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韦 王 炜
(1.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上海 200092;2.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体育包括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三者所对应的活动空间共同构成了城市体育设施。其中,大众体育是以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为手段,以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主动运动为目的的运动类型,为满足大众体育而建设的设备和场所统称大众体育设施。我国大众体育设施的发展融入全民健身理念,根据场馆规模与体育活动等级可分为省级、市级、区级和社区级的全民健身设施,其中的社区体育设施是构筑全民健身运动的最基本单元。社区体育是指在相应街道办事处或居民委员会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群众体育。在社区内规划建设的运动场地、场馆和配套建筑被称为社区体育设施,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中的关键物质构成要素。《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http://gzsrmzfgb.guizhou.gov.cn/gzszfgb/199506/t19950620_1945365.html,1995年6月20日。颁布后历经20余年,发展重心从增加人均运动场地面积逐步转变为以空间布局的均衡性、功能配置的丰富性和大众使用的便利性为导向的全民健身设施网络建设。当下,不均衡、不充分的社区体育设施配置与居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正在成为社区体育发展中的主要矛盾。(2)魏伟、邓蕾:《“城市人”视角下的社区体育设施配置与优化——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上海城市规划》2020年第4期。从1997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3)国家体委、国家教委、民政部、建设部、文化部:《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https://www.sport.gov.cn/n315/n331/n403/n1955/c573925/content.html,1997年4月2日。到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4)国务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33024.htm,2016年10月25日。等相关文件都重点强调了需加强社区体育建设。此外,“15分钟生活圈”的推广进一步将社区体育设施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由此可见,社区体育对于促进全民健身发展和构建便利完善的社区生活圈都起到关键作用,是目前城市发展与社区建设的重点环节之一。
社区体育设施属于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其公共性和服务性决定了此类设施在城市中的分布情况至关重要,相关研究也多围绕空间分布展开。空间分布密度及均匀程度是最基本描述,研究者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诸多延伸与扩展,如发展出可达性用于表述某一地点到其他地方克服空间阻隔的难易程度,Hansen加入人口因素并将可达性定义为与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的潜在机会(5)Hansen W.G.,“How accessibility shapes land us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vol.25,no.2(1959),pp.73-76.,进一步加深了可达性与公共服务设施的契合度。大量学者对包含医疗、购物、教育和休闲在内的各类城市公共设施进行了均衡性和可达性分析,这些研究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包括基于空间句法的可达性分析(6)赵立志、王璐宁、杨佳楠:《基于交通可达的两级养老驿站体系及布局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7期。、基于GIS的缓冲区分析(7)蔡玉军、邵斌、董宝林,等:《基于GIS的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公共运动场可达性研究》,《体育科研》2015年第2期。、网络分析(8)郭松、范泽源、何家琪,等:《基于网络分析法的南宁西乡塘区公园可达性》,《中国园林》2019年第1期。、两步移动搜索法(9)赵诗童、张文新:《北京市公共文化设施分布特征及可达性》,《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6期。、标准差椭圆分析法(10)王纪武、孙滢、林倪冰:《城市创新活动分布格局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对策——以杭州市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1期。、核密度分析法(11)姚烨:《基于可达性与公平性的上海市静安区社区体育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和满意度问卷(12)陈婷婷、魏宗财、陈卓源:《城市居民健身场所布局公平性及优化对策》,《规划师》2015年第7期。等。虽然研究对象是分布于不同城市的不同设施,但从研究结果上可归纳出一定共性,即设施多为局部聚集、整体分散,布局存在明显不均衡、设施服务半径尚未实现有效覆盖等。(13)邓凌云、张楠、郑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实施现状问题与优化对策研究——以长沙市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6年第11期。尽管这些研究已在地理空间层面上反映设施点的分布特点,但公共服务设施的特殊性要求其必须以人为本才能发挥最大效用,因此在研究中加入人口因素可以更准确反映布局的公平性及区域分布的合理性,从“地的公平”转向“人的公平”。(14)江海燕、周春山、高军波:《西方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分布的公平性研究进展》,《城市规划》2011年第7期。公平性具有多重定义,为学界所关注的是基于公众需求的设施布局的合理性程度(15)顾鸣东、尹海伟:《公共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研究概述》,《城市问题》2010年第5期。,测度方法包括极差法(16)唐子来、顾姝:《上海市中心城区公共绿地分布的社会绩效评价:从地域公平到社会公平》,《城市规划学刊》2015年第2期。、集中曲线法(17)王兰、周楷宸:《健康公平视角下社区体育设施分布绩效评价——以上海市中心城区为例》,《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9年第2期。、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18)Leo Chiozza Money,“The Economic Motive”,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9(1905),p.209.(19)Cini Corrado,Variabilita e Mutabilita.Bologna:Tipografia di Paolo Cuppini,1912.。许昕和赵媛、赵立志和高思琪研究发现,许多城市虽然从空间上体现出较为合理的分布,但加入人口因素后就显露出使用效率和公平性上的极度不均衡。(20)许昕、赵媛:《南京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及可达性评价——基于时间成本的两步移动搜索法》,《现代城市研究》2017年第2期。(21)赵立志、高思琪:《基于人口密度的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布局优化研究——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4期。
尽管目前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体育设施作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构成部分也有所涉及,但以体育设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尚有欠缺,尤其是对社区体育设施的关注仍显不足。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均衡性和可达性的分析(22)吴文龙、李欣悦、张洋洋,等:《基于GIS的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可达性研究》,《体育研究与教育》2014年第5期。(23)马锡海:《基于广义可达性的社区体育设施空间布局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科技大学,2019年。(24)徐侃:《基于GIS的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可达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工业大学,2017年。,仅有少量研究关注到体育设施布局的公平性。本文将结合既有文献,梳理均衡性、可达性与公平性的关系并构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逻辑与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体育设施空间分布特征。现有研究多以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的社区体育设施为研究对象,对福州市这类在全国数量众多且极具代表性的城市的研究存在明显空白。为弥补研究上的空隙,本文选取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截至2022年9月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福州市三环内市域范围整体与各行政分区的社区体育设施的分布特点,挖掘存在的问题并探讨原因。
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的是一定范围的区域内,一种或几种公共服务设施的散布情况。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区域空间情况、公共服务设施性质和服务对象特点都密切相关。最直观反映分布情况的就是设施在地理空间上的布点是否均匀、是否存在空白或集聚等。更进一步说,不同公共设施服务半径不同,要让所有居民均等享受到设施的服务,不仅要在空间上分布均匀,还需结合设施的使用特点如可容纳人数、日常使用频率及所在区域居民的分布情况,以保证所有居民便利、舒适地使用。基于上述分析和既有文献研究,本文构建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研究的三个角度:均衡性、可达性与公平性。
均衡性对应设施在地理空间上最直接的布点情况,反映分布的初级层面,可用设施数量、空间分布图、密度进行表达。基础研究方法为统计分析、图表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法,基于设施数量和空间位置即可完成对均衡性程度的评估。本文采用统计分析与核密度分析作为均衡性的主要研究方法。其中核密度分析工具用于计算要素在其周围领域中的密度,可将离散数据进行空间平滑处理从而形成连续分布的密度图,直观展示福州社区体育设施空间分布的特征和趋势,识别社区体育设施在空间上的热点分布。
可达性以公共服务设施属性延伸了分布研究的意义,均衡的分布是把服务均等提供给周边区域的基础,基于功能特点的服务半径的覆盖范围是判断这片区域设施分布均匀程度的另一个角度,可利用缓冲区分析法进行描述。缓冲区是对一组或一类地图要素(点、线或面)按设定的距离条件,围绕这组要素而形成具有一定范围的多边形实体信息分析方法(25)汤国安、杨昕:《ARCGIS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科学出版社,2006年。,可以直接反映要素周围的实际距离,常被用于分析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与步行速度结合体现可达性。以各个设施为中心,以一定步行时间距离为半径在地图上画出服务范围,反映设施服务区的覆盖率,发现服务盲区。
公平性加入服务对象将空间分布分析从以空间、设施为对象转向以人为中心。各个设施服务对象受人数上限限制,即使实现区域范围内的全覆盖也不等同于所有人都能享受到服务,这是可达性分析的局限。人口在空间区域中的分布是不均等的,存在局部聚集与分散,在人口聚集区应根据情况增加设施数量以满足所有人的使用需求。衡量公平性的方法之一是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洛伦
图1 洛伦兹曲线示意
兹曲线是用于描述财富收入和分配不平衡程度的重要指标,以人口累计百分比为横轴,以收入累计百分比为纵轴,绘制两者的对应关系,所得到的曲线即为洛伦兹曲线(图1)。(26)Leo Chiozza Money,“The Economic Motive”,Publications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vol.9(1905),p.209.基尼系数的计算基于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A/(A+B)),可更直观、精确地反映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其中A为绝对平均线和洛伦兹曲线所围合的面积,A+B为绝对平均线和绝对不平均线所围合面积,两者比值即为基尼系数。基尼系数的取值在0到1之间,0代表了绝对平均,而1则代表绝对不平均,数值越小代表越平均,数值越大越不平均。(27)Cini Corrado,Variabilita e Mutabilita.Bologna:Tipografia di Paolo Cuppini,1912.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可用于反映城市公共设施资源配置的社会公平程度,但无法显示社区体育设施分布与常住人口分布间空间匹配的具体格局,因此本文引入区位熵这一概念对其进行补充。区位熵是指一个空间单元内常住人口人均享有的社区体育设施资源与整个研究范围内常住人口人均所享有的社区体育设施资源的比值。(28)赵艳福、李艳宾、汪璐:《基于GIS的宁波城市公园可达性与社会公平性研究》,《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21年第3期。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LQj=(Tj/Pj)/(T/P),其中LQj表示j空间单元内的区位熵,Tj表示j空间单元内社区体育设施总数,Pj表示j空间单元内城市常住居民人口总数,T表示总研究范围内社区体育设施总数,P为研究区域内城市常住居民人口的总数。区位熵大于1代表该空间单元内的人均社区体育设施享有水平高于整个研究范围内的整体水平,小于1则代表低于整体水平。本文将结合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与区位熵等方法进行公平性分析。
图2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研究逻辑
均衡性、可达性和公平性共同构成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不同角度,在研究层次上递进但又不完全重合。均衡性是设施分布情况的最基础、直观的展示层面,只与设施的数量和设施所处空间位置相关,但均衡性对于描绘整体空间分布特征是不可或缺的。可达性与均衡性相比,更能反映空间分布与实际使用需求的关系,展示出研究范围内各处对设施利用的便利程度。公平性加入服务对象为分析对象,在均衡性和可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完善了可达性未将各个设施服务人数纳入考虑的不足,体现设施分布与人口分布的关系。但公平性无法替代可达性与均衡性,三者都是衡量空间分布情况的不同角度,共同构建了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研究框架(图2)。
福州市是第二批“城市双修”和首批“社区体检”的试点城市。作为拥有“山水城市”空间布局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福州的社区体育空间分布研究更具复杂性和特殊性。本文的研究区域限定为福州三环快速路以内,包括鼓楼区、晋安区、台江区、仓山区和闽侯县部分区域(图3)。由于闽侯县仅极小一部分位于三环范围内,故本文不对其进行讨论。受近年福州市凭借“山水城市”特征大力发展城市绿道的影响,目前对福州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研究多集中在绿色基础设施上(29)黄河、余坤勇、高雅玲,等:《基于MSPA的福州绿色基础设施网络构建》,《中国园林》2019年第11期。(30)马妍、马琦伟、李苗裔,等:《基于社区生活圈尺度的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空间分布与居民就医行为关系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风景园林》2018年第8期。,此外还有文献关注老年人社区活动规划布局(31)马妍、吴若晖、王喆妤,等:《基于人工智能方法的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需求模拟与规划布局研究——以福州市中心城区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9年第1期。和福州局部区域医疗设施的空间布局(32)廖志强:《城市医疗设施的空间可达性与布局优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6年。,对福州体育设施的研究也有所涉及(33)陈欢:《福州地区大学城体育场馆资源利用现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7年。(34)姬园园:《福州市体育公园景观建设与评价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农林大学,2013年。,但深度与广度都存在明显不足,其中以社区体育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着眼于对满意度(35)张涵:《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满意度与需求度及其个性化发展路径》,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和发展模式(36)陈伟霖、朱庆:《福州市社区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福建体育科技》2003年第3期。的讨论,对社区体育的空间布局与发展现状尚未有总体全面的梳理与分析。
图3 研究范围
本文搜集建成于2022年9月之前、以街道办事处或居委会为管理者的非营利性体育设施的分布数据并整合到ArcGIS中,根据研究范围(福州三环快速路以内市域)进行初步筛选,排除棋牌室、麻将馆等智力运动设施和健身步道、跑道和骑行道等线性运动设施。排除线性运动设施的原因在于其与点式场馆在空间形式和运动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且目前已建成长短不一的健身路径数量众多,相较之下点式运动场馆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运动项目,但发展相对薄弱。筛选后的福州三环内社区体育设施共403处,分类统计数据见表1。其中,仓山区和晋安区数量最多,鼓楼区最少、仅晋安区数量的一半。地均社区体育设施数量反映出社区体育设施的分布密度,密度最高的台江区比最低的鼓楼区高出两倍,其次为晋安区、仓山区和闽侯县。人口数据采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福州市常住人口共829.13万,其中鼓楼区66.9万、台江区41.18万、仓山区114.3万、晋安区78.98万、闽侯县98.82万。在三环范围内,常住人口超过20万人的街道有4个,分别位于仓山区和晋安区;常住人口在10-20万的街道有5个,分别位于鼓楼区、仓山区和晋安区。(37)福州市统计局:《福州市各乡(镇、街道)常住人口数》,http://tjj.fuzhou.gov.cn/zz/zwgk/tjzl/tjxx/202111/t20211115_4242784.htm,2021年11月15日。
表1 三环内各行政区社区体育设施统计*
*根据2022年9月前的福州市统计局数据及笔者调研汇总所得
基于前文论述,以下将从均衡性、可达性和公平性三方面分析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分布的特点,并对分析结果从整体与局部进行对比讨论,揭示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尝试挖掘原因。
截至2022年9月,经过筛选后的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共403个,类别包括球类设施、体能训练设施、水上设施、综合性设施和其他类设施五类。其中球类设施215个,占半数以上;其次是体能训练设施和水上设施;综合性设施和其他类设施仅占总数的不足13%。福州市三环内社区体育设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1.85个,每万人占有的数量为1.42个(图4)。
核密度分析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五级:高密度区、次高密度区、中等密度区、较低密度区和低密度区。其中红色区域表示社区体育设施高密度集聚区,仅一处;代表较高密度区的橘色区域主要集中于二环范围以内;低密度区则多位于福州市域外圈层。总体而言,越靠近中心老城区的区域分布密度越高,但二环内部分中心区域仍然存在分布空白(图5)。
图4 筛选后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分布
图5 核密度分析
缓冲区分析法常被用于分析公共设施的服务范围,与步行速度结合体现可达性。尽管缓冲区分析未将实际道路距离和交通阻力计算在内,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但由于其高效直观的计算与表达方式,以及与当前建设10分钟/15分钟社区生活圈策略的高度契合,故本文选取缓冲区分析法研究福州社区体育设施的可达性。在ArcGIS中用缓冲区分析工具分别对福州社区体育设施作1 000m和500m缓冲区,可大致代表10分钟和5分钟步行可达区域。1 000m缓冲区所覆盖的范围占福州三环内总面积的79.31%和二环内总面积的99.47%,越靠近中心城区覆盖范围越全面,在二环内已接近全覆盖,但在临近三环快速路的区域还存在空白(图6)。500m缓冲区所覆盖的范围三环内占比显著下降,仅50.61%,但二环以内的区域占比依然达到81.18%(图7)。
图6 1 000m缓冲区覆盖范围
图7 500m缓冲区覆盖范围
居民能否公平利用设施也是评价分布情况的重要组成。按每万人占有的社区体育设施数量对福州三环范围内39个街道从低到高进行排序,以每10%常住人口数量为区间进行分段统计和累加,得到对应社区体育设施资源的累计比例(表2)。福州市占有社区体育设施数最少的20%常住人口所享有的社区体育设施仅占全部的2%,而最高的10%人口可享受到全市22%的社区体育资源,接近占有量较低的50%常住人口占有量的总和。
表2 常住人口比例享用社区体育设施资源比例累计*
*根据2022年9月前的福州市统计局数据、第七次人口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按表2数据绘制洛伦兹曲线(图8),根据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可知福州市三环内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372。按照国际常用的基尼系数衡量标准,0.372代表分配相对合理,但已临近0.4这一分配差异的“警戒线”。
根据区位熵公式对各街道进行计算后将计算结果导入ArcGIS,得到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区位熵分布图。按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五级,颜色越深代表区位熵越高,即资源占有量情况越好。如图9所示,区位熵较低的街道基本位于二环以内,以鼓楼区为主,二环到三环之间的区域,尤其是晋安区和仓山区,街道区位熵较高。
图9 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区位熵分布
社区体育设施作为公共体育系统最贴近居民日常生活的基础组成部分,使用频率高、服务人数多。至2022年9月,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总数403个,平均每万人占有1.42个,难以满足居民运动需求,数量严重不足。《福州市公共体育设施专项规划》对社区级公共体育设施提出的配置标准多为可兼顾休闲社交的复合空间如多功能广场和健身步道,并未对室内体育设施作出要求。(38)福州市体育局委托福州市规划院编制:《福州市公共体育设施专项规划(2018—2035)》,http://tyj.fuzhou.gov.cn/zz/zwgk/ghjh_3968/202010/t20201016_3551574.htm,2020年10月16日。但随着全民健身的普及,大众需要更多专业运动场地。本研究正是建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因此重点关注室内外专业运动场所的分布情况。福州社区体育设施中球类场馆占半数以上,符合中国居民的传统运动喜好,但近年发布的运动趋势统计也展示出人们运动偏好的多元化,瑜伽、舞蹈和各类操课越来越受欢迎,但可提供相应场地的综合性社区体育设施的数量却明显不足。
分布密度体现了社区体育设施在城市中的位置关系,而可达性反映使用对象到达设施的便利程度。核密度分析图显示福州社区体育设施存在明显的分布不均,较低和低密度区域覆盖超过全区半数,说明过半区域社区体育设施分布稀少。通过缓冲区分析检视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的到达便利程度,1 000m缓冲区覆盖范围达79.31%,代表近八成区域内的居民可以在10分钟内到达社区体育设施,距离10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尚有差距,在后续规划中应特别注意对未覆盖范围内社区体育设施的补充。500m缓冲区覆盖范围50.61%,有明显下降,尽管尚未有建设5分钟健身圈的相关政策,但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与距离成正比,距离越近越能得到充分利用,提升500m缓冲区的覆盖范围更有助于全民健身计划的落实。将核密度分析图与缓冲区分析图叠加,可看出高密度区都在缓冲区覆盖范围内而部分低密度区也同样被覆盖,说明尽管部分区域分布密度较低但可达性尚可(图10)。受限于设施服务对象的上限,可达度高也不能等同于区域范围内的居民都可享受到便利服务,因此还需加入人口因素进行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分析。
图10 核密度分析与缓冲区分析叠加
基尼系数的计算建立在福州三环内各街道每万人社区体育设施占有数的排序之上,建立设施数量与服务人数的联系,用于描述社会资源占有的公平性。区位熵在此基础上将公平性与地理空间建立联系。福州市三环内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372,资源分配相对合理但接近“警戒线”,分配平等性仍有提升空间,以进一步满足公共服务设施需平等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基本属性。39个街道中,区位熵大于1的占20个,表明半数以上街道对社区体育资源的人均占有数量在全市平均水平以上。
以下将从圈层特点分析出发,再结合行政区划进一步探讨分布特征。福州市三环内的各个行政区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和城市发展等因素,呈现出各异的区域特点并影响了社区体育设施的空间分布。
福州市二环内区域在均衡性、可达性和公平性三个方面皆整体优于二环与三环之间的区域。核密度分析图中的红色高密度和橘色较高密度区几乎集中在二环以内区域,且1 000m和500m缓冲区在二环以内的覆盖率分别达到99.47%和81.18%,二环与三环间的区域在核密度和缓冲区覆盖率上都较二环内区域大幅下降。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分布在圈层上呈现出的特点与福州市城市发展相符,二环内城区发展时间较长且居民聚居程度较高,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相对完备。但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二环内西北角处的社区体育设施存在一处明显分布空白,这片区域主要位于鼓楼区,社区体育设施发展受到老城区空间限制。
福州,从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建冶城为始,逐步形成了“三山两塔”的城市空间格局。其中,鼓楼区自古就是八闽首府所在,至今仍是福州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与鼓楼区的核心地位不符,鼓楼区社区体育设施分布却存在诸多不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数量上的不足,总数最低仅54个,是仓山区总数的1/3。核密度分析显示鼓楼区内多为较低和低密度区,在区位熵最低的10个街道中,有6个隶属鼓楼区,占鼓楼区总街道数的半数以上,多为以建设年代较早的老旧社区为主的街道,但这些居住在理应繁华便利的城市核心区的大量人口却无法享受到公益性的运动设施,正是由于老旧社区在公共服务设施上的落后,局限的公共空间难以置入足够运动场地。
同为历史悠久的老城区,台江区与鼓楼区在社区体育设施分布上却呈现出明显不同,社区体育设施地均数是福州市最多的,核密度分析显示出台江区整体分布均匀,多为次高密度区,且台江区全域都能被1 000m缓冲区覆盖,说明此地居民都可以在10分钟内到达某个社区体育设施。在区位熵最高的10个街道中,台江区的街道有5个,占台江区总街道数量的一半,进一步验证了台江区社区体育设施分布的合理性(表3)。
表3 区位熵排序及类型*
*根据笔者前期调研计算所得
福州市城市更新进程是造成鼓楼区与台江区在社区体育设施分布上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以台江区茶亭街改造为起点,台江区先后经历了苍霞棚户区改造、六一中路城市更新、宁化街道与鳌峰街道工业空间更新,以及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等,其中既有旧危房的拆除重建为居住空间、工业空间到金融商业空间的功能替换,又有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空间提升,台江区的城市公共设施和空间质量也因此得到了较大飞跃,其中大量新建楼盘、绿地和广场都为社区中置入运动场地提供了可能。鼓楼区受限于空间,在历次城市更新运动中改造面积比较有限,且其中多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性更新,对老旧社区的改造多集中在外立面改造等微更新,运动场地对公共空间面积和形式要求较高,与鼓楼区存量用地更新上的滞后的矛盾正是造成社区体育设施分布短缺的主要原因。
《福州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调整城市布局向东、南方向发展。“东扩南进”战略主要影响的行政区为仓山区和晋安区,大量农村宅基地、农田和工业用地被转变为居民小区。(39)《福州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http://www.cityup.org/case/general/20090409/47097.shtml,2009年4月9日 。仓山区除了“东扩南进”中新建的大型居民区外,以上渡街道为代表的沿江人口密集区在2000年福州启动的旧屋区(棚户区)改造中全面提升,新建了大量楼盘,经过近年的发展建设已十分成熟,这些社区相较于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老小区而言,公共空间更加宽裕,同时受《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的影响,一些小区在设计初期就将社区体育设施规划在内,因此社区体育设施分布情况较好。核密度分析图中,全市唯一高密度区就在仓山区,覆盖了上渡街道和金山街道。区位熵最高的五个街道中包含了仓山区的上渡街道、临江街道和仓前街道,且区位熵都大于2。但仓山区靠近三环道路的城市外沿区域以工业园区为主,仍有待更新,这些区域社区体育设施分布密度极低,包括建新镇、盖山镇、螺洲镇和城门镇。
晋安区位于福州东北部,区域发展与仓山区类似,东二环片区在城市东扩中新建了大量楼盘与商业金融设施,整体提升了区域的公共设施与空间质量。晋安区王庄街道与象园街道在2009年经过危旧房改造后新建了大量现代化社区。与其他区相比,晋安区的社区体育设施分布在各方面都较为均衡,设施总数和地均数量皆位列第二,且晋安区位于三环以内的五个街道区位熵均大于1,整体分布情况良好。
截至2022年9月,福州市三环内的社区体育设施已基本实现了10分钟步行服务范围的覆盖,但分布并不均等,社区体育设施资源分配差距较大。二环以内的区域在数量、类别、分布均匀程度和可达性上整体优于二环到三环之间的区域,高密度和较高密度分布区多位于二环以内和沿线,代表居住在二环内的市民可以拥有更多的社区体育资源。此外,尽管目前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正逐步形成层级网络式布局,但综合性体育场馆的数量严重不足,且单项运动设施类型较为单一。
按行政区划对比分析,鼓楼区无论是在均衡性、可达性还是公平性上,都处于福州市的较低水平,社区体育设施数量短缺是根本原因。鼓楼区社区体育设施的分布情况反映出老旧社区中置入公共服务设施的困境,此类社区人口密度高,用地灵活性差,公共空间的不足是建造社区体育设施的最大阻碍。仓山区闽江沿岸街道社区体育设施分布情况最好,分布的均衡性、可达性与公平性都较好,仓山区南部外围则受限于区域发展,社区体育设施存在明显不足。晋安区和仓山区近年以楼盘开发带动新区发展,受《福州市“十三五”全民健身工程规划总体任务》(40)福州市体育局:《福州市“十三五”全民健身工程规划总体任务》,http://tyj.fuzhou.gov.cn/zz/zwgk/ghjh_3968/201606/t20160608_60620.htm,2016年6月8日。提出的新建小区体育设施100%覆盖目标的影响,新建小区大多配套有相应的社区体育设施,整体提升了区域社区体育设施的数量与种类。
针对目前福州社区体育设施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 提升综合性运动场馆的数量和设施类别的多样性。除社区体育设施的总数仍需补充外,福州市综合性运动设施的数量极少,《福州市公共体育专项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存在较大差距,应作为未来社区体育设施的发展重点。此外,应进一步增加专项体育场馆的种类和数量,目前乒乓球、羽毛球和篮球场馆占较大数量,其他运动项目尤其是非球类的运动项目对应场馆数量稀少,有待逐步丰富和完善,满足大众的多样化运动需求,提升运动兴趣,以期达到全民健身目标。
2. 社区体育设施的布点需与常住人口分布相匹配。福州市社区体育设施空间分布上大致均匀,但并未充分考虑人口数量与体育设施的匹配,导致社区体育设施无法公平合理地服务到所有居民。因此在增加社区体育设施布点时,应充分考虑人口分布与设施供给的相关性,补足需求短板,以改善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切实提高居民体育运动的频率与时长,推进群众体育蓬勃发展。
3. 通过城市更新改善社区体育设施的分布情况。福州城市建设处于旧城更新与新城扩张双轨并行的发展阶段,这两类区域恰好与福州市社区体育分布的薄弱区相吻合。区域特点分析显示出城市更新对改善社区体育设施分布情况的积极作用,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将包括社区体育设施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依据地域空间、设施特点、人口分布情况进行规划,可有效改善目前分布上存在的问题。旧城更新的重点在于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情况,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以置入运动场馆,可考虑复合利用土地建设设施,挖掘学校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潜力。对于用地受限的社区,可考虑置入集成式智慧体育设施,加强体育设施的信息化建设和运营水平,将健身与休闲娱乐、照明和景观等其他功能结合,将社区体育设施以更多样灵活的形式融入旧城的存量空间。福州市应推进社区体育设施建设与社区存量提升并举,贯彻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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