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良
一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中曾言：
“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 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 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
在这时候， 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
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
……这个时代的新因素， 是人在到处都感觉到他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 感到自身的存在和他的能力的限度。
他经历过人世的恐怖和他自己的束手无策。
他提出根本性的问题， 为追求解脱和赎罪， 已接近深渊。
而且由于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的限度， 他为自己安排了最高的目的。在自我深处和超然存在中， 他体会到自己的独立存在。”
雅思贝尔斯的 “轴心时代” 是一个世界历史性概念， 是为 “所有的人”提供的 “一种共同的历史观点”。
在这个人类共同的 “轴心时代”， “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 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的兴起， 这是墨子、 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
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 “不同的道路全被试探过” 一样， 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们也探索了 “所有的思想道路”， 即在中国历史文化和生存境遇中所蕴含的 “所有的思想可能性”， 道家、 儒家、 墨家、 名家、 法家、兵家、 纵横家、 农家、 阴阳家、 医家、 诗赋家、 小说家等都各自开辟出了自家的 “思想道路”， 展示了 “中华思想” 乃至 “世界思想” 的一种 “可能性”， 且将其推进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度。
到了 “大秦帝国” 统一前后，似乎再也难以产生新的思想巨人和新的思想流派， “百家争鸣” 的 “思想盛世” 也将称为绝响。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有抱负的思想家的最大功业也许就是 “汇通” 各家学说之长而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 “综合性” 的思想体系， 这类思想家被称为 “杂家”。
关于 “杂家”， 《汉书·艺文志》 有云：
“杂家者流， 盖出于议官。
兼儒、 墨， 合名、 法， 知国体之有此， 见王治之无不贯， 此其所长也。
及荡者为之， 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 之说颇为可疑， 因历史上著名的“杂家” 皆非 “议官”， 而历史上的 “议官” 中亦并没有出现过一个 “汇通” 各家思想的一流人物。
至于 “兼儒、 墨， 合名、 法”， “见王治之无不贯”， 则确实表明了 “杂家” “综合百家，以求思想上的一统天下” （李泽厚， 《秦汉思想简议》） 的思想倾向。
不过， 对于 “杂家” 的“杂” 不能单纯从政治动机上进行解读， 还需从“大智慧” 的 “博通” “融通” “贯通” “通达”上去理解。
“杂家” 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 载有 《盘盂》 二十六篇， 《大禹》 三十七篇， 《伍子胥》八篇， 《子晚子》 三十五篇， 《由余》 三篇，《尉缭》 二十九篇， 《尸子》 二十篇， 《吕氏春秋》 二十六篇， 《淮南内》 二十一篇， 《淮南外》 三十三篇， 但留存至今的只有 《吕氏春秋》《淮南子》 和 《尸子》 （原书已佚， 今仅有后人辑本） 三书， 其中 《吕氏春秋》 和 《淮南子》 是“杂家” 的代表作。
二
《吕氏春秋》 的主编是大名鼎鼎的秦丞相吕不韦。
关于 《吕氏春秋》 的成书过程， 《史记·吕不韦列传》 曰：
“庄襄王元年， 以吕不韦为丞相， 封为文信侯， 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庄襄王即位三年， 薨， 太子政立为王， 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 ‘仲父’。
……当是时， 魏有信陵君， 楚有春申君， 赵有平原君， 齐有孟尝君， 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
吕不韦以秦之强， 羞不如， 亦招致士， 厚遇之， 至食客三千人。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 著书布天下。
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 集论以为八览、 六论、 十二纪， 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号曰 ‘吕氏春秋’。
布咸阳市门， 悬千金其上， 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综合司马迁的叙述和 《吕氏春秋》 中的相关文字， 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吕氏春秋》 成书的具体时间当在前241 至前239 年之间。
《吕氏春秋·序意》 曰：“维秦八年， 岁在涒滩， 秋， 甲子朔。
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 此处明确指出成书之年在“秦八年”， 对此后人主要有两种解读：
一是指秦王政八年 （前239 年）， 此年， 秦王嬴政年满二十周岁， 开始亲政；
一是指秦灭东周后第八年，即秦王政六年（前241）， “岁在涒滩” 是 “太岁在申” 的另一种说法， 即为 “庚申年”。
前241年到前239 年， 前后相差仅仅两年， 考虑到策划、 写作、 编辑、 成书的整个过程， 故定为前241 至前239 之间。
司马迁 《报任安书》 说 “不韦迁蜀， 世传吕览”， 意在说明吕不韦乃 “倜傥非常之人”， 突出其 “迁蜀” 之遭遇不能磨灭其编书之功业， 并非是说 《吕氏春秋》 之编成是在“迁蜀” 之后。
第二， 《吕氏春秋》 的形成与战国时代之“游士” 现象与 “养士” 制度有关， 而 “士” 的作用既体现在政治上， 也体现在思想学术上。
吕不韦 “招致” 各家之 “士” 并给予优厚待遇的做法， 既是对著名的 “战国四君” 的效仿， 也是出于巩固自身权势和发展自己事业的内在需要。
而吕不韦之主编 《吕氏春秋》， 可能还有作为秦王嬴政的 “成人礼”， 以便为大秦的未来发展 “指明方向” 之意。
第三， 《吕氏春秋》 “在思想与知识上也呈现出一种一统天下的姿态” （葛兆光）， “它在秦国国力日益强大， 统一六国的前景在望的情况下出现， 有着总结先秦诸子学说， 为大一统的国家制定一部 ‘钦天授时立政之典’ 的企图”。《吕氏春秋》 的 “大综合” 体现在典籍引用和思想综合两方面。
从典籍引用方面看， 据不完全统计， 《吕氏春秋》 一书引用情况如下：
明确指明是引述经典及诸子的， 有 《易》 （3 次）、 《诗》（12 次）、 《书》 （12 次）、 《孝经》 （1 次）、《黄帝书》 （7 次）、 曾子 （5 次）、 子华子 （5次）、 庄子 （1 次）、 慎到 （1 次）、 詹何 （1 次）、孔子（4 次）；
不指明而实际上是引用典籍及诸子的， 有 《论语》 （3 次）、 《墨子》 （1 次）、《左传》 （1 次）、 《老子》 （7 次）、 《庄子》（16 次）；
化用经典及诸子之语者， 则很多无法细细统计， 有 《论语》 《老子》 《庄子》 等。
从思想综合方面看， 此书兼容先秦诸家之说而取其所长， 如老聃之 “柔”、 孔子之 “仁”、 墨翟之“廉”、 关尹之 “清”、 列子之 “虚”、 陈骈之“齐”、 阳生之“己”、 孙膑之 “势”、 王廖之“先”、 儿良之 “后” 等。
“它并不是对各家都一视同仁， 简单地陈述罗列各家的学说而已。
相反， 它有着鲜明的倾向性， 对各家的学说有不同的态度， 在取舍上也有自己的原则。
总的来说，它的主导思想是儒家， 在符合儒家基本思想这一前提下， 吸取墨家和道家中那些能为儒家所接受的合理的东西， 对于兵家、 农家也给予了重要的地位。
至于对法家、 名家、 纵横家， 则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李泽厚、 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
三
《吕氏春秋》 以 “春秋” 命名， 既有效法孔子作 《春秋》 “当新王” 之意， 更有依照天道循环变化的 “四时” 之意。
其中前一意是内隐的，后一意是外显的；
前者是政治追求， 后者是学术理据；
前者宣示其人生的 “隐秘渴望”， 后者则表明其义理的结构原则。
有人把 《吕氏春秋》 看作是一部先秦时代关于中国人思想、 学术、 哲学、 伦理的 “百科全书”， 此说不然， 因为 《吕氏春秋》 并不是一个可以把一切一股脑儿全装进去的无所不包的大口袋， “百科全书” 中的 “知识” 也并不具有 《吕氏春秋》 的义理结构和 “隐秘渴望”。
《吕氏春秋》 全书总体框架为十二纪、 八览、 六论， 这种框架本身就是 “杂家” 的 “大智慧” 的体现。
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 八览每览八篇 （《有始览》 少一篇） 共六十三篇， 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 另有 《序意》 一篇， 共一百六十篇。
在这种框架安排中， “十二纪” 指四季十二个月， 此无可置疑， 但关于 “八览”、“六论” 及其与 “十二纪” 的关系， 则学者们颇有争议。
徐复观认为 “八览” 暗指八方， “六论” 象征六合。
葛兆光认为， 《吕氏春秋》 的主干部分是 “十二纪”， “十二纪” 构成了一个整齐的体系或完全的结构， 至于 “八览” “六论”，似乎与 “十二纪” 重复相当多， 结构也比较乱，其中 “八览” 中的 《有始览》 又仿佛是经文， 每篇末尾的 “解在” 则似乎在提示人们注意， 后七篇是解释经文的 “传文”；
至于 “六论”， 有 《开春论》 而没有其他提及季节的文字， 似乎也不太容易理解， 仿佛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结构。
田秉锷则认为， “十二纪” 是以 “时间轴” 展开的，“八览” 是以 “空间面” （含自然地理空间和精神空间） 展开的， “六论” 是以 “思维态” 展开的。
依我之见， 《吕氏春秋》 既以 “春秋” 为名， 故只要有 “十二纪” 其 “大义” 就已具备，人之存在的 “时间性” 本质就已被揭示出来。
然而， “十二纪” 所蕴涵的存在义理， 只是一种宏大的时间性 “义理”， 此种 “义理” 对个人的开示仍需借助于 “观览” 和 “论究” 才能实现，而所有的 “观览” 和 “论究” 都是不可能在一本书中 “完备化”， 而只能在人的历史中无限进行下去。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仍在 “吕氏春秋”之中。
四
《吕氏春秋·序意》 曰：
“朔之日， 良人请问十二纪。
文信侯曰：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 ‘爰有大圜在上， 大矩在下， 汝能法之， 为民父母。’ 盖闻古之清世， 是法天地。
凡十二纪者， 所以纪治乱存亡也， 所以知寿夭吉凶也。
上揆之天， 下验之地， 中审之人， 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据此， “十二纪” 就是一个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 它按照 “春生、夏长、 秋杀、 冬藏” 的自然节律， 将天象、 物候、 农事、 政事、 人事等统统联系起来， “上揆之天道， 下质诸人情， 参之于古， 考之于今”（董仲舒）， 综合各种思想、 知识与技术， 从而构建了一个宏大的“春秋” 系统。
“春秋” 系统是四季系统， 又是十二月系统。
一年分四季， 每季分孟、 仲、 季三个月， 合之为十二纪， 从孟春始至仲冬终。
《吕氏春秋》在每月之始， 不仅描述此月的天象 （太阳与星辰的视位置， 如 “孟春之月， 日在营室， 昏参中，旦尾中”）、 神祗、 动物、 音律、 数字、 味臭、 祭祀、 物候， 还安排天子居处、 车乘、 服色、 食物， 规定政府的事务、 仪式以及军事、 农事的禁忌等， 将天时变迁与人世规划作统一打理， 以构建一个 “无变天之道， 无绝地之理， 无乱人之纪” （《吕氏春秋·孟春纪》） 的日常观念与行为的秩序。
而有意思的是， 《吕氏春秋》 的编写虽然出于 “政治动机”， 但书中处处体现了自然的关切和生命的意趣， 充满了音乐的情调和艺术化的人生趣味， 《仲夏纪》 中 “音乐美学” 就是证明。
更重要的是， 《吕氏春秋》 的整体思想似乎并不符合 “大秦帝国” 的 “意识形态” 导向， 因为它 “令人惊异地显示的是个人优先于社会的价值观念”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所谓 “帝王之功， 圣人之余事也， 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 （《吕氏春秋·仲春纪·贵生》） 明显是以 “完身养生” 以 “尊生”、 “全生” 为人生的根本价值之所在。
“成其身而天下成， 治其身而天下治” （《吕氏春秋·仲春纪·先己》），这是 《吕氏春秋》 的思想， 也是儒家、 道家的共同思想， 这种 “身体政治学” 思想也许是“中国智慧” 最为深刻同时又最具现代性的 “洞见” 之一。
吕不韦及其 《吕氏春秋》 表明：
只有以广阔的胸怀向百家 “开放” 并能保持其自身之 “自由” 的思想家， 方可称得上真正的“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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