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发展路径

严昭华

摘   要：在立足于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制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下，指出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不仅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现实支撑，更是能为乡村治理聚合内生力量。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在化育民间、激发内生力量上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农村“两委”班子领导力不足、农村文化人才极度匮乏和经费筹措困难等问题上。因此，需从两方面提升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路径，即注重思想内涵传承，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力；
建立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丰富乡村治理格局。

关键词：农村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
乡村治理；
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G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3）14-0010-03

一、农村文化礼堂管理制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

（一）农村公共文化管理机制的历史变迁

在中国古代，农村公共文化职能的场所主要是由祠堂、学堂和庙堂（宗教及民间信仰场所）等承担。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场所都是由民间力量建立、管理和使用。祠堂是各宗族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中心，由族长和房长组成管理机构。族长一般由宗族中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房长则为各家支的负责人。古代农村学堂分为社学和私塾等类型，前者由官方负责和管理，后者则由各家族和家庭进行举办。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模式发生极大改变，不仅活动内容、形式上政治化，而且在组织管理方式上也呈现出行政化的特征。改革开放后，逐步推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委员会和村党组织构成乡村的治理系统。治理意味着原有的统治含义有了新变化。如果说传统的统治是自上而下的垂直方式，那治理模式则是在过程中体现为上下左右共同商量、在结果上达到互惠双赢的整体方式。辛西娅·阿尔坎塔拉认为，治理“是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以便实施某项计划”[1]。因此，治理意味着让所有人有所参与、有所付出和有所收获。

在乡土社会时期，众多学者认为乡村治理实质上是乡村自治。譬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中国社会“双规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2]。又如吴理财在《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所认为，在中国，三代之始，虽无地方自治之名，然确有“地方自治”之实[3]。可见，他们都认为中国乡村实际处于自治状态。

随着乡村治理的社会参与度不断增加，村民的自治意识极大提高，群众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参与管理、决策和监督，为农村公共文化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而这正是治理的目的。总体来说，农村公共文化管理呈现出政府力量和社会力量协同合作的方式。

（二）农村文化礼堂的外部管理和内部治理

农村公共文化管理由两个层次组成，即外部管理和内部治理。

外部管理是指宣传部门、文明办、文广新局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农公共文化的管理。“近年来，浙江省在农村文化礼堂管理方面，建立了文化礼堂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员单位的规范化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宣传部牵头、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的良好局面。而在具体操作方面，乡镇街道的宣传委员成为政府职能部门联系各文化礼堂的大管家和具体工作的执行者。”[4]因此，一个文化礼堂的管理高度和水准与一个乡镇街道宣传委员的想法有着决定性关系。

内部治理主要是指由社会力量进行自我管理的治理方式，比如农村老人协会、乡村文艺队伍和农村文化礼堂等。“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启动以来，全省各地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礼堂管理经验，如平湖市的导师定点联挂制度、温州市鹿城区的“社团+社工”模式、舟山市的文化礼堂联合会管理体制和以理事会为主要特色的“黄岩经验”等。”[4]各地区各具特色的管理经验提高了农村文化礼堂内部治理的科学化水平，为文化礼堂的后续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必要性

2013 年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了《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意见》，将文化礼堂建设定位为“夯实农村文化建设基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农民群众综合素质、打造农民群众共有‘精神家园的着力点”。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不仅能够为乡村治理提供现实支撑，更能为乡村治理聚合内生力量。从本质上讲，文化礼堂建设的目的是在挖掘各地特色资源、激励广大社区成员参与发展和协调各方利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从现实来看，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在化育民间、激发内生力量上动力还显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村 “两委”班子领导力不足

要想农村文化礼堂发挥积极作用，不仅与村里的集体经济和用地指标有关，更是与文化礼堂主管干部的能力、村支部书记的重视度和“两委”班子的凝聚力有关，而后者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乡村的治理系统由村民委员会和村党组织构成，他们虽承担了大量的乡村治理职能，但是日益显现其不足。首先是来源单一，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村“两委”必须是本籍村民担任，这会造成组成人员过于单一从而使村“两委”的素质良莠不齐。其次是一些村干部的思想观念并未与时俱进，并未认识到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重要性，只是简单粗暴地认为文化礼堂只是一个筹办村民红白喜事的平台。最后是凝聚力不够。礼堂建设相较于其他项目不仅有着更细密的标准规范，步驟也更加繁琐，这就势必加大了礼堂筹建的难度，增加了更多问题，而村干部碰到问题拖拉推诿的现象比较普遍。

（二）农村文化人才极度匮乏

随着城市化不断加速，农村人才的流速也在不断加快。现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农村的人才贫乏。素质上的缺乏使众多村“两委”难以承担庞大的自治任务，只能是被动接受上级下派的治安、救灾等硬任务，而对于文化宣传上的软任务则显得力不从心。

一是缺乏文化礼堂专职管理人员。目前，浙江省半数以上的文化礼堂未配有专职管理人员，而配有专职管理人员的文化礼堂实际上也只起到物业、保洁和门卫的作用。大体来看，这部分管理人员业务能力不高且学历偏低，缺乏维系文化礼堂有序运行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致使管理效率低下。二是缺少农村文艺骨干。要想让农村文化礼堂高效运转，就需要有一批数量可观的文艺骨干分子。但是，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大批农村高素质、有热情活力的青壮年流向城区，留下来的多是中老年人。这一群体虽然参与的积极性高，但是艺术修养和文化水平偏低，也得不到培训和专门指导的机会。三是文化志愿者队伍匮乏。志愿者的参与度不高且不持续，真正热心农村公益事业的志愿者比例不高，而能够长期坚持活跃于城乡之间的更是少之又少。

（三）经费筹措困难

一是在建设费用方面。浙江省设有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每成功建成一家可补助10万—12万元。而各区县（市）由于财政实力不同，对文化礼堂建设专项资金上的投入差距较大。一些财政实力落后的地区对于农村文化礼堂的补助为6万—8万元，低于省设标准，有些地区则未设立专项资金。二是在使用经费方面。一方面，政府专项资金不会直接发放而是以奖代补，一些文化基础薄弱的行政村就拿不到奖励，没有稳固且充裕的资金来源；
另一方面，单靠政府补贴去维持文化礼堂的运转难保持续性，文化礼堂本身应具备持续运转的动力来源，一些文化礼堂主要依靠行政村承办红白喜事时向村民收取场地费来应付必要的管理人员工资、水电费和保洁费用上的支出。因此，难以举办持续性的文化活动，文化培训经验更是无从谈起。

三、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路径

农村文化礼堂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精神家园，相比传统农村文化场所既有继承又有革故鼎新，当今农村公共文化不管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呈现出与以前不同的新特质。在政治教化上，古代宗祠传递的是一种封建伦理规范，而现在的文化礼堂是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观，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作用。在社会治理上，古代宗祠依据族规和家法，遵循礼治；
当今文化礼堂则既讲法理又讲情理，体现公平公正。

因此，要使当今农村文化礼堂为乡村治理提供现实支撑，聚合内生力量，就要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提出可行的方案对策指导农村文化礼堂建设。

（一）注重思想内涵传承，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力

打造农民群众的精神家园，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是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

传统农村公共文化更多强调对人的教化功能，而忽视了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如今，农民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开始注重精神文化的享受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单从数量看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并不难，但关键是在于提高礼堂的质量，在结合农民群众需求的基础上，能够使文化礼堂成为一个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平台。这就需要以农民群众的需求为主导，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有针对性地组织文化活动。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农村文化礼堂要发挥主流价值观和科学信仰在农村和农民中的引领作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农民价值观的转变，始终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放在首位。通过展示农民群众的良好精神面貌，围绕“教育教化、乡风乡愁、民间艺术作品创作、文化文艺”等主题，开展大量政策理论宣讲、民俗礼仪、文艺体育等活动，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举办艺术活动。农村文化礼堂要举办各类艺术活动，尤其是有关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活动。文化需要传承，也需要推陈出新，要让老树长出新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5]艺术是人保留精神自由和精神超越维度的良方，兼具有人的解放功能和审美功能，这是以往传统艺术所忽视的艺术对于人的发展维度。举办艺术活动要围绕人、为了人、通过人去办活动，这样才能实现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的初衷。比如，浙江省有的农村文化礼堂创办了书法创作室，让越来越多的“泥腿子”和“瞎眼人”拿起了笔杆子。

3.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农村文化礼堂作为党的农村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尤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理论宣讲。开办阅读角、读报栏，积极推进“社工進礼堂”活动，将慈善义工、环保志愿者和法务志愿者引入文化礼堂。开展各类知识、道德、理论和政策的宣讲活动，如法律知识讲座、养生知识讲座、农业技术讲座、党和政府的宣讲政策宣讲等，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让其在各类宣讲活动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提高。

（二）建立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丰富乡村治理格局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为当前乡村自我治理的主要方式。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个群众自治机制并未很好发挥预期作用。村民自治弱化为村民选举，村民并未在实际中实现自我治理。而更糟糕的情形是，在选举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时往往会产生利益集团，若各利益集团内部产生分歧或派系，则会互相推诿，使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理事会是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被社团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等广泛采用。作为农村文化礼堂的自主管理机构，由全村村民公推直选产生相关理事长、副理长和理事若干名。引导农村文化礼堂建立理事会制度，根据各村实际，探索真正适合各村文化礼堂发展需要的理事会制度。在理事会产生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实力、村民市民化程度、文化底蕴、生产生活方式等各类因素，以开放性、代表性和融合性的总原则作为理事会产生的基础。在理事会的运行中，遵循民选产生、民需导向、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四民原则”，充分体现民意和考虑老百姓的现实需求。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丰富了乡村治理的格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乡村治理走向多元主体治理是必然趋势。治理本就是让所有人有所参与、有所付出和有所收获，治理的主体不限于乡镇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民个人以及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包括农村的宗教和民间信仰组织、老年协会、村级社团等）都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文化禮堂理事会的出现使得“强政府”和村“两委”独大的格局有所改变，协调了村“两委”的领导力问题，使文化礼堂得以发挥积极作用。

2.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一直是村“两委”工作的软肋，不少文化礼堂常常陷入建易管难、建完就冷的困境。“有任务就抓，没任务就放；
检查时热，检查完就冷；
给钱就搞，没钱就停。”这发映出农村文化工作的真实状况。而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不仅是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管理团队，更是一个富有高度责任感和积极性的团队，杜绝了“人治”和随意性的可能，更保证了治理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3.重建文化共同体的组织架构。“传统社会的乡村秩序主要由士绅和家族来承担，乡风民俗、习惯规约、道德伦理”等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而这些内容的形成和发展都来源于民众的乡村社区生活。”[6]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的建立不仅为现代士绅和现代村庄共同体的培育提供了新土壤，也为日益被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挤压的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提供了人员基础和组织阵地。“文化礼堂在农村落地生根之后，在乡村政治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之外补齐了文化共同体。一个以村‘两委为主体、经济合作社和文化礼堂为两翼的自治和自洽型共同体开始形成。”[4]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村庄共同体的自治组织架构，在创新现代村治模式的同时，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1]   辛西娅·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与滥用[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9（1）.

[2]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3：87.

[3]   吴理财.民主化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J].天津社会科学，1999（4）.

[4]   高飞，等.后乡土社会的公共文化重构：基于台州市黄岩区农村文化礼堂的调查[M].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16.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8.

[6]   范和生，李三辉.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2015（1）.

[责任编辑   柯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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