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历程

李天铭 岳永强

内容摘要：麦积山石窟现代文物保护工作自冯国瑞先生开启以来，历时80余载，分为五个阶段：發轫时期、全面勘察和机构初设、加固工程全面展开、建制提升全方位开展以及新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等。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见证了我国文物保护理念、文物保护技术等实践与探索，在中国石窟寺类文物保护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是中国石窟寺文物保护工作和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麦积山石窟；
文物保护；
山体加固工程；
渗水治理

中图分类号：K87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3）03-0001-14

The Conservation History of the Maijishan Grottoes

LI Tianming1 YUE Yongqiang2

（1. Maijishan Grottoes Art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Tianshui 741020， Gansu;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Abstract：Conservation work at the Maijishan Grottoes begun by Mr. Feng Guorui has a long history of 81 years tha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five periods：
（1.） Initial study and conservation; （2.） comprehensive survey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levant institutions; （3.） commencement of general conservation work spearheaded by specific projects; （4.） promotion of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the all-round implementation of conservation projects; and （5.） conservation of world culture in the new age. The conservation work done at the Maijishan Grottoes has born witness to the most critical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cultural preservation activities， in terms of both the principles and technology guiding conservation. The success these efforts have achieved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the further conservation of cave temples in China， and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ervation history of Chinas cave temples.

Keywords：Maijishan Grottoes;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cliff consolidation project; treatment of water penetration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麦积山石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遗产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麦积山石窟自十六国后秦开窟造像，经北朝，历唐宋，至明清，从繁盛一时到湮没林泉，历经了荣光与落寞。1941年，冯国瑞先生对麦积山石窟的考察，标志着麦积山石窟现代文物保护从此发轫，至今已过80余载。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作为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者，有必要对其文物保护历程进行梳理，明确发展过程中的人和事，从而更好地支撑麦积山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弘扬麦积山石窟所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 发轫时期（1941—1949年）

麦积山石窟近现代文物保护始于冯国瑞先生（图1）{1}。1941年农历四月，天水籍学者冯国瑞先生偕赵尧丞、胡楚皕、聂幼莳到访麦积山。此时的麦积山危岩满崖，洞窟裸露，栈道坍塌，满目疮痍，周边林木亦多遭砍伐，山下瑞应寺仅有两名僧人维系香火。冯国瑞等四人采取“对证古本”的方式，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初步考察，其后返回秦州，对证文献，撰写了《麦积山石窟志》一书，由此掀开了现代麦积山石窟保护的序幕。

1943年秋，王子云带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调查﹑拍照和拓印等工作，并完成麦积山石窟简图的绘制。考察团的拍摄工作是目前可考资料中对麦积山石窟的首次拍摄。时任天水中学校长范沁对麦积山石窟实施勘察期间进行了测绘工作，并提出了《石窟文物的保管办法》。1944年2月，冯国瑞先生偕同刘文炳教授再访麦积山石窟，此次考察完成了洞窟编号及草图测绘，并编撰《调查麦积山石窟报告书》呈报民国甘肃省政府［1］。1945年冬季，兼职于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阎文儒先生和李浴先生在从敦煌东返途中结伴对麦积山石窟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以麦积山东崖洞窟的记录为主，依据调查内容绘制了洞窟分布图，并完成了麦积山石窟及瑞应寺所存碑刻的调查［2］。1946年9月，天水籍将军邓宝珊拨付资金对麦积山石窟实施修缮。冯国瑞先生邀天水行政督查专员胡受谦到麦积山石窟小住，争取到一定的资金修缮石窟栈道，在保护洞窟原貌的前提下为重点洞窟装门加锁，以确保洞窟内造像壁画不被盗损，在修缮瑞应寺僧房时，设专门房间收存从石窟移下的造像和壁画残块，并建成“麦积山馆”五间，用于接待到访人员。麦积山石窟的保护修缮工作也由此开启。

麦积山石窟保护机构的雏形也在这一时期形成。1947年初，冯国瑞先生邀请天水县长方定中到麦积山考察，其后在天水县政府支持下，与地方有识之士成立了天水麦积山石窟建修保管委员会。委员会制定了以重要洞窟维修及周边植被环境保护为主要内容的保护计划，虽然由于时局和资金问题，这份保护计划的落实程度有限，但是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的制定自此发端。

对麦积山石窟周边环境的保护也始于这一时期。1948年，有僧人告知冯国瑞先生，麦积山周边林木被村民肆意砍伐。冯国瑞先生遂奔走于政府诸部门之间，最后辗转联系到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将军。张治中以西北行辕的名义发布了《加强保护陇南小陇山林区森林以防滥伐摧毁》的公告［3］，确保了石窟周边森林及植被不被破坏。该公告现为“馆藏一级革命文物”，是麦积山石窟环境保护历程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前，自冯国瑞先生始，王子云先生﹑刘文炳教授﹑阎文儒先生等学者到访麦积山石窟，对石窟进行调查﹑记录﹑编号﹑测绘、拍照等工作；
邓宝珊、张治中将军及地方官员胡受谦﹑方定中等捐款、筹款并主持成立了麦积山石窟第一个保护组织﹔木匠文得权﹑乡贤张自振与住寺僧人搭建栈道，整理窟内文物，建成文物库房。上述人士都对麦积山石窟初期的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当局重视不够，支持力度弱，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收效甚微。

二 全面勘察和机构初设﹙1950—1962年﹚

1949年8月，天水市解放，麦积山石窟自此纳入人民政府管理。1951年，冯国瑞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发表《天水麦积石窟介绍》，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麦积山的洞窟与文物保存情况，阐释了窟内造像与壁画的艺术成就，麦积山石窟因此被更多人所知。

新中国成立后，发轫于冯国瑞先生的私人调查升格为人民政府组织的勘察活动。1952年10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的炳灵寺石窟勘察活动结束后，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的组织下，炳灵寺勘察组成员开始了麦积山石窟的勘察活动［4］。此次勘察由常书鸿先生带队，段文杰、史苇湘、范文藻、王去非、孙儒僴、窦占彪等人同行，冯国瑞先生作为甘肃省文教厅官员也随队考察。在天水行署文教科的协调下，甘泉镇文化干部王振东、小学教员潘念佑到麦积山石窟协助此次勘察工作。段文杰、史苇湘临摹壁画，范文藻摄影，孙儒僴测绘，常书鸿等调查记录洞窟。此次勘察历时30余天，对重点洞窟进行摄影、测绘和临摹工作，共编号洞窟157个，被视为麦积山石窟“有组织勘察工作的开始”［5］。事后撰写的勘察报告，促成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了对麦积山石窟的进一步勘察。遗憾的是，这次考察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并未公布，仅在《文物参考资料》上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报道（图2）［6］。

1953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亲自组建“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团员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等单位，共15人，吴作人为团长，王朝闻、常任侠、冯国瑞为研究组，罗工柳、李瑞年、孙宗慰、萧淑芳等为绘画摄影组，张建关、程新民、张鸿宾为翻模测绘组。此次勘察历时32天，撰写了《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工作报告》［7］和《麦积山勘察团工作日记》［8］，并编录了《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9-13］。《总录》中编录窟龛194个，对每个编号洞窟的记录内容包含窟形、时代、建筑、造像、壁画、题记等等。洞窟测绘图纸﹑临摹作品、洞窟文物照片等勘察工作成果，于1954年编入《麦积山石窟》图册并刊印。这些资料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内外佛教艺术、美术史和雕塑史等学界人士的极大关注，麦积山石窟的重要性得到了一致肯定（图3）。

《麦积山石窟勘察团工作报告》中写道：“麦积山的岩石间纵裂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有个别的表层，和崖身间已有宽达两三厘米的裂缝……所以，为了长远的安全，我们建议政府能考虑以现代工程上应用的科学方法（如横穿崖石裂缝，贯以钢筋和灰浆）来巩固这个危崖，以保存我们民族一千四五百年以前所创造的、在艺术上有惊人造诣的人类文化的奇迹。”［7］21该报告第一次提出麦积山石窟的保护中运用现代工程学方法对麦积山危岩进行科学加固，可以说是麦积山危岩体科学保护之发端。

1953年，在麦积山石窟勘察团正式考察前，甘肃省文化局接到文化部通知，要求做好勘察的前期准备工作。同年7月，甘肃省文化局发文天水行署，要求建立专业保管机构，做好配合和长期管理工作。经天水行署和甘肃省文化局协商，最终确定由天水行署领导麦积山石窟管理机构。勘察团完成勘察后，同天水行署进行了座谈，均赞同立即成立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并确定了相关人员待遇等具体内容（图4）。10月，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归属天水行署文教科管理，王振东任所长，张自振、董晴野、朱普净三人为员工。

勘察团考察期间，冯国瑞、文得权、张自振等人对栈道进行了抢险维修，西崖栈道修至十二联架（栈道），同时对中七佛阁残破的屋顶进行维护，确保内部文物免受屋顶漏水损害。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成立后，保护工作主要包括：对瑞应寺大殿和天王殿屋顶的维修、对已经散落的造像進行统一登记与编号、在瑞应寺设立文物库房集中保管从石窟中移下来的文物。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发布了《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并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麦积山石窟名列其中。面对新的工作任务和要求，甘肃省人民委员会提出进一步加强麦积山石窟的文物保护工作。1962年底，甘肃省文化局、天水专员公署、天水县人民委员会组成的工作组对麦积山石窟进行调研后，提出了《关于麦积山文物保管所管理体制、干部调整及今后一个时期工作任务的安排报告》，报告指出﹕“做好麦积山石窟的保护管理工作，是麦积山文物保管所的首要任务……鉴于石窟西崖部分，已有崩裂塌毁危险，从现在起，即协同上级领导及各有关部门共同考虑研究抢救西崖文物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在具体办法未定以前，保管所必须切实加强对西崖诸纵横裂隙的观测工作和岩层变化情况的观察工作，并做出详细记录……根据本所的力量，组织与配合有关方面，逐步的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一些壁画、彩塑的临摹、研究工作和有关保护、修复的试验研究工作等。”此文件是对当时麦积山文物保护工作的系统性全面规划。

1963年初，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正式划归甘肃省文化局直属管理，并从敦煌文物研究所调张学荣、何静珍到麦积山加强业务工作，张学荣任所长。这标志着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步入正轨。

三 加固工程全面展开

（1962—1984年）

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归属甘肃省文化局直属管理后，各项保护工作全面推进。1963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来麦积山考察，经过数日调研，认为解决麦积山山体稳定性保护问题是工作中最为迫切的。其后，文化部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姜佩文所长带领黄克忠等来麦积山开展地质勘察工作，在山体裂隙部位安装了裂隙位移计，以监测研究山体的裂隙位移情况，这也是麦积山石窟崖体监测工作的开端［14］。这一时期，甘肃省文化局派董玉祥、张宝玺到麦积山进行测绘、洞窟文物调查和建档工作。

1964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在麦积山西崖下建设气象站获甘肃省文化局批准，购置了日照仪、地温仪、气温表等，同年也展开了对洞窟内部环境的记录工作。1971年，气象站增设了风向、风速、降水等监测项目，在麦积山东、西崖各选择了一个洞窟作为观测点，通过设置温度计和毛发式温度计，每天两次对洞窟内部环境数据进行记录；
选择第57窟为渗水观测点，对山体的渗水情况进行观测、记录。以上各种测绘﹑观测及档案工作积累的大量资料，为麦积山加固工程提供了科学依据，是麦积山加固工程前期的重要准备工作。

随着前期准备工作的逐步完备，加固工程进入立项阶段。1972年6月，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正式立项，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了加固工程领导小组，甘肃省文化局霍仰山任组长，副局长赵有田、天水行署袁明秀、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所李培橙、甘肃省建筑勘察研究院朱庆禄、甘肃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伍干任副组长，省文化局王毅任加固工程办公室主任。

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高度重视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1972年党委书记刘仰峤带领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祁英涛、傅熹年、姜怀英到麦积山石窟进行勘察设计工作，提出了三种方案：方案一，东崖通过黏、锚、顶、罩等措施进行加固，搬迁西崖文物；
方案二，东、西崖都加固；
方案三，对东、西崖危岩进行临时性抢险加固。以上三种方案是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方案的第一次提出［15］，随后决定拟采用第一种方案对麦积山进行加固。这一方案引起了激烈讨论，因为麦积山石窟造像多是木骨泥塑或石胎泥塑，如果对西崖文物进行搬迁，造像和壁画实难得到保护。意见反馈后，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彭则放亲临现场，落实加固工程方案。在讨论会上，承担工程设计任务的甘肃省建筑勘察设计院，提出了“西崖也能加固”的意见，理由是“西崖虽然破碎严重，但危岩不及东崖突出，危险性反而不及东崖大”。这一意见的提出，改变了已下达的批复方案，于是便有了“錨杆挡墙、大柱支顶、化学灌浆黏结”的第二次加固工程方案。此加固方案设计中，甘肃省建筑勘察研究院将东、西崖划分为十个工段，并且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完成了全部工段的加固方案设计图和西崖工段加固施工图。工程师周鹏程利用“因势转角投影法”进行测绘，绘制了精确度较高的麦积山石窟立面测绘图，为麦积山石窟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随后，“挡墙柱支顶”加固工程方案再次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

1975年，加固工程办公室全面开展工作，甘肃省文化局王毅任主任，张学荣﹑赵风林任副主任，张锦秀任办公室秘书。办公室下设三个小组，技术组组长蒲成生、副组长萧莫，文物保管组组长冯宗严、副组长县瑄，后勤材料组组长赵长玉［16］。加固工程办公室人员配备到位标志着工程进入实施阶段。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为处在地震带的麦积山敲响警钟，加固工程更加迫在眉睫。此时，设计院已经完成了大部分施工设计图纸，只待报批后施工。按照这一方案，西崖施工后，将有8根4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柱支顶，东崖将有1根70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柱支顶。在此期间，承担工程科研任务的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所易武志等人，已在麦积山成功地进行了锚杆锚固试验。“挡墙柱支顶”方案虽然较先前方案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因其对麦积山山体外观改变较大，大家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加固方案。于是参与工程的各方在走访考察各地后，提出了“喷锚支护”的新方案，并迅速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复。

1977年初，甘肃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人员进驻麦积山，麦积山加固工程正式进入现场施工阶段。

1978年1月20日至22日，麦积山加固工程领导小组在天水县召开加固工程扩大会议，霍仰山主持会议，参会的有工程设计、科研、施工等各方面人员。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落实“喷锚支护”加固方案，并制定当年工作计划。其后，甘肃省文化局将上述意见呈报国家文物局。同年5月，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彭则放在北京主持会议，对“喷锚支护”加固方案进行审议。参会的有国家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赴京人员，鉴于在加固工程关键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一时难以统一，于是暂时休会，待征求中国科学院岩石力学专家陈宗基教授的意见后再作决定。陈宗基教授在听取了工程情况汇报后，明确表示﹕“加固麦积山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是锚杆锚固和灌浆黏结；
开挖大梁洞反而会损害山体结构及其稳定性，因此不宜采取；
对危岩采取打斜锚杆的办法加固。”［17］5月30日，国家文物局批复，按照“锚杆锚固、灌浆黏结”方法对麦积山进行加固。后来在加固裂隙危岩时，又补充了“黏、托”等辅助措施，形成“喷﹑锚﹑黏﹑托”为主要技术手段的第三次加固工程方案并得到多方认可，国家文物局随即批准按照这一方案施工。

陈宗基教授一直记挂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1980年1月，陈宗基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康文法，中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高念祖﹑黄克忠，甘肃省文化局赵友贤﹑钟圣祖等人的陪同下到麦积山石窟考察加固工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对麦积山加固工程进行了三方面总结：第一，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的设计原则和依据；
第二，加固危岩应采取的措施、步骤和方法；
第三，施工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麦积山加固工程从西崖开始，至1981年底基本完成西崖加固工程，将工程主体移至东崖，麦积山加固工程办公室承担东崖施工图设计工作，将所有危岩采取“捆吊、快锚、喷粘”的方法进行加固施工。东崖加固从牛儿堂东侧的巨型危岩施工开始，此块危岩加固使用了复杂的工程技术手段，获得成功。工程后期，采用环氧树脂对各处的裂隙进行封堵，以防雨水和空气的进入对内部钢筋造成侵蚀，此项工作由对裂隙封堵施工富有经验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李云鹤、甘肃省博物馆和云冈文物保护所的技术人员负责。

麦积山石窟的文物修复工作正式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加固工程的推进，文物修复工作也同步展开。早期文物修复工作得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大力支持，文物修复人员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学习后，首先开展了第43、44窟的壁画修复工作。1977年8月至1978年10月，利用加固工程脚手架，对西大佛（第98窟）进行维修，主要对前倾泥塑进行归位，利用钢筋埋设、钢筋拉力对泥层进行固定，采用传统工艺和方法进行裂隙粘接；
对泥层的残破面进行强化加固，采用聚醋酸乙烯乳液进行表面渗透强化。1979年开始，对东崖大佛（第13窟）进行修复，此次修复重新固定了头部木骨架，并在右脸部锚固了五根钢筋锚杆确保头部骨架稳定，使用传统技法对大佛面部进行修复和做旧。1980年秋，东大佛修复工程完工。东、西大佛修复工作中，曾多次邀请敦煌文物研究所李云鹤、李最雄、王进玉等人进行指导。其后，对第4、5、9、14、28、39等洞窟中的大型泥塑造像也进行了固定复位抢救性保护修复。

1984年4月，麦积山石窟维修加固工程全面竣工。其中喷护总面积9100平方米、打锚杆2300根、总进尺12500米、架设钢混结构新栈道1000米。同年7月，在天水召开了工程鉴定及竣工验收会议（图5）。竣工验收会由文化部顾问仲秋元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恕主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庄敏、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赵友贤、文化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项目负责人黄克忠、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后发言。麦积山石窟维修加固工程得到与会代表的高度评价与赞扬。会议通过了工程鉴定与竣工验收，并向参与工程的相关单位颁发了锦旗。会议通过的《鉴定意见》写道：“麦积山石窟维修加固工程在总结了国内岩体加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麦积山石窟岩体的特点和不改变原状的原则，成功地采用了‘喷、锚、粘、托综合加固技术，为保护石窟文物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工程造价仅用305万元，经济效益显著。这样的采用先进技术综合治理石窟的成功实例，在国内外都是突出的。”并且建议在类似加固工程中应用此次经验。1985年，“麦积山石窟‘喷﹑锚﹑粘﹑托加固技术研究与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18］。

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石窟加固工程。该工程从1963年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调查麦积山石窟开始至1984年竣工并通过验收，历时22年；
从1972年项目立项到1984年工程通过验收，共13年；
从1977年正式施工到1984年竣工，历经8年。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是迄今我国进行时间最長的石窟加固工程，在科研、设计、施工及管理等各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中国石窟加固工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图6）。

四 建制提升全方位开展（1985—2013年）

1984年10月，麦积山石窟正式对外开放。1986年3月，麦积山文物保管所更名为“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县级建制，设立办公室、人事科、保卫科、文物保护研究室、美术研究室、资料室、接待室等7个科室，自此麦积山管理机构设置基本完备，保护工作由文物保管型向全方位文物保护型过渡，文物本体﹑载体保护多措并举，监测工作由点向面逐渐过渡，保护合作多方位开展。文物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面、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一）文物本体的保护修复工作

20世纪80年代末，设立文物保护研究室，文物修复专业技术人员从无到有［19］。文物本体修复工作逐步开展，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探索出了麦积山泥塑﹑壁画传统保护修复与现代科技保护相结合的修复理念和技法［20］，并对第85、135、165、191等窟濒临塌毁的塑像和壁画进行了抢救性修复［21］。重点深挖“小桩挂麻”这一壁画修复传统技艺，修复实践效果良好［20］60-62。通过合作和交流，引入X射线衍射仪等仪器［22］，推进了保护修复中的科技应用。

20世纪90年代，塑像、壁画失稳的抢救性保护修复工作基本完成，重点工作转变为“骨架糟朽泥塑”的修复，采用更换糟朽木质骨架、铁件螺杆固定、环氧树脂填料灌浆、螺母紧固的方式修复了第105、108、122、120等窟30余身塑像，使得洞窟泥塑的保存现状得以改善。期间，还组织开展了第59窟薄层石灰纸浆细麻刀地仗壁画修复，这一修复工作是对传统泥质地仗之外的其他类型壁画的尝试性修复，拓展和丰富了麦积山石窟壁画修复技艺［23］。另外，在敦煌研究院周国信、王进玉等人指导下，X射线衍射仪、X射线荧光仪等科学检测分析手段在麦积山石窟得以应用，壁画保护的科技含量得到提升［24-25］。

21世纪初，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推进和思维认知的提升，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理念开始转变，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制定保护修复方案，设置审核小组，严抓修复质量，进一步提升了保护修复技术，规范了保护工作程序，并逐步开展预防性保护研究。这期间，先后开展了瑞应寺大雄宝殿壁画修复与第71、72、74、100、123、127等窟塑像、壁画修复（图7）。截至2013年，共修复了32个洞窟、78身塑像、204平方米壁画及大量影塑。

麦积山瑞应寺大雄宝殿壁画修复项目是麦积山第一次开展的国家文物局文物本体保护项目，在中国文物研究所胡继高先生指导下，采用“不截取、半落架、就地加固”的方式修复。修复过程中，保护人员探索试验了水溶性和非水溶性加固试剂及防霉防腐材料在壁画保护中的应用，实践总结了针对空鼓、起甲、酥碱、点状脱落、泡状起甲等高难度壁画病害的修复技术，规范、整理了保护修复档案，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综合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26］。第15、20、22窟文物保护项目是麦积山石窟开展的第一个由国家文物局资金支持的洞窟文物整体保护项目，在敦煌研究院业务人员指导和支持下，项目经过了立项、方案设计、施工、项目验收等环节。项目实施过程中，我所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面深度参与修复工作，和敦煌研究院项目组成员全方位合作，全面掌握了石窟寺文物保护工程流程，熟悉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提升了我所保护修复实践和理论水平。自此，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进入科学保护新阶段。

（二）载体和附属设施保护

麦积山石窟加固工程根本性解决了危及麦积山文物安全的核心威胁，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也由“保命”阶段转入“治病”阶段。麦积山石窟所处小陇山林区多雨潮湿，大气降水通过各种渠道下渗，对山体稳定性和洞窟文物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山体渗水问题随之成为急需攻克的全新任务和技术难题。

1996年，《石窟文物保护技术措施综合研究——麦积山石窟渗水成因分析及治理方案》研究课题通过国家科学委员会立项，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承担此项课题的研究工作［27］，认为雨水下渗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山体各个位置的地質裂隙；
二是山顶植被层下的微裂隙［28］。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窟外堵源截流，以堵为主，窟内以排为主，排堵结合”的治理方案，并通过了甘肃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专家论证。2002年，麦积山石窟山体渗水治理一期工程获国家文物局立项。2003年5月，国家文物局拨款50万，工程采取“先外后内，先上后下，先易后难，逐步实施”的方式，正式开始施工（图8）。根据麦积山石窟渗水治理的实际情况，将目标修订为“在有效范围内有效地缓解渗水对洞窟的影响”，方案也由“窟外堵源截流，以堵为主，窟内以排为主，排堵结合”调整为“以排为主，排堵结合”［27］74。2005年9月，完成麦积山石窟山体渗水治理一期工程的水文、水量、温湿度等监测数据的采集和整理，并通过有关部门组织的专家论证和评审工作，为麦积山石窟渗水治理二期工程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麦积山石窟新式栈道于1981—1983年架设，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长约1300米，由挑梁、斜梁、栈道板、踏步、栏杆等部分构成［1］44。因自然条件、人类活动以及结构寿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麦积山石窟栈道出现了多种病害。为了明确栈道材料和结构是否符合要求，保障游客和文物的安全，2006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委托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对栈道进行了科学检测。经检测发现，挑梁在正常静力设计荷载作用下，满足《钢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TJ10-74）的规定，未发现挑梁有明显变形和裂缝，栈道整体状况良好［29］。但是栈道板、立柱、柱身与栏杆连接处的预埋件存在裂缝、翘起、开裂、钢筋锈蚀等情况。根据调查评估结论，2011年，我所开展了麦积山石窟栈道加固工程，对破损较为严重的立柱进行了更换，对露筋和锈筋部位进行了除锈、补焊、高强度环氧水泥砂浆修补、灌浆浇筑等处理，对锈蚀护栏进行了防锈、防腐处理，栈道板裂缝采取聚合物防水砂浆封闭处理，并进行日常性监测和常态化保养维护。

这些保护工程的实施，标志着麦积山石窟的文物保护工作从洞窟本体保护拓展到对石窟载体和附属设施的保护，丰富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内容，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向系统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三）监测工作

2000年以来，麦积山石窟的监测工作愈加受到重视，对部分洞窟开展了连续性监测，监测设备不断更新。2005年，建立自动气象观测站，对大气环境进行监测，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所采集的气象数据进行系统整理，为洞窟病害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这一时期的监测工作带有极强的针对性，旨在服务于洞窟文物修复、工程项目、开展环境调查研究等工作。如2003年，为了麦积山石窟山体渗水治理一期工程的顺利开展，研究洞窟的渗水变化规律，在第53、56、57、80窟进行了渗水监测。2006年采购了小型温湿度设备对保护修复洞窟、潮湿洞窟进行监测研究，为制定科学的保护修复方案以及病害成因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随着监测数据的累积，自2007年开始，所内专业技术人员开始制作《麦积山石窟气象报表》，2010—2011年《麦积山石窟年度气象报告》《麦积山133窟小环境监测报告》等一批成果相继产生。虽然该阶段的监测工作只是对具体点位的监测，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性监测［30］，但这些基础性数据，为后来我所和敦煌研究院、浙江大学等单位合作建设麦积山石窟监测预警平台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国际合作

2005年12月，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和日本筑波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地质构造、岩体结构、植被、水文、光照、温湿度等，该合作持续到2010年底。麦积山先后派出两批共计4名专业人员赴日本交流学习，筑波大学团队及日本石窟寺保护专家十余次来到麦积山石窟进行调查研究。双方共同开展了麦积山石窟价值认识和编年研究、岩石的补强试验、修复材料的试验、生物危害性调查、壁画光学分析、栈道震动试验、部分洞窟的三维扫描等工作（图9）［31］。2011年8月，汇集双方业务人员研究成果的《麦积山石窟环境与保护调查报告书》出版，该报告2013年获得甘肃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2］。和日本筑波大学的合作，是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迄今为止所开展的范围最广、时间延续最长、成果最丰富的文物保护国际合作，拓展了麦积山保护研究的新思路，提高了文物保护修复人员的专业素养。

五 新时代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2014—2022年）

2014年6月，“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世界遗产成功，麦积山石窟作为其中一处遗产点登录《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发展迈入新的发展阶段［33］。基于洞窟现状开展的健康评测全面评估了麦积山洞窟保存现状，对病害洞窟进行分级分类，以20余个风险洞窟为重点治理对象，进行洞窟塑像壁画病害修复，缓解了文物本体面临的严重病害影响。麦积山石窟开始探索和构建以日常保养维护和监测预警平台建设为基础的预防性保护体系，以第50、80、90、100窟等洞窟的塑像壁画保护修复项目为抓手，深入探索塑像壁画病害成因、机理，优化保护修复材料和工艺，完善塑像壁画特定病害的修复程序和工艺，明确日常保养维护的程序和方法；
以世界遗产监测要求为契机，建设了麦积山石窟监测预警平台（图10），对麦积山石窟大气环境、洞窟微环境、文物本体、载体及游客量进行实时监测，构建“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前预警—及时处理”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模式，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可提前”的预防性保护管理目标。上述举措使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和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

2017年，根据甘肃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麦积山石窟整体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开启了麦积山文物保护工作全面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阶段，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合理统筹，积极谋划。在甘肃省文物局和敦煌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以《麦积山石窟保护管理办法》为基础，开展《麦积山石窟保护条例》的编写并纳入甘肃省人大立法计划；
立足敦煌研究院资源条件和科技平台优势，联合复旦大学开展《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修编工作；
以敦煌研究院“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为蓝图，借助和联合全院力量进一步夯基础、补短板、强特色，树立在石窟寺加固工程评估方法、古代彩绘泥塑保护修复研究等方面形成“麦积山特色”的研究目标，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破解麦积山石窟保护难题。在敦煌研究院的统筹协调及技术力量支撑下，联合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兰州理工大学、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等，开展麦积山石窟栈道安全稳定性勘察评估研究（图11），通过栈道系统检测、栈道震动测试、石窟岩体与栈道地震响应分析、不同区段和结构构件形制、栈道最大承载力有限元理论模型和分析计算、悬臂梁最大承载力与变形现场试验等，进一步明确了栈道安全稳定状况，为下一步的加固维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麦积山石窟一期渗水治理工程的基础上，开展麦积山石窟危岩体加固及渗水治理二期勘察评估项目（图12），集聚力量破解石窟寺稳定性和渗水治理难题，为石窟寺渗水治理贡献“麦积山经验”。持续加大文物本体保护的工作力度，全面提升塑像壁画保护修复水平。近年来，先后申请国家文物局和省文物局文物保护工程项目10余项，其中本体保护项目5项，涉及20余个洞窟，已完成第155、128、163窟等大型洞窟塑像壁画保护修复，正在开展涉及西崖、东崖10余個小型洞窟塑像壁画保护修复工作，开展了第43、94、9、161窟等塑像壁画日常保养维护工作，既通过工程项目聚焦洞窟及塑像壁画的系统治理，也通过日常保养维护及时解决了各类问题和隐患，大大改变了麦积山石窟文物本体的保护现状。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敦煌研究院时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麦积山石窟积极倡导开放共享，多学科合作，加强大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劣化风险监测分析技术和装备研发”的示范应用单位（图13），麦积山石窟力邀多家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共同探索石窟寺本体劣化风险监测如塑像稳定性、栈道游客分布、人为振动等监测难题的系统解决方案，尤其是针对麦积山石窟塑像、栈道稳定性等方面开展的监测系统解决方案，提升了麦积山石窟预防性保护能力和水平。联合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技术团队，开展麦积山石窟霉菌病害研究，通过霉菌分布特征、霉菌种属、赋存环境影响等研究，揭示了霉菌作用机理［34-35］，探索适宜的防治材料和工艺，并经第32、127、100窟等霉菌壁画现场实验，证明防治效果良好；
通过洞窟霉菌发生发展的变化过程研究，提出了预防霉菌发生的具体措施，丰富了麦积山石窟预防性保护的内容和方法。

近年来，麦积山石窟不断加强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尤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方面，借助科研院所的人才优势，结合麦积山的资源优势，完成多项课题研究。比如联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场耦合作用下麦积山石窟热湿环境调控理论与技术研究”，从石窟寺所处的原生环境出发，结合洞窟内外多种环境数据研究分析，尝试采用机械加压送风的主动式调控技术，并利用增加石窟缓冲空间、景观绿化等被动式调节技术，对石窟内部热湿环境的剧烈变化进行调节，改善洞窟文物保存环境，缓解潮湿多雨的气候对壁画造成的影响，为麦积山石窟预防性保护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由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牵头，申请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麦积山石窟地震灾害风险评价与防治”，构建石窟寺地震危害评估与监测预警系统，为高地震烈度地区特殊地形石窟寺文物抗震加固与安全防护提供理论支撑。多措并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先后派遣20余人融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团队，参与各项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等工作，形成了一支集勘察设计、施工于一体的文物保护修复团队。

2014年麦积山石窟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基于对遗产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保护要求，促进了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2017年，划归敦煌研究院管理后，麦积山石窟的保护工作被纳入更广阔的平台，基于敦煌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典范的能力和水平，高水平团队参与的多学科保护研究在麦积山石窟文物科技保护方面取得卓越发展，开创了麦积山石窟科技保护的新局面。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敦煌研究院时强调，“要十分珍惜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份珍贵文化遗产，坚持保护优先的理念，加强石窟建筑、彩绘、壁画的保护，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提高保护水平，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代代相传”［36］，为麦积山石窟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激励着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者更加奋发努力，不仅要契合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的要求，更要为“典范”贡献“麦积山力量”。在新时代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时代背景下，麦积山石窟发展之路充满机遇，在责任和使命的驱使下，我们昂扬向前，再接再厉，迈向新征程。

六 结 语

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自冯国瑞先生开启以来，已历时80余载，这些重要的历史阶段和保护工作共同编织的文物工作历程，既具有波澜壮阔的时代精神，又蕴含涓涓细流的默默坚守，可以说，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见证了我国石窟寺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等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发展历史，在中国石窟寺类文物保护中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是中国石窟寺文物保护工作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80余载，春华秋实。麦积山石窟文物保护工作从个人自发保护到国家统一组织规划，从最初的保管看护、抢救性保护、全面保护到多学科介入的科技保护，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到世界文化遗产地，一代代的文物工作者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力量、青春、梦想，他们是麦积山石窟长久存续的守望者、践行者和接力者，他们的精神也将感召和激励一代代的麦积山文物工作者不忘初心、薪火相传。随着历史的步伐迈入新时代，石窟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更好地保护、研究和弘扬麦积山石窟，充分发掘其所蕴含的丰富价值，这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机遇和挑战，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必将不负嘱托，抓住机遇，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

{1} 冯国瑞（1901—1963），字仲翔，甘肃天水人，是麦积山石窟保护与研究的开拓者，其著作《麦积山石窟志》是麦积山石窟研究的发轫之作。

{2} 本文图1—9分别采自《麦积山石窟文物工作七十年》，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1、18、22、31、67、76、109、103、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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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2-11-13

作者简介：李天铭（1965—  ），男，辽宁省盖州市人，文学博士，敦煌研究院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世界遗产管理研究。

岳永强（1983—  ），男，陕西省宝鸡市人，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石窟寺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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