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规制研究的发展脉络与趋势演进

耿刘利，黎娜

滁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滁州239000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民收入持续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 年的11 万亿元逐年增长到2021 年的114 万亿元，增长额为103万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2.38%。我国国民总收入从2001 年10.9 万亿元逐步增长到2021 年的113 万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2.41%，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具有较强一致性。然而，在我国创造规模经济红利的同时，自然生态环境发展也遭受到较大的挑战，政府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压力增长，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深层次掣肘。环境规制是改善环境质量、增强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手段[1]，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环境可持续开发与保护。尤其是进入21 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围绕着环境治理与规制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和建设性的政策举措，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等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要坚持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强环境规制与治理，致力于推动新时代国民经济发展、资源环境和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最早主要是指政府综合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规定和措施来达到加强环境保护的目的[2]。自环境规制概念被提出以后，国内外学者对此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Porter 提出的波特假说是国外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该假说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推动创新，形成竞争力[3]。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推进与实施，环境规制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诸多学者围绕该领域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比如，王群勇等针对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4-6]，亦有一些学者围绕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7]、全要素能源效率[8]、劳动力需求[9]、企业经营和组织绩效[10-11]、城乡收入差距[12]等方面的影响开展探索与研究。然而，现有的研究缺乏针对环境规制知识领域文献的详细梳理、系统总结与深入评价，未能有效展示该领域研究热点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脉络，也未能有效展示环境规制相关研究全貌。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理论与科学知识图谱分析法，运用CiteSpace 可视化软件对2001—2021年期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收录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关于环境规制的文献，从核心作者与机构、主题关键词和突现主题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和定量分析，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厘清研究热点及其动态演进，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提出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为后续学者在环境规制领域进行深耕研究提供参考。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基于文献计量理论，采用科学知识图谱和归纳演绎分析法对收集的环境规制相关国内文献进行整理、归纳、总结与评价，以揭示环境规制领域相关研究的整体概貌、发展动态与特征规律。科学知识图谱主要以特定知识域为研究对象，分析某学科知识演化的主要路径和知识拐点，并对其进行二维或多维图像的可视化描述，以全面、系统反映某领域科学主题的发展脉络、研究热点与前沿[13]，兼具图和谱的双重特性，能够有效揭示域内信息全貌与复杂关系[14]。本研究主要采用CiteSpace5.7.R1 可视化分析软件来绘制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对有效文献数据从高被引情况、核心作者、核心机构和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展现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知识关联状态、热点动态演进和未来发展趋势。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作为环境规制文献研究的数据来源，以其中收录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文献作为分析数据样本。在前期探索性检索的基础之上，采用知网高级检索功能，将检索条件设置如下：检索文献类型为“学术期刊”，检索字段为主题“环境规制”，检索时间段为“2001—2021”，检索来源类别为“CSSCI 期刊”，文献检索的时间点为2022 年3 月13 日。经过认真检查，逐一剔除会议、报道、书评和征稿启事等无关文献，最终得到有效文献3 375 篇。随后，笔者将有效文献以“Refworks”格式、以500 篇为单元导出并以“download_xx”的形式进行保存，后用CiteSpace软件转化功能转化为可识别的数据格式。同时，本研究对软件运行初始参数设置如下：时间跨度为“2001—2021”，区分间隔为“1”（Slice Length=1），阈值为“T50%（Top=50）”，其他参数设置将在下文分析中予以说明。

1.3 文献数据的基本特征

1.3.1 发文数量特征

发文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某领域或主题受到学界关注的热度及变化。本研究将具有较强权威性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文献作为文献研究数据来源，基于样本数据绘制出2001—2021 年我国环境规制研究CSSCI 期刊发文量统计图表（表1、图1）。可以看出，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学界对环境规制的关注度不断增加，整体上呈现向上快速增长的态势，且发文量大致在2006年、2015 年和2017 年左右呈现出明显增长趋势，尤其在2017 年之后出现快速增长，预计未来环境规制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图1 我国环境规制研究在CSSCI 期刊上的发文量

表1 2001—2021 间年我国环境规制研究发文数量统计

表2 环境规制研究发文量9 篇以上的作者发文情况

1.3.2 高被引文献情况

基于对2001—2021 年我国环境规制研究领域的前10 篇高被引文献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找出该领域的研究关键内容、权威期刊与作者，可为后续学者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方向指引。在排名前10的高被引文献中，有5 篇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3 篇发表于《经济研究》，另外2 篇分别发表于《管理世界》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被引量排名第1 的是南京财经大学张成、中国人民大学于同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陆旸、郭路共同合作于2011 年发表的《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一文，该文认为环境规制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总体上具有“U”型关系，但是在西部地区未能得到检验[15]。被引量排在第2 的是太原理工大学的原毅军和谢荣辉共同合作于2014 年发表的论文，该文主要实证检验了正式和非正式两类环境规制的经济结构调整调整效应、门槛特征与空间异质性，并提出应该将环境规制作为企业结构调整的新动力[16]。傅京燕和李丽莎于2010 年共同发表在《管理世界》的文章被引量排第3 位，该文阐释了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产业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影响机制，认为环境规制与比较优势之间具有“U”型关系[17]。被引量排在第4 位的是李玲和陶锋共同发表于2012 年的文章，该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对不同碳排放强度的产业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进行研究[18]。赵玉民等重新界定和比较了环境规制的内涵与类型，提出了隐性环境规制的全新概念[19]，被引量排第5 位，是后续学者厘清和把握环境规制内涵可以重要参考的文献。笔者认为，上述高被引文献在该领域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能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文献基础与重要借鉴。

2.1 核心作者及其学术合作情况

根据普赖斯定律可以确定2001—2021 年期间环境规制相关领域研究的核心作者，其公式为：M＝0.749*（Nmax）1/2，其中：M为核心作者最小发文数量，Nmax 为某区间内该领域同一作者的最大发文量，发文数量大于等于M则可以认为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本研究Nmax=17，则M约等于4.12。经过统计，该领域发文达到4 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共有103 位；
该领域核心作者发文数量达到653 篇，占该期间环境规制领域论文总数的19.35%。但是整体上来看，该领域的学科高产作者群尚未完全形成。由图2 可知，合作网络中的节点数N=598，连线数E=268，合作网络密度Density=0.001 5，表明环境规制研究领域作者之间学术合作不够紧密，紧密的科学研究团队数量较少，直接制约着环境规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通过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作者科研合作关系主要是基于学缘关系，比如相关学者与宋德勇的合作大部分是基于学生与导师间的学缘合作关系，而基于科研项目的跨院校、跨地区之间的科研合作较少。

图2 2001-2021 年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从作者发文数量来看，环境规制研究发文排名靠前的作者主要有宋德勇、李强、宋文飞、傅京燕、于连超、毕茜、韩先锋、张峰等。宋德勇发文数量最多，为17 篇，其中第一作者发文数量为13 篇，首次发文在2017 年，2018 年发文量则高达6 篇。他主要是围绕着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绿色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收入、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影响开展研究[20-24]，在该领域占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李强的发文量居于第二位，其2013 年在《经济评论》首次发文，该文主要基于Baumol 模型对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开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25]。宋文飞首次发文在2013 年，之后主要围绕着环境规制对R&D 创新绩效及异质门槛特征、环境规制对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及溢出效应等方面开展探究[26-27]。傅京燕早在2005 年就已经针对国外环境规制与贸易问题进行了探索，近年来主要从FDI、进出口贸易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进行研究[28-29]。毕茜主要从环保税视角来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竞争力和绿色投资效应的影响[30-32]。此外，其他学者均从不同的视角对环境规制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与研究，共同为该领域后续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和借鉴参考。

2.2 核心科研机构及其合作情况

通过考察共同发表论文可以考察科研机构合作网络情况。研究中，笔者在Citesapce 软件中将节点类型（node types）设置为“institution”，然后对3 375篇文献进行可视化检测，制作出环境规制领域研究机构的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图3）。

图3 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知识图谱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2001—2021年期间3375篇文献的发文机构进行统计分析，整理出环境规制领域发文数量10 篇以上的重要研究机构（表3）。从表3 中可见，从合作网络来看，节点数N=471，网络密度较低，反映出环境规制研究机构之间缺乏深入的合作关系，不利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入推进。因此，要推动环境规制深入研究就必须加强该领域核心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根据M＝0.749*（Nmax）1/2 计算可知，发文量达到9 篇即为核心研究机构。从表3 可见，发文量排名前五的科研机构分别是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其中，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的CSSCI 期刊发文量达到35 篇，远远高于其他科研机构发文量，说明其在环境规制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该校较早的研究发文时间是在2012 年，即李春米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从环境规制视角对西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动开展研究[33]；
到2020 年，任小静和骆海艳分别从生态效率和企业减排方面对环境规制问题进行了探讨[34-35]。

表3 环境规制领域发文数量10 篇以上的重要研究机构

综上，以上分析揭示了环境规制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与核心研究机构。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科研机构在推进环境规制方面的相关研究时，可采用外聘、柔性引进、学术指导和专家讲座等方式与核心机构、作者开展合作与交流，在科研师资队伍方面可以考虑大力引进核心科研机构与高校的硕博研究生。

关键词是文章内容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借助关键词可以有效检索到与特定主题高度相关的文章，快速了解和掌握文章的核心内容。通过分析关键词词频、中介中心度、突现性和聚类情况，可以有效把握特定项知识领域的研究热点、内在联系、重要程度及动态变化特征。为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 软件制作出关键词相关科学知识图谱，并以此来分析环境规制研究关键词贡献、聚类和突现等方面的情况，揭示环境规制研究热点及动态变化特征。

3.1 关键词共现情况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情况，能够揭示关键词在同一文献中出现的频次。在图谱中，关键词节点的大小通常能够代表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节点与频次具有正向关系。节点间具有连线说明关键词之间产生了共现，连线越粗则关键词之间关系越紧密。为此，本研究制作出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并将结果分别按频次和中心度进行统计（不考虑与主题词完全一致的关键词“环境规 制”），得到图4、表4 和表5。

图4 2001-2021 年环境规制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表4 高频关键词共现频次情况

表5 高中心度关键词共现频次情况

由图4 可知，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中N=519，E=517，Density=0.003 8，即有519 个节点、517 条连线，反映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笔者根据关键词出现的词频和中介中心度将频次（频次大于32）和中介中心度排名前20 的关键词信息分别统计（表4、表5）后发现，产业结构（0.27）、经济增长（0.25）、环境污染（0.24）、FDI（0.19）、环境政策（0.19）、法律规制（0.19）、生态效率（0.15）、低碳经济（0.15）、节能减排（0.14）和环保投资（0.13）等20 个关键词为高中介中心度关键词。通常认为，中心度大于0.1 的关键词为重要关键词，在整个关键词网络中起着连接与桥梁作用，据此可以判断，技术创新、环境污染、门槛效应、波特假说、经济增长、FDI、碳排放、绿色创新、制造业、中介效应等20 个关键词是环境规制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是环境规制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研究热点。

3.2 关键词聚类情况

基于关键词共现分析，本研究又通过制作关键词聚类图谱来分析我国环境规制领域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聚类类团内部结构。一般而言，关键词聚类密度值越大，聚类类团成员数量越多，则说明某领域相关研究成果越多，理论体系越稳定和成熟。同时，研究聚类的平均年份可以用来反映该聚类形成的时间，聚类形成越早，相关研究越稳定和成熟，而较晚形成的聚类则可能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开展深度研究。本研究主要使用LLR 对数似然比算法对聚类标签进行提取，在软件中设置根据聚类成员数量提前10 个聚类生成聚类图谱（图5），并根据知识图谱所提供的信息将10 个关键词聚类的名称、聚类紧密程度和类团成员平均年份等结果整理如表6 所示。在表中，聚类模块化评价指标Q=0.913 7（通常认为，如Q＞0.3，则聚类较显著），说明环境规制研究关键词网络聚类结构较为显著；
网络聚类平均轮廓值S=0.959 5（通常认为，如Q＞0.5，则同质性较高），说明环境规制研究关键词聚类结构合理性较强；
Mean Silhouette 值为0.957 6，远远大于0.4，说明聚类分析图信息置信度较高。

图5 环境规制相关研究关键词聚类图谱

表6 环境规则研究关键词聚类信息

笔者根据表6 并结合图5 对环境规制研究关键词聚类情况开展分析。从总体上来看，环境规则研究关键词的聚类紧密程度取值均在0.910 至1 之间，说明各聚类类团内部关键词成员关系紧密程度较高。同时，部分聚类类团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现象，说明各研究关键主题和热点之间联系较为紧密且存在交叉拓展研究趋势。此外，各类团成员形成的平均年份在2012—2016 年期间，说明在此期间学界对环境规制关注度比较高，研究内容逐渐成熟、聚焦，研究成果日渐丰富。以此为基础，根据前文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内部成员情况，并结合关键词聚类图谱，在开展大量文献资料阅读和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将环境规制研究确定为6 个基础领域和研究主题。

3.2.1 环境规制的内涵与类型研究

弄清环境规制概念、类型等基本理论是开展该领域研究必须面对的任务，因此也备受学界所关注。环境规制的概念与类型是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完善的。张清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基于保护环境和生态服务目的而由立法和行政部门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36]。赵玉民等基于环境规制是具有约束性力量的社会性规制的本质性认识，提出环境规制是以个体或组织为规制对象，以生态环境保护为目的，以无形意识或有形法规制度为主要存在形式的约束性力量，认为其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三种类型。最初，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政府禁令、许可证制等行政手段对环境资源的利用进行直接干预与处置。随着环境问题和治理实践的发展，环保税、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等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被用来进行环境规制，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型环境规制被纳入到环境规制的概念框架和内涵范畴。张嫚认为，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主要是政府部门借助市场信号、运用市场机制来正面引导企业等市场主体自我约束、节能减排，减少污染行为[37]。排污许可证交易、税收征收与优惠、环境治理补贴等是我国当前环境保护实践中常用的市场激励性规制手段。随着自愿协议、环境认证和生态环保标签的实施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显著增强，自愿型环境规制被纳入环境规制范畴，环境规制内涵进一步得到完善。林枫等认为，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是指由企业主体、行业协会或其他组织提出的企业可以选择性参与的协议、认证、承诺和技术，因其建立在自愿参与基础之上，旨在保护生态环境，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的特征[38]。此外，环境规制还可以按照实施机制分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39]，按照经济效益分为费用型和投资型环境规制[40]，等等。

3.2.2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该主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现实数据而对波特假说理论的再检验。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不但能够有效弥补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而且可以提升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41-42]。黄德春、刘志彪将技术系数引入Robert模型，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激发创新，抵消部分或全部遵循成本[43]。王国印、王动基于我国中东部地区面板数据开展实证检验，认为波特假说在东部地区得到了有效验证，而在中部地区并未得到验证[44]。沈能、刘凤朝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特定门槛值，波特假说才能得到有效验证[45]。余东华、胡亚男基于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分别从强度维度和时间维度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不同污染程度的行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具体影响[46]。曹霞、张路蓬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政府和公共消费者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行为在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中的演化作用，认为污染抵制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47]。此外，有学者从资源型企业（产业）出发对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开展了探究[48-49]，何小钢则从研发支持与环境规制的双重互动视角提出了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最优环境规制结构[50]。

3.2.3 环境规制与国际直接投资（FDI）、进出口贸易关系的研究

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要低于发达国家的认知，认为引入外商直接投资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促进效应，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会伴随而来。然而，在我国政策环境下，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现象，反而存在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中国不会也不应该是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51-53]。李金凯等通过建立FDI 对环境污染的面板平滑转移（PSTR）模型研究后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推动国内环保技术水平提升，验证和支持了污染光环假说[54]。环境规制究竟能对外商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刘金焕、万广华认为，虽然环境规制的创新激励效应能够有效促进外商投资流入，而成本效应却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环境规制成本效应明显大于创新激励效应[55]。杨涛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能够显著负向影响着FDI 决策和FDI 数量[56]。梁冬寒等认为，环境规制对污染品出口影响并不显著，会受污染品出口地位制约严重[57]。王俊认为，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环境保护条款对污染密集型产品出口具有明显抑制作用，但有利于促进清洁产品进口[58]。

3.2.4 环境规制与产业集聚、升级关系的研究

目前，该主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产业集聚、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彭文斌等认为，污染产业总是向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弱的空间区域单元集聚发展。就污染产业空间演变的影响来说，政府环境规制的平均影响效应明显高于非政府环境规制，但是二者的影响方向总体上是一致的[59]。樊兰认为，在特定的环境规制影响下，不同产权性质的工业企业集聚模式与行为选择可能会有所不同，环境规制对国有及集体企业的集聚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外商和民营企业的负向影响却并不显著[60]。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杨骞等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地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效应具有明显空间溢出特点[61]。孙玉阳等认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存在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62]。高明、陈巧辉研究认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我国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东北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具有“倒N 型”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其则具有“N 型”影响，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并未显著；
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只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才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63]。因此，应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科学设置环境规制强度，开展良性有序竞争，避免“逐底竞争”，加强科技创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

3.2.5 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能源效率关系的研究

环境规制是抑制环境污染、促进节能减排、推动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手段。胡美娟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PM2.5 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作用呈现出较强的时空关联性[64]。张华、魏晓平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设计有利于促进碳减排，具有“U 型”曲线效应；
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强，影响效应会由“绿色悖论”效应逐步向“倒逼减排”转变[65]。具体到低碳城市试点这一环境规制政策，张华和邓荣荣等学者基于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开展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低碳城市试点建设能够显著推进碳排放水平下降，该政策试点的减排效应存在异质性[66-67]。张彩江、薛飞等研究认为，碳交易市场机制建设和市场规模扩大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低碳技术创新双重中介机制来实现，且这种减排效应存在门槛效应[68-69]。张子龙、王开泳等认为，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行为过程中具有较为明显的“模仿行为”，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短期的负向效应（即合规遵循成本大于创新补偿效应），但是长期来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城市化、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控制因素的“倒逼机制”来促进生态效率提升[70]。林伯强和王喜枝认为，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降低能源消费，且可以通过提高外资进入门槛、倒逼技术创新等途径来降低能源消费[71]。李颖和徐小峰基于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增加污染末端治理成本而对工业能源效率产生正向作用，环境规制与工业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存在一种“U”关系[72]。

3.2.6 环境规制与经济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环境规制的内在要求。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环境规制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性力量，理应对经济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产生推动作用。针对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同时实现“利当前”并“惠长远”的问题，李强、王琰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开展实证检验认为，三种主要类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体现为“U”关系，而市场激励性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要明显高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自愿型）环境规制[73]。因此，地方政府要积极探索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环境规制设计，综合运用多种规制政策；
特别是要使用好激励型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安孟等基于中介检验认为，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创新效应促进经济质量提升，实现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的双赢与提升[74]。郑洁等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审视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后认为，最优环境规制强度和结构、环境规制对技术结构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均会有所差异[75]。周杰琦、梁文光将经济高质量发展解构为规制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因素的调节作用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非线性的影响，影响路径主要是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76]。因此，应该合理设计环境规制，注重人力资本创新和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动能转化，推动经济发展绿色转型与升级。

3.3 关键词时区图谱和突现词探测图谱情况

关键词时区图又称为主题路径图。有效地将时间因素和关键词共现相结合起来绘制而成的科学知识图谱，可以用来反映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关键主题词之间的联系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时期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热点变化。每个时期内包含的关键词代表该时期内新出现的关键词，如果与后期的关键词出现共现，将会用曲线联系起来，前期首次出现的关键词的节点增大。图谱中节点间的连线反映各时期主题研究之间的延续情况。突现词是指在某个较短时期内出现频次激增的关键词，反映某个时期内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基于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进一步利用软件制作时区图谱和突现词探测图谱，可以有效分析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热点的动态变化情况。

根据图6 和图7 所反映的研究热点变化情况，在文献资料深度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环境治理实践历史变迁，本研究将2001—2021 年间我国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主要划分为“转型提升”“持续深化”两个阶段。下面就具体分述这两个阶段。

图6 2001—2021 年间环境规制领域研究时区图

图7 环境规制研究关键词突变知识图谱

3.3.1 转型提升阶段（2001—2012 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取得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也逐渐显露。在此过程中，我国政府逐渐重视环境治理，逐步确立和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先后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和“污染防治与生态环保并重”的环境规制政策体系，将环境保护确立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初步确立为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进入21 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尤其是加入WTO 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加快，重工业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在实现跨越式增长的同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治理压力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不断加强环境规制，转变经济发展观念。2002 年以来，党中央先后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实践，高瞻远瞩，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创新思想与发展主张，“建设生态文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被首次正式提出。这一时期，我国已经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路线方针，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基本形成。这一时期，先后出现的研究热点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 年之前先后出现的热点主要有环境质量、出口贸易、政策规制、国际贸易、比较优势、FDI、法律规制、污染天堂、波特假说、对外贸易等，2006 年之后先后出现的关键词主要有环境污染、技术创新、波特假说、地方政府、产业升级、环境绩效、生态环境、技术效率、双赢、制造业、污染排放与转移、中国工业、产业结构、环境税、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环境效应、创新补偿、经济增长、产业集聚与转移、融资约束等。经梳理，转型提升时期的突现关键词主要为出口贸易、国际贸易、环境、波特假说、FDI、低碳经济、环境税和经济增长等。

3.3.2 持续深化阶段（2013—2021 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党和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大更是进一步提出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发展方略。2015 年，两个有关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方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正式出台，与此同时，堪称史上最严厉的《环境保护法》同年也开始正式施行。2017 年，环保“费改税”正式全面完成，国家“十四五”规划更是将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使命。在这个阶段，国内关于环境规制的研究热点先后主要有绿色创新、演化博弈、生态效率、环保投资、公众参与、企业绩效、空间计量、异质性、中介效应、财政分权、空间溢出、能源效率、生态文明、雾霾污染等，而这一持续深化阶段的突现关键词主要为空间计量、就业、绿色转型、绿色创新、绿色金融、绿色信贷、溢出效应和低碳城市等。综合研究热点和突现词分析，可以认为当前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前沿方向有主要有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与数字金融、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绿色转型创新、环境规制与绿色金融等。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工具Citespace 对2001—2021 年间知网中收录的与环境规制相关的CSSCI 期刊文献进行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形成关于环境规制领域研究脉络与热点演进的整体性认识。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进入21 世纪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我国环境治理实践的推进，学界对环境规制的关注度不断增加，总体上呈现向上快速增长的态势，同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分为转型提升阶段（2001—2012 年）和持续深化阶段（2013—2021 年）两个重要阶段。总体来讲，环境规制的研究内容与热点是伴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现实问题、国家环境规整政策体系与环境治理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与演进的。

（2）环境规制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主要有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等，发文排名靠前的主要有宋德勇、李强、宋文飞、傅京燕、于连超等。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机构之间、作者之间的科研合作网络不够密切，彼此之间缺乏深入合作与交流，制约了该领域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3）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聚类类团，环境规制相关研究主要涉及环境规制的内涵与基本类型、技术创新与进步、FDI 与进出口贸易、产业集聚与升级、生态效率与能源效率和经济绿色发展等主题。此外，研究热点动态变化趋势明显，环境规制与空间计量、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绿色转型发展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前沿问题。

（4）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民族大计、人民福祉。在当前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环境污染问题与资源约束趋紧依然十分突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环境规制领域研究的动态变化与生态环境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受到国家环保政策理念与治理实践变迁影响较大，相关研究能够紧跟国家政策，基本能够坚持以环境治理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的环境规制，对其他产业尤其是农业领域涉足不深。因此，未来应加强对乡村振兴实施推进中的“人居环境”“绿色转型”“生态系统质量与稳定性”等农村环境治理问题关注与探索。同时，环境规制内涵、外延和治理手段需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拓展和丰富，学界要进一步加强环境政策体系和保护法律制度的创新研究，进一步关注和聚焦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数字金融、财税金融政策方面的协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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