主官懒于政治，不能以身作则。对此，朱彝尊有《水带子歌》[1]卷二十，托物以讽：“……中流踏浪如御风，过涉不愁灭顶凶……黄梅时雨水稽天，甓社湖流人罢市。无朝无暮虑覆舟，且喜今朝得到此。挂之驼钩壁上悬，与论往事增凄然。初闻淮南减水坝，开设天子谓是一坝一口决。俄而佥谋滋异同，尔考直前奏事真剀切。迄今黄流泛滥轸，帝情雁户岂得安其生。桃花春水纵不发，河堤使者毋遽誇平成。吁嗟乎，河伯不仁亦无害，准备家家蓄水带。”
“水带子”：“环外虚其中”，形似当今的救生圈。朱彝尊结合高邮洪水稽天的现实，阐述“水带子”的用法及效果，明确得此物可免覆舟丧命之虑，故不禁与民同喜。然而这“喜”中又含着“滑稽”、透着“悲”：采购“水带子”并非治本之策，若以“准备家家蓄水带”对抗洪流，则不免可笑；
百姓本应以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为人生理想，但此时免于死亡已经成为一大幸事，故其情甚哀。此诗以物为题，以水灾为背景，最终目的却是要引向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与乔莱“剀切直言”相反，当今“河堤使者”尸位素餐、虚夸功绩，令人不齿。末句以戏笔、反语出之，在看似松弛的氛围中灌注浓烈的讽刺意味，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
四.各具特色的现实意义：沟通请命、宣政参政
纪荫、朱彝尊忧心民生，以诗歌写残酷之行，对尸位素餐的官僚极尽讽刺，具有动人心弦的情感力量。但二者的志向远不止于此，以洪灾诗歌为媒介，他们还取得了沟通请命、宣政参政的现实成果。
1.沟通与请命
这是纪荫诗歌的特色。作为住持，纪荫承担着维持寺庙运转的责任。“残僧约有三十口，饥来冷眼看甑缶”[3]卷十，每当缺粮肠饥之时，僧人便会组织“分卫”活动——“半钵尚烦金粟借，一茅难刈绿萝荒”[3]卷十九，被视作纾解困难的最快途径。
但事实上，身处凶年，五谷不登，“分卫”往往收效甚微。于是寻求更有力的支援就显得尤为重要。故纪荫居留石岩寺二载，与众文士唱和留赠，是因为情投意合，亦是前者出于谋求援助的现实考量而有意促成的结果。当结交的官僚、遗民纷纷伸出援手，纪荫也积极沟通，并传达谢意。《绣衣衲子饷粟书感》[3]卷十七（1684）即是纪荫感念许之渐所作：“赍来莫谓等监河，减旨分甘及绿萝。纵使虚空消受得，讵能毛孔不香多。诸天较色应输白，大地轻拈试问颗。一饱忘饥无所事，却将高卧答维摩。”许之渐字仪吉，号青屿。性好参禅、通佛法。据《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记，约崇祯六至十五年间，许之渐曾作《天宁寺饭僧田记》[7]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741页。而纪荫在《和青屿侍御病起感秋十首》[3]卷十（1679）中亦有“今年更比去年荒，一饱因缘杳莫偿”的感叹，可见许之渐十分关注禅寺状态，在与纪荫的交流中多次给予其援助。1684年，常州府屡遭雨雪侵袭，祥符寺众僧举步维艰，年届七十、退居数年的许之渐遂济以米粮。能够再度得到这位长者的支持，纪荫喜不自禁，故其诗大赞“减旨分甘”之举，字里行间充满了崇敬、愉快的情绪。
除了以诗歌沟通、解决自身温饱问题，纪荫还心系苍生。江淮流域水旱交替，康熙十七年（1678），先是淮南射阳“清水潭口夜冲湱”[3]卷九，至六月而常州酷热。纪荫胸怀天下，主动写诗《赠郭邑宰虞修》[3]卷九，赞美武进县令郭萃仁德双修，同时为民请命、呼吁赈济：“我公循良命世才，轶群作略驰风雷。来为蒼生作霖雨，行将鼎铉需盐梅……今年旱虐几千里，六月炎炎苗槁矣。我公茹檗且餐冰，呼天吁地勤祷祀……立德立功名不朽，山高水远足人思。”此次请命结果全如纪荫所愿：按“十八九年两逢水旱大灾”，郭萃“蓋厰哺饥，按户授粟，尤见抚綏”[7]《民国上杭县志》368页，拯救了无数落难的百姓。
2.宣政与参政
当纪荫作诗劝勉郭萃之时，朱彝尊正初涉仕途。康熙十七年（1678），清圣祖玄烨下令征召旧朝文士，次年朱彝尊便以博学鸿儒的身份授官。然而天有不测，康熙二十三年（1684），他在数月之内便经历了侍宴、降职等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山东境内，潍河、小清河“湮道横决”，刚刚上任山东巡抚的张鹏“浚河、建闸道”，并“力言于主者”，请求豁免税银、米麦，终“活人不可胜计”。[6]第124册《憺园文集》卷二十九《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张公墓志铭》
朱彝尊与这位张巡抚是旧雨。故九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南巡，过山东，“命（张）公陪祀阙里”时，朱彝尊闻此倍受精神鼓舞，热情洋溢地“寓书张鹏，请立周公后”，并作《嘉禾篇颂张先生》[1]卷十二（1684）一首：“康熙二十三年冬，天子将登日观峰。十行诏下轸三农，薄徭放税宽租庸……先时水旱频告凶，北达河泲东潍灉。晨炊不举夜不舂，夫子下车忧 。请发仓粟救鞠讻，乡师为粥吏佐饔。饥者得食皆欢悰，有如雁唼鱼噞喁……灵苗驿驿芒茸茸，八月其穫崇如墉。输之天庾惟正供，我闻乐事舒心胸。大贤美政孰比踪，不贪为宝民吏宗。主圣臣良时乃雍，五风十雨殊乾封。”此诗叙述水旱灾后的场景，侧重点却与往日不同：起首一句交代天子登峰日程，有昂扬之气，接着详述圣主下诏安民、轻徭薄赋；
张公上策忧民、荣获嘉奖；
百姓受赈欢悰、恢复生产，以至粮足输库、有备无患——总体基调趋于祥和。
如果说应试博学鸿词科是他作为明遗民的第一次妥协，此处的高歌则体现出朱彝尊思想上的进一步迎合：虽才罹降职之祸，但登科后所受的侍宴荣宠、张鹏的仕进历程让他依旧对清朝政权抱有希望，期待一次起复的机会。
“大贤美政”、“主圣臣良”、“五风十雨”等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语词，在一定程度上折损了朱彝尊诗歌原初的艺术魅力，扼杀了个性。但一方面，通过对明君的揄扬，朱彝尊表露自己的心迹，冀图以拥护态度实现一种政治上的靠拢；
另一方面，对张鹏的表彰，实际上是在为统治集团树立一个榜样，有促进后来者踔厉奋发之效，契合王朝“颂美时政”的需求，能够发挥宣政抚民的作用，巩固了社会稳定的基石。
康熙二十九年，经过长久的留京等待，朱彝尊终于官复原职。然而，统治者的冷遇、官场倾轧的乱象让他惴惴不安，在思想的再度摇摆之下，朱彝尊引疾致仕，转而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康熙三十九年（1700），在《陈君缄寄普光王寺二碑索余游记复成三十韵兼寄钱上舍高处士》[1]卷十九中，朱彝尊记录自己游于吴地，目睹“波潮息广泽，禾麦交平畬”的景象，于是“忽念淮泗冲，浊河苦填淤”，针对水患提出明确的治理方案：“沽有七十二，可以通沮洳。淀有九十九，可以兴耰锄”。尽管这只是朋友间的一次通信，朱彝尊并未能直接参与政治治理。但此诗已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它不仅提取出“忧”的意识，还尊重“患”的实在。伴随着对“忧患”理解的更加深入，诗人开始主动探讨灾难下的出路。
退职还乡的朱彝尊，以诗歌的特殊形式参与社会政治——这种“主动”让他把自己从抒情者提升到了谋划者、干预者的地位。明末清初，各方治乱思潮涌起，前朝遗民纷纷强调儒士责任。尤其是黄宗羲，一度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学校议政”的口号，主张经世致用。朱彝尊与这位长者相识，对其颇为尊敬，更曾在《黄徵君寿序》[1]卷四十一中坦言自己变节的懊恼，有学习之意：“予之出也，有愧于先生……明年归矣，将访先生之居而借书焉……冀先生之不我拒也。”虽然二者对于前路的选择并不一致，但朱彝尊借书写水灾提出治理方案，有意无意地与黄宗羲的理论暗合，颇具公共理性与民主思想萌芽的意味，这是作者在进退失据的历程中寻得的自洽方式，与清初思想相互促进，同时也与其晚年的赈济行为相互配合，发挥了参与政治、干预社会的功能。
清代洪涝灾害频发，引起了诗人的广泛关注，朱彝尊、纪荫亦投身于书写灾难的行列。二者巧妙利用诗歌的叙事传统，记录灾情、构建记忆；
充分尊重诗歌的抒怀本质，悲悯百姓、讽刺昏官；
并进一步结合自身经历，突破文学的价值，使诗歌发展出沟通请命、宣政参政的现实作用。故这些创作与历史相比更为细腻可感，与公文谏书对照更加委婉含蓄，成为举步维艰的僧人谋求援助的手段、进退失据的文士寻求自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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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宗友，薛蓓蓓.“谁怜春梦断”，“相期作钓师”——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与难归之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4）：44-56.
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面对灾难，诗歌何为——清代江淮地区洪涝灾害的诗体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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