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论文《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摘要】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实事求是论文9篇,供大家参考。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
【摘要】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辨证统一;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关键词】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005―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倡导确立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1]2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而坚定地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本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言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这一原指治学态度的格言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801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为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原则,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多次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3]382“我是实事求是派。”[3]209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他自己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深刻总结。他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从而也就把实事求是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一方面,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是实事求是的东西。毛泽东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即靠“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精髓”说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所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规定,它从世界观上升华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143实事求是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因为实事求是在哲学实质上是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128这就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实质,把实事求是提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
另方面,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1]114,116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就说不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他说过,“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3]118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即“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1]118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成功。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可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为基本的方面。
二、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和斯大林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成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但都没有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于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党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116。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在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严重挫折: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再就是1976年粉碎“_”后的“两年徘徊”。这三次由于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发生的严重挫折,给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损失。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证,把实事求是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在实践中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首先,他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10年““””给我们党留下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人们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从“本本”出发,遇事“随风倒”。直到““””宣告结束两年了,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所以,客观状况决定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要的任务是要解放思想。这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不解放思想,克服““””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他号召全党“打破思想僵化”,从林彪、“_”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解放出来,从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和“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思想僵化的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得不到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143
其次,他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束后,正当全党亟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却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就率先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两个凡是”是以毛泽东不犯错误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1]3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决策,其后果只能是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坚持“两个凡是”并不是什么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39“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126我们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再次,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是在粉碎“_”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他“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3]10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在这场讨论开始不久,邓小平就给予其高度评价,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143通过这场讨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普及到了全党、全民和全国各个领域,为全党、全民的思想大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自己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190具体一点说,就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10
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278党的十二大依据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表述,在党的章程(总纲)中郑重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5]67这一规定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更加完整、更加准确、更加具体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形成了由出发点、原则、目的和运动过程所构成的统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构成这一完整科学体系的每一个基本点(即组成部分)各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正确认识各个基本点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包括四个基本点。邓小平不仅用非常精练的语言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完整而系统的概括,而且对每一个基本点都作了深刻阐述。
第一个基本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即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才能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强调和发挥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明确地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规定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并且是把它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他在谈到“实事求是”时,总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第二个基本点:“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也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法。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毛泽东曾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作过精辟的论述,并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结合党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深化了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认识,把它作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和有序发展,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体系。他曾经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114不然,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第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点之一的“实事求是”,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事”中引出或求得“是”(即规律性),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而,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正因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目的和核心,所以我们通常才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总结和吸取了党的历史经验,不仅对“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特别强调和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四个基本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过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基本的和首要的观点,以实践为基础,尊重实践的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历来所倡导和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准则。不幸的是,由于林彪、“_”的歪曲和破坏,在一段时间里,实践标准被抛弃,领导人的言论成了鉴别是非、判定正误的的唯一标准,结果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_”以后,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应有的权威。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一个基本点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在实事求是中坚持实践标准。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科学体系。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总是把这四个基本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把握。关于这四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1]113-114这里,邓小平就把几个基本点联系了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也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含义和精神实质更加明确、具体和系统了。
四、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提出、论证和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上。众所周知,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分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不仅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实质,规定了解放思想的原则,而且深化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之成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是毫不相干的,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反过来说,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在深入地分析了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后明确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恢复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进而言之,“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1-143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364亦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必须真正解决问题。”[1]279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一方面。
另方面,解放思想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这是因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并不单纯表现为实事求是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条件,同时还表现为解放思想须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若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目的,就必然成为思想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胡思乱想,不是表现为“左”的错误,就是表现为右的错误。它不但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而且正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所必须加以纠正和解决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1]379“左”和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实事求是的背离。就其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而言,实乃殊途同归。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重要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3]375因此,我们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其根本方法,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归根结底,就是要使解放思想始终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前进,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标准,自觉地服从于实事求是、服务于实事求是,并最终体现为实事求是。
总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邓小平在谈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问题时,虽然有时各有侧重,或强调解放思想,或强调实事求是,但他总是把二者联系起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我们的思想认识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这是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承担起了拨乱反正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为了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我们党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而且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为我们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是密切相关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和保证。一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的实践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指引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为此,就必须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否则,就不可能会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1]191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来。 另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是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既然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符合客观实际和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那么,要正确地理解把握和自觉地贯彻执行它,同样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带着许多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旧框框,那就不可能会正确理解和把握既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也就不可能会自觉地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甚至会同它格格不入,乃至发生抵触或完全背离它。因此说“正确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191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还必须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1]191其实质也就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干部标准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190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为了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他高度重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接班人的选拔培养。他明确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其中之一就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1]192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就将是一句空话。总之,“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1]193“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3]380,381
六、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包括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独创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而且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在实践中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统一了起来。
首先,邓小平把从实际出发同从人民利益出发统一了起来。邓小平认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从认识论上讲,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从价值观上讲,我们又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上个世纪初,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先河,想的就是让人民能吃上饱饭;70年代中期,他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4想的也是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80年代初,他支持安徽、四川试行包产到户,想的还是使人民能早日摆脱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针对我们建国后由于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不大,还没有摆脱贫困、甚至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现实,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128据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一再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实际出发,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有10多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3]207-208
其次,邓小平把实践标准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了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3]157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也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因此,他又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特别是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并进而把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他在回答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时,总是充满信心地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至于政策会不会改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3]58,59“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3]142“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3]83-84“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371
再次,邓小平把“求是”的方法同群众路线的方法统一了起来。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的最大成果。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一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对这个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因而这个具有深刻人民性的理论是同邓小平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邓小平本人也多次说过,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382不仅是农村,我们“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6]30-31这既反映了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深刻理解和卓越实践,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
七、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客观要求,在其理论与实践活动中提出和运用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的要求和体现,又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去的“中介”和“桥梁”。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无法显示它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114这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它是一个系统,主要包括调查研究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和实践检验的方法。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实事求是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掌握的情况、占有的材料、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从中引出客观对象的规律性,从而本质地、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实际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因而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对此,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注重对国情的调查研究。在他看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当然首先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最早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的思想。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63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就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认识中国国情。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已经明确了的。“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356正是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才使我们党摸准、摸清了我们的国情,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便是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也是我国最大的最基本的实际。因而,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252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对国际形势的调查研究,他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
(二)辩证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也是在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即掌握了“实事”之后,进行“求是”的最基本的最科学的方法。作为方法,辩证法主张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研究一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所谓“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用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设计和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所阐发的理论观点,还是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不蕴涵着深刻、鲜明、生动的辩证法思想,体现着对辩证分析方法的纯熟、自如、灵活的运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全面分析的方法,就是邓小平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和运用的实事求是方法系统中辩证分析方法的几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1具体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的方法即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邓小平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118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千差万别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具体事物的矛盾都有各自的特点,即矛盾的特殊性。邓小平是矛盾分析的大师。在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它们的不同方法。邓小平认为,具体问题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形成的,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首先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要分析具体条件。“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119所以他曾经强调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316-317国内的事情是这样,国际的事情更是这样。“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1]318
2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对事物进行纵向分析的方法,也是具体分析方法的纵向延伸。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各个环节构成的无穷发展的链条。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任何现实都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因此,任何现实中都有历史的足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事物的现实;任何现实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发展的起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把握事物的现实,也就在一定意义上预测了事物的未来。邓小平是历史分析的大师。他善于对各种问题进行历史分析,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趋势。邓小平认为,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首先,必须了解历史。所以他经常号召“要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304“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3]206其次,要正确总结历史。他说过,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总结历史不能否定一切,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总结历史是为了指导现实、开辟未来,是为了“向前看”。再次,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1]119分析和研究这些历史条件,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复次,要注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着的历史,要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研究具体的历史条件,就必须看到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坚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1]12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成功地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解决了各种重大问题。
3全面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的方法即用全面、系统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方法。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事物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每一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总是以某种方式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着。因此,只有把事物放在这种相互联系之中,才能够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要考虑到它同周围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从而也就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辩证法还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全面地看问题,不仅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坚持“两点论”,而且还要在其所有方面的联结上,即在其总体上去分析它、研究它。只有这样,才能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坚持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善于运用全面、系统分析的方法分析和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进而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认为,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因此,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可能只是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必然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确定的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是畸形发展的事业,而是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民主和法制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也要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搞好。邓小平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他不仅提出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思考。
(三)实践检验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发展过程,也是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环节。因为通过调查研究、辩证分析所“求”到的“是”是不是真“是”,即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它的判定,只能由社会实践来作出,即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错误的动态过程。这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个道路向前发展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必须随之而变化,这样才能不断地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得以深化。这个深化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矫正,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对此,邓小平联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了大量的论述。他反复指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258-259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都是新事物”。“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3]17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3]371当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正因为如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3]219就是“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3]371这就是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特别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在处理具体事情上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改过来。“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3]78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述,可以说是对实践检验方法的最好说明和自如运用。
八、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14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迅速完成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重新确立和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在实践中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榜样。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结束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正确阐述毛泽东思想,以便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他指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294-295““””是一个大错误,对党、人民和他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而这其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不能丢,一定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必须否定,并引以为戒。“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172否则,如果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不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不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历史任务,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反对了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错误思潮,又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从而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以明晰、准确的语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2-3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和总的指导思想,而且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系统的阐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而这一理论正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邓小平的纯熟运用,就不可能会有邓小平理论。
总而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及丰富、发展、完善和运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既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学习邓小平的榜样,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就一定能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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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
【摘要】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辨证统一;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关键词】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005―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倡导确立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1]2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而坚定地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本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言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这一原指治学态度的格言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801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为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原则,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多次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3]382“我是实事求是派。”[3]209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他自己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深刻总结。他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从而也就把实事求是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一方面,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是实事求是的东西。毛泽东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即靠“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精髓”说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所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规定,它从世界观上升华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143实事求是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因为实事求是在哲学实质上是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128这就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实质,把实事求是提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
另方面,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1]114,116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就说不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他说过,“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3]118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即“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1]118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成功。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可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为基本的方面。
二、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和斯大林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成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但都没有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于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党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116。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在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严重挫折: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再就是1976年粉碎“_”后的“两年徘徊”。这三次由于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发生的严重挫折,给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损失。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证,把实事求是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在实践中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首先,他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10年““””给我们党留下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人们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从“本本”出发,遇事“随风倒”。直到““””宣告结束两年了,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所以,客观状况决定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要的任务是要解放思想。这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不解放思想,克服““””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他号召全党“打破思想僵化”,从林彪、“_”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解放出来,从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和“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思想僵化的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得不到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143
其次,他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束后,正当全党亟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却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就率先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两个凡是”是以毛泽东不犯错误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1]3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决策,其后果只能是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坚持“两个凡是”并不是什么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39“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126我们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再次,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是在粉碎“_”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他“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3]10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在这场讨论开始不久,邓小平就给予其高度评价,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143通过这场讨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普及到了全党、全民和全国各个领域,为全党、全民的思想大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自己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190具体一点说,就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10
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278党的十二大依据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表述,在党的章程(总纲)中郑重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5]67这一规定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更加完整、更加准确、更加具体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形成了由出发点、原则、目的和运动过程所构成的统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构成这一完整科学体系的每一个基本点(即组成部分)各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正确认识各个基本点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包括四个基本点。邓小平不仅用非常精练的语言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完整而系统的概括,而且对每一个基本点都作了深刻阐述。
第一个基本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即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才能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强调和发挥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明确地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规定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并且是把它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他在谈到“实事求是”时,总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第二个基本点:“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也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法。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毛泽东曾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作过精辟的论述,并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结合党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深化了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认识,把它作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和有序发展,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体系。他曾经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114不然,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第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点之一的“实事求是”,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事”中引出或求得“是”(即规律性),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而,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正因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目的和核心,所以我们通常才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总结和吸取了党的历史经验,不仅对“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特别强调和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四个基本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过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基本的和首要的观点,以实践为基础,尊重实践的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历来所倡导和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准则。不幸的是,由于林彪、“_”的歪曲和破坏,在一段时间里,实践标准被抛弃,领导人的言论成了鉴别是非、判定正误的的唯一标准,结果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_”以后,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应有的权威。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一个基本点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在实事求是中坚持实践标准。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科学体系。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总是把这四个基本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把握。关于这四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1]113-114这里,邓小平就把几个基本点联系了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也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含义和精神实质更加明确、具体和系统了。
四、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提出、论证和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上。众所周知,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分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不仅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实质,规定了解放思想的原则,而且深化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之成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是毫不相干的,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反过来说,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在深入地分析了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后明确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恢复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进而言之,“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1-143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364亦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必须真正解决问题。”[1]279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一方面。
另方面,解放思想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这是因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并不单纯表现为实事求是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条件,同时还表现为解放思想须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若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目的,就必然成为思想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胡思乱想,不是表现为“左”的错误,就是表现为右的错误。它不但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而且正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所必须加以纠正和解决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1]379“左”和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实事求是的背离。就其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而言,实乃殊途同归。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重要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3]375因此,我们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其根本方法,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归根结底,就是要使解放思想始终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前进,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标准,自觉地服从于实事求是、服务于实事求是,并最终体现为实事求是。
总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邓小平在谈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问题时,虽然有时各有侧重,或强调解放思想,或强调实事求是,但他总是把二者联系起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我们的思想认识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这是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承担起了拨乱反正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为了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我们党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而且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为我们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是密切相关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和保证。一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的实践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指引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为此,就必须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否则,就不可能会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1]191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来。 另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是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既然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符合客观实际和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那么,要正确地理解把握和自觉地贯彻执行它,同样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带着许多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旧框框,那就不可能会正确理解和把握既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也就不可能会自觉地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甚至会同它格格不入,乃至发生抵触或完全背离它。因此说“正确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191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还必须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1]191其实质也就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干部标准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190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为了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他高度重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接班人的选拔培养。他明确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其中之一就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1]192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就将是一句空话。总之,“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1]193“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3]380,381
六、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包括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独创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而且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在实践中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统一了起来。
首先,邓小平把从实际出发同从人民利益出发统一了起来。邓小平认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从认识论上讲,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从价值观上讲,我们又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上个世纪初,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先河,想的就是让人民能吃上饱饭;70年代中期,他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4想的也是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80年代初,他支持安徽、四川试行包产到户,想的还是使人民能早日摆脱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针对我们建国后由于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不大,还没有摆脱贫困、甚至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现实,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128据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一再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实际出发,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有10多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3]207-208
其次,邓小平把实践标准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了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3]157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也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因此,他又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特别是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并进而把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他在回答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时,总是充满信心地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至于政策会不会改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3]58,59“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3]142“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3]83-84“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371
再次,邓小平把“求是”的方法同群众路线的方法统一了起来。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的最大成果。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一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对这个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因而这个具有深刻人民性的理论是同邓小平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邓小平本人也多次说过,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382不仅是农村,我们“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6]30-31这既反映了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深刻理解和卓越实践,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
七、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客观要求,在其理论与实践活动中提出和运用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的要求和体现,又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去的“中介”和“桥梁”。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无法显示它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114这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它是一个系统,主要包括调查研究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和实践检验的方法。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实事求是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掌握的情况、占有的材料、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从中引出客观对象的规律性,从而本质地、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实际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因而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对此,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注重对国情的调查研究。在他看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当然首先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最早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的思想。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63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就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认识中国国情。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已经明确了的。“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356正是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才使我们党摸准、摸清了我们的国情,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便是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也是我国最大的最基本的实际。因而,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252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对国际形势的调查研究,他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
(二)辩证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也是在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即掌握了“实事”之后,进行“求是”的最基本的最科学的方法。作为方法,辩证法主张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研究一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所谓“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用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设计和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所阐发的理论观点,还是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不蕴涵着深刻、鲜明、生动的辩证法思想,体现着对辩证分析方法的纯熟、自如、灵活的运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全面分析的方法,就是邓小平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和运用的实事求是方法系统中辩证分析方法的几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1具体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的方法即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邓小平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118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千差万别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具体事物的矛盾都有各自的特点,即矛盾的特殊性。邓小平是矛盾分析的大师。在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它们的不同方法。邓小平认为,具体问题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形成的,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首先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要分析具体条件。“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119所以他曾经强调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316-317国内的事情是这样,国际的事情更是这样。“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1]318
2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对事物进行纵向分析的方法,也是具体分析方法的纵向延伸。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各个环节构成的无穷发展的链条。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任何现实都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因此,任何现实中都有历史的足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事物的现实;任何现实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发展的起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把握事物的现实,也就在一定意义上预测了事物的未来。邓小平是历史分析的大师。他善于对各种问题进行历史分析,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趋势。邓小平认为,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首先,必须了解历史。所以他经常号召“要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304“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3]206其次,要正确总结历史。他说过,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总结历史不能否定一切,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总结历史是为了指导现实、开辟未来,是为了“向前看”。再次,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1]119分析和研究这些历史条件,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复次,要注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着的历史,要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研究具体的历史条件,就必须看到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坚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1]12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成功地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解决了各种重大问题。
3全面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的方法即用全面、系统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方法。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事物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每一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总是以某种方式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着。因此,只有把事物放在这种相互联系之中,才能够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要考虑到它同周围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从而也就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辩证法还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全面地看问题,不仅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坚持“两点论”,而且还要在其所有方面的联结上,即在其总体上去分析它、研究它。只有这样,才能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坚持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善于运用全面、系统分析的方法分析和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进而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认为,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因此,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可能只是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必然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确定的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是畸形发展的事业,而是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民主和法制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也要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搞好。邓小平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他不仅提出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思考。
(三)实践检验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发展过程,也是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环节。因为通过调查研究、辩证分析所“求”到的“是”是不是真“是”,即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它的判定,只能由社会实践来作出,即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错误的动态过程。这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个道路向前发展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必须随之而变化,这样才能不断地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得以深化。这个深化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矫正,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对此,邓小平联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了大量的论述。他反复指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258-259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都是新事物”。“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3]17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3]371当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正因为如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3]219就是“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3]371这就是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特别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在处理具体事情上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改过来。“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3]78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述,可以说是对实践检验方法的最好说明和自如运用。
八、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14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迅速完成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重新确立和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在实践中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榜样。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结束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正确阐述毛泽东思想,以便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他指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294-295““””是一个大错误,对党、人民和他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而这其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不能丢,一定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必须否定,并引以为戒。“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172否则,如果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不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不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历史任务,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反对了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错误思潮,又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从而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以明晰、准确的语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2-3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和总的指导思想,而且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系统的阐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而这一理论正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邓小平的纯熟运用,就不可能会有邓小平理论。
总而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及丰富、发展、完善和运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既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学习邓小平的榜样,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就一定能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摘要】 “实事求是”一词原出于《汉书・河间献王刘》,文中说刘德“修古好学,实事求是”。后被人们沿传引申,毛泽东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关键词】 新课程改革;实事求是;数学教学
放眼于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新课程改革,我想到的最多的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从我走上这“三寸讲台”以来,面对着一张张生动的面庞,我反问自己最多的也是这四个字!手里拿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建磐主编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每次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清澈见地的眼神,我的心情从未平静过。
我工作的地点是江苏省昆山市的一所乡镇中学,学校共有两间多媒体教室,共有十四、五个班级,学生大多是乡镇的孩子,还有很多“新昆山人”子女和借读的外地学生;这些孩子的家长大多是双职工或者做生意的;他们的家庭情况复杂,家庭教育往往缺位、错位;这些学生自身心理健康不容乐观――这些都与教育的成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们是否“实事求是”地关注到了这些?关注到了以后,是否“实事求是”地去消除这些因素当中的消极作用?面对着一个个关乎国家兴衰的花朵,我们这些园丁是否“实事求是”地去灌水修枝了?然而,在这里,新课程改革的实验教材被使用着;在这里,少年们在成长着;在这里,为人师表的我不平静着。
在这里,我将这些“不平静”整理成文,以期与同仁共讨!
1 明确“实事”的重要性,做到“实事”
我们说,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整体系统。但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不外乎: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措施这三者。而整个教育活动是作为课程改革的载体,这个载体如果出现了不“实事”的部分,无疑它就是“蝼蚁”。而蝼蚁之可怕,正如《韩非子・喻老》中所讲:“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保证课程改革载体的“实事”,是决定着课改成效大小的关键!进行课程改革,就必须看到客观存在的一些具体情况,就必须要尊重这些客观事实。否则,课程改革就变成了一场欺世盗名,华而不实的闹剧!
工作以来,听过很多公开课,都是基于新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公开课。每次听完课,教科负责人也会组织大家评课。然而,遗憾正在这里,参加评课的教师大都缄口不语,发言的一些同行也只是在“锦上添花”,而无人敢出来“批评指正”――有经验的不愿意去得罪人,年轻的不敢说出口。这样的“听课”、“评课”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学校也年复一年地展现着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场景;课程改革的口号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着。然而,究竟成效多少,只有组织者自己清楚吧?!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课改切实有效地开展呢?
在这里,我觉得:保证课改载体的客观真实,是课改能得到切实实施的关键。而学校的管理在这里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将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措施有效地融合在一起的关键,是教育活动能够高效实施的关键,也是课程改革能够得到切实实施的关键!
1.1 “广开言路”确保学校管理的“实事求是”。学校是课改的具体实施单位,学校管理决定着课改能否发挥其功效的关键!学校的领导层宛如一盏指路明灯。如果这盏指路灯,左右摇曳或者昏暗不清,那么,这所学校的教育者就不会有凝聚力,不会有战斗力。像一盘散沙,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管理绝不能无视客观实际,高谈阔论,一定要切实符合学校自身的实际情况。而要真实地了解实际情况,就必须要广开言路,海纳百言!
诸葛孔明北伐曹魏前,就曾上《出师表》给后主刘禅,劝他广开言路、严明法度、选贤任能、亲贤远佞,其中“广开言路”列于首位。古人尚知,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与进化的我们,却仍然没有能做到!在教育这一块,在课程改革这一块,我们的组织者、领导者是否也应该要“广开言路”呢?
因为――只有“广开言路”,才会知道课改中面临着多少被埋没的问题!只有“广开言路”,才会知道课改中存在着多少关乎教育命运的问题!只有“广开言路”,才会明确课改中到底该“改”什么!只有“广开言路”,才能抓住“实事”,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1.2 受教育者的“各得其所”需要“实事求是”。对受教育者而言,离开了“实事求是”,就等于――看病少了病症一样,少了“望闻问切”,又如何能做到“对症下药”呢?对于受教育者,也就是学生。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他步入你视线的时候,已经是经过了十几年的,来之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的人了。也就是,他们之间肯定存在着一定的个别差异性。那么,我们搞课改了,搞素质了,就禁止分班了,一定要搞“平行班”。我想这是在自欺欺人!有点像“”的时候,吃大锅饭的感觉,饭量小的吃撑了,饭量大的吃不饱,饭量中等的就凑合!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因材施教易于操作吗?能真正做到吗?只能是为了形式上的平等而失去了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更有针对性教育的机会!
新课改对数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倡在数学活动中自主探索,交流合作,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乡镇生源的学生做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除了在校的8个小时外,他们都是在家里;而家长大都是三班轮开的,几乎在家里无人做伴――这样的一个现状,凭14岁左右的少年来自觉发挥其主动性吗?自觉地探索吗?再加上很多家长文化层次并不高,单亲家庭等客观问题,那么,在数学课程标准中提到的“有效的数学学习活动不能单纯地依赖模仿与记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交流是学生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具体实施起来,效果不是很显著!这里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些客观事实,需要有针对性地实施,才能使得学生能充分地发展自我,提高自我。
1.3 “实事求是”才能确保新课改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好的教育措施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尤其是教学手段的不断改进。《数学课程标准》指出“数学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重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特别要充分考虑计算器、计算机对数学学习内容和方式的影响,大力开发并向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把现代信息技术作为学生学习数学和解决问题的强有力工具,致力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学生乐意并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现实的、探索性的数学中去。”这对于过去一直强调运算能力的传统式数学教学来讲,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然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这些直接和学生交流的教师必须要注意以下两点:(1)、给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他们是否能独立进行信息筛选,选出有用的部分?
(2)、学生是否能把使用计算器、计算机而节约出来的时间充分利用到探索性学习上来?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在教学中适当地给予引导,课程改革的最终目的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
2 明确了“实事”,就要实实在在地去“求是”
看到了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就应当去“求”出其中的“是”。就课程改革中的一些现象,我觉得我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2.1 课改离不开学校,学校离不开管理。在一所管理混乱的学校里课程改革的功效是无法展现的。必须充分发挥学校的“杠杆”功能,调节好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措施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到这三者之间的“最优化组合”,才能使得课程改革的功效更好地发挥出来!
2.2 课改需要来之于社会、家庭和学校三者的共同努力。学校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要忘了学生属于学校的同时,还属于家庭,属于社会。忽视了这一点,就宛如把学生隔离起来研究一样,不要忘记教育是多因素多层次的。在课程改革中,需要适当关注到这一点。为什么把教育就卡在学校里呢?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积极作用,为什么不去激发它呢?就像强有力的资源闲置在那里,我们苦苦支撑着,却不知道去利用它的积极因素,反而还让它的一些消极因素来影响我们!我觉得,我们似乎太看中学校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家庭和社会教育的积极作用。
2.3 课改需要一定的教学设施,需要高素质的教师。没有多媒体教室,就没有办法使用多媒体上课;没有高素质的教师,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课程改革的内涵!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是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需要实事求是地提升教师的全面素质。
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国未来人才素质的改革中,学校作为先锋队,肩负着关系其成败的重任!在整个课改过程中,必须实事求是地体会课改,实事求是地实施课改,实事求是地总结课改,实事求是地改善课改,课程改革的魅力才会绽放出来!
几年来,初中数学教学工作的实践和数学课程改革进程中所见到的一些现实,让我深深的感到――教育是最掺不了假的,因为,培养出来的人总有一天会打破那些辉煌的谎言!在这里,我再次重申:“实事求是”是课改之关键,是教育之关键。只要学校能将课改在“实事求是”中切实实施,它的光芒定会亮透整个教育史!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哲学内核思考》
摘 要:实事求是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国情实际进行的实践思考结晶和面对现实发展所必须进行的理论选择,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武器。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进一步研究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哲学内核不仅有利于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更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一个思想层面的历史考察。
关键词: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内核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7-0021-03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也是巨大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在哲学精华和文明的继承与发展中,集前人智慧且有理论创新和丰富内涵的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客观要求,以她深远的影响力和蓬勃的生命力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思想灵魂。可以这样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实事求是的继承与恢复,更是对实事求是的完善、延伸、升华。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进一步研究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哲学内核不仅有利于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更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一个思想层面的历史考察。
一、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继承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初。就以鲜明的实践哲学特色区别于古希腊的思辨哲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彻底地把哲学从天国和人的意识领域转移到现世人间,并从实际出发关注和研究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实践层面上寻求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在被称为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他们的唯物史观称为“新唯物主义”。认为从实践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确立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才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正是以实践为基础才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实践观点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功能意义上将其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改变世界”的实践提到了首位。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根本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原理与要求的基本反映。它凝结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认识论与唯物史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了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可以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科学论断来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们在实践中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主观与客观相吻合且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而在实践中导致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在实践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讲究实事求是,使主观和客观保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性是革命的必要前提。而革命性则是科学的必然归宿和结论。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理论特征。到了列宁和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真正实践意义上的检验。
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汇总找出方法、政策、办法来”,他强调对于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把客观实际作为决定工作方针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根本观点,体现了人们认识的基本过程,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二者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论述,说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放矢”,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被毛泽东经常强调的“调查研究”在他那里则是一个带有综合性特征的范畴,他把调查研究看作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根本理论,他指出:“一切从事实际工作者必须善于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而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特征和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都对邓小平同志有极大的影响,他在不同场合都讲过类似的话,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一百多年了,他也不可能预料今天的事,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拨乱反正,反对“左”倾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路线上。邓小平及时而又准确地提出,要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僵化、神圣化。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只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真实体现,也是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客观存在。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运用于人的具体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才能得到最好的诠释。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不仅很好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更准确地继承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哲学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继承产物。
二、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中国国情实际的实践思考和现实发展选择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注解说:“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本意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对其做出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行动向导。”经过毛泽东改造发展之后的“实事求是”成为哲学上的一个科学的概念和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是在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形成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成果,体现着那一代领导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样一个背景环境中的奋斗、思考、探索与追求。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它体现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是晚年韵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却不同程度的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都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少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使他深刻体味到人间疾苦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榨,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后来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中,以及“”的_运动中。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小平自始至终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迈进中,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为党制定了适应新形势的更加完善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就是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并随着革命的深入和革命环境的改变而完善。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在反对“两个凡是”斗争、拨乱反正以及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进行反复实践思考而得出的现实发展选择。
“两个凡是”是在粉碎_后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提出来的错误指导思想,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它在理论上借着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幌子,而在实际上却大肆搞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从思想上禁钢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在实践上使得“”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
“两个凡是”遭到了邓小平的坚决抑制。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认为是否反对“两个凡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对于否定极左思想,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辟新中国前进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谈到工作重心转移时,邓小平多次提出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国情实际,承认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这个事实,他要求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这是事实”,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在对待改革开放初期的质疑时,邓小平说:“人民,是看实践。”他还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强调要尊重实践,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摘改革也靠这个。”也就是说,我国亿万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我们自己实践的思考和适应现实发展的选择需要。
“由于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所以,“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具体建设过程中“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闻”,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并“拿事实来说话”等等都体现出在那个思想解放还不是十分充分的年代,面对“左”的质疑和攻击,邓小平同志必须选择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武器。而在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时,也必须在“实事”中“求是”。
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重提实事求是。并总结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由此可见,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国情实际进行的实践思考结晶和面对现实发展所必须进行的理论选择。
三、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强大理论武器
邓小平把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再一次提高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突出位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并化作具体的行动指南和工作方法,形成辩证统一的整体,继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武器。
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解决一系列新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性。并且还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这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战略全局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告诉我们,对事物精髓的把握主要着力点在于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因此。我们要用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去解读邓小平理论。并在时代的发展、变化、要求中不断地去挖掘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的本质是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问题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作教条和本本机械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面ll缶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既有来自于国内的,也有来自于国际上的。它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与建设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我们要像邓小平那样突破本本思维,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新机遇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并找出其中的内在规定性,提出相应的决策,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强调了以人为主体,充分彰显了人的价值。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理论思想是对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实事求是思想的根本立场、方法和观点蕴含在邓小平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它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不可摧、颠扑不破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在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内涵的阐释上。他主要是在哲学的范畴上来使用“实事求是”这一术语的。一是把实事求是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这是党的最基本的认识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一涵义是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直接继承。二是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最根本体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深沉思考而获得的新认识。三是把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武器,将党的思想路线所内含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有机的结合,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起点,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特征,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的途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思想,把握时代脉搏,勇于开拓创新,落实科学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哲学内核思考》
摘 要:实事求是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不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国情实际进行的实践思考结晶和面对现实发展所必须进行的理论选择,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武器。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进一步研究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哲学内核不仅有利于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更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一个思想层面的历史考察。
关键词:邓小平;实事求是;哲学内核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7-0021-03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也是巨大的思想武器。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在哲学精华和文明的继承与发展中,集前人智慧且有理论创新和丰富内涵的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适应了时代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客观要求,以她深远的影响力和蓬勃的生命力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思想灵魂。可以这样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实事求是的继承与恢复,更是对实事求是的完善、延伸、升华。在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进一步研究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哲学内核不仅有利于重新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更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一个思想层面的历史考察。
一、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继承产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初。就以鲜明的实践哲学特色区别于古希腊的思辨哲学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彻底地把哲学从天国和人的意识领域转移到现世人间,并从实际出发关注和研究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在实践层面上寻求人的本质和人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在被称为新世界观“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他们的唯物史观称为“新唯物主义”。认为从实践出发。把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确立为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基础,才是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正是以实践为基础才实现了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实践观点是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功能意义上将其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改变世界”的实践提到了首位。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自己的根本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哲学原理与要求的基本反映。它凝结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思想,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认识论与唯物史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到了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们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可以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这一科学论断来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们在实践中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主观与客观相吻合且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而在实践中导致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在实践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讲究实事求是,使主观和客观保持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性是革命的必要前提。而革命性则是科学的必然归宿和结论。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理论特征。到了列宁和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特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真正实践意义上的检验。
毛泽东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汇总找出方法、政策、办法来”,他强调对于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把客观实际作为决定工作方针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的根本观点,体现了人们认识的基本过程,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二者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论述,说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放矢”,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被毛泽东经常强调的“调查研究”在他那里则是一个带有综合性特征的范畴,他把调查研究看作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根本理论,他指出:“一切从事实际工作者必须善于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而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特征和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都对邓小平同志有极大的影响,他在不同场合都讲过类似的话,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一百多年了,他也不可能预料今天的事,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拨乱反正,反对“左”倾思想恢复毛泽东思想路线上。邓小平及时而又准确地提出,要完整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僵化、神圣化。
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搞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只要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事求是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的真实体现,也是实现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客观存在。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无产阶级世界观运用于人的具体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才能得到最好的诠释。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不仅很好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更准确地继承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哲学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历史继承产物。
二、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中国国情实际的实践思考和现实发展选择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人颜师古注解说:“务得实事,每求真是也。”本意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学习态度,毛泽东对其做出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的行动向导。”经过毛泽东改造发展之后的“实事求是”成为哲学上的一个科学的概念和范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是在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形成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成果,体现着那一代领导人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样一个背景环境中的奋斗、思考、探索与追求。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它体现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是晚年韵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却不同程度的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受到了左倾思想的干扰。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都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中国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邓小平少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经历使他深刻体味到人间疾苦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榨,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后来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斗争中,以及“”的_运动中。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小平自始至终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迈进中,邓小平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为党制定了适应新形势的更加完善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就是在他的革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并随着革命的深入和革命环境的改变而完善。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特别是在反对“两个凡是”斗争、拨乱反正以及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进行反复实践思考而得出的现实发展选择。
“两个凡是”是在粉碎_后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提出来的错误指导思想,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它在理论上借着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幌子,而在实际上却大肆搞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从思想上禁钢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解放,在实践上使得“”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
“两个凡是”遭到了邓小平的坚决抑制。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领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认为是否反对“两个凡是”“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对于否定极左思想,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辟新中国前进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谈到工作重心转移时,邓小平多次提出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我们的国情实际,承认我们国家在经济上还相当落后这个事实,他要求人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这是事实”,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在对待改革开放初期的质疑时,邓小平说:“人民,是看实践。”他还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他强调要尊重实践,特别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还指出:“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摘改革也靠这个。”也就是说,我国亿万人民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反复证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我们自己实践的思考和适应现实发展的选择需要。
“由于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所以,“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要摸着石头过河”。在具体建设过程中“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闻”,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并“拿事实来说话”等等都体现出在那个思想解放还不是十分充分的年代,面对“左”的质疑和攻击,邓小平同志必须选择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武器。而在应对现实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时,也必须在“实事”中“求是”。
1992年“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重提实事求是。并总结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由此可见,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国情实际进行的实践思考结晶和面对现实发展所必须进行的理论选择。
三、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是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强大理论武器
邓小平把实践第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再一次提高到党的指导思想的突出位置,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并化作具体的行动指南和工作方法,形成辩证统一的整体,继而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武器。
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解决一系列新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性。并且还特别强调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这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战略全局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告诉我们,对事物精髓的把握主要着力点在于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因此。我们要用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去解读邓小平理论。并在时代的发展、变化、要求中不断地去挖掘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价值,也就是说实事求是的本质是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问题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作教条和本本机械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目前,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面ll缶着一系列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既有来自于国内的,也有来自于国际上的。它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与建设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我们要像邓小平那样突破本本思维,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新机遇新挑战,解决新问题,并找出其中的内在规定性,提出相应的决策,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强调了以人为主体,充分彰显了人的价值。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一理论思想是对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民。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实事求是思想的根本立场、方法和观点蕴含在邓小平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之中,它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不可摧、颠扑不破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综上所述,在邓小平对实事求是内涵的阐释上。他主要是在哲学的范畴上来使用“实事求是”这一术语的。一是把实事求是作为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这是党的最基本的认识方法、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这一涵义是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直接继承。二是把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最根本体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性的深沉思考而获得的新认识。三是把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武器,将党的思想路线所内含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科学的有机的结合,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起点,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特征,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实现党的思想路线的途径。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思想,把握时代脉搏,勇于开拓创新,落实科学发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
【摘要】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率先倡导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辨证统一;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关键词】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贡献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4)04―0005―13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毛泽东倡导确立的,他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1]2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贡献之一,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研究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对于我们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而坚定地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本是一句古老的中国格言,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言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把这一原指治学态度的格言从哲学的高度作了新的解释,赋予了它新的含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801从此,“实事求是”便成为表达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本要求的原则,成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根本点。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倡导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多次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3]382“我是实事求是派。”[3]209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他自己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深刻总结。他把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从而也就把实事求是提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一方面,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是实事求是的东西。毛泽东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结底,就是靠这个,即靠“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精髓”说是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所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规定,它从世界观上升华了“实事求是”。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143实事求是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因为实事求是在哲学实质上是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如果“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128这就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实质,把实事求是提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
另方面,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1978年6月,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1]114,116在邓小平看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就说不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他说过,“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3]118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即“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1]118才能引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成功。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上升华了实事求是。可以说,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像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的全部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最为基本的方面。
二、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列宁和斯大林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成无产阶级政党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但都没有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最早于1930年5月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党要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116。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在坚持和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严重挫折:先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接着是1966年开始的““””;再就是1976年粉碎“_”后的“两年徘徊”。这三次由于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发生的严重挫折,给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和损失。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不仅从理论上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作了精辟的论证,把实事求是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而且在实践中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首先,他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10年““””给我们党留下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人们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从“本本”出发,遇事“随风倒”。直到““””宣告结束两年了,这个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所以,客观状况决定了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要的任务是要解放思想。这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不解放思想,克服““””留下的严重后遗症,要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挺身而出,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勇气和革命胆略,率先喊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他号召全党“打破思想僵化”,从林彪、“_”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解放出来,从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中解放出来,从“本本主义”和“个人迷信”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思想僵化的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得不到恢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143
其次,他率先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束后,正当全党亟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候,却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障碍。“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就率先进行了批判。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两个凡是”是以毛泽东不犯错误为前提的,这是不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1]3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坚持“两个凡是”,就是想原封不动地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决策,其后果只能是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失和失败。因此,坚持“两个凡是”并不是什么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1]39“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126我们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决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成了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声,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扫清了障碍。
再次,积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是在粉碎“_”之后9个月,即1977年7月才出来工作的。他“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3]10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引导,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在这场讨论开始不久,邓小平就给予其高度评价,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1]143通过这场讨论,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普及到了全党、全民和全国各个领域,为全党、全民的思想大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客观情况正如邓小平自己所总结的那样:“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1]190具体一点说,就是“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10
三、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升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278党的十二大依据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表述,在党的章程(总纲)中郑重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5]67这一规定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更加完整、更加准确、更加具体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形成了由出发点、原则、目的和运动过程所构成的统一体,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构成这一完整科学体系的每一个基本点(即组成部分)各有其特定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它们又是相互依赖、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正确认识各个基本点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包括四个基本点。邓小平不仅用非常精练的语言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作了完整而系统的概括,而且对每一个基本点都作了深刻阐述。
第一个基本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出发点。因为只有从实际出发,即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才能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邓小平强调和发挥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明确地把“一切从实际出发”规定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并且是把它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他在谈到“实事求是”时,总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强调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实事求是。
第二个基本点:“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原则,也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方法。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毛泽东曾对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作过精辟的论述,并把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确定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结合党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深化了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认识,把它作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必然要求和有序发展,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体系。他曾经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114不然,我们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生命力了”。
第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点之一的“实事求是”,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事”中引出或求得“是”(即规律性),以“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因而,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核心。也正因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目的和核心,所以我们通常才把党的思想路线称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总结和吸取了党的历史经验,不仅对“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特别强调和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四个基本点:“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过程。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基本的和首要的观点,以实践为基础,尊重实践的权威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我们党历来所倡导和坚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准则。不幸的是,由于林彪、“_”的歪曲和破坏,在一段时间里,实践标准被抛弃,领导人的言论成了鉴别是非、判定正误的的唯一标准,结果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_”以后,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积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恢复了实践应有的权威。不仅如此,他还坚持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作为一个基本点纳入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在实事求是中坚持实践标准。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四个基本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科学体系。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党的思想路线时,总是把这四个基本点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和系统把握。关于这四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邓小平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1]113-114这里,邓小平就把几个基本点联系了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也使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含义和精神实质更加明确、具体和系统了。
四、提出并论证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提出、论证和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上。众所周知,在解放思想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的分野。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不仅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实质,规定了解放思想的原则,而且深化了实事求是的内涵,使之成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创新、不断前进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活的灵魂。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不是毫不相干的,更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反过来说,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在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邓小平在深入地分析了这种状态产生的原因后明确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比如,“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恢复不起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进而言之,“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41-143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364亦即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必须真正解决问题。”[1]279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一方面。
另方面,解放思想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这是因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并不单纯表现为实事求是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条件,同时还表现为解放思想须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若离开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目的,就必然成为思想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的胡思乱想,不是表现为“左”的错误,就是表现为右的错误。它不但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而且正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解放思想所必须加以纠正和解决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曾经强调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1]379“左”和右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实事求是的背离。就其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危害而言,实乃殊途同归。正如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重要谈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3]375因此,我们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其根本方法,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归根结底,就是要使解放思想始终沿着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前进,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目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标准,自觉地服从于实事求是、服务于实事求是,并最终体现为实事求是。
总之,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统一的。邓小平在谈到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问题时,虽然有时各有侧重,或强调解放思想,或强调实事求是,但他总是把二者联系起来,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不仅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拨乱反正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和保证了改革开放的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与活力的法宝。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过时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我们的思想认识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这是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
五、阐明了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关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魄和巨大勇气,承担起了拨乱反正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重任。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为了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我们党根据历史转折的新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而且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深刻地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关系,为我们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确立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是密切相关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和保证。一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建设的实践中,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指引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为此,就必须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否则,就不可能会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所以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1]191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来。 另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是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证。既然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符合客观实际和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那么,要正确地理解把握和自觉地贯彻执行它,同样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如果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带着许多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旧框框,那就不可能会正确理解和把握既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也就不可能会自觉地贯彻执行这条政治路线,甚至会同它格格不入,乃至发生抵触或完全背离它。因此说“正确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即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191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定以后,还必须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1]191其实质也就是一个组织路线问题、干部标准问题。“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190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即在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提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为了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他高度重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和接班人的选拔培养。他明确指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其中之一就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1]192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就将是一句空话。总之,“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1]193“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3]380,381
六、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
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包括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独创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和发展了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而且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在实践中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群众路线统一了起来。
首先,邓小平把从实际出发同从人民利益出发统一了起来。邓小平认为,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因此,从认识论上讲,我们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但从价值观上讲,我们又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曾经深情地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上个世纪初,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先河,想的就是让人民能吃上饱饭;70年代中期,他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4想的也是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80年代初,他支持安徽、四川试行包产到户,想的还是使人民能早日摆脱贫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针对我们建国后由于对发展生产力方面有某种忽略,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快,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不大,还没有摆脱贫困、甚至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的现实,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1]128据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一再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这个实际出发,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同时,他还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中国有10多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3]207-208
其次,邓小平把实践标准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了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3]157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也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因此,他又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特别是改革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并进而把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他在回答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时,总是充满信心地这样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至于政策会不会改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3]58,59“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3]142“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3]83-84“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3]371
再次,邓小平把“求是”的方法同群众路线的方法统一了起来。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的最大成果。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实践”和“历史经验”的主体,就是我们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所以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一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对这个理论的创立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因而这个具有深刻人民性的理论是同邓小平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此,邓小平本人也多次说过,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382不仅是农村,我们“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6]30-31这既反映了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深刻理解和卓越实践,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
七、坚持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客观要求,在其理论与实践活动中提出和运用了系统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的要求和体现,又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去的“中介”和“桥梁”。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就无法显示它的力量、发挥它的作用。在邓小平看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114这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它是一个系统,主要包括调查研究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和实践检验的方法。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实事求是首先必须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调查研究就是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方法,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并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掌握的情况、占有的材料、获取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从中引出客观对象的规律性,从而本质地、全面地、系统地认识和把握客观实际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因而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方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是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对此,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是注重对国情的调查研究。在他看来,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当然首先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最早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的思想。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163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就必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认识中国国情。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已经明确了的。“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1]356正是通过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才使我们党摸准、摸清了我们的国情,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便是对我国国情的基本概括,也是我国最大的最基本的实际。因而,邓小平强调指出:“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252不仅如此,邓小平还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对国际形势的调查研究,他的许多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方针政策,都是在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
(二)辩证分析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也是在通过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占有材料、获取信息即掌握了“实事”之后,进行“求是”的最基本的最科学的方法。作为方法,辩证法主张用矛盾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研究一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曾明确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所谓“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用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去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设计和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所阐发的理论观点,还是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不蕴涵着深刻、鲜明、生动的辩证法思想,体现着对辩证分析方法的纯熟、自如、灵活的运用。具体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全面分析的方法,就是邓小平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和运用的实事求是方法系统中辩证分析方法的几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1具体分析的方法。具体分析的方法即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的方法。邓小平曾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1]118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也是实事求是方法中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千差万别的。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具体事物的矛盾都有各自的特点,即矛盾的特殊性。邓小平是矛盾分析的大师。在他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始终坚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分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它们的不同方法。邓小平认为,具体问题是在具体的情况下形成的,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首先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要分析具体条件。“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1]119所以他曾经强调指出:“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况搞起来的,……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1]316-317国内的事情是这样,国际的事情更是这样。“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1]318
2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的方法是对事物进行纵向分析的方法,也是具体分析方法的纵向延伸。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各个环节构成的无穷发展的链条。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任何现实都是历史发展的现实。因此,任何现实中都有历史的足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把握了事物的现实;任何现实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未来发展的起点,揭示事物发展的历史,把握事物的现实,也就在一定意义上预测了事物的未来。邓小平是历史分析的大师。他善于对各种问题进行历史分析,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趋势。邓小平认为,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首先,必须了解历史。所以他经常号召“要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304“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3]206其次,要正确总结历史。他说过,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总结历史不能否定一切,必须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总结历史是为了指导现实、开辟未来,是为了“向前看”。再次,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他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1]119分析和研究这些历史条件,是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复次,要注重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着的历史,要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研究具体的历史条件,就必须看到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坚持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和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1]12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成功地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解决了各种重大问题。
3全面分析的方法。全面分析的方法即用全面、系统的观点分析事物的方法。辩证法认为,世界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事物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每一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它总是以某种方式同它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着。因此,只有把事物放在这种相互联系之中,才能够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要考虑到它同周围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从而也就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辩证法还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个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全面地看问题,不仅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坚持“两点论”,而且还要在其所有方面的联结上,即在其总体上去分析它、研究它。只有这样,才能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邓小平坚持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善于运用全面、系统分析的方法分析和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进而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认为,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其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因此,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可能只是某一方面的现代化,而必然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全面现代化的社会系统工程。所以,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确定的目标,就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是畸形发展的事业,而是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不但经济建设要上去,民主和法制建设要上去,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也要上去,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要搞好。邓小平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他不仅提出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而且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全面、系统的思考。
(三)实践检验的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运动发展过程,也是实事求是方法的重要环节。因为通过调查研究、辩证分析所“求”到的“是”是不是真“是”,即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它的判定,只能由社会实践来作出,即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一个不断试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纠正错误的动态过程。这是因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沿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个道路向前发展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必须随之而变化,这样才能不断地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得以深化。这个深化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矫正,在实践中发展的过程。对此,邓小平联系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了大量的论述。他反复指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3]258-259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都是新事物”。“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3]17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3]371当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正因为如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3]219就是“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3]371这就是说,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要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特别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这个前提下,在处理具体事情上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改过来。“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3]78邓小平的这一系列论述,可以说是对实践检验方法的最好说明和自如运用。
八、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榜样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14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迅速完成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重新确立和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仅率先倡导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也在实践中以身作则,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榜样。邓小平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拨乱反正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改革也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中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成功地找到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结束后,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正确阐述毛泽东思想,以便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他指出,“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1]294-295““””是一个大错误,对党、人民和他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而这其间也有正确的时候、正确的东西。正确的东西不能丢,一定要坚持;错误的东西必须否定,并引以为戒。“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1]172否则,如果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不恰当,不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不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把毛泽东的错误写过头,给毛泽东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正是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历史任务,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既反对了企图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错误思潮,又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倾向,从而使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以明晰、准确的语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2-3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命题和总的指导思想,而且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和系统的阐发,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而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标志着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而这一理论正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邓小平的纯熟运用,就不可能会有邓小平理论。
总而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立邓小平理论、设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蓝图、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造性活动中,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及丰富、发展、完善和运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这既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也是他作为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学习邓小平的榜样,自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我们就一定能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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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摘 要: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
毛泽东同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除了社会条件以外,还有他过人的特点,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践,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集中集体智慧,为实现革命和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这也正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如果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的历史,还要经过更长时间的徘徊才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种局面。回顾党的历史,实事求是是否处于主导地位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能否取得胜利。所以我们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非常重要。
毛泽东还强调要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一个通知中写道:“我们的口号是:一,不作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有了后一条补充,就把《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说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经常深入全国各地考察研究。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图书资料,还亲自参观了工农业生产现场,最后形成了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对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复杂问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一代大设计师邓小平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彻底冲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在中央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局面。事实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邓小平开创了一条富国之路、强国之路,更是中国民族的复兴之路。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根据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宣布的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在二十世纪末建立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更是对“实事求是”作出的新诠释。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人,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在国内外和经济风险的严峻考验面前,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容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和实施了“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打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无限光明,谱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的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时代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突出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必须坚持全面发展。为了应对这样的挑战,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在总结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创立了科学发展观,并明确提出了“为谁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及“靠谁发展”的基本问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要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不断研究新情况,着眼于新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解决实际问题,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要以创新的勇气和坚韧的毅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7页。
[4]邓小平选集(第3卷).
[5]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讲话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价值》
摘 要: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掀开了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新篇章,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严格按照党的思想路线来制定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党的思想路线对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文化建设,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183-02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新的道路,开辟了新的篇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遵循的思想方法和根本原则,是党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本文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来论述党的思想路线的价值。
一、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使我们开始能够认真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选择合适的道路。
邓小平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对于我国国情进行了论述,突出强调了两点:一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虽然搞了社会主义,但经济文化还很落后;二是在这样的国情之下搞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力。这时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但这一概念所要强调和认定的“意蕴”已经很完整和明确了。之后,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刻的论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
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后,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只能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深化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党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科学合理的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论断。它始于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反思,在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的探求中发展,在对市场经济正确定位的认识中形成、发展和深化。
1.坚冰初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任务面前,邓小平意识到了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论述了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并不是过去我们所理解的尖锐对立的关系。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邓小平多次谈话的推动下,全党开始意识到完全实行计划经济之不足,逐渐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公式,这一公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提出,后被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所确认。
2.峰回路转: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此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但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因而迫切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中共中央于1984年10月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最突出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重大发展。
3.目标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一大步,随着认识上的重大突破,我国的经济改革也深入开展起来。市场范围逐步扩大,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已逐步放开,计划直接管理的领域逐步缩小,市场对经济活动调节的作用在大大增强。实践日益明显地告诉我们 ,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也比较好。
我们党依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92年春天,面对后“左”的思想抬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我们全党对于这一论断有了统一的认识之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
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观念的确立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我们党在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又前进了决定性的一大步。我们党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载入宪法,使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进入了目标明确、不可逆转的崭新阶段。我们党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扫除了制度障碍,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二、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一)党的思想路线在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社会利益矛盾、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必须坚持党的思想领导,以党的思想路线引领社会发展。在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即从当前我国的实际国情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矛盾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要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只有从人民的实际需要出发,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才能最终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相应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提升,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选择渐趋多样化。我们坚持主旋律与多样性并存,这就需要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与教育,同时吸收与借鉴各国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不是相互独立的,文化建设的发展与创新需要以党的思想路线为思想前提,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思想道德建设都要从当前的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以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进而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促进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三)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当前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也是我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之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需要高效、民主的政治、行政体制,党的高度重视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应坚持党的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及其政府体制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与完善人大制度,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促进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良性发展,以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与创新经验检验我们的基层民主理论,进而促进我国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与发展。
(四)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长期坚持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解决阻碍和谐社会健康发展的各种矛盾,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健康、有序的,进而保证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实事求是的认识矛盾的本质,并制定出相应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和国家制定的一项宏观举措。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把握好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方向;也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出发点,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才能使和谐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针政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浅析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摘 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建国60年来,中国取得的一切举世瞩目成就: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在政策上的成功调整、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无一不是坚持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关键词:形成与发展;内在关系;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9-0026-02
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党的思想路线,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先河。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对“实事求是”这句中国古话进行了改造,赋予其以崭新的内容,并把它上升到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高度。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恢复并发展了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1976年10月,随着“_”的垮台,““””宣告结束。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两个凡是”的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在过去的道路上徘徊。中国社会究竟向何处去?是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开创一条新路,还是抱着过去的错误不放,继续走老路?这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重大抉择面前,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勇气重点抓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我们党和国家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做出了突出贡献。1978年底,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这一讲话,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对其作了新的极为重要的补充和系统的阐述,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成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宣言书。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将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进一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如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成为时代课题。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新论述,既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又为这一思想路线增添了“与时俱进”的新内容。
以胡锦涛为的新的党中央强调大兴求真务实之风,进一步深化了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各种严峻挑战和困难面前,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在实践过程中,他强调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不仅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而且把党的思想路线从理论层面全面推进到实践层面,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思想路线新的丰富和发展。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内在关系
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三者之间有其内在的联系。
1.解放思想是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提出的。
当时,在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下,思想僵化和半僵化,满脑袋条条框框,脑筋开动不起来。这种状况,根本不可能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根本不可能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邓小平指出了必须首先解放思想。胡锦涛在2007年“6・25”重要讲话中也强调指出了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
2.实事求是是根本
“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1]。“思想解放,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2]。这一科学说明的要旨在于指出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要实事求是而不是其他,解放思想要落实到实事求是上。
3.与时俱进是目的
所谓与时俱进,就是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不断开拓创新,顺时应势,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与时俱进的本质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结合和统一。解放思想无止境,实事求是要一贯,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要与时俱进。要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以实事求是为根本;而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必须以与时俱进为总要求。客观世界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必须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三、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
第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它强调从实际出发,用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强调思想和实际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强调认识是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没有止境的过程;强调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民主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都充分体现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第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是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而制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建立在对客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回顾党的历史,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从根本上说,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制定出并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从而推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和党本身的成熟;而所遭受的一切挫折,都是因为违背或者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化的进程,使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继承毛泽东、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质,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社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的新要求,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理论。这些都是在坚持和完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基础上实现的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79,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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