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厚历史感的建构策略

董儒

中华民族离不开历史文化的支撑，更离不开对国民精神及其历史感的激发，而厚植历史感的有效方式之一就是观看纪录片。历史人文类纪录片不仅能将观众拉入异质时空的情境，还能将历史引入当下的文化语境，从而寻找历史与当代人的共鸣，找到被讲述的时刻在当下的价值和意义。《河西走廊》采用情景再现画面将观众带入历史情境，通过人物塑造和河西走廊盛况的展示，引导观众思考历史、感受文化传承的力量；
其解说词通过多元化的叙述视角、主观性的叙述话语彰显民族话语权，使河西走廊、民族文化、国家命运等主题在解说中生产意义，让观众在感慨与思考古今的过程中被规训；
该片国际化的配乐不仅深化了对中国精神的表达，而且升华了河西走廊与华夏文明绵长厚重的历史感，并使之上升至人类情感共鸣的高度。《河西走廊》运用多种艺术语言的协同作用，不仅传达了带有民族色彩的深厚历史感，而且增强了新时代背景下国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

一、画面：情境再现与历史感的引导

《河西走廊》的画面表达以情景再现为主，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演绎河西走廊的历史与文化。罗伯特·麦基认为，“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的需求，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且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1]故事艺术就是在内涵丰富的故事中挖掘出普遍性的人生体验，然后用具有文化特性的表现手法进行装饰。观众借由故事的载体追寻现实，挖掘人生的真谛。《河西走廊》在讲述历史人物故事时，挖掘其作为“自然人”的普通情感和行为，用符合中国人思维特性的方式进行讲述，从而引导观众思考历史；
其在讲述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的盛况时，挖掘其对中国历史文化进程的影响，从而引导观众感受文化传承的力量。

（一）重人性的历史人物构建

《河西走廊》甄选的历史人物，其对宏大历史进程的影响可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挖掘，而他们作为“自然人”的普通情感和行为在文献中却鲜少记载，这不利于纪录片中人物的饱满度塑造。《河西走廊》以尊重史实为前提，把普通人的情感和行为融入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中，通过具有忠君报国、修身平天下、舍生求道等内涵的情景再现方式进行表达，从而激发观众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和自我反思。

《根脉》一集中，河西名士郭瑀，据《晋书·隐逸列传》记载：“（公明）至山，（郭）瑀指翔鸿以示之曰‘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略阳王穆起兵酒泉，遣使招瑀，瑀叹曰：‘临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长；
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2]文献简略记载了郭瑀拒绝前凉征召与响应王穆起兵的史实。在《河西走廊》中，创作者通过合理想象补充完善细节，用蒙太奇的手法烘托出郭瑀婉拒官府征召时现场气氛的紧张和他的惶恐不安，画面呈现出官兵与弟子们的刀刃相见和郭瑀逃离征召时面部的惊恐、步伐的慌乱。而在应征王穆招揽时，镜头出现了郭瑀迫不及待收拾行李准备启程的画面。面对前后行为的巨大反差，郭瑀解释说是因多年好友（王穆）求助，又事态危机（前秦大乱，救民于水火），他决定仗义相助。这种人物塑造方式既体现了郭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者担当，又表达了他对情义的看重。他在前凉使者威胁下的恐慌心理和对好友的仗义行为与普通人并无二致。《河西走廊》对郭瑀类似于普通人行为的细节构建引发了观众的情感认同。在此认同的前提下，郭瑀在河西地区讲学治学的文化传承举措以及他对河西地域文化的形成所做出的贡献就更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可和赞赏，进而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也能较好地得以彰显。

《使者》一集中，张骞的匈奴妻子，其记载最早出现于《史记·大宛列传》：“（匈奴单于）留骞十余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3]文献记载简略异常，只是指出实有此人而已。《河西走廊》考虑到张骞作为普通人的情感需求，精心塑造了其匈奴妻子的形象。镜头呈现出张骞教妻子学习汉字和妻子为张骞缝制衣服的细节，如果说对国忠诚是张骞的精神支柱，那么妻子的陪伴就是他的现实支撑。对于张骞出逃匈奴的情节，纪录片采取妻子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说，从她的拥抱和张骞不舍的神情中凸显出张骞为忠君报国而牺牲个人幸福的壮举，最后介绍张骞的匈奴妻子返回长安后因病故去。孤独感人人皆有，张骞故事的讲述触动了观众对张骞孤独感的深刻体会和对美好感情的向往，从而启发观众思考：同是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点，现实中的“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张骞的精神？这有利于扩展观众胸中的格局与见识。

（二）重传承的河西走廊盛况

中华民族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河西走廊》通过画面展示河西走廊的绚烂瞬间，有助于观众传承其中所表达的民族精神。在爱森斯坦看来，画面将我们引向感情，又从感情引向思想。[4]确实，感情是从画面走向思想的桥梁。在《丝路》一集中，纪录片用对比蒙太奇的手法把1000多年前的张掖万国来朝的盛况与现今中国国际贸易的繁荣勾连在一起。通过CG技术复原和实景拍摄的画面，引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从而促进观众思考文化传承的意义。在《造像》一集中，画面依次真实地呈现出天梯山石窟造像、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玉门昌马石窟、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肃南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东西二窟等。此外，还通过数字动画技术呈现出具有河西特色风格的石窟艺术向东亚大地传播的动态路径。真实呈现的画面不仅使观众惊叹中国早期佛教石窟艺术的不朽成就。纪录片在石窟造像画面的呈现之后，出现了现代游客欣赏洞窟的画面，两种画面的顺次出现使观众有种在历史中疾行穿梭的感觉：感受到佛像的永恒气质给予自身的沉静与智慧；
体会到佛教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三大思想体系之一的历史必然性。创作者站在当下时间节点，通过古今场面对照，引导观众体会河西走廊的文化盛况深刻影响中国文化进程的原因，从而促使观众在体会的过程中感受历史的厚重。

二、解说词：权力话语与历史感的规训

比尔·尼可尔斯指出，“纪录片通过视觉和听觉的手段为我们提供真实世界某部分的表面现象或者再现形式，它们在支持或者代表了某些个人、团体和机构的观点的同時，也进行自我表达、提出自我观点或系统地实施劝导性的策略，打算说服我们，希望我们把他们的观点当作正确意见接受。”[5]在纪录片中，解说词是创作者提出自我观点和对观众实施系统劝导的有效工具。《河西走廊》的解说词通过多元化的叙述视角、主观性的叙述话语来彰显民族话语权，使河西走廊、民族文化、国家命运等主题在解说中生产意义，从而让观众在感慨与思考的过程中被规训。

（一）叙述视角的多元化

一般来说，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是从多个角度叙事，尽可能客观地对历史文化进行还原，从而促使观众全方位地获取历史文化信息。《河西走廊》协同使用全知视角、外视角和内视角的叙事策略，不仅使叙述的客观性、真实性、可靠性都得到强化，也有效增强了解说词对观众的说服力。如作为开篇的《使者》一集，其解说词在设定纪录片基调的同时也为叙述故事做好了铺垫，将河西走廊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通过语言导向设定结论。“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一条黄金通道，后来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注定要从这里穿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其气势磅礴地以全知视角交代了河西走廊的重要地位，真实的开场白奠定了河西走廊战略地位的基调。“汉武帝又一次从噩梦中惊醒，他时常梦到西域，梦到匈奴，血腥的厮杀、枪刺和马蹄，他试图冲破重围，但毫无希望。”汉武帝内视角的叙述表达出他对反击匈奴的执念，这使汉武帝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也为抗击匈奴的“马邑之谋”“龙城之战”做了精心铺垫。“只有细心的匈奴妻子会发现，张骞偶尔会眺望东方，那一定是长安，是他对故乡的思念，还有汉帝国交给他的使命。”通过张骞妻子的外视角叙述，纪录片更能有效地传达张骞忠君爱国、不辱使命的品质。多个叙述视角的协同作用促使观众认同了张骞凿空西域的艰辛和汉武帝经略河西走廊决策的重要性，这是解说词作为规训艺术的表现方式之一。通过多元化叙述视角将忠君爱国的思想、创新开拓的精神传达给观众，使观众成为被规训过的个体，这将有益于集体社会的有序发展。[6]

为了拉近观众与历史人物的距离，进而引发情感共鸣，《河西走廊》的解说词除了运用多元叙述视角外，还加入了“我们”这种第一人称代词。如《造像》一集，“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我们”的加入，不仅缩短了观众与鸠摩罗什的心理距离，也引起了观众的好奇心。接着，解说词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对于在儒释道三教文化浸润下的中国人而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极能触动心灵的佛经语句，这句佛经不仅构建了观众和鸠摩罗什得以对话的平台，也规训了观众对鸠摩罗什佛教造诣的钦佩，从而使观众肯定其为东西方文化交融做出的卓越贡献。

（二）叙述话语的主观性

比尔·尼可尔斯谈道：“由于再现社会的纪录片总是试图对现历史世界的本身施加影响，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能说服我们，或者是我们相信某种观点或方法的确比其他的更为可取，因此，纪录片对信念就特别重视。”[7]《河西走廊》是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倡议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纪录片，其通过具有导向性的主观性话语，将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意识形态领域，以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决策，并打造出“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固定信念，从而对观众产生持久的规训影响。

海登·怀特认为，“叙事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在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8]语助词在叙事中所起的作用值得关注。《河西走廊》解说词中的语助词“了”在语气上表现出不容置疑的气势，为语篇奠定了一种强势的话语基调。如《使者》一集中，“汉武帝对张骞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满意，这将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攻势的基础，也使汉武帝最终坚定了打败匈奴的信心。这些宝贵的情报使汉帝国与匈奴人的决战不再是一场盲目的复仇。”这看似在陈述汉武帝因为张骞出使西域的硕果而下定决心攻打匈奴的史实，实际上却通过语气词“了”的不容置疑的气势表达张骞出使西域的重要性。联系前几次与匈奴交手的失败事实，观众应该明白如果没有张骞出使西域就没有汉武帝打败匈奴的战果，“坚定了”这一动态词组使观众加深了这一印象，就张骞凿空之功的重要性对观众进行引导。[9]

《河西走廊》还使用了诸如“毫无疑问”“彻底”等强势词语和意味多种附加意义的“将”“即将”等祈盼性的词语，这些词语较多地出现在每集的结尾部分。如《苍生》一集结尾，“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蓬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礼，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彻底”等加强语气的词汇，以全知视角揭示了河西走廊的沧桑巨变；
“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表面上是对未来的祈盼，言外之意则是教育国人不要重蹈覆辙，只有在新时代背景下奋力拼搏，河西走廊乃至整个中国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强势词语和期盼词语的协同使用能起到更好的规训效果。

三、配乐：国际化视野与历史感的升华

众所周知，好的音乐能深刻表达人类的共同情感。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指出，“一个艺术家表现的是情感，艺术家将那些在常人看来混乱不整的和隐蔽的现实变成了可见的形式，这就是将主观领域客观化的过程。但是，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10]作为表达情感的音乐艺术，引发人类的情感共鸣是其重要意义之一。《河西走廊》的主题曲配乐由希腊音乐大师雅尼创作，其采用饱含深刻文化内涵的亚美尼亚民族乐器——都都克笛为主要音色，创作了突出河西走廊厚重历史感的音乐，引发了世人的情感共鸣。纪录片通过配乐与画面的和谐渲染，不仅升华了中国精神的表达，也激发了观众历史感的多维性、心理复杂性和不可言说性。

（一）文化相通与人类情感的共鸣

音乐是人类情感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之一。音色不同，其表现的情感与艺术形象也有所區别：小提琴音色纤细，擅长表现细腻的情感；
铜管乐器音色粗犷，常用来表现英雄气概。《河西走廊》需要具有西部风情的乐曲，以使河西走廊绵长厚重的历史感表达更加国际化。所以，雅尼决定使用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之一——都都克笛，其苍凉、肃穆的旋律缓缓飘出，立刻就把观众带回那条悠远绵长、商旅川流不息的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在它婉转悠扬的旋律中不断流淌出来。

《河西走廊》主题曲以都都克笛为主要音色来表达深沉厚重的历史感、唤醒人们对河西走廊的追寻和再认识是熨帖的。因为音乐最深刻的存在方式是在文化之中，有厚重历史积淀的民族大都有过沉重的历史担当，其民族乐器也更能表达出深沉厚重的历史感。亚美尼亚，丝路沿线重要国家之一，有过强盛的“大亚美尼亚国”时期，后来逐渐被周边强邻征服，亚美尼亚人承受了诸多苦难。正如亚美尼亚画家阿什尔·戈尔基所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美丽的亚美尼亚，我要在我的作品中重新拥有……用我的画笔使它重新现于这个世界”“我试图在我的作品中直接唤起我们祖国美丽的地理和风土人情。”[11]“重新拥有”就是艺术家选择“都都克笛”作为民族乐器的内在动机与精神诉求，传达着其对民族情感的重温。“都都克笛”苍凉、悠远、肃穆的乐曲旋律，浸透了浓浓的悲郁情调，其音色符合很多人对河西走廊的感觉：荒凉、广袤、遥远、坚实，使听众不由自主地进入饱含希望的感伤情感氛围。整首乐曲融合中西乐器，多种打击乐、管弦乐此起彼伏，呈现了国际化的音乐气象。值得一提的是乐曲的人声伴唱部分，这是以感性为本体的中国文化在音乐上的体现，“近人声”更能唤起情感的直接体验，从而使听众进入生命状态，音乐刻骨铭心的效果才更为显著。[12]配器的丰富灵动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表现了全球化背景下河西走廊的生命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情感共鸣。《河西走廊》已经翻译成若干种语言向国际传播，其通过音乐引发的情感共鸣促进了世界人民对河西走廊乃至中国的关注。

（二）音画结合与中国精神的升华

《河西走廊》除了雅尼创作的配乐外，还有徐鲤创作的诸如《千年回眸》《命运悲歌》《励精图治》等配乐。这些配乐的听觉表现与欣赏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而基于听觉的人类情感表达是理解历史的关键因素。听觉能够激活人类情感所固有的多维性、复杂性和不可言说性。《河西走廊》的配乐内涵深广，其结合人物刻画的具体画面后，不仅在音乐表达上更具指向性、表现层次更丰富，也促使观众对中国历史及中国精神的理解更加透彻。

第二集《通道》中，霍去病在征战中夺得了优良草场焉支山，画面中焉支山下奔腾的骏马和霍去病获胜归途中的荒漠单骑都具有宏大的气势。此时的配乐与景色搭配，更显气势的宏大。汉帝国的宏大版图得以实现，大气的音乐也表明了这个帝国的蓬勃生机和征服气势；
第二集结尾处汉武帝伫立在波涛汹涌的黄河岸边，远眺经略一生的河西走廊。画面气势恢弘，配乐凸显出汉武帝经略河西走廊的成功和汉帝国版图的庞大。这个朝代赢得了自己的骄傲，这种骄傲在音乐的衬托下更显得浩大。音乐中略带悲凉的片段正是对那些为国留骨荒漠的汉家将士们的最好诠释。[13]一首配乐，既能气势如虹，又能体现婉转哀思，不仅传达出历史的深沉厚重，而且也能引发观众对历史进行思考。在第九集《苍生》中，传教士鄂本笃历经三年的艰辛旅程探寻了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通道，终于证明了欧洲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但他因病重未能抵达明王朝首都，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临终前，《命运悲歌》的配乐结合着鄂本笃躺在病榻上老泪纵横的画面，使听众体会到个人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沉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壮志难酬，演绎了命运面前没有赢家，个人唯有顽强拼搏才能完成心中志向的意境。《丝路》一集中，晚年的裴矩独自走上长安的城楼，在夕阳中眺望远方，此时的配乐传达出裴矩以及中国历代君臣经略河西走廊的艰难和荣光，能够引发听众对历史的无限崇敬之情。可见，配乐与画面的和谐渲染更能激发观众历史感的多维性、心理复杂性和不可言说性，使观众能更加客观深刻地理解历史，从而形成深厚的历史感。

结语

深厚历史感是中国抵御外侮、增强民族抗风险能力、提升社会凝聚力的源泉。我们要以文化实践培育深厚历史感，通过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意转化，建构具有当代价值和时代精神的文化产品。人文历史纪录片《河西走廊》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核心理念，把握河西走廊历史的整体连贯性，采用情景再现画面引导历史感、权力话语解说词规训历史感和国际化配乐升华历史感等方式建构了带有民族色彩的深厚历史感，增强了国民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觉。同时，《河西走廊》通过对河西走廊这一文化符号的提炼、展示、传播，从而引导世人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发展的新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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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侯燕.音画统一与视听合一——作为一种独特艺术形式的电影音乐及其新的审美创造[D].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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