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流行色本体性的构建叙事

胡阳 李霞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流行色的发展叙事，阐述流行色本体性意识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和作用。本文首先提出国际流行色广泛传播导致的中国本体性减弱的问题，接着从时间线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为应对本体性减弱作出的努力，随后总结不同学者对流行色本体性的判断，最后得出基于本体性的中国流行色在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中国流行色；
本体性；
构建叙事；
全球化

Abstract：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p colors since the 1960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hanges and role of pop color ontological awareness in this process. The paper first raises the issue of Chinas ontological weakening due to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pular colors， then analyzes Chinas efforts to cope with the ontological weake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imeline， then summarizes different scholars judgments on the ontological nature of popular colors， and finally concludes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pular colors based on ontological natur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inese popular color；
ontology；
construction narrative；
globalization

0 引言

流行色作为全球流行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国，改革开放使流行色的概念逐渐成型，自上世纪60年代中国流行色被其他文化影响和塑造，一直到今天中国流行色渐渐开始作为独立的发声主体，中国流行色的发展历程一直离不开文化全球化的语境，它的变迁不仅是色彩本身，更是中国社会风貌的缩影，代表着中国流行色本体性的构建历程。文中中国流行色的本体性指中国流行色的本质特征，是其所特有的、不可或缺的特征，包括文化、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自我认识。国人的本体性意识关乎文化传承和国家形象塑造，如果说民族性代表向内认同的归属感，本体性则更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传播的外向性。中国文化作为高语境文化，比视觉更重要的是其蕴含的文化意义，这是视觉表现下的深层内涵，也是中国流行色本体性值得研究的原因。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个体和组织倾向超越民族性的局限，寻求一种更具备全球化特质的身份认同。随着流行色全球化趋势不断加速，中国流行色同时面临机遇与挑战。

上世纪一本《The Yellow Kid》（《黄孩子》）在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生中传播，随后他们用“黄色”一词隐喻色情。[1]70年代，法国设计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以想象中的东方为灵感，创作了一系列服装作品。意识的西化和“东方主义”给当时的东方文化带来了自我认知的偏差，五十年后的今天，提倡的新东方主义却主张回到东方，美学风格已颇具影响，可见中国已渐渐加强对颜色的本体性认识。目前中国流行色正处于本体性意识增强的重要阶段，虽已经取得影响力，但全球化仍在继续，依然需要增强本体性意识，以自身稳固为前提向世界推广。

1 全球化中流行色非主流地域的本体性被动境遇

流行色作为时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连接不同文化的关键角色，因此需要从全球化角度审视流行色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人们共享一套基本价值体系，强调西方的理念对边缘国家的同化。[2]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理念相似，流行色全球化体现为不同文化之间共享和传播的特定色彩趋势。

以Pantone（潘通）为例，机构每年召开讨论会，得到流行色预测的结果，这与新的科技、材料、社会组织以及颜色呈现效果等信息有关。这个过程涉及专业研究、文化活动、跨文化传播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着流行色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与流行色多变的表象相比，其底色是相对稳定的，它的价值观文化会通过色彩的流行传播开来。如2013年Pantone（潘通）将翡翠绿选定为年度流行色，象征着幸福、再生等，这与经济复苏密切相关，这份祝福也借流行色传播得更远；
2016年机构公布年度流行色玫瑰石英（Rose Quartz）和宁静蓝（Serenity），抚平了2015年人们动荡的心，同时，两个颜色融入了性别的模糊流动的概念，在色彩界掀起了平权运动，引发了广泛影响。然而，这两种颜色与亚非国家一些文化观念不完全契合：一方面，这两个颜色对黄种人很难起到修饰作用；
另一方面，“多元性别”的观念被无差别地传递到不同地域，被品牌引入商品，却忽略了自身的文化、经济是否适应这类观念，文化交流出现了错位。2021年机构选用的亮丽黄（Illuminating）和极致灰（Ultimate），在疫情阴影笼罩之下传递出乐观感，表达了积极信息，为彷徨的人们带来温暖的气息，而黄色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不同：黄色在西方常常被视为邪恶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黄色却常与高贵和阶级联系在一起，黄色因此成为一个复杂的色彩选择。不同文化本体性之间有差异，并非所有文化都适应恬淡的色彩，适合为多元性别作出显著的努力，为迎合流行而刻意制造的无差别使本土特征被忽视，本土流行色的本体性渐渐被遗忘。

2 中国流行色本体性意识的发展过程

2.1 中国流行色主体意识由被动到主动的转变

国人对中国流行色的本体性意识在全球化潮流中逐渐转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流行色表现为对国外流行色的重述。1963年国际流行色协会成立，1964年日本色研配色体系（PCCS）发表，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开始受到重视[3]， 这一时期国人对流行色的认知相对有限，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首度进入中国拍摄纪录片《中国1972》，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称作“蓝蚂蚁”和“灰蚂蚁”，人们对色彩的认知局限在地域内部，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

80年代改革开放让中国流行色的研究起步。设计师走出国门，开展流行色的信息交流与花色研究工作， [4]脱离原有的计划经济，“现代性”赋予国人对寻找“主体性”的渴望。[5]1982年，我国开始派代表参加每年两次的国际流行色委员会会议，并于1983年正式成为IC①成员国。[6]这一时期人们试图在更迭的流行趋势中寻找独立的个性，这一转变为中国时尚产业吹来了春风。

相关机构也进行了积极探索：2004年，中国流行色协会主办的“色彩中国”系列活动展示了我国在色彩普及与应用的成就与进步，促进了国际间色彩和时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流行色协会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色彩机构共同成立“亚洲色彩联合会”。2007年，“色彩中国”携手奥运为城市规划贡献了重要力量，[7]至2017年，“色彩中国”共举办九届。2003年，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开展了中国应用色彩项目的研究，建立了CNCSCOLOR色彩体系，为设计师和企业提供了正确的、科学严谨的色彩体系，为中国流行色的本体性意识提升提供了有利土壤。

2.2 中国流行色本体性的品牌应用体现

进入21世纪，满载中国流行色本体性特征的“国潮”风格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人们将视线投射到自身，不再从镜中自窥，而是向内理解。清华大学2019年发布的《国潮研究报告》提到故宫和李宁两位国潮开启者：故宫打破刻板印象，将传统的色彩和与古时不符的墨镜、剪刀手和卖萌的姿态相配合；
2018年2月，李宁携黑白与红黄的颜色搭配第一次站上国际四大时装周的舞台，大胆撞色受到热烈的追捧，实现了中国运动品牌在纽约时装周零的突破，故宫和李宁作为国潮风格的代表，展示了不同的本体性觉醒路径。同年，密扇“女侠”系列走上巴黎时装周的舞台，以中国气质建立了东方话语权。“国潮”的现象级狂潮是本体性觉醒的重要体现，两年后《百度2021国潮骄傲搜索大数据》显示，“国潮”搜索热度十年上涨528%，流行色作为一种受欢迎的传播手段，在其中变换多种视觉效果，为“国潮”的持续繁荣注入活力。

利用色彩进行营销的宣传方式也备受关注，2020年Pantone（潘通）发布了周大福红，这是周大福的品牌标志颜色，取材于朱砂，被命名为PANTONE202C，对朱砂、祥瑞等意向的融入进一步挖掘了红色背后的文化内涵。2020年七夕，周大福与百雀羚联合打造“金红一瞥”东方礼盒，[8]“红绿CP”的形式展现了独特的东方美学，通过对本土文化价值的关注实现了品牌形象的塑造，为品牌传播提供了新的策略。2021年，“蹀愫”女鞋品牌联合中国流行色协会发布首个以中国传统颜色为主题的时尚趋势“了不起的中国色”：暖阳黄、桃花粉、玉兰紫、给荔红、碧波青、橄榄绿，品牌希望将传统文化提炼成文化符号，强化本体性意识的同时注重色彩的实际运用。2024年1月，中国流行色协会主办“国色天香·东方美学”色彩发布会，发布了2024年度东方主题色——“缃叶色”，启动“东方美学色彩计划”。“缃叶色”汲取了东方文化的深刻智慧，是中国流行色本体性意识的生动体现。

在运动会等展示大国风采的平台上，流行色也成为一种叙事方式。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掀起“中国红”热潮，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色彩系统的主色包括霞光红、迎春黄、天霁蓝、长城灰、瑞雪白。间色包括天青、梅红、竹绿、冰蓝、吉柿，辅助色包括墨、金、银，[9]同年9月杭州亚运会以虹韵紫为主的，映日红、水墨白、月桂黄、水光蓝、湖山绿为辅的“淡妆浓抹”核心色彩体系，[10]彰显活力的同时凸显了中国文化的本体性，用流行色彩进行了温和的文化传播。

以上流行色本体性意识的提升是一个“去中心化”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作为文化主体觉醒的过程。

3 中国流行色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本体性发展方向

目前国人的流行色本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而全球化仍在继续，本体性意识被挤兑的问题仍然存在，仍需保持对其的关注和强化，以确保中国流行色能够保持其独特性和本土的鲜明特征。正如杜明星说：中国美学的现代构建应该体现向内“继承传统”的个体自觉，向外符合“现代生活”的文化期待。[11]

这需要处理好中国传统色彩和国际流行色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系，许多学者对此发表了见解。吕胜中强调：“本土语言”并不企图重建一个东方迷宫，引诱失去乐园的外国人进来猎奇。[12]这将传播目的隔绝在“东方主义”之外。熊兆飞（2005）在研究文化差异下的中国色彩时提到，现代“中国色彩”必须在“东方化”“中国主流文化”和历史中的“中国色彩”中生成现代“中国色彩”。[13]正好呼应了半个世纪前林毓生“创造性转化”的概念。②以上观点共同揭示了：学者们在理解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时，越来越体现出超出时间维度的倾向，更加意识到本土和空间的重要意义。[14]即不再纠结于“传统”与否，更关注在当下的色彩认同。

许多学者探讨过色彩本体性中仍需增强的方向，可为流行色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启发。观点总体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是话语改适转换，另一个是话语整合创新。毕然（2022）想将传统色彩转化为流行色彩；
[15]谷凤娟和陈于书（2022）将传统色彩与现代底色结合使用，强调本土色彩的保护推广；
[16]孙玉霞（2013）探讨在现代设计流行色中利用中国民间美术色彩；
[17]马丽丽（2006）[18]和徐仂（2010）[19]提倡把中国传统色彩和现代风格色彩结合起来使用；
李敏和董轩（2003）探讨民族色彩的流行化等等，[20]这类观点目标是将传统色彩改适于新的环境，将传统色彩拉出被遗忘的漩涡。而话语整合创新则更侧重于创造新的色彩组合和设计风格。陶琛（2012）认为要站在文化的高度，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分析对色彩信息进行重新归纳、组合再创造；
[21]李瑛（2021）认为五行色与流行色可以在求同存异中融合；
[22]田原、滕飞、董仕玮（2022）认为“国潮”插画中的色彩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要进行时代性的创新与地域性的创新等。[23]这种倾向目标是将色彩整合创新，创造出既新颖又有内涵的设计。第一个方向偏向将传统色彩视作一个趋于固化面临改造的过去态，而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观点，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由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所构建起来的，传统并非完全静止，它必然要被从上一个世代继承文化遗产的每一代新生代加以创造，所以传统不会抗拒变迁。[24]话语整合创新必将超越话语改适转换，成为新的趋势。[25]这与上述第二个方向虽行迥异之径，却终归一致。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色彩的重新定位和全球传播策略的研究呈现出双重挑战，通过强化对内的本体性意识，可以在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本体性的同时，为国家形象构建注入新活力。

4 参考文献

[1]宋建明.问学色彩三十年[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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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毕然.“中国传统色”文化研究与现代应用[D].杭州：浙江理工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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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陶琛.现代语境下中国传统色彩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J].美与时代（上），2012（05）：39-41.

[22]李瑛.五行色与流行色融合发展的可能性研究[J].包装与设计，2021（01）：140-141.

[23]田原，滕飞，董仕玮.“国潮”插画色彩的情感表现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22（20）：81-83.

[2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5 注释

①IC：国际流行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olor Fashion And Textiles简称IC。

②对此，林毓生做过明确说明：“把那些这个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加以改造，使经过改造的符号与价值转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中继续保持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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