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化与遗产化：文化振兴视野下少数民族节日的实践与传承研究

摘 要：节日是文化振兴的必要载体，正以活态的方式赓续传统、面向现代。以黔东南鼓藏节为例，两个不同村寨的鼓藏节实践存在“在地化”与“遗产化”两类模式，呈现出“内生型”与“外向型”发展特点，节日既可以通过地方生活实践进行区域整合，也可以通过外部力量介入开展现代转型。节日传承与文化振兴的发展需从拓展主体行动范围、把握资源开发限度、促进节日文化共享三个方面进行思考，以此实现文化振兴与社会繁荣。

关键词：文化振兴；
鼓藏节；
节日实践；
在地化；
遗产化

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表征，对乡村文化振兴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发展与民族交往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陆续出现了两种节日实践模式：一是由本民族的人组织参与，保留有内生性、自主性实践特点，对群体凝聚、文化传承和社会继替意义重大；
二是在政府部门的强势介入、各界力量的倾力投入与媒体报道的广泛传播下，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展演活动，对地域交融、文化推广与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两种模式表明，节日有着不同的价值分层，既可以赓续地方传统，也能够与经济发展、市场运作和现代性发展紧密关联。本文以黔东南苗族鼓藏节为例，阐释鼓藏节分别于两个村落开展实践的过程，提炼其内生型与外向型的实践特点，总结节日文化“在地化”与“遗产化”两个方面的发展逻辑，回应文化振兴过程中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扩张、社会权力与资本在少数民族基层社区的渗透，以及社会空间对文化内涵的拓展与重塑等问题。

一、从节日的实践价值与仪式秩序说起

21世纪以来，节日研究在关注仪式和含义解读的基础上，逐渐突破节日本身研究，形成了“公”与“私”“世俗”与“神圣”“真实”与“舞台”等不同角度的探讨成果。从表现形式出发，节日通过文化客体化构建了过去与当下的联系，形成节日实践的本体。2003年，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遗产化”概念受到大量关注。节日开始构建出新的历史记忆，将过去属于不同群体的文化因子与传承关系，转化成现代的、公共的、属于大众领域的文化现实，使其成为多群体共享的“地方性”“公共性”文化。这一过程中，官民共建的文化再生产运动逐渐替代了对历史性与本真性的追求，人们从日常生活与实践中选择某些内容将其作为“遗产”，与之共存的其他日常生活则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地方团体、专家学者和大众媒体也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有的学者将节日作为一种符号与资本，强调节日文化应注重开发利用，以此实现文化资源向旅游资源的转化。由此，节日俨然成为文化产业中的一个名牌商标，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景观与舞台的行列。

上述研究将节日的“遗产化”过程，看作一种后现代的文化展演活动，研究者多站在“传统—现代”“官方—地方”“民众—精英”的二元视角开展研究，忽视了文化“在地化”的现实影响，将过节方式的变化看作是“线性”结果。实际上，“在地化”和“遗产化”在不同的村寨各有呈现，二者是一种交织、相伴、并存、互动的多样性表征。针对当前中国文化语境而言，节日既是一种“在地化”的地方自我发展与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一种“遗产化”的现代国家主导建构的文化传统。若将节日实践范围进行拓展，把不同场域中的节日实践路径进行比对，可以发现不同路径中相似的行动逻辑，这些逻辑将给当前的文化振兴带来更为丰富的动力。总之，相关研究应将抽象化的类型研究与丰富的村落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重新思考节日作为文化传统，在面对不同的地方化、现代性和市场化等场域时，如何根据自身情况来调适与发展，以此来处理节日在社会转型中“安身立命”与“现代转换”等问题。

2022年，笔者深度参与了黔东南多个苗族村寨举办的鼓藏节仪式，每个村寨的实践情况各有不同。鼓藏节是每十三年一次（虚年）的苗族传统祭祀节日，2006年雷山苗族鼓藏节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藏节由来已久，早在明清历史文献中即有记载。如《黔南识略》中载：“黑苗蓄发者居多，衣尚黑，短不及膝。十年畜牝牛，祭天地祖先，谓之‘吃牯脏。勤于耕织，鲜知文字”。传承至今，鼓藏节成为当地最为盛大的节日聚会，是交友叙旧、凝聚情感、商贸沟通、谈情说爱的最佳时机，承载着当地人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生活特点、审美风俗，凝聚着群体认同和价值认同。鼓藏节的举办时间与仪式过程有着较为严密的仪式秩序。

第一，节日的空间秩序。鼓藏节作为区域性的节日传统，有着独特的秩序空间。它的举行通常以村寨为单位，以“鼓社”祭祀为区域范围，同一个“鼓社”下的村寨一起過鼓藏节。鼓社的苗音为Jangd Niol，汉语记作“江略”，“江”指的是一个单位或一片区域，“略”是鼓。过鼓藏节时，各个村寨内部和不同寨际间，有着严格的祭祀“鼓”的仪式过程。他们把祭祀“鼓”看作祭祀共同的祖先，祭祀同一个“鼓”的村寨被称为一个“鼓社”。鼓社的结盟、脱离和新的变动，都关系到鼓藏节的举行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塑与确认。如有的家族因为人口太多而分成几个鼓社；
一些外族人因某些时期做了对某个家族有利的事情，得到家族鼓社认可而将其接纳加盟鼓社。同一个鼓社的内部村寨以一定的地域为范围，经由鼓藏节的血缘拟制与互惠机制，形成稳定的“鼓社”空间秩序和节日空间秩序。

第二，节日的周期秩序。鼓藏节虽说十三年举办一次，但“一次”节日需要举办“三年”。第一年为起鼓年，各“母子”村寨集资购买公猪、公鸡，准备好炸鱼和糯米酒等物品，由鼓藏头领头在芦笙场祭祀地鼓，由鬼师杀鸡祭祀。第二年为跳鼓年，仪式过程与第一年相同。第三年为送鼓年，最为隆重，参与范围最大。具体每一年的活动安排，由“鼓藏头”商议决定，并且，一般是由“母寨”的“鼓藏头”根据本区域的情况决定好后，再告知“子寨”的“鼓藏头”。相同“鼓社”秩序下的村寨过节时间必须一致。不同“鼓社”的过节时间则必须错开。具体时间，按照苗族十二生肖的历法而定，如本文调查村寨之一控拜村的起鼓日是在虎年虎月虎日，并且需要除去当月的首尾几天。如此规定，显然同一“鼓社”之下的各个村寨选择空间较大，各个鼓社的“母寨”“鼓藏头”可以相互商量，保证时间错开，达成节日延续。

第三，节日的活动秩序。鼓藏节仪式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圣性、仪式性活动，包括唤醒祖神、杀猪、用鱼、鸭血祭鼓，以及“鼓藏头”的“换届”仪式，这些仪式均由“鼓藏头”和寨老所主导；
一类是世俗性、娱乐性活动，包括“进客日”的招待客人、跳芦笙、讨花带等。在过节当年年初，有条件的人家早早开始计划自家情况，提前养上几头黑毛“鼓藏猪”，待过节时宰杀送礼，而没有条件养殖的人家则需要提前于养殖场订购，以免出现因黑毛猪供不应求而买不到猪的情况。进客日当天是喝酒祝贺、交换礼品的娱乐日，客人们要待到第二天下午方可离开。进客日后的第四天，是正式的鼓藏节起鼓日，到节日结束共需九天。第一天是鼓藏头和寨老们在祭祀地鼓的时间，这一场仪式有鬼师参与，主要目的在于与祖灵建立联系。祭鼓仪式结束后，男女老少在芦笙场翩翩起舞，姑娘们盛装打扮，佩戴银饰，小伙子则鞍前马后，驻足观赏。最后一天的跳芦笙活动最热闹，这一天的重要环节为“讨花带”，即青年小伙在芦笙场上向合意姑娘求爱，也是鼓藏节最后的高潮。如果男女双方在芦笙场上中意彼此，则可以在鼓藏头和村寨内外众人的见证下拥有谈情说爱的机会。此外，鼓藏节期间也将不间断地开展娱乐性的斗鸡、斗鸟活动，各个村寨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

根据涂尔干的研究，这些节日秩序作为非日常的“集体欢腾”，将成为赋予“社会节奏”的一种力量。费孝通则指出，涂尔干的社会性概念将社会与个体进行了二元划分，日常生活被淹没，成为摆动在圣俗、主客之间的机械存在。因而，本文突破传统对节日仪式的阐释，超越机械的仪式秩序叙事，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选取雷山县西江村和控拜村两个村落作为田野调查点，阐释二者如何在文化振兴背景下开展实践的模式。

本文提出，节日既可以呈现对文化传统的“内生型”实践与“在地化”传承，也能够呈现社会权力与资本在基层社区的“外向型”实践与“遗产化”创新。本文认为，乡村文化振兴应尊重各村寨文化资源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重新思考以节日为表征的地方实践意义与价值，为文化振兴的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提供生动案例与地方经验。

二、内生型节日实践与文化“在地化”

实践是一种社会性的展现。鼓藏节作为传统节日，长期以来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套“自组织”，以控拜村为代表的传统村寨在难以获得官方大力支持的背景下，仍积极开展节日实践，在主体、空间与价值上呈现出内生型和在地化特点。

“在地化”是指基于地方的一种实践行为。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将文化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看作是小传统行列，是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生发的，能够为某一特定文化或语言地区所接受并长期发展下去的一种主体、空间、文化上的应用。虽然它长期以来被看作是与“现代化”“全球化”相对的概念，却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地域性。对节日而言，“地方性表达”是存续之基，“现代化转变”是发展之趋。透过内生型发展的节日实践，探索“在地化”的发展模式，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以控拜村为代表的内生型实践

控拜村隶属于贵州省西江镇，距离西江镇12公里，距离雷山县城50公里，距离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41公里，共261户，2 391人。村寨位于雷公山山脉半山腰的阳面坡，海拔约1 000米，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寨。村寨以木质结构吊脚楼为主，依山而建，周围是层层错落的梯田，与村寨相对的是茂密的森林。从地理区位上看，这里显然是一个远离城市的苗寨，但历史上，这里曾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坐落于丹江城到台拱城的重要交通要道上，受到清朝地方政府的重点关注。在“鼓社”秩序下，它是“母寨”，周围的麻料村和乌高村是它的“子寨”。20世纪末，它成为远近驰名的“银匠村”，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更是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寨”名录。直到21世纪初，控拜村的发展都走在周围村寨前列，不少村民靠着银匠手艺发财致富。然而，由于政府对当地各个村寨发展战略的调整，控拜村已经不再是“第一发展梯队”的村寨，许多优先政策的落实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在控拜村开展，原先只能依附控拜村发展的“子寨”麻料村获得了更大的机会。目前，控拜村只能依靠自身原有的力量，呈现出明显的“内生型”特征。

在节日实践主体上，活动组织者基本由本寨人自行担任，鼓藏头作为神圣的仪式主体，村寨青年则接替寨老们成为新的世俗活动主体，积极策划各类活动。2022年6月，距离鼓藏节正式举行还有半年，控拜村的鼓藏头和几位热心村寨事务的青年就已开始商量过节时间及后续活动。在前期商讨的过程中，鼓藏头向本寨青年布置“任务”，由他們负责活动准备和安排。在神圣性仪式活动上，人物主导仍旧是以鼓藏头和寨老们为主；
在世俗性娱乐活动上，青年们在获得鼓藏头的同意后，号召本村村民一同商讨。距离鼓藏节不到3个月的时间，本村人开始商量着具体的活动细节。一是举办娱乐活动的类型，根据以往的活动经验，众青年决定，除传统的斗鸡、斗鸟比赛外，每个夜晚将开展其他娱乐活动，如吹芦笙比赛、苗族飞歌比赛、流行歌曲演唱比赛、篮球比赛、广场舞比赛、拔河比赛等等。为了增加活动趣味性与参与性，在当日跳芦笙活动结束后，由本寨青年们组织“抽奖”，每日抽取银手镯、银发簪、银耳环、银戒指等具有民族风情的饰品，并于最后一日抽取大奖银项圈。如此丰富的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本寨青年虽积极通过村“两委”向政府申请资金支持，但遗憾的是政府并未下拨资金，也没有同意本村人使用村集体资金的申请，他们只好向村寨内各户收取资金，每户收取1 000元整，本次活动实收240户，共计24万余元。此外，本村有不少“银匠大户”，青年们积极宣传，通过这些大户获得赞助。

活动执行时也同样依赖本村内部人员。在进客日前一天，本村所有的青年男性回到村寨自发打扫寨内公共道路，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进客日一大早，又冒着小雨在各处布置道路横幅、海报等。他们坦言，这一切没有任何报酬，所有事务均是自发自觉进行。在参与人员方面，进客日当天除本村人外，主要人员是各家的亲朋好友，很少能够看到游客的身影。本寨青年主要邀请到施秉龙舟协会的成员们前来参与，算得上是村中来的“贵客”。其他活动如苗族飞歌等赛事举办，也多是周围村寨（如开觉、九摆）等就近村寨的村民参加。

（二）“在地化”发展节奏与关系整合

节日实践为村寨带来的影响不仅是娱乐欢腾，它遵循着在地化的发展节奏，深刻影响着村寨的风貌与区域内的族群关系。

第一，节日实践推进了村寨风貌的保存与修复。节日的互动性与交际性迫使不少村民修复自家庭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寨衰败景象。杨光斌一家已经搬出村寨20余年，家中的木房早已无人居住，成为危房。但为了年末的鼓藏节能够招待亲友，展现自身经济实力，他决定拿出积蓄翻修房屋，特地提前半年动工，并陆续在家添置上简单家具。类似整修废弃旧房的村民在控拜村有十余家，他们多选择年初动工。为了配合鼓藏节的举办，县政府出于旅游的角度考虑对全县各村的建筑风貌和村落环境进行整治，控拜村名列其中，使得村寨传统木质房屋得到保存，令人诟病破坏风貌的“上木下石”的混合型建筑也得以修缮，下层砖石结构被涂上了木纹油漆以作装饰。

第二，节日实践调整了区域的社会关系。在节日实践主体上，控拜村以本村人员为主，形成了寨老和村寨青年共同主导的人群结构，“村两委”干部仅作为辅助与保障。该形式使村寨内部的各家各户都必须积极投入到节日之中，以往看不见身影的村民纷纷回到家中，在客观上不断激发村寨内部集体意识与向心力。另一方面，在西南山地社会发展中，许多村寨为争夺生存资源发生过激烈矛盾，同时这些村寨也因为娶亲嫁女结成紧密的姻亲关系，周围各村寨的关系时常处于微妙状态之中。控拜村和麻料村的关系即如此，两个村寨处于同一个“鼓社”体系下，结合了稳定的“母子”关系，近年来由于麻料村在经济发展上的强劲风头，两个村寨时常发生矛盾。但鼓藏节的举办成为村寨缓和冲突、调和矛盾、增强情感交流、促进区域整合的重要平台。

同时，由于不同的“鼓社”秩序之间有着严密的时间接续安排，双方村民恰好可以错开时间前往对方村寨过节。当地村民根据自己村寨过节的时间、姻亲关系的远近，早早准备好过节所需的物品，约定相聚时间，实现族群内部的融合。可见，鼓藏节“在地化”实践能够兼顾各个主体。以控拜村为代表的村寨，在实践主体和活动举办上呈现出“内生型”特点，将实践目的放在村寨本身的日常生活与寨际关系调整上，虽有部分外来者的参与，但核心仍是以本地、本族群为主。此方式符合非遗与村落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实现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存续与发展。

三、外向型节日实践与节日“遗产化”

作为公共社会活动和文化象征的鼓藏节，在西江村的节日实践经受社会变迁呈现出“外向型”实践特点，成为探索当下国家、地方与民众之间的节日“遗产化”的典型案例。

（一）以西江村为代表的外向型实践

西江千户苗寨号称为全世界最大的苗寨，约有1 400多户，6 000多人。2008年之前，西江片区仍是一个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文化保护传承意识淡薄的区域。2008年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召开后，正式确定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游发展之路。此后，西江村周围的“四村八寨”被整合为一个集体，以西江村为“母寨”，以周围的白坡、白碧、根赶、赶雷、干荣、掌赶、乌仰等为“子寨”。西江村的鼓藏节实践，强有力地体现了外力介入的过程，外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相关研究机构，参与者中包括各类媒体以及大量的游客，其实践意义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这些外来者即使身着与当地人一样的服饰，也能够很明显地被识别和辨认出来。

2008年以后，西江千户苗寨以农耕为主的生计方式开始转变为以旅游为主的方式，大多数村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旅游开发。此后，当地所有活动背后多有官方组织的身影。鼓藏节的举办早在上一年的年末便纳入了地方政府的预算，活动资金全部由政府出资，包括热心人士的捐款支持，而资金组织和使用层面早已不是本村人自行负责。在世俗性的活动举办上，西江村尤其盛大。鼓藏节期间，当地举办了多场大规模的民俗活動赛事，包括每晚都会举行“苗年村晚云端秀”等线上线下活动，也有全国性的“苗族飞歌大赛”、苗族芦笙舞乐大赛、“和美雷山·银绣智慧”大师“英雄荟”等。每日下午除传统跳芦笙活动外，也同时举办西江镇范围内以村为单位的篮球比赛，控拜村也被纳入这一赛事体系中。

在整体策划和执行者层面，除仪式性活动仍旧由鼓藏头和寨老执行外，日常维护则交给西江千户苗寨旅游公司聘请的村民主导，他们根据政府与村民商定出的细则落实各项工作。如每日跳芦笙活动交给西江妇女协会负责，由村干部中的妇女主任来具体安排，其他活动由各类活动的承办方负责。必须注意的是，所有活动的执行必须通过政府统一审核，包括严格的安保。在参与人员方面，除本村和就近村寨苗族人之外，也吸引了不少外来的游客，预估鼓藏节期间参与活动的游客达数万人次以上，这对于疫情以来长期萎靡不振的西江旅游来说，是一个较好的重启机会。

（二）“遗产化”公众实践与现代转型

以西江村为代表的鼓藏节实践是一种外向型实践。除西江鼓藏节之外，广西融水苗族坡会、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云南西双版纳泼水节等都是如此，节日的主体性已经让渡给地方政府，甚至有外界资本的身影。这一切表现出节日“遗产化”的建构过程。具体效用如下。

其一，积极融合传统底色与现代元素进行再造。自鼓藏节于20世纪末重新恢复举办以来，虽只举办过两次，但它在西江村，明显成为一种由官方力量所赋予的现代性“展演”仪式，几乎在每一项传统仪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外界力量参与。例如传统的拦门酒由旅游公司聘请的人员在景区入口处专门等待，成为游客“打卡”拍照的一道风景。在“讨花带”活动过程中，西江村专门组织了本村的未婚适龄青年组成“讨花带”小团体，向前来本村跳芦笙的外地姑娘求爱。在一圈圈芦笙队伍中不仅有苗族姑娘，也有衣着身穿一整套苗族盛装，但妆容、姿态全然不同的外地游客，比本族姑娘在参与活动时更为兴奋，且明显参与热情更高。如此一来，让原本早已失去原有功能的“讨花带”仪式成为鼓藏节仪式中最隆重也最受欢迎的环节之一。

其二，实现文化效用最大化和市场经济最优化。最为明显的是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进行资源转化。西江村打造千户苗寨旅游景区以来，十年间旅游经济发展获得了极大成功。在鼓藏节期间，地方政府为了迎合以旅游为主要目的节日举办，对鼓藏节所展示的民族原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调适，促使当地村民在实践中将节日看作“文化资本”，在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之间找寻定位，节日旅游和民俗生活相互嵌入，实现文化和经济的融合。这种“外向型”的节日实践在现代国家和市场引导下，其目的不仅是本族群的自我欢腾，更是面向公众的文化展示。为迎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少活动项目如苗族飞歌比赛、篮球赛更是在近几年成为节日文化新传统，拥有了超越日常生活和地方社会的“公共性”。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两村代表的“在地化”与“遗产化”并不是二元的。通常情况下，许多人会将控拜村为代表的“在地”实践看作“原生态”，将西江村为代表的“遗产化”实践看作“现代性”，但二者并不绝对。随着现代化发展，无论何种节日实践都有着传统和现代的模糊性，换言之，无论是控拜村还是西江村，都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原生态”和“现代性”，而是多个特性交织。这种交织并没有改变节日原初形式，文化反而通过这两类发展方向得到了创新和发展，展现了文化多元化的格局。

四、节日实践的发展路径与行动逻辑

不同的村寨因文化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不同，对传统节日发展的路径选择也有所不同。控拜村与西江村有着两种不同的节日实践方式，但其核心均包含了对文化实践的现代传承，二者所蕴含的发展路径与行动路径，具有较强的借鉴与思考价值，具体如下。

（一）拓展主体行动范围，拓宽主体融入渠道

过节是一种现代组织的实践，不仅能够成为村寨内部的连接纽带，有效动员本地人员积极参与活动，还能够整合外部社会资源，带来更多人员持续关注乡村发展。可以说，节日实践主体的传承是文化振兴的必要因素。但在乡村劳动力流失的大背景下，如何改变生产要素的单向流动、保证当地人群的凝聚力，需要内部和外部多主体力量协作融合，以此激发地方活力，使之成为超越地方性的公共话语。节日实践主体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组织举办的主体；
二是参与主体。如何促进主体多层面的融合，控拜村与西江村正处在积极的探索之中。

其一，促使组织主体的参与协作。控拜村与西江村相隔不远，除节日期间来往走动外，西江村举办的多项大型活动几乎都有控拜村人参加，如控拜村派出一支篮球队参加了西江村主办的鼓藏节篮球比赛，并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被村民津津乐道。西江村则获得了鼓藏节举办的中心地位。如此一来，村民既可以成为组织者，也可以成为参与者，在不同的身份间变换调适。其二，拓宽参与主体深度融入的渠道。在参与主体方面，由于控拜村与西江村均属于西江镇范围内，在节日宣传上以西江村为中心附带宣传控拜村，许多参与性主体能够同时地、有选择性地进入。熟知当地情况的“网红”在不同的村寨空间中来回流转，笔者曾在两个村寨看到了不少直播“网红”的身影，许多人在控拜村参与后接着前往西江村。据其所言，他本就是苗族人，对鼓藏节的时间和区域非常了解，较早就准备好在几个村寨接力直播，展现着节日现场载歌载舞的欢乐，向直播间的观众简要介绍民族文化与节日传统，并且不断提及两个村子，讲述他在不同村寨间过节的经历与感受。

不仅如此，两种特点的地方实践极大程度地促进人员的回流、继承与开拓，也让社会大众有了多种选择参与的机会，推动了实践主体的多元化，为乡村注入主体活力。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主体性活力的获得，不仅需要遵循节日时间上的接续安排，也需要遵循村寨主体与节日仪式的秩序。从以上案例中可看出，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参与者，都在不同的村寨间相互游走，形成了以“鼓社”秩序为基础、以西江村为不同“鼓社”中心的区域格局。

（二）传承民族文化内涵，把握资源开发限度

当前，不少学者十分关注文化传统进入旅游市场后，如何应对文化改造或消解的威胁。这与部分地区不尊重文化传统，擅自行动有关。但必须承认的是，在传统接续与振兴的过程中，不同主体对节日功能与价值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它本身就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产生适应性改变。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是显而易见的。看似不同的两种地方实践，实际上都是对文化的适应性传承和改造。

其一，尊重民族文化的多重“真实性”。以控拜村为代表的节日实践，其举办多是面向周围村寨的村民，无论是“神圣”的祭祀仪式还是“世俗”的芦笙活动，都带有草根性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实践是绝对的“真实”。例如，“抢花带”的仪式活动，由于当地人谈情说爱的方式已不再是“游方”为主，该活动也就没有了传承的土壤，这让担心活动落空的控拜村村民很是苦恼。于是他们特地安排了村里三位青年与各自伴侣在活动现场“表演”一番，由此圆满地完成了此项活动。由此看来，现代性发展让控拜村的实践主体处于多重“真实”的模糊认知状态。

其二，尊重地方传统的公共“舞台性”。西江村因为期待节日旅游所带来的大量经济利益，促使他们对节日过程进行“重新包装”，被赋予了更多“舞台性”特征，尽力以“原始性”“民族性”的面貌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于是除了本地青年们组成的“讨花带”队伍外，外地游客也主动加入其中，让当天的芦笙场氛围走向最高潮。

必须强调的是，不同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开发限度不尽相同，类型多样的节日文化更是如此。任何文化传承与发展有着内在属性，“不应以任何的可抗力和不可抗力因素而发生内核迁移，它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也不应随呈现出的商品形态发生变化而改变”。文化有着自身承载的价值限度，不能一味追求真实，也不能过度开发舞台，应该在适应性改造和发展的过程中，秉持着多样性和可持续的人文发展理念，因时因势传承利用，把握文化资源的价值限度，在有限的范畴内进行传承，完成多限度的最优融合。

（三）创造开放公共空间，促进节日文化共享

节日文化是动态发展的，这是一种建立在传统意义上的资源要素。在主体力量开拓与国家视角的介入下，地域性文化逐渐成为公共性文化，正如西江村所举办的鼓藏节受到极大关注，而控拜村也有少量的外地游客进入一样。此时，原本属于小群体内部的交际性、地域性文化突然成为一种客体，不仅可以被原本享有的民族所体验，也可以被社会大众所关注和“凝视”，让本是作为滋养当地苗族人们精神养分的文化逐渐发展，使得全民得以共享。

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注意两个重要的创造条件：一是主体主观上让渡或部分让渡解释和实践的方式给社会大众，使之成为可供选择的公共文化内容，二是文化内涵客观上需获得大众认可，满足符合社会共有价值，并对现实生活产生一定意义。这两个条件的满足，要求不同主体间拥有多向沟通的渠道。一般而言，原有传统渠道是单向的。无论是地方媒体的报道还是各类网站的介绍，相关新闻多是以主办者和官方的身份出现，文字简单，多有配图，即使有详细介绍，也多是节日的活动日程、交通信息等。不过，在新媒体语境中，游客参与和“网红”直播使得非官方的声音不断出现，参与者们利用节日环境开展自我实践，进行更大范围和更大舞台的沟通展演。不仅如此，许多官方和民间工作者，如本地村民、外地民宿老板也参与到这一项活动中。2022年鼓藏节期间，“百姓关注”“悠然雷山”等官方账号纷纷直播并上传各个活动和场景的视频，吸引了不少人关注。这种从区域到共享的跃升，使得鼓藏节在更大的舞台上得以传播、回响，在多维度多场域的方式下，体现出多民族、多地域的重构与联结，对于国家整合和共同体的生成有较大促进意义。

五、结语

节日是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不仅有助于乡村文化的凝聚与复兴，还可以激活文化资源，推动产业崛起。繁荣少数民族文化需多元发展，如何解决过度脱域化造成的多样性消失，如何警惕过度商业化引发的原真性衰减，本文给出了两种发展方向。

在节日实践主体、场域与意义上，“在地化”呈内生型特征，“遗产化”则呈现外向型特征。这两类实践方向都是当地群体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时，作出的不同选择，也是地方生活与文化土壤的不同折射。一方面，当地人坚守着文化传统中的观念和秩序，另一方面，随着遗产化与地方旅游的兴起，节日展演走上舞台、走入媒体，构造出新的传统、联系与意义。然而，无论是传统展示还是遗产展演，并不是单向的社会进步，而是现代与地方文化的互动与发展。

本文指出，围绕鼓藏节的两种节日实践，是不同村寨调整内外结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容纳现代性、国家性或资本化时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此类差异不应该被看作是传统与现代、世俗与神圣、真实与舞台的隔阂而被消弭，而应该以此为中心，再度思考地方在文化振兴中链接现代化的尺度问题。换言之，不同实践方向均有其内在发展基础，文化振兴应把传统、现代、仪式、表演、地方、国家等不同变量因素统一纳入考虑，在实践中尊重其多线发展、并存转化的过程，在传承中把握文化真实与舞台的开发限度，在场域建设中创造自在共享的公共领域，由此实现地方社會自在演进、历久弥新的发展，完成传承、保护和创造、发展乡村文化的目标。

[责任编辑：李金兰]

收稿日期：2024-0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南方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岛的人类学调查”（18ZDA160）。

作者简介：陈雪，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400715）。

吴兴帜，彭博：《论文化遗产的价值分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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