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尧健
(吉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独创发明,标志着马克思思想趋于成熟,通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以辩证、科学的视角解释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揭开了光明的前景。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之前,历史唯心主义即唯心史观占据着主流地位,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是典型的例子,这些人往往忽视社会现实,歪曲看待人的本质,从精神、观念的角度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将历史发展的源动力视作“理念”或人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不断自我否定又不断否定之否定回归自身的表象,在黑格尔看来,所谓人类历史,深层次而言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历史。“绝对精神”首先存在于纯粹概念的领域,由于它不满足自身的抽象性与空洞性,便将理念外化为物质,由此产生了自然界。而自然界又无法满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目标,无法唤醒自我意识,由此自然界又分化出了人类及人的自我意识,通过人类自我意识的不断成熟与完善,继而衍生出法律、政治、宗教、社会及历史,最终通过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进步,“绝对精神”完成自我认识,结束了否定之否定的辨证发展路径,当“绝对精神”复归于自身的一刻,历史便完成了所有的使命。由此说明,黑格尔将脱离人、脱离自然界的“绝对精神”视作历史的主人,自然界、人类、人类意识、社会历史通通成了“绝对精神”的派生物,这种从纯粹精神的角度解释历史发展的说法显然是荒谬不堪的。
黑格尔身后,他的学生们意识到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抽象性与无人身性的缺陷,企图用现实的人取代纯粹的精神解释历史。青年黑格尔派的领袖布鲁诺-鲍威尔接过了这面旗帜,他以异常激进的方式解构了黑格尔闭塞保守的哲学框架,否定历史的动力是独立于人之外的“绝对精神”,而将现实的人视作历史的创造者。鲍威尔认为,一切时期历史的发展都归功于人的自我意识,人是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而自我意识拥有自由、能动性和否定性的特征,因此社会历史的发展离不开自我意识的施动,正是人的自由意识促成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显而易见,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创世说相比,鲍威尔的思想显然是一大进步。可鲍威尔虽然将现实的人视作历史的创造者,但他却认为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这便从精神层面设定了人的本质,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没有看出人的实践特征。其次,鲍威尔认为只有当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普遍自我意识”同一时,才能意识到当前时期的瓶颈所在,从而自由的推动历史发展,这里鲍威尔重蹈了黑格尔的覆辙,鲍威尔所说的“普遍自我意识”依旧是抽象的、纯精神的、独立于人且高于人的存在,依然没有跳出黑格尔从“理念世界”解释真实历史的错误范式。
虽然鲍威尔同样从唯心主义的视角解释社会历史,但他将现实的人而非纯粹理念视作历史创造者的做法不乏一定进步性,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凸显了人的现实性并正确阐明了人创造历史的真理,彻底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史观。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源动力在于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的本质并非鲍威尔所说的自我意识,而是自由自觉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即实践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之上,人才能创造历史并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由此,马克思正确指出了人的现实本质,说明了人的物质性、现实性与能动性,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的角度阐释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原因,提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与推动者,人的本质不在于精神,单凭精神无法推动历史进步,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人才能改造世界、创造历史。
综合来看,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三大维度。首先,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人翁地位,正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历史,因此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由此马克思彻底克服了唯心史观的缺陷,否定了“绝对精神”、“无限自我意识”或某些英雄人物的意识是历史发展源动力的说法,科学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这要求我们贯彻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经济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的地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其次,马克思认为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在马克思看来,单凭意识无法改变世界,更无法推动历史进步,人类历史进步的原因及动力不在抽象的精神世界,而存在于现实的、感性的物质世界当中。任何意识、思想、观念、文化都是在一定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有古代的思想,现代有现代的思想,国内有国内的思想,国外有国外的思想,忽视社会现实便无法理解思想文化的精髓及内涵,另一方面,忽略社会现实条件的变化,任何思想文化都难免会丧失先进性与生命力,最终免不了被时代淘汰的厄运。
最后,马克思提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来看,历史发展的“密钥”在于生产力,“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3]只有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力进步,才能继而促使整个社会不断优化、持续升级。这要求我们重视生产力的关键作用,坚持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研发核心技术,优化供应链与产业链,全方位促进生产力的提升。
从广义而言,茶文化可分为两方面,即分茶的自然科学与饮茶的人文科学,就狭义而言,茶文化单指茶对社会的精神作用。现阶段,我们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茶文化。古人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茶在古代便已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我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代,茶叶的传播与使用已成较大规模,饮茶活动深受人们喜爱。“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3]发展到唐代,茶文化迎来“盛世”,茶馆作为娱乐场所问世,聚会时人们也开始使用茶会的形式。到了清朝茶叶开始走向世界,茶文化“走出去”不仅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更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借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大大加深了文化影响力。从古至今,我国茶文化在我国精神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活层面。饮茶既能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也能增进人体的健康,“茶叶作为一种保健产品,人们在饮茶、品茶等活动中,可吸收茶叶中的茶多酚,加快人体的新陈代谢,有效预防各种慢性病的产生,并促进身体机能的恢复,发挥茶叶健体功效。”[4]同时又能丰富人的精神追求,人们在饮茶过程中不仅能感受到身体上的舒适,精神上也能收获一份享受。
第二,交际层面。茶文化可分为制茶与品茶两大环节,就制茶而言,人们可以就茶的原材料、制作过程、出产地等话题畅所欲言,无形之中拉近相互的距离,“以茶会友”成了从古至今人们相互连接的纽带。另一方面,品茶时人们往往喜欢在环境舒适、安静惬意的条件下进行,而在优雅的环境之下,人们在品茶过程中通常会表露心境、畅谈理想,感受自然界的美好与世间的温度,以上特点有助于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减少距离感,促进彼此之间心灵的触碰。在古代,我国曾推行“茶政”,也有过“茶马古道”的经济外交,足以凸显茶文化的交际优势。
第三,道德层面。茶文化将佛教、道教与儒家精神融为一体,衍生出“茶德”,所谓“茶德”一方面指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一方面指以和为贵的道德追求,唯有放空心境、卸下烦恼,抛开利益纠纷、人际琐事,才能充分体会到茶文化的精髓。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我国传统茶文化承载着国人的精神向往及价值追寻,“千百年来,这种价值观潜移默化于中国的民族精神之中,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茶文化不仅是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更是面向全球的世界性文化,是全人类共享的宝贵精神财富。
随着时代的迅速发展,21世纪的今天呈现出一幅与过往历史截然不同的版画,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的茶文化,在崭新时代自然也面临着种种考验与障碍。
首先,茶文化的受众群体较为缺失,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已很难静下心来花费大量时间品茶、鉴茶、论茶,致使主打修身养性、天人合一的茶文化遭受冷落。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式各样的饮品百花争鸣,饮料、咖啡、酒水成了市场主流,而市场化进程较缓的茶类则成为少数群体的忠爱品,致使茶文化的受众群体严重缩水。经济全球化也为茶产业和茶文化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随着各式各样的进口饮品涌入国内市场,传统茶品遭受严重冲击,在众多选择之下,人们更偏向于口感鲜明的饮料和果汁等饮品,茶叶似乎只在家庭和茶馆供人享受,由此饮用群体十分有限,造成茶文化的传播出现断层。
其次,“文化入侵”现象也使得传统茶文化遇到劲敌,随着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国外电影、电视剧、书籍等文化产品涌入国门,使大多数年轻群体潜移默化之下吸收了西方文化,而冷淡了我国传统文化。在外来冲击之下,茶文化传播效率降低的同时,影响群体的数量逐年减少,影响程度也大不如前。由于西方文化倡导自由独立、恋爱自由、交际开放等特点,这些特点较为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心理状况,因此年轻群体普遍更倾向于学习西方文化,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则成了年轻人眼中的“过时品”,茶文化也被视作不符时代的老古董。
第三,我国茶文化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包括两方面,一是教育层面,二是社会层面。就教育层面而言,许多院校并未足够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过于看重分科教学,将教育内容严格束缚在各学科的教科书之上,没有意识到茶文化对培养青少年形成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导向作用。就社会层面而言,很大一部分年轻人急功近利、利益至上,茶文化“修身养性”、“以和为贵”的特点遭到排斥,以此造成的后果必然是物质丰富、精神空虚,并可能导致错误价值观的产生。此外,很多茶叶公司本身也存在问题,例如太过看重利润,导致茶品工业化、流程化、机械化,不利于茶文化的传播与弘扬。
客观事实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仅限于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教条,而是可覆盖一切领域的科学方法论,运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无论是宏观角度的社会、法律、政治、生态问题还是微观角度的生活、工作、学习、交际问题都可起到科学的导向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之下探究我国茶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
首先,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我国茶文化应深入基层、踏入民间,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份美好的精神食粮。当下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经济快速发展,为广大群众带来了更加丰富的物质条件,人民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也需要补充营养,由于“内卷”现象愈加严重,学习、工作压力不断增强,高强度的生活模式下“精神营养品”便显得格外重要。这要求,我国茶文化不能脱离生活一线,不能忽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需求。茶文化不应只是高端人士的“特权”,也不应是仅仅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小众产品。而应深入大众、落地民间,让广大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到茶文化的美好。
其次,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社会的现实层面决定社会的精神文化层面。这要求茶文化应做到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绝不能刻板守旧、一成不变,茶文化固然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但这并不意味着茶文化应始终如一,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根据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及人民精神品味的提升,要求茶文化紧跟时代脉络,坚持创新发展理念,跟上全社会前进的脚步。当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消费习惯及爱好也愈加简洁,大多年轻人对“耗时”的饮茶活动兴趣不大,这要求茶产业推动现代化步伐,实施从家庭、茶楼到超市、零售店的战略转型,让年轻一代既能节省时间,又能“一饮为快”。另一方面,当今互联网遍布各个角落,“低头族”规模不断扩大,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与短视频的爆火,抖音、快手、B站等短视频app成了年轻人乃至中老年人每日必不可少的娱乐工具。因此,宣扬茶文化不能仅限于传统模式与路径,应坚持互联网、5G、短视频等创新领域与传统茶文化相结合的战略思路,以新模式、新角度、新渠道、新方法全方位传播茶文化,让更多群体通过移动设备接收到茶文化的信息,实现新时代背景下茶文化的现代性、创新型发展。
最后,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秘密所在。这说明优化茶品质量、保障茶文化优良传统不能只做表面功夫,更不应急功近利,而是应从根源入手,着眼于提升茶品质量,以优质供给带动需求的增加,只有提升茶品质量、增进茶品口感、牢固茶品产业基础,才能带动人们消费欲望的升级。全过程而言,首先,挑选茶料要科学精确,有优质的原材料,才能生成优质的产品,把好制茶第一关不容有失。其次,在制茶过程中不能掉以轻心,不可急于求成,要发挥匠人精神、大师风度,脚踏实地、求真务实提升茶产品质量。不仅要求在挑选原材料时精益求精,制茶环节也要认真严谨,各制茶部门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应聘请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指导,不断升级技术。此外,也应注重收集实践经验、及时总结心得,通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不断循环,助力茶产品质量升级。最后,在茶文化的包装及推广过程中,不应歪曲本质、过于求变,应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力图创新,打造一种既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与新时代充分接轨的崭新茶文化。在现代化包装、多渠道宣传的同时,应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德、传播茶文化的精髓,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茶文化的精神动力,在内心深处体会到茶文化的美妙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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