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难点与前景

项昊宇

5月27日，中日韩第九次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三国在《联合宣言》中写入：“讨论加快三国自贸协定谈判，以期达成自由、公平、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停摆四年半的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重启，有望给欲振乏力的三国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增长动能。然而面对内外形势的深刻演变，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难以一蹴而就，仍需克服多重困难挑战，其前景主要取决于三方的政治意愿和务实谈判，同时也需要三国有效管控矛盾、排除外部干扰。

漫长曲折的历程

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早在2002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中就被提出，经过十年研究论证，2012年11月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正式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2013年3月，中日韩自贸协定第一轮谈判在首尔举行，到2019年11月共举行了16轮谈判。其间，三方设立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竞争、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原产地原则等11个工作组机制，围绕降低贸易壁垒、促进市场准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磋商。尽管三国政府并未披露谈判细节，但在第16轮谈判后发布的消息稿中透露，三方围绕市场准入及电子商务、知识产权等规则领域进行了磋商。令人遗憾的是，2020年以来，受到新冠疫情及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谈判停摆至今。

回顾中日韩合作启动25年来的进程，经贸合作在三国关系中始终发挥着“压舱石”和“推进器”的重要作用。对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性，三方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在历次领导人会议中均表达了积极意愿。然而现实中的三国自贸区建设却进展缓慢，这也是中日韩三边关系和东亚地缘政治复杂性的真实写照。

政治因素干扰。2012年以来，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靖国神社问题相继遭遇严重冲击，日韩关系则因强征劳工索赔案陷入战后最低谷，中韩关系也因“萨德”问题持续僵冷。政治关系的紧张对立，使三国领导人会议时断时续，也使三国自贸协定谈判始终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引领，面临动能不足的困境。

产业结构变迁。近年来，中日韩产业合作逐渐由“垂直互补”向“水平竞争”模式转变，传统“雁型模式”下的互补性有所下降，在汽车、消费电子、半导体和造船业等关键产业领域的同质竞争性上升。尤其是中国在产业技术领域加快向中高端迈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对日韩优势产业形成挤压效应。三国间经贸关系的竞争性上升带来的合作预期收益下降，难免会影响三方合作的积极性。

RCEP的替代效应。2020年11月，与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同期启动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历经八年31轮谈判最终得以签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自贸协定。随着2022年RCEP生效，中日韩三国首次被纳入同一自贸框架中，对于是否还有必要另行商签中日韩自贸协定，三国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外部环境趋紧。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回潮，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美国竭力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加大对日韩的诱拉施压，致力于打造“去中国化”的国际产供链和“小院高墙”式的排华技术联盟，客观上也对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形成阻力。

谈判难点何在

中日韩三国经济规模巨大、产供链深度互嵌、利益高度融合，是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者和引领者。相较参与方更多、涉及问题更复杂的RCEP，中日韩三国谈成自贸协定本应顺理成章，但实际谈判进程却步履维艰，阻力重重，原因何在？

首先，日本成为关键消极因素。近年来，日韩执政当局和政治精英涉华认知负面，对华戒惧心态上升，导致政策取向出现消极转变。其中，日本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心态矛盾，参与谈判热情不高。出于抢抓亚太经贸主导权的考量，日本专注于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对于中国参与的区域自贸协定心存排斥。据报道，在2014年11月的中日韩自贸协定第六轮谈判中，日本就拒绝了中韩两国的提案，使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岸田文雄政府上台后，为了维护日本的产业竞争力，力推“经济安保战略”，加强对华防范，并积极追随配合美国对华遏压，2023年对23种高性能半导体设备实施出口管制，使经贸政策日益出现“泛安全化”取向。可以预见，未来日方仍可能给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设置各种障碍。

2023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韩国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在韩国釜山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

其次，围绕敏感弱势产业的开放分歧较大。在技术层面，虽然三方对于建立高水平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有共识，但各自追求的标准及重点关注领域并不一致，尤其是围绕农业、制造业、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和规则标准等，三方利益诉求不同。如日韩对于农产品市场开放态度消极，并希望保护其国内的中低端制造业免受冲击。而中国对于日韩提出的服务业开放、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要求也难以照单全收。未来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谈判必然要经历三方艰难折冲，最终基于利益对等原则，对各自一些高度敏感产品给予关税保护，通过设置过渡期和例外条款、部分或阶段性降税等方式寻求达成妥协。

第三，需要理顺与既有区域自贸安排的关系。下一步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首当其冲的难题是要明确其性质定位，体现与RCEP、CPTPP、中韩FTA等区域既有自贸安排的区别。为照顾不同国家的发展水平差异和现实接受度，RCEP条款内容较为宽泛，标准较为宽松，在日韩看来远非“高水平贸易协定”。中日韩自贸协定的目标在于“全面、高质量、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三方如何在RCEP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水平，并且建立新的规则标准，打造“RCEP+”的自贸协定，将是一个系统性的艰巨任务。

第四，面临地缘政治和外部因素的干扰。当前乌克兰危机影响外溢，朝鲜半岛和台海局势紧张，阵营对抗和地缘冲突风险上升，日韩身处中美激烈博弈的夹缝之中，对华合作心态矛盾摇摆。美国置身亚太多边自贸框架之外，却始终对于中国主导的区域一体化进程高度警惕。虽然迄今美方并未公开出面阻挠，但中日韩自贸区对于美国推行“去中国化”战略绝非好消息。可以预见，未来日韩参与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势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有形或无形的压力。

前景广阔但需相向而行

2023年，中日韩分别位列全球第二、第四和第十二大经济体，三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占全球总量的24%，三国间贸易额约占全球的20%，三国贡献了亚洲经济增量的70%和全球经济增量的36%。日本和韩国是中国第二和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是日韩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日韩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却只有不到20%，远低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65.7%）和北美自贸区（40.2%），这也表明三国间的贸易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尽管当前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面临多重挑战，但中长期看，中日韩自贸区建成后通过贸易投资自由和便利化所逐渐释放的红利，有望产生三大积极效应：一是经济增长效应。迄今三国有关研究表明，中日韩自贸区的建成将不同程度拉动三国经济的增长，有望给三国GDP带来0.5%至3%不等的增量效应。二是政治安全效应。中日韩自贸区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升，将深化三国利益交融，壮大和平力量，有助于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对于三国增强政治互信，减少安全互疑，亦可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三是社会文化效应。参照欧盟的经验，中日韩自贸区有助于实现三国人员流动的便利化，通过扩大文化、教育和旅游合作，有利于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增强东北亚地区民众的共同身份认同，进而有望为地区国家实现历史性和解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展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前景，其顺利推进和成功落地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首先，日韩应与中方一道展现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发挥高层引领作用。中日韩三国应保持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加强中日韩合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给自贸协定谈判注入源源不断的政治动能，自上而下推动谈判向前走，并在谈判关键时刻发挥“一锤定音”的政治决断作用。其次，日韩应与中方一道相向而行，耐心细致推进务实谈判。中日韩应设定务实的谈判目标，据此制定谈判路线图。三方应以RCEP和中韩FTA为基础，对标CPTPP，重点争取在关税减让、服务贸易开放领域谈出高于RCEP的制度性安排。在敏感领域，如农产品市场开放等领域适当照顾日韩关切，中国也需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产业补贴、国有企业等议题谈判，展现建设高水平中日韩自贸区的诚意，激发日韩参与谈判的积极性。最后，日韩应与中方一道有效管控矛盾分歧，着力排除外部干扰。彼此应尊重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用好各层级各领域对话沟通平台，确保危机管控和争端解决机制有效运转。三方应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动，建立完善供应链沟通协调机制，构建一个更加自主、稳定、高效、互惠的供应链体系，为自贸区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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