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调查研究的几个特色

作者|周 春

任弼时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始终强调“我们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他认为“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能“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他在处理每件事情时，总要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才发表意见。调查研究成为任弼时一生的一个重要习惯，在他30年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特色。

任弼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调查研究，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得到经验，去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

1925年，全国已经建立了几十个地方团组织，任弼时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团组织都存在一些问题，如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团干部缺乏、各阶级成分比例不均、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职责、向外活动少、上下级关系不密切、团员数量少等，严重阻碍了团组织的发展。任弼时十分重视这些问题，用了九个月的时间开展调查研究，发放青工调查表等各类调查提纲、表格近10种。除了了解到各地团组织的基本情况外，还掌握了地方团员发展、团组织建设情况。依据这些资料，任弼时有针对性地健全与调整了青年团的组织和机构，进一步规范了青年团的建设工作，加强了团的领导机关的工作效能。

1931年，任弼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在检查各级组织工作开展情况时，他发现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存在问题，如缺乏集体领导，书记说了算，不能认真地实行党内民主，群众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等等。对于这些问题，有些同志不以为然。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严肃地提出，这是关系到党的组织和领导是否健全的问题，必须解决。为此，他提出了四条措施加强地方党委的领导。

1940年，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发现中央直属机关、军事机关、边区的党政机关三大系统各行其是，存在人员复杂、机构重叠、办事交错、责任不清、制度缺失、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任弼时进行调查研究并拿出解决方案，在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即中共中央办公厅，他兼任办公厅主任，并建立了行政、干部供给、财务会计、文件管理和档案保管等制度。在改善生活方面，他一视同仁，提出不仅中央领导的生活要改善，广大干部群众的生活也要改善，后建立小灶、中灶、大灶制度。为了保证供应，他还对物资来源作了反复研究。为了加强调查研究，他还在中央办公厅成立了政策研究室。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各部门之间明确了行政关系，工作开始条理化、正规化。

任弼时指出，向群众学习的重要途径就是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1943年，他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深刻阐述了为什么要向群众学习以及如何向群众学习。在文中，针对“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空论”，他强调要“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对于有些同志“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的情况，他强调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

任弼时每到一地，哪怕是在紧张的战斗和行军中，只要有几分钟时间，他都要找当地群众拉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在会议上，他常常要求谈工作问题的同志说得具体些。在陕北，他利用打猎的机会，跑到农民的山庄里，问农民收的粮食够吃不够吃，帮助他们研究如何提高生产、增加收入。在北京，他利用警卫人员到街上买东西的机会，调查商人的生意好不好，研究如何才能把市面繁荣起来。

1934年10月，任弼时率部在贵州石阡与白崇禧部队激战，被包围在山谷中，身处绝境，极其凶险。如何突围？指挥部找来了一个向导，调查研究突围路线。向导是个乐观爽朗的农民，热情地介绍了这一带的情况，临末，向导将袖子一卷道：“你们急什么？不要急。山山有路，路路通南京嘛！”任弼时立即要一个政工人员把农民说的这句民谚记了下来并要求向全军传达。“山山有路！”部队被这句话极大地鼓舞了，好像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样，他们发出震撼山岳的呼号：“红军不可阻挡！”“我们一定胜利！”在强大精神力量的带动下，战士们发起了勇猛的冲锋，最终突出重围。

全面抗战胜利后，对于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党内产生了分歧。任弼时参加会议，听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谈各自的情况，大家普遍反映土地改革掀起了一场极大的群众运动，群众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引导的问题。任弼时在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总结了各地区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

任弼时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规律。他指出要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8月27日，中央调查研究局正式成立，毛泽东兼任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已经掌握丰富调查研究经验的任弼时再次领命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在经济建设工作上，任弼时分析了大量调查数据，指导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做出了《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全面系统地提出了边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为广大军民战胜困难、渡过难关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具体的目标。

1943年下半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物价波动、通货膨胀、财政金融紊乱的现象。为了弄清楚原因，任弼时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开展调查研究，在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找出了症结所在。他在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了边区政府有关负责人的发言和大量的经济数据。1944年，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任弼时作了长篇报告《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成为指导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文件。在报告中，任弼时展示了“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安塞高川村1940—1943年经济发展情况”“蓝凤城1941—1943年收支对照表”“蓝凤城各项开支表”“蓝凤城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物品的费用对照”“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七张图表。这些调查资料数据翔实，在比较中将边区的情况和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毛泽东批示，将这篇报告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5000份。

任弼时从调查研究入手，一步一步推进各项经济举措，扭转了边区的经济困境，使边区经济面貌为之一新，并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

坚持真理是任弼时伟大的精神品质，他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善于在复杂的斗争中把握正确方向。任弼时曾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谁有真理谁就有资格发言。”王震评价任弼时“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对于通过调查取得的宝贵成果，任弼时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

八七会议后，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抬头。1929年，任弼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有一次，浦东农民武装斗争失败以后，准备再进行一次武装斗争。任弼时知道后，立即找到在浦东一带做农村工作的刘晓，咨询他当地农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情绪高低程度及具体斗争情况。任弼时要求刘晓以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作典型说明，反复提出了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还要求刘晓请一名当地农民来谈话。刘晓找来参与斗争的一名农民同志，任弼时先给这位同志端茶递烟，拉家常，消除他的紧张情绪，之后才有针对性地了解当地的具体实际，包括当地、当时的事物、人情，敌我力量对比，农运干部与组织等情况，甚至对下一季收成的预期，等等。谈完之后，任弼时没有立即下结论。后来，他告诉刘晓，再来一次武装斗争的条件是不够成熟的，必须立即取消武装斗争的计划，接着非常具体地向他阐明为什么要这样决定的理由。事实证明，正是因为任弼时的慎重决策，才避免了又一次的“左”倾错误。

1933年11月，任弼时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当时湘赣地区肃反扩大化严重，出现了许多“左”倾错误。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遭到逮捕，相关口供材料已送到了任弼时手中。任弼时看了后提出质疑，认为“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中来找根据”。随后，任弼时委派顾作霖去调查。顾作霖进行调查后，发现张爱萍一事纯属诬陷，张爱萍因此得救。后来张爱萍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任弼时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重证据！”“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1947年，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土改运动推向了高潮。此时，有些地区也发生了“左”倾错误，毛泽东委托任弼时进行调查，研究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彼时，任弼时高血压复发，中央决定让他去杨家沟附近的钱家河休养一段时间。但任弼时并没有休息，而是每天都在驻地周围的村子做调查，一共调查了30多个村子。他访问农民群众，调查生产、生活情况及他们对土地改革工作的意见，感受土改运动在基层一线的脉搏。他还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按村、按户调查人口、土地以及评定成分的情况。在此期间，他还查阅了大量的党内文件。通过调查研究，他发现“左”倾错误十分严重。有一个名叫蔡家崖的村子，共552户，地主富农本来只有40多户，结果划了120多户，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任弼时坚决反对这种“左”倾错误，明确提出“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称这是“帮助敌人，孤立自己”，并要求“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并以蔡家崖村为例“解剖麻雀”，具体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这篇报告成为纠正“左”倾错误的力作，后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被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

△ 1947年，任弼时在转战陕北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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