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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能力提升案例研究

来源:专题范文 时间:2024-07-10 18:38:01

田欣 廉翔鹏

摘要:[目的/意义]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具有天然优势和内在动因,建设高校智库有助于完善现代大学体系和治理结构,更有助于提升政府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探讨如何系统性提升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方法/过程]基于高校智库的重要性以及近年来国家对高校智库提出的助力公共决策要求,本研究以提升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有效性为导向,采用单案例分析方法,基于“三圈理论”聚焦分析中国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过程应具备什么样的价值圈、能力圈和支持圈。[结果/结论]基于X大学Y研究院的单案例分析结果,本研究发现中国高校智库需要坚持客观中立的价值观,以科学和现实问题为导向,从人才培养和学科交叉两个维度进行智库能力建设,并在组织、财力和公众三个方面建立支持条件,为政府决策提供客观公正的智力支持,以期为中国高校智库建设提供实证支持和理论支撑。

关键词:高校智库 公共决策 能力提升 三圈理论

分类号:G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23.03.1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體项目“中国公共政策理论与治理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721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1 引言

智库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政策“智囊”,是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1]。高校智库作为智库体系下的重要组成形式,其依托高校的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学科优势以及信息集中优势,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发挥着决策参考作用[2]。面对信息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多变,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保守势力的回归,高校智库在国家政策研究和决策中的地位日益突出[3-4]。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进一步明确,高校智库应当发挥战略研究、政策建言等重要功能,聚焦国家急需,凝炼智库建设的主攻方向,力求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

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高校智库如何助力国家公共决策成为当下重要的研究议题。在国外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研究方面,许多文献集中于美国智库参与政策过程的实际案例分析及影响公共决策方式[5]。史密斯(Smith)[6]、阿贝尔森(Abelson)[7]、麦甘(McGann)[8]等研究聚焦任职于高校智库的知名教授、各类专家群体适时运用参与资政会议、各种政策研讨会、议会听证、出版著作和刊物、智库专家外出任职、媒体报道等不同形式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全过程。国内高校智库研究基于不同理论视角分析了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朱旭峰等[9]和薛澜等[10]根据社会结构理论,分析智库影响力结构框架,进而理性分析和衡量智库可能做出的决策行为,根据该决策行为模式将智库影响力划分为决策影响力、精英影响力以及大众影响力等不同层面,较早地提出确保和发挥智库理性决策的外脑作用,促进了智库与公共决策的关系。吴田[11]通过使用“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阐明问题提出、政策选择、政治态度多源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机制,通过美国典型智库案例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高校智库的正确定位以及影响公共决策的主要方式。孙蔚[12]通过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演,展示了智库建设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之间的演进逻辑和递进关系,并采用社会结构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证分析,最终提出智库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相关学者集中探讨高校智库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力和影响方式以及决策绩效评价。对国外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经验如何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借鉴有待深入研究,特别是不能忽略国内外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的先天差异。要提升中国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影响力,除了广泛学习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校智库成熟的做法和先进经验外,还需要突出分析和提升中国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核心能力。其中,高校智库树立什么样的价值理念、如何充分发挥自身研究能力优势、获得什么样的支持条件,以便更好地服务政府公共决策,是高校智库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以X大学Y研究院为案例,引入“三圈理论”作为分析视角,提出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能力建设的要素,对切实推进中国高校智库价值、能力和支持体系建设,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供理论支撑。

2 “三圈理论”及其在本研究中的适用性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克·莫尔(Mark Moore)[13]总结和提出的“三圈理论”,现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分析公共决策的有效方法。“三圈理论”涉及3个基本的公共决策要素,分别为价值圈(V)、能力圈(C)和支持圈(S)。马克·莫尔(Mark Moore)[13-14]认为:首先,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是要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体现社会民众集体诉求,好的公共政策首先要体现公共价值,否则是无稽之谈;
其次,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需要提供适合的管理能力,即具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和能力;
最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需要得到各利益相关者、政策作用对象和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三圈理论”正是从价值圈、能力圈和支持圈三个维度,构建出“三要素、六区域”的分析框架(图1),用于分析和指导公共决策行为。根据不同圈之间的交叠共形成六种区域。①耐克区(V+C+S)。此区域是公共价值、组织能力和公众支持三个圈相互重叠的部分,代表决策方案既有公共价值,又有能力实现,同时有来自利益相关方和相关民众的广泛支持,是这3种条件都具备的最佳决策区域。由于“放手去做”是耐克公司的口号,故此得名。②梦想区(V)。此区域位于价值圈不与另两个圈相交的部分。在这个区域的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有公共价值,具有较好的公共目标基础,但既没有足够的能力实现,又缺乏支持,最终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而难以实现。③梦想实现区(V+C)。此区域位于价值与能力相交的部分。当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位于这个区域范围内,则其既具备公共价值,又具备足够的能力将其公共政策付诸实施,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众等利益主体支持,仍难以付诸实践,需要通过努力赢得支持,梦想才可以实现。④风险项目区(V+S)。此区域位于价值与支持两个圈相交的部分。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有价值,同时会获得支持,但因组织的能力还不足,实施起来具有一定的风险。⑤别人的梦想区(S)。此区域位于支持圈不与另外两个圈相交的部分,其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仅有利益相关者或民众的广泛支持,缺乏公共价值和组织能力,是公众的梦想而不能成为组织的行动。⑥噩梦区(C+S)。此区域位于能力和支持两个圈相交的部分,这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政策方案或计划项目得到广泛的支持,同时组织具备实现能力,但其毫无价值,没有实施的意义[15-16]。

对“三圈理论”这六种区域的含义进行深入解读,进而做出合理科学的对策选择,对提升领导决策能力、改进领导方法、推进科学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设想,任何一项公共决策行为,如果缺少价值圈,那么可能为一些利益集团服务而体现少数人的价值;
如果缺少能力圈,那么可能做出的公共决策误入歧途;
如果缺少支持圈,那么可能使该公共决策成为无源之水,得不到民众等各方支持,终究曲高和寡而成为决策者自娱自乐的游戏。因此,公共决策必须充分考虑价值、能力和支持三者的相关性,努力寻求并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从而实现决策效果的最优化[14]。高校智库作为独立的以学术研究见长的机构,如何将其智力和研究成果为决策者所接受,需要在价值圈、能力圈和支持圈体系构建中,找准高校智库在“三要素、六区域”中的定位,力求将价值、能力和支持三要素相结合,以提升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地位和水平[16]。这为中国高校智库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提升其公共决策支撑水平的分析思路。

3 中国高校智库支撑公共决策的“三圈理论”分析:以X大学Y研究院为例

3.1 Y研究院概述

2017年,X大学N校友将其所获Z奖金全额捐赠母校设立基金,用于支持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事业。2017年12月,在X大学校长和书记的领导下,依托智库中心,进一步整合校内相关研究力量,以低碳能源实验室、环境系和地学系三个单位共建的模式成立X大学Y研究院。Y研究院的愿景是成为开展跨学科战略研究、政策交流和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平台,成为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一流高端智库。其具备双重使命:一是充分发挥世界一流大学的引领作用,整合国内外资源,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与可持续发展协同的目标、战略、路径和政策建议;
二是为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2 Y研究院支持公共决策的“三圈理论”分析

3.2.1 Y研究院价值圈分析 Y研究院自成立以来,开展了多项重大智库研究,相关政策建议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一些国际治理之建议也送达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组织聯合国气候峰会的参考意见。该研究院在服务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和战略制定、参与和引导国际气候变化治理的价值和方向,以及引领国际一流大学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初步占据了制高点,获得了较大的学术、政策和社会影响力以及较高的国际知名度,增强了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的话语权。Y研究院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和国内公共决策者的认可,主要源于其坚持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时,能够抓住社会、公众和决策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巴黎协定》之友”高级别对话是研究院主办的系列高端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于2019年3月举行,邀请了为《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达成做出重要贡献的政治人物(部长级)参会,为2019年气候行动峰会成功举办、推进未来多边谈判进程、推动《巴黎协定》的持续实施提出意见建议,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智慧。首次对话取得了巨大成果,创造了一个非政府、非正式的平台,为联合国气候峰会建言,为研究院成为国际一流高端智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会议上达成了一系列共识,X大学校长给予这次会议很高评价,并强调“在人类面临的诸如气候变化这类重大挑战面前,大学肩负着极其重要的特殊使命。X大学愿与国际社会携手,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为进一步提升中国高校在世界一流大学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的引领作用,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由Y研究院牵头,X大学积极行动,于2019年1月联合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7所世界一流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搭建交流合作的平台,共同探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学使命,合作研究科学、技术、政策等层面的解决方案,引领世界大学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规范和合作行动,并率先各自或相互合作开展务实行动。这是由X大学首先倡议和推动世界大学协同构建全球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是倡导世界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有效行为。X大学校长表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一流大学要有一流担当。X大学希望通过发起这一联盟,搭建一个全球合作平台,在各界协同自下而上积极行动的浪潮中发挥大学在知识、理念、文化、科学及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

可以看出,高校智库要为公共决策助力,须坚持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在不掺杂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前提下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才能被决策者采纳,从而为公共政策提供智力支持。这与“三圈理论”强调公共决策要以为社会创造公共价值为目的,体现社会民众集体诉求,着力于全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不谋而合。

3.2.2 Y研究院能力圈分析 为确保能发挥好战略研究、政策建言的职能,Y研究院一方面紧抓人才队伍建设,积聚人才优势,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学科交叉研究,集聚百家之长和发挥各学科优势,提供科学和有效的政策建议和支持。

在人才建设方面,Y研究院以气候变化大讲堂的方式汇聚了来自6大洲、9个国家、55所国内外高校的150余名师生,培养了具备国际视野的青年气候专业人才,凝聚了多国青年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事务。除X大学Y研究院外,X大学其他智库同样将科研人才培养和建设作为重点。

在学科交叉方面,Y研究院充分发挥前瞻性和跨学科研究优势,针对国际和国内重大需求和研究热点,开展科研攻关。例如,Y研究院与联合国环境署合作,组织了校内能源、环境、地球科学、公共管理、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力量,启动了“气候与环境协同治理”的重大项目研究(2018—2019),成果报告和政策建议在2019年联合国气候峰会发布。又如,Y研究院作为总牵头单位,承担了能源基金会委托的旗舰研究项目(2018—2019),设立了多项重大课题,组织了国内20多家权威研究机构对中国中长期能源经济低碳转型问题开展基础性、前瞻性政策分析研究,其研究成果将作为国家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以及2050年长期战略的支撑。近年来,Y研究院及核心团队人员在能源战略、低碳发展和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中文著作4部、外文著作1部、论文5篇,其中论文均发表在《能源》(Energy)、《化学工程研究与设计》(Chemical Engineering Research & Design)等高水平期刊上。

可以看到,X大学Y研究院以积聚人才优势和推动学科交叉的形式给出了当下高校智库支撑公共决策能力的建设路径。这一路径与“三圈理论”中能力圈的构建不谋而合。在“三圈理论”指导下,一项公共政策或项目的实施要考虑执行者是否能够提供人、财、物或其他资源的能力,这是保障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高校智库要发挥好战略研究、政策建言的职能,人才是根本。没有人才资源,就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毫无发展之力量。此外,为应对当下复杂的局势和因素繁多的现实问题,推动学科交叉从不同科研领域汲取知识和经验必不可少。

3.2.3 Y研究院支持圈分析 为确保Y研究院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公共决策提供支持,其确立了明确的组织制度以及稳定的资金来源,并且积极扩大研究院的影响力,以出色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获得公众的支持和认可。

在组织建设方面,Y研究院形成了专业的执行团队和业务团队。其中,执行团队设立了综合部、外联部、规划发展部等部门,主要负责综合协调、人事和财务、科研管理、政府关系、基金关系、整体规划、组织机构、业务规划和项目开发等工作,为业务团队提供了有力的资金、规划、关系支持,是Y研究院的行政核心。业务团队设立了对话部、研究部、教育部、培训部、技术部等部门,主要负责政策建议、长期战略、交流活动、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国内外培训、技术研发与推广等工作,是Y研究院的智力核心,也是Y研究院参与公共决策的主体。此外,X大学还将校内与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机构的成果和人员进行整合,为Y研究院形成完备的组织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支持。

在经费保障方面,Y研究院有较强的经费筹措和保障能力,能够保障机构运转、科学研究及人员发展等方面的需求。在建立之初,X大学对Y研究院提供了强有力的经费支撑,主要是通过X大学教育基金会来筹集和管理。此后,Y研究院通过多种方式积极筹集更多的运营经费资助,用于加强研究院能力建设和开展项目试点。Y研究院表示,未来会更加积极筹措经费,努力拓展经费来源,增加经费支持。

在公众支持方面,Y研究院高度重视品牌塑造和品牌传播,设置了专门负责品牌的项目主任开展相关工作。2018年,Y研究院开通了名为“X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仅20余天便有600个关注者,获得点击率近万次。随后,Y研究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均引起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例如,Y研究院依托X大学论坛,开展了名为“气候变化大讲堂”(以下简称“大讲堂”)的系列对话与交流活动,已成功举办数次,并通过学堂在线同步直播,线上观看人数最高达到10万人。

同时,Y研究院利用世界大学气候变化联盟的舞台培养青年人举办大学联盟研究生论坛(来自六大洲、9个国家、55所国内外高校的150余名师生组织大学联盟青年团出征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青年气候专业人才,凝聚多国青年共同参与全球治理事务。Y研究院还获得了公共部门的支持,与生态环境部合作开展南南合作气候培训项目,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巴黎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以南南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为渠道,以Y研究院为平台,提供高级别低碳发展知识培训,宣讲“中国方案”,推动中国低碳政策及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助力中国实现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可以看出,在公众中塑造良好的业务和品牌形象是智库获得公众认同并支持其参与公共决策的关键之一。Y研究院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和出版物,开通微信公众号发表思想观点类内容,推出专家学者专访、观点集锦,制作重要事件视频,建设和开通中英文双语的官方网站等方式唤起公众关注,宣传品牌建设,增强国内外影响力,获得了来自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公众支持。

4 基于“三圈理论”的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能力构建

4.1 价值取向:价值中立与问题导向

4.1.1 坚持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 从世界通行的智库价值取向上看,大多智库机构注重独立性,对外宣称其各项政策建议均源于客观调研。例如,美国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被认为是长期秉持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价值的机构,该智库首先将其定位在开展高质量的独立的政策研究上;
保守的智库卡托基金会在支持个人自由、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与世界和平等价值的同时,名义上强调其政策研究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高校智库坚持客观中立的价值立场对其政策主张具有积极影响。首先,保持客观中立态度的研究提出的政策建议比持有某种立场的政策建议更容易让决策者认同。现实中有些智库其实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其也自我标榜是中立的研究。其次,有的国家通过正式制度规范智库中立立场。例如,英国智库注册时要求声明其非营利的中立立场,在获得税收优惠的同时,便于其以公共价值为出发点,避免与利益集团捆绑。

另外,高校智库在独立性方面本身具有天然优势。高校智库以大学为依托,具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和研究力量,对企业等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依赖较低,也较少受行政权属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看,高校智库研究更加容易体现其客观独立性。高校智库应充分发挥其优势属性,保持独立意识,不受外界影响,客观中立地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言,为政府进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公正的情况判断和决策参考。

4.1.2 坚持问题导向的价值取向 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目的在于将民众需求、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现实问题经过学术化、专业化、政策化的研究,形成政策性报告,提供给政府,影响政府公共决策,制定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高校智库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更要始于问题、终于建议,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要将学术导向和问题导向进行有机结合。高校智库在学术导向和问题导向上需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

新时代中国面临复杂的新形势,更需要研究和发现其中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当今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世界前所未有地飞速发展,人类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挑战前所未有地惊心动魄,危机也前所未有地频繁可怕,面对和平、发展、污染、毒品、恐怖主义,以及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高校智库如何实现历史使命,为解决国家和全球性问题提供智力支持,其必须紧紧围绕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重要项目和重要政策的研究與分析,为党和国家等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4.2 能力建设:人才培养和学科交叉

4.2.1 发挥人才智力优势 高校智库能够高效、高质地支持公共决策的关键在人才。高校各学科各领域人才汇集,智力集中。在人才构成上,高校智库有优秀的和数量巨大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有来自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有来自国际知名高校的访问学者,有退出政坛但又年富力强回到校园继续从事政策研究的政府要员,更有学术资源丰富的两院院士。在如此丰富的人才资源和优势学科基础上建设的高校智库,是其他智库机构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中国部分高校智库在人才开发利用、考核评估和激励机制等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智库领军人才、研究人员和综合性人才的梯队层次未能有效完善,即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智库,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也不是每个智库都具有结构合理、团队高效、业务精湛的科研人才队伍。

4.2.2 发挥学科交叉和科学研究优势 高校智库具有学科交叉优势,这正是政府决策的支撑所需。高校学科门类齐全,不仅有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还有哲学、教育学、医学和艺术学等,各个学科之间具有很强的交叉性,而高校智库开展战略研究和政策建言,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复杂问题,需要跨学科、跨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高校智库应充分利用学科交叉的优势为党和国家咨政建言,助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有效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科学研究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其需要研究具有深度和广度,要有历史和逻辑作为支撑。在研究工具等方面,高校智库具有其他类型智库所不能比拟的优势,以高校拥有的数据库资源和挖掘能力为例加以说明。高校数据库的数据资源,一方面来源于官方发布的数据,另一方面来源于高校自己采集的数据。随着当今社会高速运转,科技飞速发展,社会信息化的效果越来越显著,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创新了智库内容的生产方式,对智库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对大量的、复杂的、多样的数据进行关联度分析,找到问题症结,结合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分析事实真相,预测未来,为决策者提供参考。如果各个高校的智库研究成果能以校内数据库的方式都集中到一起进行保存和管理,那么既可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又可以为决策者及社会公众提供全面、准确、可靠的数据资源。

4.3 支持条件:组织、财力和公众

4.3.1 分工明确的组织设计 中国高校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这些人才资源的潜在能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以及相应的教育主管部门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出台了一系列引导高校人才资源发挥咨政作用的指导性意见。综合来看,党和国家要求相关高校对智库参与公共决策提供制度保障和全面支持。高校需要重视和发挥科研人才在参与公共决策中的关键性作用,高校需要全力培养智库后备力量,努力打造高校智库人才队伍和合理的结构梯队。随着党和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指导高校智库建设,全国主要高校兴起了智库建设热潮,许多高校对建设智库不仅投入人力、财力,还有制度、空间等资源保障,以促进高校智库参与公共决策,从而产出更高质的智库成果,为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和重要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在实践上,根据上述重要政策文件指引,国内知名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充分利用其优势学科力量,在高校智库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例如,清华大学专门成立了智库中心,作为统筹管理、协调服务全校智库机构的平台,学校成立了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智库建设领导小组直接领导智库中心,一位副校长和一位副书记任副组长、智库中心主任任秘书长,在组织架构上配备强大力量,在制度机制层面上予以有力支持,在办公空间、物质资源上给予充分保障。智库中心成立以来,搭建了较为完善的智库运行机制,发展了一些具有全球视野和重要领域的智库机构,产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在为国家和北京市委建言献策中做出了重要貢献。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也配备了强大力量领导智库机构,给予制度和物质上的保障,使其更好地发挥咨政启民的作用。

4.3.2 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 从智库发展环境上看,国家近年来非常重视中国高校智库建设工作,并向高校智库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2014年2月10日,教育部印发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对高校智库经费保障提出了具体要求,并指出可以根据智库特点和发展需求,在招生、经费、项目等方面进行倾斜,提出多种措施筹集智库经费,推行绩效奖励工作机制。根据教育部政策文件精神,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地方性政策文件保证智库经费支持。例如,上海市教委及时成立智库建设专项经费,支持所辖高校智库工作,分别采取每年固定投入和实施内涵式发展计划,进一步支持上海市高校决策咨询机构的申请。

总体看来,高校智库用于维持基本建设与发展的财力是有一定保障的,但从长远看,高校智库要发展壮大,需要不断吸引优秀人才,产出高质量智库成果,仅靠学校支持的有限经费是不够的。目前,由于高校智库经费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影响不深,自筹经费受客观影响因素较多,大部分智库机构获得这部分经费支持的额度是极为有限的[17]。同时,这种竞争性的经费获得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使中国高校智库长效发展的经费严重不足,即使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智库也存在着长效发展经费短缺的问题,这严重影响了智库成果产出及智库本身的运行与发展。因此,建立高校智库长期发展的经费保障机制势在必行。

4.3.3 深入民心的公众形象 高校智库争取公众支持既有利于获得真实的民情和问题,也有助于将相关政策传播到公众层面。回顾中国高校智库的发展历程,相较于发达国家的高校智库,其历史并不长,在政府公共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相对有限的,由于成立时间晚,宣传力度小,贡献成果有限,其在公众中被关注度并不高[18]。近年来,高校智库越来越多地被公众认知和了解。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许多政策建议代表了民众的利益和福祉,其通过论坛、讲座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当下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解读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理论思想,征询人民群众的观点想法,使公众对高校智库参与公共决策的支持度有所增加,但这种舆论引导渠道非常有限,寻求公众支持仍需要进一步努力[19]。

积极争取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国际环境也是重要的支持条件。中国高校智库参与或举办国际会议、高端讲座、学术论坛等活动,虽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与各国相关领域相关学科专家、团队等形成长期深入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多,更罕见与国际同行建立外部合作体系,致使在有关国际性、全球性热点难点问题上鲜有中国高校智库发声,因此,中国高校智库的国际竞争能力不足,影响力有待提升[20]。中国高校智库应该在全世界主要城市成立智库办事机构或分支,咨询服务业务对象涉及全球[21]。面对全球知名高校智库的新兴发展,中国高校智库唯有努力拓展并建立国际高校智库合作伙伴,才能让中国智库顺利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发出中国高校智库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国际一流的高校智库。

5 结论与讨论

中国高校智库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国家和政府提供决策建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和国际形势愈发严峻,高校智库应充分发挥“智囊团”作用,为国家重大战略、重大项目、重要领域提供智力支持。本研究以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问题为导向,以“三圈理论”为指导基础,采用单案例分析方法厘清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三圈”要素,并基于“三圈理论”提出了中国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能力构建路径。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在以客观中立态度为核心的价值圈方面,高校智库在支持公共决策过程中,需要切实以问题为导向,了解政府等公共部门的决策需求。高校智库需要在价值圈上秉持客观、中立的价值立场,与特殊利益集团保持距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思想指导下的高校,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前瞻性、现实性研究,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资政决策研究。

(2)在以科研能力为核心的能力圈建设方面,高校智库需要以获得感、认同感为核心,加强人才柔性流动、为我所用的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致力于专业化、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结合。高校智库的科研人员是能力圈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支柱,需要在学术性和实践性方面尽量统一,充分发挥高校智库支持公共决策的潜在优势。

(3)在以资金筹措、高校智库平台建设、拓展成果报送渠道等为主要内容的支持圈方面,高校需要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与制度保障,通过公益捐赠、基金会运作等有效方式保障必要的智库研究经费来源,建立职责清晰、分工明确的组织框架,以确保团队建设、科学研究、社会合作、政策建言等相关活动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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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贡献说明:

田 欣:框架设计,论文撰写;

廉翔鹏:资料查找,论文修改。

A Case Study on Improving the Capacity of Chinese University Think Tanks to Support Public DecisionMaking——A Perspective of Three-Circle Theory

Tian Xin1 Lian Xiangpeng2,3

1 Think Tank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3 Strategic Research Bas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enter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Polic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University Think tanks (UTTs) have natural advantages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to support public decision-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UTTs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more conducive to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of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how to systematical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UTTs to support public decision-making.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UTTs and recent requirement for them to help governments public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UTT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uses single case analysis method, from a view of three-circle theory, to analyze what kind of value, ability and support Chinese UTTs should have when providing support for public decision-making.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results of research institute Y in university X, to provide objective and impartial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UTTs should adhere to the values of objectivity and neutrality, be guided by scientific and realistic problems, build capacity from talent train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ovide organizational, financial and public support.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UTTs.

Keywords:
university think tank public decision-making ability improvement three-circl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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