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的文体惯性与创作自觉——关于郭海燕的“非虚构”写作

桫 椤

武汉作家郭海燕是以写小说行走文坛的,《理想国》《单双》等小说集曾引起关注;同时,她也在持续尝试纪实文学创作。最近,她的中短篇纪实作品集《此情可待》①列入“‘雕塑大武汉’大型报告文学丛书”出版;亦有《疫下口罩记》②《只道慧心落“两山”》③等篇章不断见诸文学期刊。这种“双线并行”的创作之路,当然是作家的个人选择,但恐怕也与现实生活和当下的文坛风向不无关系。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从中国制造的崛起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脱贫攻坚、实现奔小康的百年梦想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前所未见的历史巨变。这无疑给作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精神感受,同时如何处理新鲜的现实经验也成为每一位作家面临的任务。另一方面,观察文学现场,进入科技和网络时代,由于人类精神和情感世界发生变化,文学空间出现裂变:偏虚构性的书写向网络发展,反映人类虚拟生存体验的网络文学得到快速发展;偏纪实性的书写直接从客观现实生活中取材,包括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在内的纪实文学几乎成为流行文体。犹如诗、词、曲、小说等在不同时期成为主流文体,时代潮汐催动文体升降与演进的历史仿佛正在当下上演。郭海燕的写作就在此中,她已面世的作品(尚有若干未公开出版的成稿)在“讲好中国故事”的主流话语中展开叙事的同时,通过将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统一起来的手法,挖掘和记录时代精神中蕴含的人性光芒,在写作风格上已有可辨识的趋势性特征。同时,阅读这些作品,也让我们获得了讨论“报告文学”和“非虚构”文体边界的新契机。

《此情可待》里的10篇作品分别被划归到“注目‘三农’新变”“见证科技强国”“倾听能源涛声”三个章节中。这些章节题目里的关键词,无论是“三农”“科技强国”还是“能源”,都是当下主流话语体系中的甚高频词汇,它们反复出现在中央政策、社会话题和媒体话语。由此可见作者深度关切现实、“讲好中国故事”的立场与抱负。对社会生活中不同现象的关注显现为宽阔的选材视野,既有农民工育婴师钟永丽、炼钢工人向槐、乡村抗疫志愿者张小满这样的“小人物”,也有科学家钟扬这样的时代楷模;立意上则多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在关涉社会重大战略的具体场景中挖掘时代意义,通过作为书写对象的人物言行来彰显中国人在时代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的拼搏奋斗精神、诚实善良品格和心系家国的理想情怀。发现、保存并传播时代生活中能够提振士气、抚慰人心的光和热,这样的创作取向几乎表现在收入书中的每一篇作品中。

看得出来,长达四万字的《高原上的钟扬学长》是用墨最多的一篇。文章讲述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的事迹。2017—2019年,钟扬的事迹和精神曾经多次引起社会讨论。对于这样一位出身于中科大少年班、身后有着“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和“最美奋斗者”诸多荣誉的科学家,他的成长之路、个人生活和科研经历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都是最想了解的内容。但作者在讲述时并未平均用力,而是在众多芜杂的事件中选取了最能体现钟扬人格魅力、常人又所不能及的两个方面加以重点表现:一是矢志求真的科学精神,二是援藏育人的报国之志。特别是对他为了研究西藏的植物,不辞辛苦、不顾身体安危亲自在野外考察植物资源、采集种子标本;不遗余力培养和指导西藏学生成长、帮助西藏大学提升办学水平,以及去世后的社会反响进行了场景化再现。作者抓住了钟扬在人生紧要关头的选择来展现他为学、为人的品格:留学归来时谢绝美方挽留,并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置计算机、打印机等当时国内欠缺的设备捐赠给武汉植物研究所;接到复旦大学的邀请函后,放弃自己的“官位”从零开始筹建重点实验室;自掏路费10年在西藏大学做“科研志愿者”;援藏干部三年一轮,他打破惯例连续援藏三轮等。在这些人生和职业片段中,作者提炼出了钟扬“忠于祖国奉献人民、不懈探索追求”的崇高精神。

在科技领域铺展笔墨的另一篇作品,是反映“武汉·中国光谷”骨干企业华工科技发展历程的《光之源》。与上一篇聚焦人物的人生命运、塑造英雄模范光辉形象的写法不同,这篇作品沿着从企业领军人物个人成长到所执掌的华工科技的创业与壮大、由“中国光谷”建设再到“科教兴国”和“中国制造”战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链路层层递进,主题不断被升华和放大。通过“开疆”“拓土”“立地”“顶天”四个章节展开叙述,生动展示了这家以激光技术及其应用为主业的科技企业从小到大、大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中国乃至全球激光领域46项‘第一’”的过程。作者在叙述中切中肯綮,以时代、国家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为纽带,对企业发展的奥秘进行解析。马新强是作品着力塑造的形象,接手校办企业后顶着压力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坚持走“产学研”三足鼎立协调发展的道路;果断出击收购外国激光公司;为挽留科技人才演绎现代版“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在企业确定发展目标时“必须要考虑到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并将之看做“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等。凸显在人物身上的家国情怀、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既是个人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也是企业在科技和资本市场纵横捭阖的保障——这无疑也是“中国制造”享誉世界的精神和文化支柱。

以较大篇幅突出一个主要人物事迹的作品还有《花竹园里的太阳》,讲述的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张汉苏开发荒山、造福乡村的故事。作品在表现张汉苏创业的艰难之后,通过女主人公在生态、经济和民生方面取得的效益将个人与乡村振兴这一社会重大战略关联在一起。此外,郭海燕还擅长以短篇塑造人物,并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处理同一题材并雕塑人物群像。“倾听能源涛声”一章中的六篇文章,全景式展现了清江公司主导的鄂西南清江水电梯级开发与综合治理的过程与成效。计有:再现隔河岩水电站在1998年长江抗洪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中篇《不尽长江滚滚来》、水布垭工程截流前后和截流过程的素描式记述《苍龙缚》《急舞》、记录发电厂招标和建设经过的篇章《清江之鹰》、关于邀请院士为公司二次创业促进可持续发展把脉问诊活动的侧记《科技群星耀清江》,以及讲述清江水电建设者成立康华扶贫助学促进会服务社会的短篇《光之芒》。在讲述过程中,作者以人物为纽带,如1998年“清江五人小组”面对当年长江特大洪水所做的正确决策,从而使隔河岩水电站在抗洪危急关头立下汗马功劳;水布垭建设公司总经济师胡世清如何以专业知识和实干苦干践行责任使命。塑造人物群像的方式还体现在《十里芳菲》一文中,钟永丽、向槐,餐饮服务工作者万建华,军工企业生产工人王昌平,福利院护理员吴玲芳五位劳动模范,集中展现了进城务工的农民抱持着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本性以新身份奉献社会所付出的艰辛。这些篇章虽然以记事为主,但都以挖掘人物的精神为推进情节的动力,既为历史保存了时代信息,也向社会传播了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

我们知道,从宇宙的运行到人的活动,并不天然具有意义,是人以自身为尺度赋予了它们价值。这也意味着,并没有一种先验的意义或价值存在等着去发现和揭示,人必须通过主体实践去发明或建构这种意义。文学创作通过叙事创造意义,是社会意义生产的主要方式之一。作为文学观照和书写的唯一对象,人在文学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作用,及其行动所表现出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叙事的建构。叙事体现作者的价值立场,虽然受视角、时间等叙事方式的影响,但更受作者世界观的影响。因为不同的价值选择,反过来也影响到叙事方式的选择,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郭海燕的纪实文学创作中,为了保证所写之人和所叙之事保持足够的客观性和真实感,宽泛的题材选择决定了其叙事方式的多样化,也使她的创作呈现了丰富的相貌。

将人的价值统一到时代的总体性中,是郭海燕观察社会生活、理解和分析书写对象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无论对钟扬“时代楷模”精神的弘扬,还是把马新强勇挑重担、做大做强华工科技当做落实“科教兴国”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具体举措,抑或在“乡村振兴”脉络上看待张汉苏倾尽一生积蓄投资荒山开发帮助百姓脱贫致富,以及赞扬中南建筑设计院及其当家人杨剑华在设计雷神山医院过程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雷神·蓝图·剑雨》)④等,作者处理现实经验的主要遵循,是对时代总体性的认同——既是对时代发展特征的规律性把握,也是对政策引导下的社会重大发展战略的认同。承认世界在结构方面的系统性和现实中的社会生活与历史的一致性,并同时承认政治意识形态在现实和未来发展中的生产性,郭海燕的创作具有典型的宏大叙事特征。在上述这些作品中,人物和事件所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符合时代发展方向和政策导向,个人的行动从属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整体性中,因而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纪实性文学作品不同于虚构性的小说,由于使用客观存在的真实事件来表现真实存在的人物——特别是当这些人物与作者和读者处于同一时空中时,审美感染力会进一步增强。郭海燕的作品涉及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强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题材,它们背后的现实支撑几乎都是近几年发生在中国社会中、被大众所熟悉的重大事件。因此,在建构社会意义、弘扬时代精神方面,是极为有效的书写。

宏大叙事能够建立艺术角色与时代精神之间的直接联系,但同时也需要规避过度图解政策而造成的“弄真成假”、将艺术形象看成“意义的工具”等问题。郭海燕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一方面,她不仅将现实的价值定位与政策和时代精神衔接,同时也看做传统的一部分,将人和事件的意义历史化,从而消弭形象的功利性。《花竹园里的太阳》一文中,张汉苏在湖北黄陂木兰乡“乱石遍地、荆棘丛生”“野猪、野狐、穿山甲的撒欢处”创办国科融通种养殖公司,历尽千辛万苦开发荒山的精神远追历史,开篇第一句话自成一段:“这里是巾帼英雄花木兰故里。”第二段则进行详解。联想到张汉苏的女性身份,这种现实与传统间的隐喻关系昭然若揭。不仅如此,作者还紧接着述说流淌在这片土地上的革命精神,以更加突出人物与传统的关系,从而将她的行动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不尽长江滚滚来》一文虽然重点着落在1998年抗洪抢险中隔河岩水电站在确保荆江安全、避免开启分洪区、挽回社会重大损失所发挥的作用上,但作者首先爬梳长江灾害史和抗洪史,通过构建历史纵深来对比清江人的当代壮举。全文在紧张激越的调子中行进,就像一股洪流将读者裹挟其中,主题立意自然实现。《当浪花跃上峰尖》⑤中更将抗疫志愿者张小满为村民代购、服务桑梓的精神与其烈士祖父张春海牵连起来,意在表达后辈的精神来自对先辈的继承。

另一方面,在张扬宏大叙事的同时,作者表现出了对日常叙事的高度重视。形象的真实性是不能靠观念和概念堆砌出来的,细腻、温暖的日常生活更让人感受到真实的力量。讲述抗击新冠疫情故事的作品是郭海燕纪实文学的重要构成,除了《雷神·蓝图·剑雨》外,尚有《当浪花跃上峰尖》《疫下口罩记》《只道慧心落“两山”》等,《江雾开处车站村》⑥则是乡村振兴和抗疫双重主题。人类的生活因为疫情而受到重大影响,其中之一是疫情前甚嚣尘上的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后现代”生活方式,被疫情发生后重新出现的整体性所改变,中国的情况更加突出。但这种整体性并非只来源于疫情和抗疫政策,更是由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参与构成的,这些作品将这种“总体性”化作了百姓生活中的日常性,日常叙事为宏大叙事提供了真实性的内质。《当浪花跃上峰尖》开篇由西晋王濬楼船铁甲讨伐东吴和国民党守军同日寇混战重创侵略者过渡到武汉疫情,以描写战争的方法对疫情严重程度进行渲染。在这种宏阔视野搭建起的宏大结构之下,则是由武汉到黄冈到浠水再到车站村这样越来越具体的地理范围,进而具体到“车站村无人不晓的红色志愿者,脚踩风火轮的代购员张小满”,后文就以他为主线讲述疫情期间车站村的日常生活——此处的日常并非特例,而是疫情期间无数中国人共同的生活。

在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交错中,这些作品所张扬的精神品格和情感趣味,既是时代风尚也与历史传统一脉相承;同时,经由日常经验的催化,这些作品力图表现的严肃、崇高的主流价值自然而然内化为人性对真善美的普遍追求而得到生活化的表达。

由于价值来自建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也是利用语言符号雕塑起来的形象,这使得我们没有理由将作品里的生活和人物看做现实的自然翻版。哪怕是纪实类的作品,在将现实生活转化为文学创作可资利用的“经验”的过程中,依然受到作者的情感、观念、视角等的影响。说穿了,纪实写作并不是“全息照相机”。因此,钟扬、马新强、张汉苏、胡世清、张小满等尽管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但当他们作为审美对象成为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仍然依靠作者的“塑造”。相比于小说对人物生存环境的典型化(也是一种虚构),纪实文学中所记录的时代生活,要么是作者所亲身经历的——可以是自身的生活体验,例如郭海燕的《江雾开处车站村》;也可以是采访得来,例如关于清江公司的系列作品。这类作品对现实的反映更具客观性,是作者根据文字和采访得来的资料钩沉历史,以回忆性的叙述完成创作,例如著名作家彭荆风的《滇缅铁路祭》《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等。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无论作者与事件的同时在场或是对历史的返场,其所纳入书写视野的内容都是作者的主观选择——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先有作者的世界观然后才有所反映出来的“现实”,先有作者的历史观才有所呈现的历史记忆。可以说,纪实文学中的“实”,实在是作家的创造与建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海燕关于乡村振兴、科教兴国和抗击疫情等生活现场的书写,所写事件均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只是她想呈现给读者的。

对现实的不同选择,在体现出作者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立场的同时,更关涉纪实文学文体的划分。作者给《此情可待》标注的副题为“我的非虚构现场”;在本文开头提到,这部书被列入了武汉文联主编的“‘雕塑大武汉’大型报告文学丛书”第八辑出版。这意味着,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方,都将“非虚构”和报告文学混为一谈,至少认为二者之间并无多少差别。但这种看法显然与文学现场的事实情况不符,因为如果二者相同,那么何必在报告文学之后又有“非虚构”的流行?更何况从叙事方法和审美格调上看,例如《光之源》与《疫下口罩记》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无独有偶,作者的一些散章被各家刊物当做各类纪实文体予以发表:《当浪花跃上峰尖》《只道慧心落“两山”》两篇都刊于《中国作家》纪实版上;《江雾开处车站村》应当是被作为散文收入作品集中的;《青年文学》发表《疫下口罩记》时归在“心连心”专栏,“编者按”中说“这是一篇来自湖北疫区,讲述普普通通的一家人如何积极应对疫情的纪实散文”。由此可见,对于纪实文学文体分类有着普遍的混乱认识——这也是为何本文以“纪实文学”来投机地指称郭海燕的创作,这是一种疏漏最少的办法。

散文被看做是写“真情实感”的文体,它的纪实性不被质疑,也极易区分,在此自不必讨论;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则没有这样简单。《中国作家》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非虚构写作的“是”与“非”》⑦(作者王文静、王力平)的文学对话,其中对“非虚构”和报告文学的概念及二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做了清晰的学术辨析——吊诡的是,这篇对话被放在了“新时代报告文学评论”栏目中,文学界内部对报告文学与“非虚构”之间的模糊认识由此也可见一斑。两位对话者注意到,“非虚构”是进入新千年后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在“非虚构”出现之前,对纪实写作影响最大的是报告文学,但这一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对话者认为,当下报告文学的创作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庸俗化”,表现为报告文学屈从于市场利益,沾染上了“铜臭气”,作家丧失文学立场而“向钱看”,为某个企业家、暴发户写发家史,“按照甲方的意志为传主立传”。这种写作方式蛀蚀了报告文学的尊严。另一种是“庙堂化倾向”,在社会发生重大事件时以书写重大题材为由蜂拥而上,在有关扶贫脱困、疫情防控等题材的创作中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出现了“平庸的流行观念、普泛的公共视角、空大的宏大叙事”,把报告文学写作变成了毫无生机和锐气的“庙堂雅乐”。这些问题的存在,倒逼了“非虚构”的流行,一些作家甚至提出“好的‘非虚构’写作一定要避开报告文学的尸体绕着走”⑧。

对话文章还对“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各自的审美特征做了归纳,认为“报告文学着眼于真实性和文学性内涵的相互渗透;‘非虚构’着眼于纪实和虚构手法的相辅相成”。在实践中两者的差异虽然微妙,但是却非常重要,因为“非虚构”写作是以作家自觉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化叙事,去反思和克服报告文学写作中平庸的流行观念、普泛的公共视角和空洞的宏大叙事。在他们看来,“非虚构”不是要终结文学创作中的虚构,而是作为一种态度来“倡导和推动当代文学贴近现实生活,介入社会历史实践,直面人生中的矛盾和困境以及人性中善良与丑恶”。“非虚构”要实现这一目标,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手法是“多视角叙事”,“它的直观特点是呈现来自不同角度的观察、记录来自不同立场的意见;它的认识论基础是真理的绝对性寓于相对性之中;它的情感逻辑是通过现场感的营造进而抵达真实感;它的叙事特征是多个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的复合与交响”。这些不妨当做我们区分两种文体的依据。

以此观照郭海燕的创作,在“我的非虚构现场”这个为《此情可待》所选择的副标题中,其实隐含着她对个人创作的期许:她希望能够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时代生活的真相。读过为数不少的作品后,我们看到其中部分完成了作者的个人愿望。具体说,在《疫下口罩记》以个人“在场”的所见所闻所激发出的切肤之感和主体反思为书写的主要内容;《当浪花跃上峰尖》通过志愿者这个小切口深入现实内部,在某些点位上窥见了时代洪流中真实发生和存在的具体生活。《江雾开处车站村》在梳理村庄历史的基础上记录乡村的现实,作者注意到了传统生活方式在疫情前后的变化,在此基础上追问故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前景。这些作品虽然仍在现实和政策“总体性”框架下展开叙事,但没有过度拔高社会生活和人物行动的意义,又因为所写的乃是个人所亲见和经历的事件,因而带有个体的温度,能够让人产生温暖亲切的阅读体验。但在“清江系列”等一些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仍然存在迎合主流价值的概念化倾向,部分文章甚至表现为一种政治化书写。

回顾郭海燕的纪实文学创作经历,对“非虚构”作品的尝试是她的创作之路试图转型的前兆,这当来自她文学观念上的自觉。

从报告文学到尝试表达个人生活体验的“非虚构”或纪实散文创作,郭海燕不断尝试对时代生活作“真实”的文学呈现。在作家所认知的现实中,绝对意义上的“真实”是否存在?或者说,作家是否有能力把握“真实”的时代?这既取决于作家看待现实的态度,更取决于文学观和叙事能力。一方面,基于时代发展任务,中国需要建构起新的关于自身的叙事,来抵抗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话语侵袭,文学无疑是国家意义生产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这一点上说,宏大叙事仍然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强大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的“总体性”任务之下,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的现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千姿百态,个体的命运和精神体验极为复杂,这是文学更需要关注的领地。“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可信”即是对新时代的中国所做的真实描述。

文学中的真实,在虚构与纪实类作品中的表现并不相同。虚构是小说的标签,班固讲“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此“造”的办法就是捕风捉影,在“街巷”和“道途”中的发言者并非亲见,所谈说的内容或许有那么一丝从现实中来的根据——也许根本就没有。因为有生活作为参照,因此小说的虚构最基本的要求在于要有可以被想象接纳的逻辑。但在纪实写作中,由于有客观生活作为样板,因此事件逻辑并不是问题,真正考验作家功力的是在事件基础上创造的精神和意义要合情合理。郭海燕由小说转向纪实文学,虽然她熟谙虚构与写实的双向路径,但在后者中,她仍然需要有意识地强化“主体意识和个性化叙事”,来抵抗报告文学的文体惯性,以文学审美对时代生活进行更加“真实”的“记录”。

注释：

①郭海燕:《此情可待》,武汉出版社2020年版,第143页。

②郭海燕:《疫下口罩记》,《青年文学》2020年第5期。

③郭海燕:《只道慧心落“两山”》,《中国作家》(纪实版)2021年第3期。

④郭海燕:《雷神·蓝图·剑雨》,《星火》2021年第2期。

⑤郭海燕:《当浪花跃上峰尖》,《中国作家》2020年第4期。

⑥郭海燕:《江雾开处车站村》,刘醒龙主编:《美丽乡愁·202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⑦王文静、王力平:《非虚构写作的“是”与“非”》,《中国作家》(纪实版)2022年第11期。

⑧叶伟民:《非虚构写作:真的是报告文学换了个马甲?》,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76932&page=2。

猜你喜欢 非虚构报告文学海燕 充实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一翼时代报告(2022年3期)2022-05-05中国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创作会举行现代企业(2018年6期)2018-09-21Friendship校园英语·下旬(2016年12期)2017-03-31“非虚构”写作工坊建设初探雨花·下半月(2016年11期)2017-03-01阵痛与激情:1979—1989年的灾难报告文学唐山文学(2016年2期)2017-01-15白玛娜珍《西藏的月光》的非虚构叙事特征北方文学·中旬(2016年9期)2016-12-08威尼斯电影节期间的“非虚构”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37期)2016-09-09浅谈“非虚构”写作青年文学家(2016年18期)2016-06-30赏春特别文摘(2016年8期)2016-05-04赏春特别文摘(2016年8期)2016-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