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抉择

张乃格

在一般人的认知里，“华夏文明”“炎黄子孙”“中华文化”无异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同义语。在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当下，提出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问题，似乎多此一举，其实未必尽然。

文化共同体必须具备各种地缘文化、各个民族种群、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共同认可、共同践行的共性原则。这里至少涉及三个问题。一是认同“谁”，即主体民族的认同。二是认可“什么”，即核心文化的认同。三是“大家”何时取得共识，即文化共同体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各个相关民族共同认可的主体民族，应该是文化共同体形成首先具备的必要条件。但汉民族形成的时间，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吕思勉在《中国民族演进史》提出汉民族形成于秦代。范文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申述汉民族形成于秦代的观点，产生广泛影响。杨则俊《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一些意见》主张汉民族形成于明代后期。张正明《试论汉民族的形成》认为从清代起才形成汉民族。苏联叶菲莫夫《论中国民族的形成》甚至以为，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汉民族才开始形成。

由此看来，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问题好像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近年也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尚有讨论的必要。

一、秦及其以前不具备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条件

文化认同包括公众共同认可的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观念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包括道德观、审美观、价值观及宗教、信仰等。制度文化则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礼乐制度、婚姻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风俗习惯等。

秦始皇灭六国前，诸国林立，各国均有自己的国君、都城、军队、政治制度、官僚系统。各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显然，这一时期我国尚不具备统一制度文化的要素。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上大加兴革，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制定了《田律》《仓律》《徭律》等近30种法律条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当时最为严密的法律制度。废井田，开阡陌，于公元前216年颁发“黔首自实田”令，用法律的形式承认并确定了土地私有制。与此同时，还在全国统一货币，推行“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轨”“行同伦”等许多大胆的统一措施，企图建立、强化并维护中央集权制度，以建立子孙相传、永世不替的万代基业。

但遗憾的是，与其说秦代为高度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毋宁说秦代只是为高度统一的中华文化的构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奠基仪式。这主要是因为，文化具有传承的特征，只有经过长期的积淀才能逐步形成。而秦王朝国祚短暂，许多方略刚刚施行，尚未由政治手段转化为社会规范、社会机制，就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而土崩瓦解了。

以观念文化而言，夏、商、周三代，我国基本上是一个松散的多元化“邦国大联盟”。在当时的体制下，王朝建立之初天子只是在分封诸侯时象征性行使“王权”，并不参与各诸侯国的政务管理。而从各个不同政权实体的角度来说，各诸侯国虽然尊天子为天下共主，但在政治上各个政权实体却又是独立的存在。在这种政治多中心、政权多元化的格局下，当然也就谈不上究竟是哪种思想为统治思想的问题，统一的思想文化自然也就不存在。

春秋末战国初，通过多年的兼并，许多小的诸侯国已经消亡，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几个主要国家。七国统治者为了逐鹿中原，除了在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升自己的实力外，还采取各种措施，招徕天下知识分子，用以构建“智囊团”的班底，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使得本来就观念多元的政治思想文化更加杂乱无章。“百家争鸣”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来说，其本质特征又恰恰和文化共同体“一统天下”的根本属性格格不入。所以直到战国期间，我国仍未形成统一的政治思想文化。

秦始皇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迫切需要与政治上一统天下相一致的局面，“焚书坑儒”便是其最为有力的行政措施。但是思想文化与行政措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希望以严厉而简单化的行政手段在一夜之间改变社会意识形态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是粗暴的，也是幼稚的。所以“天下一统”仅仅15年之后，当年“焚书”的灰烬还没有完全消散，秦王朝的统治就灰飞烟灭了，而它所強力推行的法家思想也随之失去了其特殊地位。

二、经济命脉“国有化”与政治体制一元化

西汉初年，为了起弊救衰，刺激经济，刘邦推行货币“宽松”政策，废除秦朝颁行的半两钱，令民铸荚钱。秦半两钱原重12铢，汉初所铸的钱虽然面值仍为半两，但实重只有3铢。因为这种货币民间可以自由冶铸，一些奸商借机渔利，每枚半两钱有的实重不足1铢，同时以铅铁冒充铜材。鉴于私人铸钱的弊端，汉高祖末年下令禁止民铸荚钱，可惜屡禁不止。到汉文帝时，盗铸者比比皆是，犯者无数，惩戒已经不起作用。货币“使民放铸”的“民”并不是一般的百姓，有能力“放铸”私钱的往往是割据一方的贵族或财大气粗的巨富。吴王刘濞都广陵（今扬州），就利用朝廷的特殊政策，在境内大规模开采铜矿，炼铜铸钱。同时采取煮海为盐等多种措施，积极发展经济。吴国因此“富可敌国”。其结果，就是大大加强了割据诸侯或富商大贾的实力，增添了其同中央政府抗衡的砝码，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威胁。《盐铁论·禁耕》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

为维护市场与政权的稳定，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武帝早期，也曾三令五申，加强对民间铸钱的管理，但效果始终不理想。经过多次反复，朝廷最后不得不“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汉书·食货志》），这才基本杜绝了私家铸钱现象。至此，货币最终完成了从“弛禁”到“官营”的转变。

汉代经济从最初的宽松政策，到后来的“官营”，除了货币外，在国民经济其他领域，还包括冶铁和煮盐等。盐铁的开放和货币“放铸”一样，都影响到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并最终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直接威胁到大汉王朝的安危。正因为如此，武帝任用南阳大铁商孔仅、齐地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着手盐铁业经营体制的改革。《史记·平准书》记载，孔仅、东郭咸阳上疏说：“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从此实现盐铁专卖制度，彻底结束了奸商垄断盐铁业的局面。经过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几代帝、后持续不断的“蓄力”，西汉王朝由放民铸钱、盐铁弛禁，到盐铁钱官营，实现了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国有化”。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体制，其封国共有王国、侯国两级。最初，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里拥有相对完整的人事权、行政权，还有听从于诸侯王的军队。各王国、侯国拥有广大的山川、人口和资源，汉王朝的整体实力被极大地削弱了。

汉高祖刘邦一生分封异姓王8个，共有7人，但这只是出于军事与政治需要的权宜之计。当统治地位一旦稳定之后，便以种种借口，逐步翦除异姓王。与此同时，刘邦与群臣订白马之盟，规定只有皇室血统的人才可以封王。其根本的目的，《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称之为“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不加限制的权力和强势经济、强势军力，极易膨胀诸侯王的野心，最终酿吴楚七国之乱。景帝以平定七国之乱为契机，不但削减诸侯国领土，而且把诸侯国官吏任免等人事权收归朝廷，取消其独立地位。《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以后又专门针对诸侯王，制订了附益之法、左官之律、阿党之法、私出界罪、酎金律等一系列法律，进一步限制、贬损诸侯国。

汉代最高统治者还通过“推恩众建”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推恩令名义上是广施德惠，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实际上是“切分蛋糕”“化整为零”“蚕食地盘”，通过剖分各王国的封地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使其失去和中央王朝相抗衡的资本。但土地分割有尽，而子孙繁衍无穷，“推恩众建”的结果，自然是王子尚可为王，王孙只可为侯了，王孙以下则渐渐没落，终致沦为庶人。司马迁在《史记·五宗世家》中说道，到汉末“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成帝绥和元年（前8），诏令裁各王侯封国内史，令相治民，王国之相如郡太守，侯国之相如县令。自此王国、侯国名存实亡，已和郡县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故史书常以郡国并称。自西汉后，中国的政治体制由郡、国并行的二元格局，实现了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实质上的一元化，将政权牢牢地掌控在最高统治者的手中，也奠定了中央集权在之后千年中逐渐加强的趋势。

三、思想文化一统化

汉高祖出身农家，后来虽然推翻秦王朝，但从骨子里不喜欢儒生。早在他起事不久，满腹经纶的郦食其前往投奔，有人告诫郦食其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在汉初统治集团中，不少人也都像刘邦一样，武勇有余，文教不足。司马迁曾在《史记·张丞相列传》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西汉王朝建立后，陆贾反复规劝汉高祖要重视《诗经》《尚书》等传统典籍，汉高祖非常厌烦，遂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天下），安事《詩》《书》？”陆贾当即回应：“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汉高祖这才意识到，政治思想文化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因素，“文治”万万忽视不得。

汉初由于大乱新定，统治者不得不采取黄老之术，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策略。汉初黄老之术的核心思想是无为而治，这在客观上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从而推动了各种学术流派的自由发展。陆贾著《新语》，宣扬黄老之术，而辕固生却力主行儒学，反“黄老”。贾谊试图通过“兴礼乐”来改制，而晁错则要求以“术”削藩。在儒学领域，当时研究《春秋》的著名学者就有齐胡毋生、赵董仲舒，研究《诗经》的著名学者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燕韩太傅等。战国时期一度大张旗鼓、秦始皇时一度偃旗息鼓的“百家争鸣”局面，此时大有重整旗鼓的苗头。这些都对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了干扰。

实际上，早在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汉武帝及赵绾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百家争鸣”对于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潜在威胁，并对儒家思想在国家长治久安中的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根据《史记·武帝本纪》的记载，汉武帝早年就“向儒术”。建元元年（前140），汉武帝刚一继位，丞相卫绾就上奏道：“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武帝立即表示同意。所以当元光元年（前134）他召试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时，一眼就在众多对策之士中发现了董仲舒，对其学术主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主要见于其《举贤良对策》，核心内容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旨）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
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王永祥《董仲舒评传》曾经对《举贤良对策》进行过精辟的概括，认为董氏理论归结于一句话，就是精神上要统一天下，政治上要统一于天子。“天”是什么？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

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完美契合封建大一统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是和西汉王朝政治上的大一统相对应的，因此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采纳。为了提高经学的地位，扩大儒学的影响，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汉武帝将原本属于诸子一员的儒家思想当作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为大汉王朝政治上、经济上乃至国家体制上的一统化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撑。同时使得“百家殊方”的局面得以消除，“民知所从”，亦即有利于统一百姓的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对稳定和巩固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与长期稳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多民族国家的稳固也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董仲舒所主张的儒学很快便经学化、神学化，并进而社会化，成为一种主流文化。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六经”经学，也成为此后一两千年间的官方哲学。从此，儒学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儒家的“大一统”文化观深入人心，仁、义、礼、智、信以及孝道等儒家观点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道德伦理观念与判断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

四、汉民族主体地位的形成

民族演进史表明，华夏族是在长期的社会演进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原始社会中晚期，今中原地区崛起以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为核心的两大氏族集团。相传炎帝姓姜，生于厉山（位于今湖北随县），原为甘肃、青海一带羌人的一支，“牛头人身”。该氏族可能以游牧业为主，奉行以牛为图腾的原始文化。最初活动于姜水流域，故址在今宝鸡市清姜河，后来进入黄河中游，主要活动于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交界一带。进入中原地区后，炎帝族从早期的游牧业转入农业生产，因而炎帝被后人尊为神农。

黄帝据说和炎帝为兄弟，姓公孙，生于寿丘，后活动于姬水（今陕西武功漆水河）流域，故改姓姬。又因曾居轩辕之丘（在今陕西省武功县），所以也叫轩辕氏。本为有熊氏国君，因而又称有熊氏。据有熊氏之号推测，黄帝族可能以熊为图腾。后沿黄河向东发展，也进入中原地区，先后征服黄河流域的众多部落，并将这些部落融入黄帝族。进入中原后，黄帝族发展为熊、罴、貔、貅、貙、虎六个氏族。后来又进一步进军江淮地区，征服了原来居于江淮之间的太昊族。太昊族以龙为图腾，图腾龙的基形其实是蛇，为安抚被征服的太昊族，黄帝族遂在本族原先的图腾中融入蛇的文化元素。黄帝族的强大，威胁到了炎帝族的利益，于是两个部落集团爆发了著名的阪泉之战。炎帝族战败，族人并入黄帝族，华夏族逐渐形成。

此后华夏族采用同样的方式，在持续的扩张中，不断地征服其他氏族、部落，同时将这些氏族、部落的文化元素融入华夏文化元素中，以安抚这些氏族和部落。闻一多在《伏羲考》《龙凤》《端午考》中就指出，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黄帝时代的传说。相传黄帝在统一中原之前，以熊为标志性图案。战败蚩尤统一中原后，它的标志兼取并融合了被吞并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标志性图案。如马的标志图案、鹿的标志图案、蛇的标志图案、鱼的标志图案等，最后拼合成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龙”，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我们今天看到的龙的图案，既有蛇的身腹、熊虎的利爪，又有鹿的角、鳄的鳞、鱼的尾、马的鬃，等等，是一种泛化蛇崇拜、熊崇拜、鹿崇拜、鱼崇拜、马崇拜等众多民族图腾的综合体，成为全民族的族徽和保护神。这一奇特的中华民族始祖的标志性图案，是中华民族发展、各民族相互融合的见证。

汉王朝崛起的丰沛一带，原属于东夷族。东夷的分布范围极广。有学者主张，早期东夷兼跨环渤海、环东海等广大地区。北从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起，沿环渤海湾向南，经今山东，至少到达江苏淮河下游一线的广大区域，都属于东夷的范畴。但在传统上，东夷特指生活在今山东、江苏沿海一带的人，商周时期中心在海岱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其东部边缘直到大海，西部边缘约在今河南荥阳以东陈留（今属开封）、谯郡（今河南商丘南）、新蔡一线。

东夷人以鸟为图腾，徐州得名于徐夷，徐夷为东夷的一支。根据《尚书·舜典》《孟子·万章上》等典籍的记载，伯益为皋陶之子，其子若木夏初时获封于徐。伯益原名益，又叫伯翳、柏翳，其最大的历史成就是开创我国的畜牧业。

西汉以前，华夏族早已在全国各民族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但直到此时，东夷族和华夏族似乎还没有彻底完成民族间的融合。西汉以后，随着政治一统化、经济一统化特别是主流思想文化的一统化，主体民族也已经形成。这个主体民族，就是以华夏族为主干，以东夷族为补充，以其他少数民族為基础的汉族。刘安《淮南子·俶真训》：“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是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
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刘安在这里所宣扬的天下一家、各民族同为兄弟现象，应当就是作者对当时民族共同体现状的客观描述。

以华夏族为主干、东夷族为补充的民族结构格局，表现在文化符号上就是龙凤文化。亦即，龙凤崇拜文化的形成与流行，其客观社会学的基础是以华夏族为主的中西部文化，在吸纳各种族、各地域文化的同时，将以徐人为主的东夷文化作为一项最为重要的补充。因为凤在中华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西汉时期就有元凤、五凤等年号。王莽篡汉后，也曾使用过天凤的年号。足见当时社会的崇凤情结。

徐州市睢宁县双沟曾经出土一方汉画像石，正面分为上、中、下三格，分别有凤凰的图案。侧面则刻有人首蛇身形图案。在传统文化中，伏羲为人首蛇身，为龙的化身。铜山县周庄汉墓的一方画像石，为墓门门框右侧的立柱，正面分为三格，上刻一凤，中刻一虎，下刻有一卫士执旌。侧面分为二格，上刻女娲，人首蛇身；
下刻一持篲人。这两幅汉画像石似乎都表现了龙凤“合璧”的文化倾向。

但如前所述，在龙凤文化观念中，龙毕竟占据主导地位，凤屈居次要地位。所以在龙与凤的文化碰撞中，龙的阳性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由不完全指向阳性到完全指向阳性；
凤逐渐由指向阳性转为侧重指向阴性。这正是两千余年来龙象征威权、凤象征吉祥，龙是皇帝标志、凤是皇后符号的根本原因。

汉高祖刘邦明明是东夷的后裔，鸟族子孙，但却非要把自己说是龙之子。《史记·高祖本纪》：“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集解》引文颖曰：“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正义》引河图云：“帝刘季日角戴胜，斗胸，龟背，龙股，长七尺八寸。”这正体现了刘邦对自己卑微身份的不自信和政治家的精明。因为实行龙崇拜的华夏族在全国居于优势地位，借助其民族信仰崇拜便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人们最大限度的认可，从而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号召力，所以才示意心腹巧妙地编造出这样的神话。

或许，西汉统治者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初，并没有刻意设定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目标，更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他们的初衷，只是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维护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他们所推行的各种措施，无一不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抉择。

到汉武帝前后，西汉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制度文化基本定型，汉族在多民族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也已经确定。从此以后，人们称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为汉族，汉族人为汉人，汉族语言文字为汉语，记录汉语的符号为汉字，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称汉学，甚至连汉族的民族败类也被称作汉奸。这些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中华主体民族的形成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都是在汉代完成的，而非其他朝代，更不会是在明代后期、清代或鸦片战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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