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救生会”：世界最早的水上救生慈善组织

文/潘春华

镇江地处长江南岸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是重要的漕运咽喉，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抗灾救生慈善组织的诞生地。

根据可查考的文字记载，早在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镇江西津渡便创设了官渡兼水上安全救助慈善机构——“救生会”。此后，代代相承，绵延不绝，鼎盛时期曾发展到南京、武汉等地。如今，坐落于镇江西津渡古救生会遗址，被国家交通部救助打捞局列为“中国救捞教育基地”的中国镇江救生博物馆内，仍陈列着一艘用3∶1比例复制的古救生红船及沿传下来的铜锣、船桨、斗笠等救生旧物。

隋唐以前，镇江段长江江面宽40多里，到唐代时仍有20多里宽。唐宋时期，镇江已是江淮粮道，漕运重镇，被称之为“江南第一渡”的西津渡，舟楫如蚁，樯桅林立，每年过往的漕船商舫不计其数。然而，由于镇江段是长江中下游水势最为险恶的地方，礁石众多，恶浪滔天，如遇狂风暴雨等灾害天气，常会船翻人亡。加之，西津渡常有艄工水手“视人性命轻若蝼蚁”，又“民间以小船渡载，每遇风涛，必有覆溺之患”。古人云：“京口古渡，为天下最险”，唐代大诗人孟浩然就留下了“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唐天宝十年（722），就有一次数十艘渡船沉没的记录。南宋绍兴六年（1136）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即遇上风涛，连艄公在内的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十年（1582）突然间的一阵狂风，竟摧毀了千余艘漕船和民船。

出于西津渡特殊的交通位置及军事地位，并加强江上安全管理和救助以及利济行旅需要，南宋乾道年间，镇江郡守蔡滉在西津渡创设慈善性质的水上抗灾安全救生机构——“救生会”，这也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水上抗灾救生慈善组织。据元《至顺镇江志》载：“宋乾道中，郡守蔡滉置巨艘五，以御风涛之患。（先是船舫小而多虞，乾道守臣蔡滉置巨艘五，仍采昔人遗制，各植旗一，以‘利、涉、大、川、吉’为识，其受有数，其发有序。又别浮轻舫以送邮传，故鲜有风涛之患。）”另据《丹徒县志摭余》卷九载：“救生会在京口昭关，创自宋乾道间”。至此，西津渡的渡船收有数，发有序，皆能抗御风溺之灾。

元代，西津渡监渡官吏中，时有滥用职权，以盘诘、路引为借口，“多方勒诈，倍取渡钱，稍若无得，不许登舟”。许多过江渡客只得取道私渡，每遇风浪便发生覆溺。延祐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廷珪下令在西津渡新增救生渡船15艘，又在各渡船上添设1名艄工、9名水手，要求各救生船竖立旗号，标明艄工姓名。艄工、水手粮米皆由官支，不许私自向渡客索取渡资。同时，规定路、县级正职官员每10日一轮，亲临渡口巡检，禁止私渡。

明正统年间（1436—1449），江南巡抚侍郎周忱在镇江建造了大型救生船2艘，并招募水手30余人，驾船济渡救生。他还亲率民工修建西津渡石堤30余丈，使渡船直抵江岸，方便旅客登船。“又筑石堤于瓜洲南岸，俾运行者不苦淖泞”。

镇江“三山”名胜中的金山原系江中小岛，江水湍急，是古代水上事故的频发之地。明嘉靖年间，金山寺僧和邑中士绅在金山脚下设慈善救生红船数艘，“专拯覆溺者，名曰慈航”。救生船身扁长，周身皆着红色，船内置5对船桨及大铜锣一面，船头悬挂有虎头牌、虎头旗，表示奉皇上圣旨救人，性命关天，十万火急之意。红船起锚出渡救生时，船工“当当当”敲起大铜锣，江面上船只远远听到锣声都要主动避行让道，不得阻挡。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申时行在《赠金山太虚上人》诗中写道：“插貂辞凤辇，披衲向龙宫。梵刹烟波上，禅栖水月中。翻经依佛日，演法振宗风。心逐云鸿远，身将野鹤同。行游穷胜览，入定悟真空。拯溺慈航设，扶危觉路通。藏留金地重，恩拜紫衣崇。何用寻庐岳，兹山得远公。”根据镇江一带文人的习惯称法，“慈航”就是指慈善救生船，“拯溺”就指水上救生活动。此后，红船救生方式一直沿传至清末民初。

明嘉庆状元李春芳，祖籍镇江句容，隆庆年间成为内阁首辅。其曾孙李长科，崇祯年间侨居镇江，在金山寺的下院超岸寺兴建了避风馆，让过往旅客憩息待渡，寺僧众筹募捐款，建造了10艘救生红船，专门拯救落水人员，并请“超岸寺僧长镜”负责水上救生事宜。他们按所救者是活人还是尸体，分别给予奖赏，利济甚众。明末设置的避风馆，僧民结合，其抗灾救生慈善活动长达50年之久。

清初著名文学家、康熙四大家之一的姜宸英，专门写了《京口义渡赡产碑记》一文记载了金山僧众参与水上救生的事迹。据姜宸英文中统计，自从金山寺抗灾救生红船设立之后，每年救活落水人员以四五十计，不十年而得活者四五百人矣。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经常路过镇江，目击金山救生事业的发展，将其写入了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第九回描写唐僧幼时，受水匪迫害，被流放长江之中，漂至镇江金山寺，为金山长老法明和尚所救，取了个乳名叫江流儿，并抚养成人。

古代，镇江长江之中的焦山、金山与沿江的北固山同称为“京口三山”。据《京口山水志》载：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皇帝赵桓“以京江多覆溺之患，是山在江中，近海门，祷祈有应，诏封山神以公爵，仍制文告之，刻石庙中。”清初，焦山设救生总局，配有抗灾救生红船，主要弥补金山、西津渡、北固山一带救生力量的不足，当风大浪急，金山救生船来不及施救，遇险船舶顺水下漂到焦山一带江面时，焦山救生船立即出动施救。焦山的抗灾救生活动一直是僧民结合，到了清代晚期，由于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参与，由僧民结合、民办官助逐渐变成了官办抗灾救生组织。

清康熙年间，镇江诞生了历时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慈善性质的民间水上抗灾救生组织——“京口救生会”。康熙四十二年（1703），镇江士绅蒋元鼎等15人，力“劝邑中输钱，以救涉江覆舟者”，“共捐白金若干”，造救生红船数艘，招募熟悉渡航的水手舵工，在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会议规定，除对各救生红船捞获落水者给予奖赏外，还对被救人员中无家可归者在救生会中留养；
对有家者则根据路程远近贴给路资，帮助其返乡；
溺水而亡者，由救生会打捞沉尸，葬于城西牌湾义冢之内。京口救生会诸多义举，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昭关晏公庙旧址，建屋3间作为会址。会中祀晏公像，后又建楼祀文昌神。凡参加创建京口救生会的善士亡故后，立牌位于楼西祀之。

乾隆初年，京口义士蒋豫继承族人之志，召集乐善好施者全力振兴京口救生会。商定，凡救生人员于江中救活一人给赏钱1200文，捞获浮尸一口给奖赏暨棺材抬埋费1150文。蒋豫与后人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连续七代，计140多年，成为中国救生行善之典范。乾隆六年（1741），蒋豫之子蒋宗海继承先志，接办京口救生会。乾隆十七年（1752），蒋宗海高中进士，授内阁中书舍人职，他不慕荣利，任职不久便辞官还乡兴办京口救生会等诸多慈善事业，每遇经费不敷，便在丹徒、扬州一带募捐，独立维持京口救生会达54年之久，与镇江王文治等被誉为“京口四君子”。

京口救生会为民间抗灾慈善机构，初创之时不领官费，自行捐办，会中各项开支例不报销。康熙、乾隆、道光年间，救生会每遇经费不足，官民皆相捐助。康熙五十三年（1714），镇江人李英捐赠登云寺田产60亩。康熙五十八年（1719），镇江府王秉韬捐银300两给救生会存典生息。康熙五十九年（1720），常镇道查淳将育婴堂田地238亩拨给救生会，并规定如支销不敷，俱由负责救生会值月董事捐助。道光四年（1824），扬州盐院协助救生会经费每年白银1000两，淮商公贴修船费白银600两。

京口救生会的种种善举，对官府影响颇大。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南巡，召见镇江知府冯庭棠，面谕：“镇江江口救生船只最关紧要，今为数不多，速应添设。”冯庭棠知府“乃选京口渔舟六十余只，日用其六，更番应调。”“每船日给工食一钱。”“活一人予一金，死者三分之一。”丹徒县令冯咏则把水上救生作为头等大事，经常在大风天气，亲自乘坐救助红船巡江，并亲自写下了《京口救生会叙》。

清代文学家陈荣杰为京口救生会的抗灾善举所感动，作《扬子江救生船歌》一首，赠润州（镇江）城西江馆救生诸友。歌词中的每一句都以唐诗中的诗句串录而成，伴随着救生会历代善士的名字，在长江流域和镇江大地上传唱了几百年。

歌词曰：“八月秋高风怒号，长江滚滚飞银涛。回头瞪目时一看，我心悬旆正摇摇。天迷迷，地密密，掀天蹴地股为栗。山叠叠海漫漫，驱山倒海置眼前。江豚初起浪如屋，千峰将颓树欲秃。震地江声似鼓鼙，掩耳不敢凝双目。湿云黯黯天四周，网象悲泣天吴愁。塔势如涌出，沙岸成浮妪。大江横万里，巨浪吼千牛。中有一船欲渡不得渡，浮沈灭没当中流。偃复起，风未已。忽见船头忽船尾，颠覆直在俄顷耳。眉睫之间判生死，九阍无路叫不闻，不道残生竟如此。忽然宝筏从天来，破浪乘风一何驶！操舟捩柁下急湍，健如生猱速如鬼。向前且道不须哀，我能救尔眼前水火之奇灾。直从蛟室鼍宫里，濡首援君出浪堆。水犀之军何足道，存亡生死属吾侪。全君躯命解君厄，与尔同歌《归去来》。结束行装渡江去，那怕风浪如山摧。巳出颠危登衽席，惊魂未定还疑猜。劝君更进一 杯酒，世间何处无波。吁嗟乎！公无渡河，河水激啮而潆洄。鲸鱼张鬣海水沸，惟见长江去不回。不有小船能荡桨，此身何计免喧虺。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更生须拜仁人赐，功德真不可思议。谁能赤手挽银河？宰相经纶菩萨慧。吾闻圣人造舟以为梁，己饥己溺何皇皇。安得如公数十辈，坐令万物无凋丧。莫笑生涯寄一叶，从此长年歌利涉。顷间天子侧席而求贤，看尔明时作舟楫。”

清代镇江籍状元李承霖，晚年回乡经办京口救生会事务，在其《劫余仅存》文集中专门有一篇《上沈制军论京口救生会书》，对清代镇江救生慈善事业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乾隆年间，京江画派的杰出代表张崟，曾应京口救生会之请，欣然挥毫，画了一幅《救生会馆图》，并在图上题款曰：救生红船，真苦海之慈航，功难尽述也。

清朝末年，长江镇江段又出现了一个影响颇大的水上抗灾义救慈善组织，那就是延续近80年、兼顾义务渡运和水上救生的瓜（瓜州）镇（镇江）义渡总局。同治十年（1871），在镇江经商的浙江余姚籍魏昌寿等人，募捐创设义渡，先建造大号渡船10艘，以4艘船泊镇江南岸，以4艘船泊七濠口北岸，又以两艘船泊瓜洲，以5艘船往来于扬州的瓜洲大口与镇江的西津渡之间，以5艘船往来七濠口与镇江之间，每船配备熟悉渡航的水手舵工。戒舟子不得取渡者钱，“其渡船水手舟夫及局用工食均由局支给”，每日黎明开渡，上灯止渡。循环对渡，装载行人，不取分文。渡船漆成红色，免费渡客，取名为“义渡红船”。管理义渡船只的机构叫“瓜镇义渡总局”，地址设在镇江西津渡的义渡码头街，另于瓜洲大口、七濠口各设分局管理其事。义渡船兼使抗灾救生，其作用与救生红船相等。“对渡江面遇有危急之船，顺道救护”，“除救生局例赏外，仍由本局按救活人数每人另赏钱壹千文。”如有捞获衣物等件，眼同司事点交原主，无主则点数存局招领。

为颂扬其利济行旅、崇善尚义之义举，同治年间的两淮盐运使方濬颐曾写了《京口义渡记》；
清代镇江籍诗人、文史学家谢庭兰写了《京江义渡记》《待渡亭记》；
清代《京口三山志》作者，在焦山办理红船救生40年的陈任旸专门写了《瓜镇义渡局记》，对瓜镇义渡局的善举作了详细叙述。在闻名遐迩的镇江焦山碑林，至今还保存有反映古水上救生活动的四块石刻，其中就有三块记载了瓜镇义渡局的慈善义举，他们分别是《京口创设义渡碑记》《瓜镇义渡总局章程八条》《镇江府瓜镇义渡禁约告示牌》。清代镇江籍楹联大家赵曾望曾为京口救生会题写一联悬于厅堂：“路出寒云外，江流宿露中”。此联集唐人诗句，因京口救生会建于云台山北麓观音洞旁，居高临下，大江尽收眼底，既可观察来往行船安危，又可饱览烟涛如画的景色，因此切情切景，意境美妙。

此后，盛兴于清代的镇江三大水上抗灾救生组织——京口救生会、焦山救生总局、瓜镇义渡总局，历经清代各朝及民国，始终活跃在大江南北，扶危济困，利渡抗灾，拯救遇难渡民。1923年，镇江与扬州士绅再次联手，成立了轮渡局，并购置了一艘“普济号”轮船从事渡江业务，大大减少了水上事故隐患。新中国成立初期，镇江市人民政府对水上抗灾救生工作十分重视，先将京口救生会、焦山救生总局、瓜镇义渡总局合署办公，合并成立了京口救生会、焦山救生总局、瓜镇义渡总局联合总管理处。1950年6月29日，又召开慈善团体负责人会议，共同协商，于7月1日正式发文，将全市所有慈善团体合并成4个，其中3个水上救生组织合并成立了镇江私立义救所，隶属于镇江市社会福利委员会，开启了水上抗灾救生慈善事业新的一页。至此，诞生于宋代，绵延近千年的世界最早水上抗灾救生组织——镇江“救生会”，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走完了它的最后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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