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影响研究

严海宁， 刘堂森， 王 俊

（1. 南昌航空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南昌 330063；
2.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习近平总书记[1]在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环境规制作为贯彻落实“绿色”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手段，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袁晓玲等[2]提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将改变企业的生产成本函数，进而影响企业减排活动以及产品价格，导致企业总体就业需求减少，这必然带来劳动力市场的震荡，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稳就业、保民生”工作，环境规制可能带来的失业问题不容忽视。失业保险作为缓解失业问题的有效手段，可以在实行环境规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起到“减震器”的作用。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强度与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更好地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稳就业、保民生”政策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在分析环境规制与失业保险关系之前，有必要厘清当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现有环境规制强度影响就业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从就业的规模来看，王柱焱和潘超[3]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本身可以带来大量的污染治理投资，从而创造一批就业岗位，同时环境规制还会通过促进企业集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进而提高就业水平。但是，张庆和乔会珠[4]使用OECD 国家相关数据研究后证实，环境规制会导致企业规模的大幅缩减，对就业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另外，也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对就业规模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非线性影响，该曲线的拐点是产业结构水平的门槛值[5]。目前，我国除部分沿海省份外，其他省份产业结构水平仍未跨过门槛值，环境规制会导致该类地区失业水平上升。

就业结构方面，吕岩威和杨菲[6]以及许一平[7]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可以促进能源、建筑、流通等产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高级化。进一步地，江永红和申慧玲[8]对各种具体的环境规制模式影响就业技能结构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公众自愿型和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模式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升级影响呈现出“U”型特点，具体表现为先抑制、再促进、最后加速促进；
与之不同，市场型环境规制模式对就业技能结构升级起到促进作用，并且该作用呈持续增强的态势。由此可见，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将带来显著的结构性失业，以部分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低技能劳动力将由于无法适应就业技能结构的提升而被迫失业。

此外，还有一些文献从地域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陈平和罗艳[9]从我国西北、东北等地的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中发现，由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多为以国有企业为主的能源类产业，受环境规制影响大。同时，国有企业多承载着维持就业的社会性负担，环境规制对就业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刘慧[10]则对长三角地区的环境规制进行研究发现，无论是正式环境规制还是非正式环境规制都显著提升了该地区服务业占比，从而改变其就业结构。

不难发现，无论是就业规模还是就业结构，抑或是区域就业情况，均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规制的负面影响，带来不同程度的失业。同时，前人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就业本身的影响，少有对环境规制引起“失业”这一后果的有效应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政策闭环管理的视角，对环境规制运行的全过程进行分析，聚焦于失业这一后果的应对，将环境规制强度与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与前人研究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有：第一，在前人研究环境规制导致失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环境规制与失业保险的关系，使环境规制政策的运行更加平稳有序。第二，运用2006—2020 年31 个省级行政单位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中研究二者的关系，并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使研究结论更加可信。第三，将环境规制与失业保险置于同一框架内研究分析，既有利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等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又能够更好地稳就业保民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数据来源及回归模型

本文所采用的31 个省市区宏观经济数据均来源于2006 年至2020 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其中西藏自治区部分数据存在缺失，缺失年份分别为2008 年、2009 年、2010 年以及2019 年，缺失年份相关样本已剔除。

为检验环境规制强度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unempit为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潜在观测变量；
β0为常数项；
envit为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强度，它表示在i地区第t年的环境规制强度；
β1为其估计系数，根据理论预期，我们估计β1>0。此外，θi、τt和εi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以及随机扰动项。Xit为一组表示控制变量的向量，δ为它们的估计系数向量。εit为模型的残差项。

（二）变量定义

1. 环境规制强度的测度

就目前来看，并无直接的指标体系可以被用来测量环境规制的强度，学界也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方法。因此，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备性，本文依据王柱焱和潘超等人的做法，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 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

2. 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测度

与环境规制强度相类似，现有教材以及学界并未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形成统一的认识，由于失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子项目，本文将借鉴前人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测量方法进行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测度。王晓丽[11]指出，现有研究对社会保障水平的测量主要有两种方式：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环境规制与财政支出息息相关，并且随着财政分权的推进，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上具有较强的能动性，本文将失业保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测度。

3. 控制变量的选择

为尽量获取环境规制强度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净效应，需要选取合适的控制变量。主要的控制变量有：实际财政收入水平（finrev），由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得出；
财政赤字占比（findef），由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所得；
人口（pop），地区常住人口数量；
人均实际GDP（rpgdp）；
人均受教育年限（edu）；
技术创新水平（tech），地区发明专利授权数，是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的指标“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分省年度数据。实证分析过程中，除财政赤字占比外，均取对数。上述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初步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第（1）列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OLS 回归，环境规制强度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影响为负，即环境规制并未导致更多的失业，与理论预期不符，极有可能是遗漏变量导致的偏误。加入控制变量后，结果如第（2）列所示，环境规制强度的估计系数仍为负，但是其影响已经不显著。为了得到环境规制强度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净效应，本文运用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依次使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逐步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得到第（3）至第（6）列的估计结果。不难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影响保持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环境规制强度提升会带来更多的失业，从而导致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上升，与理论预期相符。

表2 初步回归结果

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Hausman 检验后发现，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更加准确。因此，后续实证检验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二）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尽管上述的初步回归结果总体符合理论假说，但是由于宏观变量受到影响的因素较多，有必要对模型进行内生性处理。模型的内生性主要包括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问题。就双向因果问题而言，失业保险支出的增加会挤占更多的财政支出，从而导致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相对减少、环境规制的强度下降，即二者关系为负，这与实证结果不符，并且失业保险支出的增加往往意味着失业人数的增加，这恰恰是环境规制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环境规制强度与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不存在双向因果问题。

此外，研究采用的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方法存在以下内生性问题：第一，环境规制强度作为度量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指标，其本身所反映出的是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结果。第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导致污染企业减少，甚至影响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影响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为尽可能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环境规制强度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尽量解决模型的滞后性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使用Kleibergen-Paaprk Wald F 统计量对该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环境规制强度F 统计量大于临界统计值①一般情况下，15% 为显著水平的临界值，本文采用10% 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属于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 第(1)列所示，环境规制强度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仍保持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3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进行内生性处理后，模型的估计会更加准确。因此，我们以表3 第(1)列结果为准，简要讨论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实际财政收入水平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影响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主要是因为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稳就业、保民生的能力也就越强，可以通过引进企业、拉动投资等方式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从而降低失业保险支出水平。财政赤字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政府的财政赤字是为了给予企业保护补贴或者优惠政策，以有利于维持企业的生存，从而减少失业，降低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人口与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呈正相关，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失业水平一定，人口数量越多，失业总人数也就越多，进而导致失业保险支出的增加。人均实际GDP 对失业保险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能是由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大，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就业需求倾向于中高端产业，从而导致结构性失业的发生，提高了失业保险支出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对失业保险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其估计系数为正，可能是技术创新带来产业结构升级，加剧摩擦性失业的发生。

接下来，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表3 第(2)列结果显示的是将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度量方式改为失业保险支出占GDP 的比重，可以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符合理论预期。之后，再将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度量改为实际失业保险支出并取对数，发现环境规制对其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仍旧与预期相符。此外，鉴于环境规制水平测量指标的多样性，本文借鉴宋丽颖和崔帆[12]的研究，将环境治理投资额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env2）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指标，结果如表3 第(4)列所示，环境规制强度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文预期相符，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三）区域异质性探讨

接下来，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①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苏、福建、辽宁、山东、广东、海南；
中部地区：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吉林、黑龙江；
西部地区：四川、重庆、西藏、贵州、云南、广西、陕西、青海、甘肃、新疆、宁夏、内蒙古。，进行分样本回归，对区域异质性进行讨论。表4 第(1)至第(3)列分别为东、中、西的分样本回归结果。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但其回归系数为负，即环境规制并未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反；
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则显著带来失业水平的上升，这与周五七和陶靓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了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促进作用；
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水平较低，且多以能源密集以及污染密集型产业为主，受环境规制影响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东部和中部地区相对于西部而言，地区禀赋水平高，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可以倒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西部地区禀赋水平较低，相关企业转型困难，在环境规制之下，只好缩减企业规模甚至破产，因而就业水平下降，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上升。

表4 区域异质性结果

本文研究了环境规制与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在环境规制方面聚焦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占GDP 的比重，在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上聚焦于失业保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本文使用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2006—2020 年的年度数据构建了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首先，初步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就越高。其次，为了进一步剔除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双固定模型（即同时控制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以避免遗漏变量的问题，之后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将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作为工具变量。在尽量剔除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各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就越高。再次，通过更换环境规制以及失业保险支出水平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东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失业保险支出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会导致更高的失业保险支出。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调整环境规制模式，推动政策指令型环境规制向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转型，防止运动式减排。目前来看，我国环境规制仍以政策指令型为主，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但是，政策指令型环境规制容易造成资源浪费、过度规制等问题，对相关企业的负面影响较大，容易导致失业的增加；
而市场导向型环境规制则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倒逼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促进就业技能结构升级，实现绿色发展与增加就业的“双重红利”。

第二，按照地区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培育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按照地区比较优势发展形成最优生产结构，进而形成最优环境结构，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林毅夫等[13]学者的研究发现若违背地区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大多将失去自生能力，无法将污染成本内部化，进而形成环境软约束，扭曲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加大的同时，失业保险支出水平也由于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而受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优化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加大对西部地区失业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就业受环境规制损害较重，同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禀赋水平低，失业保险基金压力较大。因此，国家可以在全国层面进行统筹，加大对西部地区失业保险基金补助，以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对经济发展的“减震器”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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