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实留苏期间的翻译活动及其一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考论

摘要：长时间以来，学术界在讲到张仲实翻译、出版、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起始时间时，一致认为是1934年；
说到他60余年翻译、出版、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历史阶段时，大多认为分三个时期。根据笔者近年编著《张仲实年谱》过程中掌握的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上述通行说法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从对张仲实留苏期间翻译、研究和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工作的经历、所获成果及所具备的能力条件等三个方面分析，可以得知张仲实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翻译班工作时的1928年即已开始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活动。张仲实一生60余年的理论工作经历了起步期（1920年代留苏期间）、高产期（1930年代期间）、成熟期（延安—西柏坡时期）、辉煌期（新中国成立后）四个阶段。考论清楚张仲实翻译、研究、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起始时间及经历的历史阶段两个问题，对于准确、全面评价张仲实生平思想及其理论工作的成就和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张仲实；
理论著作翻译；
马列主义理论研究；
编辑出版；
马克思主义传播

中图分类号：A811;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3）11-0014-07

0引言

在本文的开头，首先有必要说明两点：第一，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凡一种思想、学说、知识等的跨文化传播，必须经历三个过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亦离不开三个过程的工作：一是必须先进行马列著作的翻译，把马列主义著作由外文翻译为中国人能读的中文文本；
二是必须通过编辑出版工作，把译文译著公开发表出来，公之于众，让读者大众有阅读学习的文本；
三是必须进行理论研究，一方面或通过讲解或经过撰文著书准确、全面阐释马列主义文本的理论思想，帮助读者学习、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思想观点，另一方面要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地对有关马列主义的重要理论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以新的革命、建设的实践经验丰富、完善、发展马列主义思想、观点和结论，使之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成为指导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的指南。张仲实一生都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始终耕耘在马列主义著作翻译、书刊编辑出版、理论研究三条战线上，不同的只是某一時期主要工作各有侧重。由此，第一，探讨张仲实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应离开他对马列著作的翻译、编辑出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三个相互交织、密切联系的方面。第二，张仲实在苏联期间的理论著作编译活动，虽地点不在中国，但他从事的工作是将外文的马列著作翻译为中文，其目的是为中国读者提供学习马列主义的文本，因此完全是属于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工作。

张仲实是1925年1月入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杰出代表。我国学术理论界在讲到张仲实翻译、出版、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起始时间时，一致认为是1934年；
关于他60余年翻译、出版、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历史阶段，说法虽有不同，但大多认为分为三个时期。根据笔者近年编著《张仲实年谱》过程中掌握的资料及近年报刊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上述通行观点与历史事实明显不符，很有必要再作进一步探讨。

追根溯源，以上通行说法其源头是著名翻译家、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姜椿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3月13日，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庆祝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五十周年，表彰他在翻译、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王震、杨尚昆、邓力群、胡愈之、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杨静仁，首都思想战线有关部门负责人，翻译、出版和学术理论界知名人士等260多人出席庆祝会。姜椿芳在这次会上代表四个举办单位发表祝词，其中讲到：“仲实同志1934年起开始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工作。他为传播马列主义付出了毕生的主要精力。”他在祝词中还把张仲实从事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编译、传播的工作划分为上海、武汉时期，新疆学院讲学期间，延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四个阶段作了阐述［1］。此次会后，《人民日报》（1984年3月4日）、《文汇报》（1984年3月4日）、《马列著作研究会通信》（1984年第4期）、《翻译通讯》（1984年第5期）等有关报刊的新闻报道，以及《中国翻译》（1984年第6期）、《出版工作》（1984年第5期）等发表的研究文章，都一致采用姜椿芳的说法，即认为张仲实是从1934年起开始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译、传播和研究工作的。在此次庆祝会上，张仲实本人在所致答谢词中亦讲到：他“翻译、研究、出版马列主义五十年的道路，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正是这次会议上的说法，尤其是因为两位论者的特殊地位及其影响力，造成了此后人们关于张仲实在中国编译、传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起始时间和阶段划分上的错误认知，以至这种看法至今仍在学术理论界流行，且一直无人怀疑。有鉴于此，本文拟分两个方面对此加以探讨。笔者认为，考论清楚张仲实翻译、研究、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及其历史阶段划分这两个问题，对于准确阐述和全面评价张仲实生平思想及其理论成就和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关于张仲实翻译、研究、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起始时间

笔者认为张仲实从事翻译、研究、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起始时间应为1928年6月前后，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从1928年6月起，张仲实从身份上已经成为职业理论著作翻译工作者

张仲实是1926年10月由中共中央派遣到苏联留学的。1926年10月至1928年5月，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俄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28年6月，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此时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文仍简称“中大”），张仲实随之转入中山大学。他在《我的经历》中写道：“转到中大后，我被编在张闻天领导下的翻译班工作，翻译教材，成为工作人员，不再是学生了。”［2］18-19由此可知，自1928年6月起，从身份上说，张仲实已经完成了由学生到翻译工作者的转换，其职业是翻译工作人员，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翻译教材等理论著作。张仲实1942年在写于延安的《悼杨松》一文中曾回忆，他们“在莫斯科学习时曾一块儿做过……的翻译工作”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杨松曾与张仲实同期留学苏联，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延安他们同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杨曾任中宣部秘书长）［3］。

（二）从成果看，张仲实在中山大学翻译班期间参与翻译了不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

张仲实在《我的编译生涯》中总结自己留苏学习工作时讲到：在留苏4年里，“我学习了俄文，开始接触了翻译工作。”［4］他这里所谓“接触了翻译工作”，主要是指他在翻译班翻译教材，当时翻译的教材主要是马列著作。但具体翻译了哪些教材，他本人一直未有说明。2019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崔艳红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中共留苏学员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一文讲到：“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学生较系统地学习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成为这一时期翻译俄文马列著作的主力。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翻译班与苏联国家出版局合作，翻译《列宁全集》。1930年翻译班改为‘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编辑部，负责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文件的汉译工作，张仲实、潘家臣、陈昌浩、谢唯真、张锡畴、赵毅敏等翻译并编著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论游击战争》《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留苏学员从俄文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多为国内首译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翻譯马列主义著作外，留苏学生还通过撰写论文、办报、讲学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5］至此，张仲实所在中山大学翻译班究竟翻译了哪些作品才有了明确的说明。张仲实在中山大学翻译班期间的译著成果足可证明，他在1928年就已开始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此处必须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山大学时期此类集体合作翻译的成果是不可能注明译者姓名的，因此究竟哪一部著作是张仲实主笔翻译的，或他都参与了哪一部著作的翻译，承担翻译了哪一部著作的哪些章节，作为90多年前的事，在当事人都已谢世的情况下，现在已经无法说清楚了。但无论如何，他参加了中山大学翻译班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翻译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三）从马列理论和俄文学习的水平看，张仲实留苏期间具备翻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能力条件

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主要是在苏联留学期间打下的。对此，他本人曾多次讲到，是四年留苏学习和工作，使他走上了理论翻译的道路。尤其1984年3月他在庆祝自己翻译研究马列著作50周年会上的答谢词中曾明确讲到：“50多年前，我不过是西北农村一个穷学生，党组织把我送到苏联学习，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掌握了一定的翻译能力，为我走上翻译马列著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础。”［6］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所藏张仲实有关档案材料表明，他留苏期间的学习表现是优秀的。1930年8月，他在回国前填写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履历表”“学校工作的经历”一栏里写道：“在东大时，1927年上半年为教务班长，下半年为东大学生会中国班代表兼笔译工作。”［7］根据《留苏笔记》所述：1927年上半年，即张仲实到东大三四个月时，就担任了学习小组的组长；
“1927年夏，在贝科夫军事夏令营，我担任班长和排长的工作，向新学员讲授理论课、党的工作；
连队墙报工作和连队党支部书记的助手。”1928年上半年，他参加校外工厂的工作，是东方大学青年职工组织的成员之一。1929年上半年，翻译报纸；
下半年参加“戈兹纳克”工厂校外工作，被调任党委办公室，并翻译学校墙报上的文章［8］8-20。

从以上留学期间的表现看，张仲实在东大、中大的学习和工作都是十分突出的。1928年3月21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说到：“我们到莫斯科来，肩负着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任务，即为了在实践中学习列宁主义，培养布尔什维主义精神，也就是说，由于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需要革命干部，中国共产党不惜解除（卸掉——笔者注）我们这些人党的工作。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说，自从我们进入东方大学以后，我就以快的速度加紧学习（因此安维列耶夫一伙人把我称为‘学院派），同时我可以大胆地说，我在东方大学学习如此短的时间里（约15个月），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28年4月25日，他在写给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信中亦曾自信地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自从我肩负着中共的重要任务到世界革命的首都——莫斯科来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教育并加入东方大学以来，我可以坦率地说，我是奋发地、积极地努力学习的，同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结果。”正因如此，东方大学也有人说他是“学院派”“书呆子”［8］8-20。在写于1930年1月30日的《杰尔皮什传记》（杰尔皮什系张仲实留苏期间的另一个俄文名字，这里所谓的传记实际就是他的自传）里他写道：留苏期间，“我很注意读书”，“我很积极和勤奋的研究各种问题”，但“我和群众的联系不紧密”，首要原因在于“我专注于笔头翻译”［8］20。

由上面对张仲实翻译、研究和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工作的经历、所获成果及所具备的能力条件三个方面的分析，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早在留苏期间他就开始了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活动，姜椿芳等所讲张仲实1934年开始翻译马列著作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的。

二、关于张仲实翻译、研究和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历史阶段的划分

关于张仲实从事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翻译、研究和出版历史阶段的划分，姜椿芳先有在前文中提到的四阶段说，后又有三阶段说。在《翻译通讯》1984年第6期发表《张仲实的翻译道路》（又见《新华文摘》1984年第8期）一文中，他提出“张仲实同志的翻译道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30年代在上海，40年代在延安，50年代以后在北京”。分析姜椿芳的两种说法，共同的一点是缺失了1928—1930年在中山大学翻译班工作这个重要阶段。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前文提到的四阶段说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武汉、重庆、新疆分为两个时期——即上海、武汉、重庆为一个时期，新疆为一个时期，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若做一梳理，从空间看，整个三十年代10年里张仲实的工作主要是在国统区几个城市做书刊出版编辑兼理论翻译和理论研究的，从1931—1932年在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生，1933—1934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的《时事类编》杂志做特约翻译兼编辑，1935年2月进入生活书店主编《世界知识》半月刊、参编《大众生活》周刊，1936—1939年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任生活书店总编辑、生活书店临时委员会主席，参编《抗战》《战时联合旬刊》《全民抗战》等多种刊物，1939年1月—1940年4月赴新疆开辟生活书店新基地，在新疆学院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负责举办全疆文化干部培训班，编写高初级小学教材，策划编辑出版新新疆丛书，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开展抗日救亡和革命文化建设等。这10年里，张仲实一边做书刊编辑出版工作，一边翻译出版了一大批重要马列理论著作及介绍苏联有关世界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文章，写作发表了大量研究、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思想、研究国际问题尤其抗战问题的论著。由上可知，无论从所处相同的社会环境条件，还是他本人工作内容等实际状况看，将1930年代作为张仲实理论翻译、研究、出版活动的一个完整阶段或时期是顺理成章、十分妥当的。对于这一点，姜椿芳在后来的文章中把三十年代作为一个时期的说法与张仲实本人所持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张仲实在《为翻译、研究、出版马列著作而奋斗终生》一文中，回顾了他翻译、研究、出版马列著作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

30年代在白色恐怖、高压禁锢下的上海，马列著作的翻译、评介工作，既缺乏参考书籍，又不能公开讨论，基本处于一种地下工作状态。而出版它们则更是困难重重，处处危险。不少名著只能改头换面，节译发表，有些迫于形势未能发行就夭折了。

40年代我经新疆去延安，虽然那时候边区条件差，不可能全面系统地翻译经典著作，但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研究已成为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当时全党上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需求，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开展。

真正的黄金时代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在主席、总理、少奇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创建了编译局，选派组织了一支专业化队伍，展开了大规模系统翻译工作。1954年我调到编译局后，即参加了集体的译校工作，在出版界同志们有力配合下，30年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之全面展开的对经典著作的研究日益深化。50年的切身經历，使我深深的体会到党对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研究极为重视［6］。

可以明确，1930年代应是张仲实翻译、传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第二个阶段。至于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两个时期，姜椿芳与张仲实本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国内学术理论界亦无歧见。由此可以论定，张仲实对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大体可分为起步期（1920年代留苏期间）、高产期（1930年代期间）、成熟期（延安—西柏坡时期）、辉煌期（新中国成立后）四个阶段。

（一）起步期（1926—1930年，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及中山大学阶段）

在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及中山大学期间，张仲实以俄文及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为主，兼及编译工作；
编译工作的方式多以有计划、有组织的集体合作翻译为主；
其编译成果主要是1928年5月至1930年8月在中山大学翻译班期间合作翻译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5］。关于张仲实在翻译班的工作，他曾在《杰尔皮什传记》里详细写道：在东方大学期间，他“努力学习”，“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学习成绩。”“1928年6月，我转入中山大学，在这里我没有学习。从去年1月至今，我被调到中山大学出版社翻译班。在工作中我努力工作，圆满完成了工作指标。”［8］18由以上的自述可看出，张仲实或许早在1927年1月即被调去翻译班工作，其在留苏期间的理论翻译活动，也可能在此时（1927年）就已经开始。

（二）高产期（1931—1940年，上海、武汉、重庆、新疆阶段）

在上海、武汉、重庆、新疆这一时期，张仲实以编辑、出版工作为主，理论翻译与理论研究并重，理论编译、研究以个体工作为主。1930年八九月，张仲实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中共北方局分配担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长，半年后因调动工作未接上组织关系，后转入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先后在神州国光社作校对、中山文化教育馆《时事类编》杂志任特约翻译兼编辑，为该刊提供从苏联报刊翻译的关于国际时事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并开始在《申报》等发表介绍苏联农业集体化和苏联工业建设成就的文章，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发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长篇论文《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苏联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论战》等；
专著《苏联的教育》、译著《苏联政治制度浅说》作为《申报》丛书出版。由此，张仲实受到上海文化界尤其中共特科胡愈之的重视。1935年2月，胡愈之考虑到张仲实受到特务注意，处境危险，遂介绍他进入生活书店，聘请他接替自己担任《世界知识》主编，从此开始了他在国统区进步文化堡垒——生活书店的工作，直至1939年1月受生活书店和中共南方局党组织派遣到新疆开辟书店出版新基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张仲实在出版工作中的成绩十分骄人：一方面，他主持书店编辑出版工作后，适时改变了书店出书方向，突出了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推出了一大批宣传进步、革命思想的书刊。同时，他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策划并主编出版了包括“青年自学丛书”“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实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丛书）、“百科小译丛”“问题与答案丛刊”等系列图书。这些出版物在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影响一代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张仲实的理论翻译和著述出现了井喷式产出的状况：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代他出版的理论著、译书籍（含个别合著）达20余部；
在报刊发表著、译文章200余篇。这其中，他翻译的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37年生活书店初版时书名为《费尔巴哈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8年上海生活书店初版时书名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斯大林《论民族问题》《论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37年初版时为躲避国民党政府查禁改书名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苏联拉皮杜斯、奥斯特洛维强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后改名为《政治经济学讲话》）、苏联文学顾问会《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张仲实编译《苏联新宪法研究》（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张仲实辑译《俄国怎样打败了拿破仑》（1938年汉口生活书店）、柯明斯基《封建主义》（1938年上海生活书店）、米丁《哲学》（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罗森塔尔《辩证认识论》（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舍斯达柯夫《苏联历史讲话》（1939年上海生活书店）及《新哲学读本（上下册）》（1940年作为新新疆丛书之二由文化书店出版）等；
撰著出版《苏联的教育》（1933—1934年《申报》丛书）、《二十年的苏联》（与沈志远合著，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国际现势读本》（1938年汉口生活书店）、《现代十国论》（张仲实等著，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救亡手册》（张仲实等著，1938年汉口生活书店）、《抗战一周年》（张仲实等著，1938年汉口生活书店）、《走上绝路的日本》（张仲实等著，1938年汉口生活书店）、《意阿问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合著，1935年上海新知书店）等书籍，满足了读者需求，服务了革命斗争需要，同时奠定了他在理论界、翻译界的地位。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张仲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理论著译，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良优、影响广泛。据不完全统计，自1934至1941年，仅上海、北京、重庆、新疆等地有关报刊发表时人评介他著译成果的文章就有26篇，被评论的著译涉及马列著作如《斯大林论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思想及社会主义苏联的有《政治经济学讲话》《辩证认识论》《新哲学读本》《苏联新宪法研究》《苏联历史讲话》《封建主义》《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以及论文《资本主义新危机及其特征》等［9］。

认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张仲实翻译、传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高产期，是符合历史实际、十分恰当的。

（三）成熟期（1940—1949年延安—西柏坡期间）

1940年5月到达延安后，张仲实先后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参与延安时代中央有关翻译工作计划的制定）、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副科长（主持解放社工作），在西柏坡时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审委员、党内教育组组长，以理论研究与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为主，编译与编辑出版工作并重；
工作方式以在党中央机关、专门编译及研究机构中的集体合作编译与个体研究相结合。张仲实一踏上延安的土地，一下子就感觉到回到了家的温暖。初到延安，各界的隆重欢迎，毛泽东、张闻天到招待所的看望，使他心情激动、兴奋不已。这一时期，他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满腔热情地投身党中央安排的20卷本《列宁选集》的校订工作，与何锡麟、曹葆华等克服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顺利完成了这一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列宁经典著作选集的编译出版任务［10］。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他的理论研究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新水平，在《解放日报》《解放》（周刊）、《中国文化》等延安报刊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释、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和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新贡献较早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这一时期，由毛主席主持、他参与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学习文献，对整风运动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受党中央安排，由他在西柏坡期间编辑的《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整党问题参考资料》《土地调查报告》等作为全国土地会议及晋察冀边区土地会议的重要学习材料；
由他负责编辑的晋察冀中央局党刊《战线》，为推动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党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受党中央委托，制定学习理论计划，与胡乔木商量拟定了“干部必读”十二种书，经毛主席命名、党中央批准，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理论教育的基本教材。在这十二种书中，张仲实编译的就有三种：《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下）、《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社会发展简史》。除此，还有由毛主席主编、他和艾思奇等参加了资料搜集及编辑工作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一时期，他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和党的理论学习、干部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辉煌期（1950—1987年逝世）

新中国成立以后，张仲实以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三大全集中文第一版为主要工作，兼及理论研究与编辑出版；
主要在中共中央设立的马、恩、列、斯著作专门编译机构——中央编译局从事有计划、有组织的经典著作翻译和理论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后擔任出版处处长、国际宣传处处长，兼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党组副书记，总会研究出版部主任，主编《中苏友好》月刊，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宣传部任副部长一年多时间。自1954年年底起，他一直在中共中央编译局担任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直至1987年在顾问岗位上逝世。这一时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和其他局领导一起组织领导了三大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编译出版，几十年如一日，尽心竭力，呕心沥血，出色完成了这一卷帙浩繁、内容赅博的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工程。与此同时，他围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理论学习、理论教育和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任务，在繁重的工作之余，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阐释了马列有关经典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理论思想，并对如何学习经典著作的有关问题作了深入论述；
对马列主义理论有关问题尤其是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晚年带病撰著、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列宁传略》，写作完成了《斯大林传略》（因故未能出版），对四位革命导师的生平思想和理论贡献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述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著长文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发表，引导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学理层面对全书的思想内容作了深入阐发，对帮助广大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通晓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领导经济的实际办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二十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他在观点分歧、论争激烈的理论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待“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几度著文在《人民日报》发表见解，主张以“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取代“按劳付酬”“各取所需”通行概念，以“资产阶级权利”取代“资产阶级法权”的译法，其观点得到了理论界和党中央的一致认可。此外，他还著文深入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翻译思想，并阐明了他本人关于理论著作翻译的见解，引起了学术理论界及翻译界的重视和好评［11］。

关于张仲实一生理论工作的历史分期，若按目前通行的三阶段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920年代留苏期间的起步阶段，没有此一阶段他对翻译工作的接触和实践锻炼，从而掌握翻译工作的一定经验和能力，那怎么可能一下子出现一个1930年代的高产出阶段？在此，我们只要看看以下事实就会得到答案：1930年10月—1931年2月在唐山担任京东特委4个月后，张仲实在短短5个多月时间就从俄文转译出了美国记者邓尼斯著30万字的《美国征服英国》（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紧接着出版了专著《苏联的教育》（1933年）、译著《苏联政治制度浅说》（1934年）、《苏联五年计划的执行》（因故未出版，1934年），译著《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35年）、《政治经济学初学读本》（1935年）等。此外，他从苏联《真理报》《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政治经济半月刊》等翻译了大量研究国际问题的文章。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苏共十七大刚刚开过之时，他就很快翻译发表了斯大林在大会上4万余字的工作报告全文；
全苏作家大会开过不久，他很快翻译发表了高尔基在大会上的报告《论苏联的文学》。这一时期，他撰写了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长篇论文《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帝国主义国家军备竞争的现势》《苏联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的论战》等以及作为莫斯科特约通讯在《申报》发表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和苏联工业建设成就的文章。由此可见，正是二十年代留苏期间的翻译工作实践，为他三十年代的井喷式高产期的出现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事实雄辩地证明，留苏期间的1928—1930年是张仲实翻译、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一个独立的阶段，他一生翻译、研究、出版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应该分为四个阶段。

在本文的结尾，还有必要再加说明的是，姜椿芳说张仲实1934年开始编译工作，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他对张仲实留苏期间从事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翻译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张仲实本人不把留苏时期的翻译工作作为独立的一个历史阶段，只是淡淡地说他1928年到中山大学后“被编在张闻天同志领导下的翻译班，翻译教材”［2］30，只是“在学习和工作实践中掌握了一定的翻译能力”，为“走上翻译马列著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础”，从而认为自己一生翻译、出版、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只“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而排除留苏时期［6］。笔者认为，张仲实的这种做法，是一种自谦的表现；
谦虚、谨慎、低调是张仲实一生做人最显著的美德①。正是由这一内在品德决定，他不愿自己把中山大学翻译班期间一段很有成绩的工作说成是他马列主义理论翻译和理论研究的一个独立的阶段。也正是因为如此，作为科学研究，我们今天才更应该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注释：

①关于张仲实的思想品德，许多与他在艰苦岁月里一起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曾说：“仲实同志一生为党工作了60余年。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是数十年如一日。作为一个老同志，他在品德和作风方面有许多优点……他是个外表严肃而内心温和的人。他从不显露自己，待人朴实诚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党纲党纪身体力行。”（马文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序，见张积玉、王钜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张仲实》，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版）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亦在《纪念仲实同志》一文中写道：“仲实同志的朴素和谦虚对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不是那种还没有做事就宣扬自己，或者做了一点工作就唯恐别人不知道的人，他是那种寡言少语、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做出了成绩也不声张的人。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肚肠狭窄、一心争名夺利的人。他是那种胸怀坦荡、忠心耿耿为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事业的人。”（199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姜椿芳.姜椿芳同志代表四个举办单位致祝词［J］.中国翻译，1984（5）：3-5.2023年6月上半月刊（总第188期）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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