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格局下中国饲料粮进口稳定性研究

崔宁波,王斯曼,范月圆

(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指出要“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作为头等大事”。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对营养健康问题的重视,饲料粮作为畜产品的主要来源,在粮食供给保障中的重要程度不断加深。然而,受国内饲料粮生产能力不足、流通环节受阻,以及仓储结构失衡等多重因素限制,仅依靠国内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饲料粮需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有效利用好国际粮源来弥补国内饲料粮的供需缺口已成必然。然而,我国饲料粮进口长期面临进口品种单一、进口渠道集中、国际局势复杂等多重障碍,获取稳定进口粮源的任务仍然较重。因此,深入探究如何以更加开放的视角将饲料粮供给安全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利用好国际粮源的同时确保饲料粮进口的稳定性,对实现国内饲料粮的高质量供需平衡来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已有研究主要围绕饲料粮的供需形势、进口稳定性、保障策略等展开探讨。在供需形势上,国内饲料粮供需处于非平衡状态[1-2],且伴有结构性失衡等突出问题[3]。在进口稳定性上,一方面,部分饲料粮的进口来源国高度集中,任何一个进口来源国的饲料粮供给发生波动,都可能影响国内多个饲料粮品种的供给[4];另一方面,部分饲料粮的进口方式和进口路径相对集中,一旦出现问题,无疑将给我国饲料粮的进口稳定性带来严峻挑战[5]。在供给安全保障策略方面,对内应调整和优化饲料粮的产业供给结构,推动国内饲料产业的长远发展[6];对外应建立多边贸易合作机制,促进国内饲料粮进口的产品多样性和市场多元化发展[7]。现有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深入探讨:首先,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主要粮食作物的进口可行性,缺乏对饲料粮,尤其是不同品种饲料粮进口可行性的深入分析;其次,现有研究更倾向于从定性的角度分析饲料粮的进口稳定程度,鲜从定量角度评定饲料粮的进口稳定等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重新审视饲料粮进口的可行性,选取大豆、玉米、麦麸、大麦4种进口趋势明显的饲料粮作为重点关注产品,对我国饲料粮的进口稳定程度进行评估,并提出保障饲料粮供给安全的策略。

目前,国内饲料粮供需呈现紧平衡态势,产需缺口呈现扩大趋势。随着国内农业结构战略调整,饲料粮的供需矛盾愈发突出,饲料粮的结构性不平衡不断深化,“以国内供给的确定性应对国际供给的不确定性”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任重道远[8]。

1.1 饲料粮需求刚性增长,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2020年来,受新冠疫情影响,以及国民饮食结构的转变和畜产品消费结构的持续失衡,我国饲料粮的需求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典型特征为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1)疫情的暴发阻碍了市场间的紧密衔接,加大了畜牧业对饲料粮的需求。一方面,疫情期间受种种因素限制,畜产品的需求量较以往明显减少,畜产品滞销导致饲料粮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多地禁止活禽交易,并限制小型屠宰企业开工复产,畜禽压栏亦导致饲料粮的需求量在短期内急剧攀升[1]。2)随着国民膳食结构转变,我国居民对肉蛋奶等动物性产品的消费比重不断提高,间接推动饲料粮的需求上涨。3)畜产品消费结构持续失衡,耗粮型畜产品的消费量持续居于高位。2021年,耗粮型畜产品消费占总畜产品消费的58%,相应地,饲料粮的消费需求不断攀升[9]。面对国内旺盛的需求,饲料粮供需缺口将逐年增大。以饲料玉米为例,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供需紧平衡格局持续发酵。预计到2025年,我国玉米供需缺口将扩大到2 000万t左右[10]。由此可见,在饲料粮需求刚性增长的大背景下,供需缺口扩大已是必然之势。

1.2 饲料粮生产能力有限,完全自给难以实现

受自然资源、经营方式与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饲料粮的生产难以实现对“量+质”的要求,完全依赖国内市场达到自给难以实现。从自然资源上看,耕地资源与水资源短缺是中长期饲料粮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增产空间持续缩紧,未来供给压力加大。优质耕地产能趋于饱和状态,中低产田升级改造难度较大,后备耕地资源严重不足,这些都限制未来饲料粮的增产潜力[11]。同时,饲料粮主产区与国内水资源问题突出区域重合,为满足饲料粮生产所需,北方与中西部地区水资源超采严重,生态赤字不断加大,制约饲料粮未来产量提高[12]。从经营方式上看,以家庭经营为主的粗放、分散、小规模的生产方式,难以提升饲料粮的生产水平[13]。目前,农户提高技术管理水平的难度较大,小规模农户使用的生产技术相近且门槛较低,生产的饲料粮竞争性不强,利润空间小,影响农户种粮积极性。此外,小规模农户缺少市场调研的意识与充足的资金储备,难以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农户与市场无法紧密联系,使得饲料粮生产与需求的冲突加剧。从技术水平上看,育种和农机等技术水平比较落后,实现高质量的饲料粮生产比较困难。国内饲料粮的育种、栽培、质保和农机等技术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难以对现有的饲料粮品种进行突破[14]。目前,我国农业科研中的育种研发与企业的联系还不够紧密,一些企业与科研单位盲目在商业育种上开展非良性竞争,影响现代商业育种机制的建立与发展[15]。在饲料粮未来供给潜力受限的前提下,盲目且片面地追求完全饲料粮自给并不能提高国内饲料粮的安全保障能力。为保障饲料粮稳定、充足、优质的供应,势必要适当降低饲料粮的自给率。

1.3 饲料粮供需矛盾突出,适度进口成为必然

在现有的资源与技术水平限制下,饲料粮的供需失衡将呈现常态化发展趋势。为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弥补饲料粮供需缺口,适度进口饲料粮已是必然。目前,国内饲料粮的供需矛盾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品质两方面。在区域方面,国内饲料粮呈现“北粮南运”的现象。杨艳涛等[16]调研发现,东北、华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饲料粮运出区域,每年分别调出玉米3 770万t和1 700万t,主销区中以广东省和江苏省为例,每年分别调运玉米1 500万～1 600万t和800万t。由此可见,饲料粮的供需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需要进行大量的跨省长途运输,流通过程中极易造成大量损耗,从而加剧饲料粮供需的区域矛盾。在品质方面,市场上缺乏高品质与差异化的饲料粮。随着健康理念的快速普及,以及国民对高品质产品需求的增长,畜产品对饲料粮的需求也从“量”向“量+质”转变。然而,国内饲料粮的生产效率仍然较低,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农药、化肥的投入来提高产能,农资的高投入加剧水土污染,恶化饲料粮生产环境,易陷入“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再投入、再产出、再污染”的恶性循环,且难以维持产能的持续高增长[17]。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为缓解国内饲料粮供需失衡的压力,应适当放开饲料粮进口市场,审慎把握饲料粮进口的规模、节奏、方式和布局,促进饲料粮的适度进口。

实施饲料粮适度进口的前提是世界粮食市场的供应安全,包括饲料粮进口的可获性和国际饲料粮的可供性。

2.1 饲料粮进口的可获性分析

饲料粮的进口可获性体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国在国际市场上所能够进口的饲料粮数量。本文参考赵金鑫等[7]的研究,将饲料粮界定为广义饲料粮,即包括被用作饲料的粮食与粮食加工副产品,具体选取大豆、大麦、玉米、高粱、木薯、麦麸,以及其他产品(玉米酒糟粕、玉米麸、豆麸、制造淀粉过程的残渣、甜菜渣、甘蔗渣、其他谷物麸)进行分析。其中,以玉米为主的部分产品有多种用途,从现有数据资料中难以区分其饲用比例,考虑到这些产品的进口以饲用为主,将其整体纳入研究之中。

由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2011—2020年的饲料粮进口数据可知,以大豆、玉米、麦麸这3类饲料粮为首,我国的进口规模呈现明显扩大趋势(表1)。大豆与玉米作为主要的饲料粮来源,进口量始终处于高位。2020年,我国大豆进口量突破1亿t,玉米进口量达1 129万t,首次超出其关税配额。值得注意的是,麦麸的进口规模也在这10年间迅速扩大,相较于2011年,2020年我国麦麸进口量扩大20倍。大麦作为饲料粮的重要来源,其进口波动性较强,经历过进口量的短暂下调后,2020年我国大麦进口量再次达到808万t的高位。由此可见,我国对国际市场的利用程度不断加深。

表1 2011—2020年我国饲料粮的进口规模Table 1 Scale of China’s feed grain imports from 2011 to 2020 104 t

2.2 国际饲料粮的可供性分析

国际饲料粮供应是否能够满足国内需求,是选择进口饲料粮的前提。国际市场的可供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量可供性,即世界总产量是否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二是时点可供性,即国内饲料粮的生产波动与国际饲料粮的生产波动是否同步。根据国内饲料粮的进口趋势,本文选取4种产品(大豆、玉米、大麦、麦麸)作为主要品种进行分析。其中,本国与世界各国的生产数据和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美国农业部(USDA)、前瞻数据库与国家统计局,选取数据的区间为2011—2020年。

在饲料粮的总量可供性上,全球大豆总产量稳中有升(图1),其中,巴西2020年的大豆出口量较2011年增加2倍有余(图2)。玉米的全球总产量也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各出口国的出口量在2019—2020年间呈下降趋势,但对整个国际玉米贸易量影响不大。大麦的世界总产量轻微下降,但各国出口量仍处于较大规模。因世界麦麸产量缺失,本文参考胡向东等[18]对小麦出麸率的研究,对世界麦麸产量进行估算,发现世界总产量变动幅度不大,美国的麦麸出口量虽然不断下降,但仍在世界麦麸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我国已与巴西、阿根廷等主要饲料粮生产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位于南半球的国家,在生产季节上与我国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能够错峰为我国提供饲料粮供给[19]。概括而言,当前国际饲料粮的生产与出口长期处于高位,且我国与主要饲料粮生产国的经贸关系良好,彼此在生产上具有季节互补性,以国际饲料粮的总量可供来保障我国饲料粮的安全较为可行。

图1 2011—2020年全球饲料作物的产量Fig.1 Global yield of feed crops from 2011 to 2020

图2 2011—2020年饲料作物主要生产国的出口量Fig.2 Export volume of major feed crop exporting countries from 2011 to 2020

对于饲料粮的时点可供性,本文采用简单趋势回归法,测算我国与全球主要饲料粮生产国的饲料粮产量在2011—2020年的长期趋势,并得到相应的预期值,再将实际产量与预期产量作对比求得波动值,最后对波动值做相关性分析,计算相关系数(r)。一般地,|r|≥0.8为高度相关,0.5≤|r|<0.8为显著相关,0.3≤|r|<0.5为相关,|r|<0.3为不相关[20]。虽然我国大豆产量与全球(总产量)、巴西、美国的相关系数较大(表2),但在生产波动上呈现互补性,因此我国大豆进口利用国际市场是较为安全的。乌克兰的大麦生产波动与我国相关性较强,但由于乌克兰是近几年才成为我国主要进口国的,且我国与世界生产波动的相关系数较小,因此俄乌冲突对我国利用国际大麦市场的影响还相对较小。我国麦麸的生产波动与全球及各主要生产国生产波动的相关系数较小,均具有较弱的相关性。我国玉米与主要生产国生产波动的相关性较强,但与世界的相关性较弱,因此利用国际玉米市场弥补国内缺口是可行的。

表2 我国与全球及主要生产国饲料作物总产量波动的相关系数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output fluctuations of China, the world and major producing countries

在国际市场能够满足国内需求的前提下,实施适度进口是新形势下可行的政策选择;但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复杂,饲料粮进口的潜在风险加剧。探究饲料粮进口的稳定等级,有助于“双循环”下饲料粮供给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

本文选取广义的饲料粮界定,以近10年来进口规模大或进口量上涨趋势明显的大豆、玉米、大麦、麦麸这4类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对前述4种饲料粮的进口数据进行预处理,筛去占我国饲料粮进口总量不到1%的进口国,并参考吕梦轲等[21]的研究,借助香农熵指数对进口贸易的地理空间聚集程度进行描述,构建出从第j个国家进口第i种产品的均质度Dij,并依据均质度构建第i种饲料粮的进口来源稳定性指标Si,其计算公式如下:

(1)

(2)

Si值越大,说明第i种饲料粮的进口来源越分散,进口稳定程度越强,进口安全等级越高。然而,国际上具有大规模出口潜力的国家较少,我国的进口来源地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在此背景下,可以通过量化饲料粮进口来源国的集中程度来评估饲料粮进口的稳定水平。受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样本限制,本文选取1992—2020年的饲料粮进口数据,将饲料粮进口稳定程度分为6个等级:0≤Si<0.693,极度不稳定;0.693≤Si<1.098,中度不稳定;1.098≤Si<1.386,轻度不稳定;1.386≤Si<2.079,轻度稳定;2.079≤Si<2.232,中度稳定;Si≥2.232,稳定。经分析,1992—2020年我国4种主要饲料粮的进口来源稳定程度均处于较低水平(图3)。玉米进口来源稳定水平呈现锯齿状变化状态,总体而言,年均值为0.678,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从发展趋势上看,玉米的进口稳定度缓慢提高,现已稳定在中度不稳定状态。麦麸进口来源稳定程度的走势类似一条U形曲线,年均值为0.954,处于中度不稳定状态,但从走势上看,进口稳定程度再次下降的可能性较高,对麦麸进口贸易伙伴的贸易量进行调整已经刻不容缓。大麦进口稳定程度的走势较为平缓,年均值为0.980,处于中度不稳定状态,研究期间,我国大麦进口大部分来源于澳大利亚,进口结构趋于稳定。大豆进口稳定程度的走势呈现先上下浮动再平稳滑动的状态,年均值为0.998,处于中度不稳定状态,且仍呈现以单个国家为主的贸易格局,进口稳定程度维持在较低水平。

图3 1992—2020年中国4种饲料粮的进口贸易稳定性演变Fig.3 Stability evolution of import trade of four kinds of feed grains in China from 1992 to 2020

总体来看,我国饲料粮进口的安全程度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保障饲料粮的供给安全已迫在眉睫。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既要立足国内,也要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并借助国际循环来弥补国内缺口。为持续保障饲料粮供给安全,降低外循环潜在风险,可着重从以下3方面发力。

4.1 以内循环为主体,完善政策体系

第一,对现有的政策体系进行系统梳理与必要的改革,将对国际规则的适应性纳入政策设计之中,化解主要饲料粮进口国市场波动对国内饲料粮安全的冲击,健全保障饲料粮安全的制度机制。第二,要积极推动新型饲料粮贸易规则的建立,在现有的贸易规则之下,积极探索新型饲料粮补贴方式,提升农民种粮收益,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从源头上提高饲料粮产量,化解外循环冲击。第三,突破传统产需“二元平衡”的固有思维,将国际饲料粮市场纳入其中,构建饲料粮供需体系的“三元平衡”框架,将融入国际饲料粮市场、抵御外循环潜在风险作为保障国家饲料粮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以外循环为补充,优化进口结构

第一,优化进口结构。在国际规则的约束下,通过综合考虑对国内饲料粮生产的影响效果与国际农业规则的变动趋势,探索进口稳定程度较低的大豆、玉米、大麦、麦麸的新型替代饲料粮,对现有饲料粮的进口结构与方式进行优化升级。第二,加大对国际贸易安全的重视程度。通过优化国际供给体系与我国饲料粮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带动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第三,充分利用南北半球饲料粮生产的季节性差异,结合国际饲料粮市场与我国生产波动的相关性数据,调整饲料粮进口来源布局,防范饲料粮进口时期集中所带来的时点可供性等潜在贸易风险。

4.3 以双循环为引领,提高进口稳定性

第一,在夯实与传统饲料粮进口来源国的贸易关系的同时,可与巴西签署长期玉米供给合同,提高从印度、哈萨克斯坦进口麦麸的比例,加大对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大豆进口量,引导国内与英国等大麦非主要进口国建立持续稳定的大麦贸易关系,建立稳定、多元的国际贸易合作关系。第二,加快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充分挖掘其丰富的耕地资源,鼓励其培育饲料粮种植基地,进一步丰富我国饲料粮进口来源。第三,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等多边粮食合作机制为基础,积极融入粮食资源丰富国家的粮食生产合作中。其中,非洲地区一些国家的饲料粮生产在耕地、水资源、温度等方面具有优势,可与具有饲料粮出口潜力的国家签订长期贸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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