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知识史?——,《什么是知识史》,与文学知识研究的反思

□姚孟泽

【导 读】 彼得·伯克的《什么是知识史》 凸显了知识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身份, 对于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研究而言有一定的新颖性和异质性。

后者起源于时代转折和文化碰撞, 具有高度的知识社会学色彩和低度的知识社会学理论需求这两大特点。

如今, 这种理论的缺失已经成为问题, 知识史研究有可能成为反思这一问题的入口。

2023 年, 彼得·伯克 (Peter Burke) 的小册子《什么是知识史》(WhatistheHistoryofKnowledge?2016)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译本(译者为章可)。

对于中国大陆的人文学界而言, 彼得·伯克可谓大名鼎鼎, 并且, 这个 “名” 与“知识” 一词密切相关——就在该著英文原版出版的2016 年, 他的另一部以 “知识” 为题的两卷本大著《知识社会史》 (ASocialHistoryof Knowledge, 2000, 2012) 的中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译者为陈志宏等)。

那么, 从《知识社会史》 到《什么是知识史》, 在题目的改动和篇幅的缩减中, 有何值得关注的变化或差异?

本文试图以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研究为依托, 对该著进行尝试性的讨论。

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领域中, 文学知识研究或以知识问题切入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学术佳作频出, 并表现出浓厚的知识社会学(Soziologie des Erkennens, Wissensoziologie) 色彩。

因此, 对于新出的“知识史” 著作, 文学研究界或许也不乏兴味。

不过, 这个 “知识史”, 是否就是在文学研究界盛行的“知识社会学/史”? 如果不是,《什么是知识史》 对于国内文学研究界而言有何新意或意义?

对于读过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 的读者来说, 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知识史》 时, 大概会很容易感到平淡, 甚至是乏味。

这部小册子中的部分内容(例如, 第一章“各种知识及其历史” 中的一些表述)与《知识社会史》 中的相应内容一模一样, 而那些新出现的内容(例如, 第二章“基本概念” 和第三章“过程分析”) 则更像是对《知识社会史》 主体内容的概括与提炼。

因此, 这部小册子很容易在被随手翻阅之后晾在角落。

然而, 在意兴阑珊的弃卷之余,读者或许也会感到一丝异样和疑惑:稍等一下——从 “知识社会史” 到“知识史”, “社会” 哪里去了? 要知道, 在《知识社会史》 的下卷导言中, 彼得·伯克还专门就“社会的”(social) 一词进行过讨论, 指出其研究对象是“社会学家所谓的‘知识持有群体’ ” 及其所属的社会角色, 以及“知识如何被制度化的问题”, 它更强调知识的“外部历史而非内部演变”, “更强调思想环境而非思想问题本身”, 如此,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早期社会学, 涉及考古学、 人类学、 地图绘制学甚至医药学等诸多学科”, 而“‘社会的’ 这个词如同一把伞一样覆盖了经济史、政治史, 以及狭义的社会史”; 此外, “对机构的强调似乎需要‘社会的’ 这一表达, 这样做的额外好处是能唤起知识社会学近一个世纪的传统”[1]。

概言之, “社会的” 作为《知识社会史》 的题眼之一, 同时兼具了含混与清晰这两种相反的特质——就其含混的一面而言, 它提供了一种非学科化或前学科化(彼得·伯克所谓的“早期社会学”) 的可能, 使得该研究可以容纳足够驳杂的内容; 就其清晰的一面而言,它突出了该研究的 “外部” 向度,以及“知识社会学” 的家族印迹。那么, 到了 《什么是知识史》 中,这些就都不重要了吗?

要解开这个问题, 或许可以首先从两部著作的区别着眼。

《什么是知识史》 英文原版由著名的政体出版社 (Polity Press) 出版, 为该社“什么是历史” (“WhatisHistory”)系列丛书之一。

这一系列丛书主要以学生为预期读者, 以史学名家为主要作者, 以较小的篇幅对历史学诸种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 (诸如“书籍史” “思想史” “医疗史” “文化史” ——最后一种的作者同样也是彼得·伯克) 进行导览。

这也就意味着, 不同于《知识社会史》 的个人专著和研究属性, 《什么是知识史》 一方面更具教科书的特点, 需要提供更为明确和普遍的“知识”,另一方面则需要在不同“历史” 的夹缝中确立自身的 “学科性”。

因此, “知识史” 不便突出其与“知识社会学” 的亲缘性, 也不便以“社会的” 去扩展其领地, 而更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背离” 和“独立”。

这种“背离” 和“独立”, 也体现在两种著作对知识史之历史的介绍上。

在《知识社会史》 的上卷中,彼得·伯克将知识史绑定到知识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中, 并强调: “我之所以会选择‘知识社会史’ 作为书名, 是为了向曼海姆表达敬意。”[2]这里所说的“曼海姆” (Karl Mannheim), 即在20 世纪初提出知识社会学的几位德国知识分子之一。

但到了《什么是知识史》 中, “知识史” 的兴起则被放置到更为多样的学术和观念的作用之下, 如学术史、科学史、 书籍史、 哲学的知识/认识论、 人类学、 知识经济学、 管理学、知识产权法、 知识地理学, 以及关于信息/知识社会的讨论等, 而知识社会学只被放置在诸种推动了知识史兴起的学说之一的位置上。[3]4-21

导致了上述变化的, 也正是让《什么是知识史》 成为可能的学术新变。

彼得·伯克坦言, 在他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写作《知识社会史》时, “觉得自己这种学术兴趣多少有些孤单”, 但就从这个时期起, “知识史已经从历史学领域内的边缘转移到了中心, 尤其是德国、 法国和英语世界”[3]2。

这种发展趋势, 使得“知识史” 不再是一种“早期社会学”, 而是成为当代已然高度专业化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 并在概念、方法、 理论和机构的层面上得到确立。

《什么是知识史》 的中文译者章可就指出, 21 世纪以来, 知识史成为一种“学术自觉”, 出现了种种以知识史为对象的研究中心和学术刊物, 并且这一领域本身也逐渐具备学科的主体性, 体现在瑞士学者萨拉辛 (Philipp Sarasin) 所谓的知识史研究的三大“柱石” (pillar) 上:“知识的诸种秩序” “知识流通”“知识的物质性和媒介性”[4]。

由此也可以说, 彼得·伯克《什么是知识史》 的大多数篇幅用来介绍知识史的基本概念和过程分析,并非仅仅是源于其面向学生读者的特征, 而且也与知识史研究的学科化与专业性密切相关。

例如, 在第二章“基本概念” 中, 彼得·伯克开篇说道: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整套新语言, 甚至可以说是‘行话’, 所以编制术语表一类的东西就变得很有必要。”[3]23之后, 这一部分就按照字母表的顺序, 介绍了诸如 “权威和垄断” (Authorities and monopolies)、 “好奇心” (Curiosity) 和“学科” (Disciplines) 等概念。

在此基础上, 第三章利用这些概念讨论了“包含信息的事物是如何被一步步发现、 分析、 ‘制作’ 或者 ‘加工’,最终转化成为知识的”[3]69。

明乎此, 我们便可以理解 “知识史” 与《什么是知识史》 的新颖性。

首先, 相对于 “知识社会史”而言, “知识史” 更像是一种从非学科或前学科状态向理论化和历史学科的“提纯” (在此过程中, “社会的” 被当成杂质过滤掉或降级处理了); 其次, 对于历史学而言, “知识史” 意味着一种领地的拓展或建制的扩张。

换句话说, 当知识史摆脱“社会的” 一词的驳杂性之时,它也在向着机制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大步迈进。

这也就导致了一种悖谬:在学科壁垒不断加固(与此相应的是, 跨学科的呼声越发嘹亮, 结果一如彼得·伯克所言的那样反证了跨学科的困难[3]30) 的今天, 对于并不从事专业历史研究的读者而言, 作为个人学术著作的 《知识社会史》是相对“可读的”, 面向学生的普及性读物《什么是知识史》 反而是相对“不可读的”; “知识社会史” 尚且因含混的身份标识而敞开沟通的大门, 而“知识史” 则建好了围墙,上面写着“外人勿入” 的警示牌, 尽管为“知识” 一词本身意味着超越学科界限的实践史和理论史——也就是说, “知识” 必然是“社会的”。

当《什么是知识史》 被译入中文并可能被文学研究者阅读时, 其新颖性和异质性都会变得更加明显。这是因为, 中国大陆文学研究领域的知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前理论化和非史学化的状态。

本文开篇已经提到, 在国内的文学研究界,知识研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并显露出浓厚的知识社会学/史色彩。

然而, 文学研究者一方面往往不会从史学化的“知识史” 角度展开研究,另一方面也往往未进行理论化的建构, 甚至与理论之间表现出较深的隔阂。

例如, 贺桂梅在其 《 “新启蒙” 知识档案: 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 (2010) 中利用和对待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就具有某种“症候性” 特征。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作者明确亮出了知识社会学的标志, 也讨论了卡尔·曼海姆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时的理论层次, 但她主要利用的理论资源实际上是卡尔·曼海姆所讲的一个故事:

一个农民的儿子, 如果一直在他村庄的狭小的范围内长大成人,并在故土度过其整个一生, 那么,那个村庄的思维方式和言谈方式在他看来便是天经地义的。

但对一个迁居到城市而且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的乡村少年来说, 乡村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于他来说便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他已经与那种方式有了距离,而且此时也许能有意识地区分乡村的和都市的思想和观念方式。[5]

从这个故事中, 贺桂梅抽取了知识社会学的“思考路径”, 用以理解作为“乡村环境” 20 世纪80 年代和作为“都市环境” 的90 年代, 进而论证曾被视为 “天经地义” 和“自然而然” 的80 年代 “普遍意识”, 如何在90 年代显现为“特定时段处于特定地缘政治位置的中国文化空间中的历史意识”[5]5-6。

很显然, 所谓的知识社会学, 对于作者的意义只在于“视角” 的揭示, 而非某种贯穿其研究的理论或方法。作者对此也心知肚明, 她强调, 其研究“并不打算亦步亦趋地套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在很大程度上, 称其为‘文化研究’ 或许比称之为‘知识社会学’ 更为合适和准确”, 而之所以要冠以“知识社会学” 的名号, 主要是要突出“以‘社会学’ 的视角对知识本身所展开的历史分析”; 并且, “本书对知识社会学的借用, 正如对福柯(Michele Foucalut) 的知识考古学、 谱系学,阿尔都塞 (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挪用一样,看重的都只是一种研究思路与批判立场的选取”[5]6-8。

作者甚至还想到了可能会有的关于误用理论的指责,预先解释道: “与其说这是全球‘理论旅行’ 过程中发生的‘误读’ 性接受, 毋宁说这是本书作者有意摸索的一种可能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路径。

在这样的意义上, 无论是曼海姆, 还是福柯、 阿尔都塞, 都不过是一种被挪用的资源, 而非理论范本或指导原则。”[5]8在这个例子中, 与其说卡尔·曼海姆及知识社会学是“被挪用的资源”, 不如说仅仅是一种灵感的来源。

贺桂梅的这种既标明知识社会学又与之若即若离的状态, 指向了文学研究领域知识研究的两个矛盾的特点: 一方面是高度的知识社会学/史色彩, 另一方面则是低度的知识社会学/史理论诉求。

这一组矛盾, 或许与中国本土知识分子的切身体验和时代感觉密切相关。

实际上, 卡尔·曼海姆那个故事的模型,并非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学者的论述之中——类似的故事, 也存在于深受卡尔·曼海姆、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和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等欧洲社会学家影响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1947) 之中: “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 因之而不明白怎样应付汽车, 那是知识问题, 不是智力问题, 正等于城里人到了乡下, 连狗都不会赶一般。”[6]这类故事或关于 “乡村知识—都市知识”的叙事, 之所以会被着重引用或反复讲述, 并不是由于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洞见, 而是由于它言中了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不断的文化碰撞和社会转型中的所思所感。

无论是晚清发生的中国与世界的碰撞,还是由此开启的“漫长的革命” 和历史的摇摆, 都导致普遍与特殊的颠倒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给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带来了“乡下人进城” 和“城市人下乡” 的切身体验, 催促他们理解知识与文化的历史性与社会性。

因此, 早在费孝通之前, 这种体验和思考就出现在梁启超关于小说、 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的论述中, 也出现在胡适关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的呼吁中, 更出现在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的讲解之中。

可以说, 中国的知识研究, 有着极强的自发性和原生性, 并且常常是朝向研究者自身的,带有强烈的反身性特征。

这种自发性、 原生性和反身性,也体现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知识研究中。

在20 世纪90 年代, 学术史和思想史异军突起, 同时有一系列文化与思想论争, 例如, “人文精神”论争、 “新左派” 论争和现代性/后现代性论争等, 实际上无一不关涉知识社会学的议题。

甚至可以说,就连作为20 世纪90 年代标签之一的“思想淡出, 学术凸显” 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一时期, 被凸显的“学术”, 并非象牙塔和故纸堆中的学术(即便它在表面上看起来如此的时候), 而是带有强烈的社会意识、 政治思考和个人情感的学术。这一点, 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学人》的创办和由此兴起的学术史研究之中。

1991 年, 汪晖、 陈平原和王守常主编的《学人》 第一辑出版, 至2000 年最后的第十五辑出版, 构筑了20 世纪90 年代学术与知识状况的一面镜子。

据汪晖所言, 在创刊之初, 刊物即确立了以“学术史” 为宗旨和目标, 这是因为, 学术史为理解中国社会现实、 学术与政治、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定位等问题提供了空间——也就是说, 这里的 “学术史” 本身就并非 “纯学术” 的,而是带有隐含的政治性、 介入性和反思性的。[7]

同样, 在陈平原发轫于《学人》时期、 后来自成一脉影响深远的学术史研究中, 也可以看到这种非“纯学术” 的学术史。

如今说到学术史研究, 就不得不提及陈平原的如下表述: “学术史研究要‘有精神’,而且‘能落实’; 而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上挂政治史, 下连教育史。”[8]对于这种“上挂下连” 的不“纯粹”的学术史, 陈平原特别强调其“压在纸背上的‘现实关怀’”[9]和深藏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 “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 似乎痛快淋漓; 身处其中者, 则不无鲁迅‘抉心自食’的意味。”[10]如此一来, 学术史自然就不只是 “学科” 之内传统的“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而是一种知识社会学/史, 正如陈平原关于当代知识研究之源流所说的那样: “如今的学界, 无论讨论什么问题, 都喜欢‘从头说起’, 借辨析知识构成的历史, 追问‘合理性’。

这里有传统中国‘考镜源流’ 的学术史思路,但更重要的启迪, 还是来自法国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1]

不过, 正如贺桂梅与卡尔·曼海姆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 尽管当代学术史研究受惠于福柯等学者的理论, 但具体到研究者本身, 则未必需要这样的理论作为缰绳, 甚至都未必需要真的读过或理解这些理论。说到底, 当代中国文学领域的知识社会学/史研究, 更多的是来自学者个体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命体验和时代感觉, 来自历史转折处的反思与自省, 以及全球视野与地方自觉的碰撞与汇通——这种自发性和原生性, 赋予这些知识研究强烈的反思意图和批判冲动, 同时导致了其对理论的生疏与隔膜。

然而, 在近30 年的发展之后,这种理论的缺失已经到了应该重新反思的时候。

在此, 知识史或许就可以被当作一种反思的入口。

之所以这样说, 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 随着时代和教学研究制度的发展, 尤其是学科化和体制化的日益加固, 20 世纪90 年代式的学术史研究和带有知识社会学色彩的知识研究, 已逐渐收缩进学科体制之内, 成为对学科内部历史和问题的研究, 使得本学科的知识史研究或知识研究的“学术自觉” 成为必要。

由此, 我们有必要重视知识史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 或许更重要的是, 那些表面上不受理论限制的知识研究本身就存在理论层面的问题——在研究中没有理论, 不代表没有理论预设; 而且, 理论的缺失往往也意味着研究者对其理论预设的无意识和无反思状态。

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讨论文学生产、 文学制度、 文学概念和文学史编纂学, 从而对“被建构的知识” 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建构主义研究, 如今已经成为另一种普遍性知识。

这种研究路径一方面从马克思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中获得灵感, 另一方面也更为直接地受惠于卡尔·曼海姆、 福柯和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

尽管这种灵感来源和影响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和深入,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更为根本的理论预设的层面上, 研究者实际上一方面受限于这些理论, 另一方面又未能深入清理这些理论的内部逻辑、 外部语境和知识基础, 也未能直面其研究与这些理论的联系与矛盾。

例如, 不少研究都注重对文学知识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进行批判,却颇为有趣地回避了对社会存在的深入分析, 结果导致其批判只能停留在知识现象学的层面, 无法更为深入地探讨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双向关系, 尤其是细致分析文学知识对社会的能动作用。

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分析文学知识如何被生产的研究, 但一旦涉及文学知识如何能动地介入社会运作和社会运动,这些研究就只能点到为止。

因此,我们需要在理论层面推进对知识研究的反思, 而在这种反思之中, 与作为知识研究最新理论形态和实践范式的知识史正面遭遇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此外, 在更为现实的层面上,我们也有必要关注知识史研究。

在讨论西方知识史研究之兴起时, 赫尔格·乔海姆(Helge Jordheim) 和大卫·加里·肖(David Gary Shaw) 提到, “知识近来成为众多理论兴趣和历史兴趣之焦点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传统的左翼学术知识批判已经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后真相产生重合”。

其中, 所谓“传统的左翼学术知识批判” 指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对知识如何产生、 它与权力和政治之牵连的批判”, 而“右翼民粹主义的后真相” 指“通常对知识和真相采取批判性观点, 但这样做只是为了建立可替换的事实(alternative facts)” 的做法; 在这种建构主义批判和后真相时代的短兵相接中, “知识的概念本身已被投入了政治能量, 有必要对这种能量加以约束, 以便用一种分析的和历史的可控于受限的方式来运作这个概念”[12]。两位学者的观察和思考值得我们重视——在网络与现实、 虚拟与真实、叙事与真相的界限越来越成为问题的今天, 尤其是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挟持和助力下, 知识在易得的同时变得“易制” 和“易变”。

这一时代状况, 给知识的有效性打上了问号, 也给知识研究者带来了复杂的考验。

因此, 无论身处何种学科之中, 我们或许都有必要关注新兴的知识史, 并从中寻找理解知识以及反思和推进既有知识研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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