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记忆与《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发生

或许与艺术才华的长期被压抑紧密相关，“文革”结束后复出文坛的王蒙很快就进入了一种文学创作的井喷状态。也正因如此，王蒙把主要记述自己20世纪80年代生存状态的《王蒙自传》第二部命名为“大块文章”。具体来说，所谓“大块文章”者其实包含两种语义。其一，是在文学创作意义上，意指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迫远离文学创作20多年的王蒙在右派问题解决并重获创作权利之后，已被抑制太久的艺术才华终于喷涌而出的状态。王蒙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本文重点讨论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可以看作王蒙20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写作成果。其二，是在人生意义上，意指曾经被打入政治深渊，被下放到遥远的新疆，担任过伊宁巴彦岱公社二大队副大队长的王蒙，在“文革”结束后青云直上的人生状态。王蒙先后担任过《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文学界要职，而且曾担任文化部部长之职。在象征意义上，王蒙的政治生涯，也完全可以视为他人生中的“大块文章”。当然，王蒙人生的“大块文章”并非本文关注的议题，本文集中探讨的乃是王蒙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他小说创作巅峰之作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阅读《活动变人形》是在1986年。那时，我还只是一个虔诚热爱文学的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那一年，为了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35周年，《当代》杂志曾经专门出版过一本长篇小说增刊，刊载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另一部则是湖南作家莫应丰的《桃源梦》。我最早阅读《活动变人形》就是在这本纪念增刊上。我不仅早在1986年就极认真地阅读过王蒙的这部力作，而且我大学毕业时撰写的学士学位论文，就是以《活动变人形》为研究对象。我与王蒙结缘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等到我30多年后再一次重读《活动变人形》时，这部长篇小说已然经过长达30年的时间检验，初步完成了经典化。

30多年前第一次阅读《活动变人形》时，年幼无知的我搞不明白王蒙这部长篇小说所依据的现实生活经验由何而来。一方面，我只知道王蒙是14 岁就投身革命的少年布尔什维克；
另一方面，受到《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阅读印象的影响，在读到《活动变人形》时，我竟想当然地认定王蒙描写的场景与人物全都出自其天才的艺术想象。更有甚者，我的这种错觉判断，竟然一直延续到2006 年。这一年，《王蒙自传》的第一部《半生多事》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读过《半生多事》之后，我才不无惊讶地发现，原来《活动变人形》书写表达的其实是王蒙痛苦的童年记忆。小说的几个主要人物倪吾诚、姜静宜、姜静珍与姜赵氏背后，晃动着的分别是王蒙自己的父母、姨妈及姥姥的形象。如果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作一篇自传性成长小说，那么《活动变人形》的自传性色彩就更加明显和突出。早已习惯书写《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类题材的王蒙，究竟怎样意识到自己的童年记忆具有书写价值的呢？我们先来看王蒙在自传中关于《活动变人形》写作动机的回忆：“一九八三年冬更加痛苦的事是孩子的病。老二王石从三原的空军二炮学院毕业，在一九八三年秋分配到了空军第五研究所，这当然是很好的工作。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犯了抑郁症。没有比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疾患更让人痛苦的了。”①面对儿子突如其来的病症，王蒙感到“心惊肉跳”，四处寻医问药，并陷入真切的自我反省中：“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在他的童年时代没有能尽心尽力地照顾好他的生长发育。我想知道他的这二十几年都经历了哪些压抑，哪些刺激，哪些折磨，而我又到底能做些什么解除他的痛苦……”②幸运的是，经过一番努力，王石的病情渐渐好转。“一九八四年，我带他到武汉走了一次。由于时任中宣部长王任重同志关心，我住在武汉东湖宾馆。我每天在东湖旁边的林荫道散步，突然一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我应该以我童年时代的经验为基础写一部长篇小说。感谢时代，我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当兴奋渐渐褪色的时候，真正的刻骨铭心才会开始显现出来：这就是《活动变人形》的酝酿与诞生。”③

实际上，我们也只有读过《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之后，方才可以明白《活动变人形》的小说开头为什么会是如此情形：“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荫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你说，这弦有多长？／树干细而高，淡灰色的树皮上出现了黑的和褐的斑点，柔嫩的树枝网一样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开始晴朗和温热起来的灰蓝色的天空。／这根弦已经沉睡了五十年，五十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这段看似充满跳跃性诗意的文字，其实是王蒙以纪实的方式告诉读者，《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动机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形成的。从叙事学角度来考察，《活动变人形》采用的主要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方式，但与此同时，也须注意到第一人称“我”的穿插，以及视点人物倪藻的存在。按照叙事学理论，第一人称“我”绝对不可以被理解为作家自己，但倘若联系《大块文章》中的相关描述，这个在江南初春漫步时无意间被触动了业已沉睡50年之久的“弦”的叙述者“我”，触景生情所传达出的种种人生感慨，却又完全可以说是独属于王蒙自己的。就此而言，叙述者“我”自然可被看作是王蒙自己。除了开头之外，第五章开头的一部分、第十章的后半段，以及结尾处续集的第五章，也都有着第一人称“我”的穿插。叙述人称之间的自由腾挪转换，正是王蒙《活动变人形》叙事形式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不仅如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作《活动变人形》时，以先锋实验著称的王蒙就已在运用“元小说”叙述技巧了。对于这一点，王蒙在自传中说道：“每一个小说或者干脆叫故事都有一个关于故事的故事，即故事自己的发生、成长、受挫与痛苦命运的故事，这背后的故事也许仍然有趣。上面的引文说的就是产生这个故事，发生这部小说的故事，如实道来，据说这样写小说叫做‘元小说。我特别喜欢我自己写的‘鬼使神差的春天的用语，而且这个春天是绵绵无尽的与转瞬即逝的。绵绵与转瞬是含意相反的，却又是双料真实的，我喜欢用这种相悖相成的修辞方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的一个发明，至少是一个实验。”④王蒙也借此机会道破了自己小说语言上的一大特色，即特别擅长运用既是A又是非A的“相悖相成”的修辞方法。

除第一人称“我”之外，视点人物倪藻对文本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虽然叙述者“我”交代了小说写作的起因，但小说故事还是随着倪藻的登场而真正拉开帷幕。“我”与倪藻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我”一直置身故事之外，而倪藻则介入故事，是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同时也扮演着观察者的角色，包括倪吾诚、姜静宜、姜静珍等一众父辈，以及姜赵氏这样的上辈人物的故事，都是借助于倪藻的眼睛呈现出来的。故事的具体起因是语言学副教授倪藻1980年的一次访欧之旅。那一年，倪藻46岁，作家王蒙的年龄也同样是46岁。正如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与作家王蒙写作时的年龄同为22岁一样，倪藻与王蒙写作时的年龄相同也绝非巧合。作家借此要暗示的是《活动变人形》的自传色彩。在欧洲期间，倪藻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位名叫史福岗的教授，因为倪藻与史福岗有着共同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忆。经过接待方和赵微土的热情帮助，倪藻见到了史福岗的夫人史太太，同时还见到了悬挂在史家客厅里的郑板桥的书法作品“难得糊涂”。正是这幅书法，勾起了倪藻的回忆。

只要细察文本，我们就可以发现，小说中倪吾诚那一代人的家庭恩怨故事都是借助幼年倪藻的眼睛呈现出来的。除了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肇始于将近50年之后倪藻的一次欧洲之旅外，在故事情节的演进过程中，作为视角人物的倪藻也都是不容忽视的。倪藻谈论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时候，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家庭的内部，而是在社会学层面上探讨“代”的问题。当倪藻从“代”的层面探讨倪家的故事时，就已经触及“审父”的重要命题。唯其如此，作家才会借助倪藻的视角作更进一步的思考与表达。

从创作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活动变人形》是王蒙漫长创作历程中最痛苦的一次写作。“我开始了写作的疯狂期。从早到晚，手指上磨起了厚厚的茧子，腰酸背痛，一天写到一万五千字，写得比抄录得还快……我从来没有写作得这样辛苦，这样痛苦！”①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它触动了作家最不愿意触动的一段痛苦的童年记忆。王蒙曾经把《活动变人形》放置在自己的创作长河中分析：“这篇小说的意义还在于，它意味着我后文化革命时期的喷发的告一段落。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我写了那么多兴奋与感慨，五十年代的火红，极左的试炼，荒谬绝伦的‘文革，欢呼新时期的到来，抚摸伤疤更期待清明，叹息光阴也骄傲于成长与成熟，还有时间与空间，距离与亲切，搅动与止息。它充满了戏剧性的激情，它是我对于目不暇给的新生活的最最及时的反应。”“但是你已经不可能天天温习梦魇，不可能天天回味光荣……文学期待着开拓与深思，文学期待着新的精神空间。”②这意味着王蒙不仅不愿停留在既有的文学成就上，而且有了新的期许。实际上，除了儿子王石的抑郁症外，触动王蒙的还有1984年冬的沧州之行。

王石意外的抑郁症，再加上多年未归后的故乡之行，最终促成了《活动变人形》的创作，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随之产生，那就是，这童年记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童年记忆？对此，王蒙在自传中也进行过相应的探讨与分析：“《活动变人形》的题材是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作为小说它又是陌生的与不完全的。毕竟是童年的记忆，它很有限，日本占领的沦陷区，你会写那时的抗日活动吗？你会写那时的沦陷区生活吗？你会写那时的不同的政治力量与政治区域吗？而在日本军队占领下边不写抗日，你还能写什么呢？”③如果按照政治诉求，王蒙的书写的确应该是以上所罗列因素中的一种，但真正令王蒙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却并不在此列。真正令他念念不忘的，是幼年的家庭生活。“然而确有一种东西叫做记忆，叫做情感，叫做痛苦，叫做纠缠。从小我常常做一个梦，梦到的是一些空屋，是我住过的房间，似乎那里我睡过的床铺（铺板）还没有整理好，似乎那里还有我的体温和体气，然而，我已经离开那里许久了，我是匆匆忙忙走开的，连一次正式的告别都没有，我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对那里仍然不放心。我还缺少一个了断。”④对王蒙来说，完成这种了断的最好方式，就是手中的笔，就是他所一贯擅长的小说创作。就这样，《活动变人形》自然也就应运而生了：“《活动变人形》的写作开始于带儿子居住武汉东湖时。回到北京，放下了。有关童年的记忆材料还是太少了。我公开发表过一个‘理论，小说来自记忆与记忆的沉淀。我到北京图书馆寻找旧报刊，有的是缩微胶片……这些旧闻具体地说，不一定都有助于《活动变人形》的写作，但是翻查旧报，给我提供了全新的体验，我好像进入时光隧道，逆行着访问了一次过往。感谢文字，它使人们有了回溯时光的可能。而且恶劣的童年仍然是童年，真实的童年。恶劣的日子仍然是日子，真实的日子。其真实性超过了许多虚假、造假、以诚作假的日子。”①

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小说主要讲述的是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国故事，那么王蒙又何必绕那么大的一个弯，从20世纪80年代年倪藻的欧洲之旅写起呢？这就必然牵涉王蒙创作《活动变人形》时中国的总体文化语境了。王蒙写作《活动变人形》的20世纪80年代是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碰撞、大交汇期。也正因如此，“在许多曾经亲自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人们的记忆中，八十年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理想和希望的时代，是一个五四之后的再启蒙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精神价值倍受重视的时代”②。理想主义、思想、文化、启蒙等词语成了我们理解20世纪80年代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倘若联系王蒙《活动变人形》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写作，我们自然也就可以说，作家之所以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不是在其他历史阶段书写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这个大命题，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化热”为作家提供了一种明显有别于政治的文化视角。

但是提及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对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主题的深度审视，除20世纪80年代广义上的“文化热”提供的文化视角之外，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文化寻根思潮的影响。文化寻根思潮生成于1984 年前后，作家韩少功的《文学的“根”》被公认为这一文学运动的宣言。按照文学史家洪子诚的梳理，“他们互有差异的讲述中，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③。寻根文学作家队伍主要由一批低王蒙一辈的知青作家构成。王蒙这一代作家一般被认为与文化寻根无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其实就了无干系。倘若说王蒙这一代作家曾经普遍地致力于“反思文学”的积极创作，以文学的方式追问“文革”发生的原因，以及各种现实社会问题的性质与根源，并且往往把答案追溯到更远的一些历史事件上，那么由这批知青作家发起的文化寻根运动则明显不能仅局限于新中国的范畴，而必须尽可能地拓展自身的思想文化视野，从更为本原性的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与王蒙此前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等比较，《活动变人形》在历史记忆开掘的纵深度上已经向前推进了许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情形，文化寻根思潮的存在与影响，显然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妨把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看作文化寻根运动的代表性作品。

小说第一章描写倪藻欧洲之旅的真切感受，精准地再现出一位远离故国者身在异国回望故国时似断实连的复杂精神状态。只要我们联系作家自传以及相关创作谈，就可以从最初的创作冲动，到稍后的小说叙事设计，尽可能还原王蒙写作《活动变人形》时的基本情形。首先，是儿子王石的抑郁症导致的武汉东湖之行，促使王蒙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往事，而且使他萌生了写作《活动变人形》的想法。其次，王蒙需要解决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他必须为小说设定基本的主题思想，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汇的总体文化语境，无疑影响了《活动变人形》主题思想的选择；
二是他必须为充分实现自己的写作意图而完成合理的叙事设计。小说第一章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在交代创作动机的同时，也为传达主题思想进行着相应的叙事设计。与主题思想表达紧密相关的是倪藻的欧洲之旅。相比较而言，前者是绝对写实的，没有丝毫夸饰的成分，而后者则显然是王蒙为了主题思想更为完满的表达而专门设计的一种结果。小说一定要从他的欧洲之旅拉开帷幕，正是为了引入与中国本土文化迥然相异的西方文化参照系。依照王蒙的艺术设想，倪藻之所以生成一种难以自抑的回望故国、回望自己童年岁月的强烈冲动，一方面与他走出国门后受到西方世界的刺激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却也是因为他在欧洲如愿以偿地见到了父亲当年的老朋友史福岗的夫人。曾经长时间在中国生活的史福岗不仅是一位中国通，也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者与肯定者。那么，中西文化究竟孰优孰劣？置身如此情境中的倪藻自然会联想起父亲倪吾诚充满悲剧意味的一生。这样一来，整部《活动变人形》从第二章开始，伴随着叙述人称转换为第三人称，自然也就转入到对作家童年记忆的真切书写中。

据王蒙回忆，他曾经在小说的命名问题上颇费了周折，“从大连回来，我交了稿。命题并不理想，我想命名为《空屋》，空屋的意象对于我来说十分惨痛刻骨，然而不贴切。我想命名《报应》（后白帝社出的日语版用了这个名字），也不入榫。我最后命名《活动变人形》，我明明记得这是我小时候玩的日本玩具的名称，所有的日本友人却都说日语有‘人形（玩偶）而没有‘活动变”，“然而‘活动变三个字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它只能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了”①。换一个角度说，它越没有来历，就越能从中见出王蒙天马行空般的创造性。小说标题就是从倪吾诚专门买给倪藻的“活动变人形”玩具而来，它所象征隐喻的，正是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精神世界的不断扭曲和变形，也可以理解成中国版的“变形记”。对于这一点，王蒙在叙述过程中已经有过论述：“每个人可以说都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他的心灵，他的欲望和愿望，他的幻想、理想、追求、希望，这些是他的头。他的知识，他的本领，他的资本，他的成就，他的行为、行动，做人行事，这些是他的身。他的环境，他的地位，他站立在一块什么样的地面上，这些是他的腿。这三者能和谐，能大致调和，哪怕只是能彼此相容，你就能活，也许还能活得不错。不然，就只有烦恼，只有痛苦。”②叙述者在这里谈论人的三部分构成，正是以“活动变人形”这一日本玩具为前提的。当王蒙跳出那个具体玩具，从普遍意义上来探讨人的三部分构成问题时，小说标题具有的现代主义象征意味也就不言自明了。

除了强烈的象征色彩之外，另一个需要稍加辨明的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王蒙的“意识流”手法。今天，当我们重新打量那段文学历史时方才能够意识到，当年所谓的“意识流”云云，实际上是对王蒙非常大的误读。典型的“意识流”最突出的特征是作家通过小说文本，事无巨细地对潜意识或者无意识进行深切的艺术揭示与表现。王蒙所描写的自始至终都停留在人的理性层面，根本与非理性无涉。因为小说始终停留在意识或者情绪流动层面，所以我们对王蒙式的“意识流”最精准的称谓或许应该是“情绪流”。为了对“情绪流”有准确的理解与把握，我们有必要辨明这一点。而王蒙在进入新时期之后的小说创作中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更有助于揭示人物内在心理奥秘的“情绪流”艺术手法，既引领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也暗合于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即特别注重于对复杂深邃的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挖掘与探索。

【作者简介】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杨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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