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小琴 刘 霞 袁 媛
乳腺癌是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高达24.2%,且近年来乳腺癌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1]。目前,乳腺癌的治疗以手术为主,通过切除肿瘤组织,结合后期化疗,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身体意象是指个体对自己身体的主观印象,是与身体相关的自我感知、自我态度,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尤其是外貌的主观看法的多维结构概念[1]。乳房作为女性的特征性器官,乳房切除术会导致患者身体外形的改变,患者容易产生较强心理负担,影响患者的身体意象水平。研究[2]显示,身体意象障碍容易使患者出现焦虑、自卑等情绪,影响其心理健康及社会功能,从而不利于患者回归社会。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临床制定相应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4月-2022年6月于笔者所在医院行手术治疗的86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乳腺癌相关诊断标准[3];经病理检查证实,为单侧、原发性乳腺癌;年龄18~60岁;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正常;认知及表达能力正常;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合并精神疾病或既往有精神疾病史;合并宫颈癌、肺癌等其他恶性肿瘤;血液凝固功能异常;术前接受放化疗等相关治疗;哺乳期或妊娠期。本研究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研究者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具体内容如下。(1)人口学资料: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状态、居住地、医疗付费方式等。(2)疾病相关资料:肿瘤分期、手术方式、术后时间、术后辅助化疗、术后放疗等。
1.2.2 身体意象量表
身体意象量表(body image scale,BIS)是由Hopwood等[4]编制,在我国乳腺癌患者中有应用研究[5],量表包括情感、认知、行为3个维度,共1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4级(0~3分)计分,量表得分范围为0~30分,得分越高表示身体意象障碍越严重。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30,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3 疾病感知问卷
采用中文版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6]评估患者的疾病感知,该问卷包括认知(5个条目)、情绪(2个条目 )、理解能力(1个条目)以及第9个单独条目,第9个条目是关于病因的因果关系的问题,不计入总分,其余每个条目均采用0~10 分计分,问卷总分为 0~80 分,得分越高,代表个体疾病负性感知越严重。
1.2.4 医学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简易医学应对方式问卷[7]评估患者的疾病应对方式,该问卷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方面,其中积极应对包括12个条目,消极对应包括8个条目,各条目均采用4级(0~3分)计分,积极应对总分范围为0~36分,消极对应总分范围为0~24分。积极应对得分与消极应对得分的差值为正数,则表示患者倾向于积极应对,反之则倾向于消极应对。
采用纸质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具体方法为面对面向患者发放问卷;问卷填写采用匿名填写,调查前向调查对象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及问卷填写注意事项,问卷填写时间30 min。本研究发放问卷86份,回收有效问卷86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本研究的86例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得分为(21.62±3.74)分,疾病感知水平得分为(46.37±5.84)分,医学应对方式中的消极应对得分为(16.12±3.63)分、积极应对得分为(24.36±4.87)分。
不同文化程度、手术切除方式、术后是否辅助化疗的乳腺癌术后患者,其身体意象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得分比较 分)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与疾病感知水平呈正相关(r=0.567,P<0.001),与医学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呈负相关(r=-0.338,P=0.001),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688,P<0.001)。
以疾病感知水平、医学应对方式及单因素中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见表2),以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手术方式、术后是否辅助化疗、疾病感知水平及消极应对是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的独立影响因素。见表3。
表2 自变量赋值
表3 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乳腺癌术后患者躯体形态上的改变会使其认为自身魅力降低,产生自卑、沮丧等心理,且部分患者不愿接受自身躯体形态改变,心理负担较重,从而可能会导致身体意象障碍[8]。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得分为(21.62±3.74)分,高于得分中位数, 表明乳腺癌术后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身体意象障碍,与张琬等[9]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而明确影响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的相关因素,有利于临床制定个体化、有针对性的护理方案。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偏低、行乳房切除术、术后辅助化疗、疾病感知水平高以及消极应对是乳腺癌术后患者身体意象的独立影响因素。分析其原因,文化程度低的患者缺乏对疾病全面的认知,更担心乳房缺失对个人形象、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从而导致身体意象障碍水平较高[10],而文化程度高的患者信息资源相对丰富,会积极利用自身资源,获取疾病相关知识,明确手术治疗对疾病治疗的重要性,同时与医生沟通关于义乳的佩戴等补偿方案。在手术方式上,行乳房切除术的患者相比保乳术的患者,其生理功能受损更为严重,乳房的缺失使其心理负担较重,担心个体形象受损会遭到外界的歧视,产生较强的病耻感,从而导致身体意象障碍[11]。术后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脱发、皮肤色素沉着等化疗副反应,导致身体外貌改变,这些进一步破坏了患者的外在形象,加重其心理负担,导致其身体意象障碍[12]。疾病感知是指患者对疾病的负性感受程度,高水平的疾病感知会使患者产生较强的焦虑、抑郁情绪,增加疾病困扰,且会过度关注疾病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导致身体意象障碍[13]。医学应对方式是指患者面对疾病采取的应对策略,积极应对可使患者正确看待疾病,自我疏解心理压力,而消极应对的患者缺乏自信,容易片面的以身体外貌定义自我价值,且不愿与他人沟通,不良情绪的积压会加重自身心理应激反应,从而导致身体意象障碍[14-15]。因此,建议医护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文化程度采用多样化的疾病宣教,如以视频、图片等形式讲解乳腺癌相关知识、手术预后及义乳佩戴等,以提高患者疾病认知。同时根据患者疾病情况,选择合适的手术方式,关注患者心理情绪,引导其正确看待身体的变化,积极应对,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以改善患者身体意象障碍情况。
综上所述,乳腺癌术后患者患有较高水平的身体意象障碍,可受文化程度、手术方式、术后辅助化疗、疾病感知水平及医学应对方式的影响,医护人员可根据影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护理方案,以期改善患者身体意象障碍情况。本研究的局限为仅进行单中心研究,研究结果代表性有限,未来需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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