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田园诗歌的生态解读——以斯宾塞《牧人月历》为例

宋茂儒

1.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1756；
2. 成都工业学院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0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牧人月历》（The Shepherd"s Calendar，下文简称《月历》）既继承古希腊罗马田园诗歌传统，又在诗歌语言、创作手法以及主题意象等方面融入了鲜明的英国本土元素，展现出一幅景致宁静优美、牧人欢愉生活的阿卡迪亚式图卷，堪称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田园诗歌的典范。长期以来，人们对该时期的田园诗歌抱有偏见，认为诗歌中恬静闲适的牧羊生活过于理想浪漫化，具有消极遁世、怀旧返古的意味。因此，学者们在解读《月历》时更加关注诗歌隐含的政治、宗教和道德寓意，探寻诗人对人生、爱情和死亡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并将阿卡迪亚式的田园解读为远离宫廷争斗的退隐之所或者是讽喻宫廷和教会的罪恶与腐败的善恶之地。然而，过多关注田园的现实寓意无疑遮蔽了田园本身作为一种自然形态的内在价值。尽管田园诗歌中的田园与现实存在较大距离，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割裂甚至是复杂多变的。诗歌中的田园不应该仅仅是政治的或者宗教的“隐喻机制”，更应该是一个“真实景观”，是具有现实指涉的环境维度[1]。

生态批评是20 世纪中后期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实背景下探究文学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文学理论。透过生态批评的视野对田园文学进行重构可以释放其生态魅力，使其演绎成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文化力量，激励人们提升自身生态良知和生态情感。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以生态为尺度重审《月历》不仅可以窥探田园诗歌中蕴含的生态乌托邦愿景，也可以揭示诗人如何再现现实乡村，以及如何认识、思考与应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环境问题，引导人们与当下的生态困境进行对照，对当前人们应对生态危机，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永续具有启发意义。

追随着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和维吉尔（Virgil）等古希腊罗马文学先贤的足迹，斯宾塞在《月历》中也塑造出了阿卡迪亚式的理想田园，既拥有“空气多清新，习习微风多么暖和”[2]的舒适环境，也有“舞艺和曲艺都很卓越超群，常常令快活牧羊人快活开心”[2]152的欢畅生活。牧羊人在此既能免受狂风暴雨、毒蛇荆棘的侵扰，亦能纵情对唱和悠闲放牧，显现出浓郁的乌托邦色彩。若聚焦田园世界中的时空秩序，则可发现田园乌托邦实则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相互依赖的生态共同体。

斯宾塞在前言中借E·K 之名强调时间的重要性，“我们伟大永恒的救世主耶稣，道成肉身，让腐朽的世界恢复生机，让指向岁末的罗盘恢复如初，让他的子孙在新旧交替之际纪念他的诞生”[3]。在斯宾塞的田园世界中，线性的物理时间和循环的象征时间共存并行。线性流动的时间既摧残美好事物，又催逼新生命的出现，而循环往复的时间具有明显的救赎意味，引导个人在新旧轮回中走向重生。《月历》以十二月份建构起诗歌整体框架，展现出一年时间流变下田园的四季风光。在季节交替中，牧羊人科林·克劳德（Colin Clout）的个体生命历程、内在情感体验与自然环境变化融为一体。在春光无限的三月，“弗劳（花神）唤出一朵朵鲜花”，牧羊人们也“将开心消遣玩耍，学着莱媂丝的样儿嘻嘻哈哈”[2]53。而在冷酷难耐的十二月，“阵阵寒风呼啸不已”，年迈的牧羊人也将面对“寒冬后跟来的死神瘟疫”[2]237。这表明在时间的“镰刀”下，人与自然界的动植物共同经历生物学意义上的诞生、成长、繁茂与消亡。而在循环时间中，田园世界中的自然万物将会经历新一轮的四季更迭，人也将在朝圣和救赎中获得神圣性。可以看出，《月历》中两种时间的运动赋予人与自然内在的和谐，既在线性的时间中共生共灭，又在循环的时间里获得重生，走向永恒，从而形成了一幅变动不居、和谐永续的生态图景。

同样，斯宾塞在诗歌中也以有序的空间展现了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关系。《二月歌》讲述了橡树和蔷薇共生共存的寓言故事，心高气傲、孤芳自赏的蔷薇劝说农夫砍倒垂垂老矣的大橡树，蔷薇向农夫谄媚道：“啊，我的主宰，啊，天地万物之主，你亲手造就了植物高低变化。难道不是你曾亲手把我种下，我是你田里最重要、最美的花。”[2]35蔷薇对人地位和能力的颂扬揭示出自然万物存在高低之别，而人则处于这条秩序链条中的上端。事实上，诗歌中关于生物秩序排列分明的论述源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思考并由后世哲人不断探索的一个思想观念：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存在巨链是将世间万物依据自身善的程度区分等级并有序排列的无形链条，包含上帝、天使、人、鸟兽与昆虫等其他生物[4]。该理念深刻影响着早期现代英国时期的自然意识和文学创作。与斯宾塞同时代的博物学家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在其《四足兽简史》（The Historie of Foure-footed Beasts）中指出巨链将人与动物联系成一个整体，并描述巨链囊括了“从人到有生命或者有意识的生物，再到植物或无生命的生物，再到更低级的生物，它们仅仅是对更高级生物的模仿或者是影子”①。同样，斯宾塞借助存在巨链建构起了人与非人生物和谐稳定的关系，在其支配下，春天里的“燕子”“山楂”和“月桂”，夏日的“雏菊”“黑莓”和“百灵鸟”，冬日里的“夜莺”“云雀”和“乌鸦”构成一幅生物多样、和谐融洽的自然图景。更为重要的是，巨链上的自然万物形成了一个彼此联系、相互依存的生态共同体。橡树和蔷薇故事的结局正好印证了生物间生死依存的紧密关系，虽然蔷薇成功说服农夫砍倒橡树，但最终也因失去庇护导致自己丧失生命。由此看来，尽管附着在存在巨链上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难以涤除，但是巨链塑造出的空间仍不失为一个秩序井然、万物互联的绿色生态整体。田园中的牧羊人并非支配或者血腥杀戮非人生物，也未曾改造自然环境，而更多的是与自然融为一体，从中享受道德和精神上的愉悦。

保罗·阿尔帕斯（Paul Alpers）指出，田园诗的出现、发展与历史演变并非单纯的自然书写，而是在个人和文化动机的作用下对田园牧歌所反映的人们现实生活的阐释[5]。这表明田园书写关涉个人情感或者社会意识形态。从斯宾塞的个人经历与情感来看，尽管诗人大部分人生轨迹未曾长时间涉足自然，但却有短期乡村旅居的体验。《月历》中几首牧歌的创作地点是肯特郡布罗姆利镇（Bromley）的一处郊宅，其房主是诗人文学创作的赞助人主教约翰·杨（John Young）[6]，诗人的乡村经历无疑为其贴近、感受和思考现实自然提供了契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文选编辑亚历山大·格罗萨特（Alexander Grosart）则通过考证诗人在兰开夏郡（Lancashire）的旅居生活，认为《月历》有使用英国北部乡村方言的痕迹，并指出诗人首次将田园世界搬至真实乡村中，并使用地方语言进行创作，使其不再是一个想象的艺术田园[7]。有鉴于此，斯宾塞诗歌中的生态乌托邦可以被理解为对现实英国乡村的理想投射，展现着诗人对英国现实乡村自然的独特情愫。事实上，《月历》中某些牧歌也的确再现了鲜明的英国地方景观，陈红教授指出：“牧歌的背景从阿卡迪亚转移至英国肯特郡，全诗描写的是英国田园风景，出现诸如山雀、斑鸠、画眉、夜莺以及橡树、三色堇等英国常见的鸟类和植物，还涉及沼泽、湿地等英国自然风光。”[8]《十一月歌》是吊唁女子黛朵（Dido）的挽歌，科林在哀悼中呈现的景象恰好是肯特地方景观，牧羊人悲痛地哀叹，“一片片冰封的牧场含悲带戚，尽失那万紫千红的缤纷旖旎”，“斑鸠栖息在那光秃秃的枝梢”，“那啼血的夜莺哟，在哀哀啼叫”[2]215-216。可见，斯宾塞对冰封的牧场、栖息的斑鸠和啼叫的夜莺等英国特有的地貌景观和动植物谙熟于心，并运用诗歌艺术将理想田园与现实乡村糅合为一个人与自然万物共栖共荣的和谐世界。此外，诗人对乡村自然的钟情恰好也凝聚在为自己代言的牧羊人科林的名字上，科林（Colin）是英国中下阶层乡村青年常见的名字，而克劳德（Clout）表示“一块泥土”，两词均与乡村息息相关，揭示出诗歌的现实关怀维度。由此看来，斯宾塞呈现的田园乌托邦并非全然是虚幻之象，也具有满含个人情感的现实根基，诗人笔下的理想田园与英国现实乡村遥相呼应、应和共鸣，透露着诗人对景致优美、质朴宁静的英国乡村的热爱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思考。

尽管英国工业技术革命并未在斯宾塞的时代开启，但是各种环境问题却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中不断显现。英帝国的海外殖民贸易促使冶铁、木材行业扩大生产规模，过度开采矿物和滥伐森林的现象在英国乡村随处可见。随着伦敦等主要城市的人口猛增以及木材价格攀升，海煤成为城镇居民生活燃料的最佳替代品，但其释放出的含硫气体却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另外，历史学家证实，早期现代英国正经历着气候不稳定的“小冰期”，寒冷的气候和频繁的暴雨导致整个欧洲部分农作物无法成熟和农产品供应紧张，并随之引发食物短缺、牲畜染病、饥荒和瘟疫频发等社会问题[9]。可见，早期现代英国经历着各种现代社会所定义的环境危机，而在自然环境的深刻变化下，斯宾塞眼中理想和谐的英国乡村势必无法摆脱历史变革的洪流。事实上，该时期各类环境问题已经悄无声息地触发了作家们的环境意识，有学者认为16、17 世纪英国伦敦城市的繁荣与该时期田园诗歌的兴盛具有一定关联，共同促使英国居民和艺术家萌发了环境意识[1]48。就斯宾塞而言，诗人对现实环境危机的担忧也时常在其作品中显露。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洛琳·麦茜特（Colleen McCullough）认为《仙后》（The Faerie Queene）第二卷中的“玛门洞穴”（Mammon’s Cave）故事展现了斯宾塞所处时代中人们开采地下矿物的历史图景，并指出诗人以母亲喻指地球，强调开采矿物既然污染了地球的“子宫”，也导致人类走向道德堕落[10]。同样，《月历》中的田园世界也具有现实环境维度，弥散着诗人对该时期英国乡村环境恶化的忧思。

透过诗人的环境意识，《月历》时有隐射英国乡村的现实环境问题，为欢愉的田园世界添加了几抹危机四伏的冷色调。结合斯宾塞的时代背景，可以发现《二月歌》中橡树和蔷薇的寓言在传递自然万物相互依赖的生态启示的同时，也隐晦揭示当时英国森林资源商品化加剧，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程度的历史事实。16 世纪的英国正值地理大发现时期，海外殖民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国内造船业、冶铁业、渔业乃至军事行业的迅速发展，这些行业的兴盛无疑都需要大量的木材作为生产商品的原材料或燃料，而橡树则是推动该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森林资源之一。更甚的是，由于英国国内木材供应不足以及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森林资源保护法案，英国在16 世纪后期将本国冶铁等行业迁移至其殖民地爱尔兰，掠夺当地的森林资源[11]。可见，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时代背景下，砍伐森林，开发木材的商品价值已成为无法逆转的社会活动，寓言中农夫砍伐橡树极有可能是诗人对这一社会活动的文学再现。有学者指出，斯宾塞借助该寓言隐射了1579 年5 月英国枢密院指控艾尔默（Aylmer）主教在富勒姆宫砍伐400 棵树木的历史事实[12]。可以说，诗人眼光紧锁着滥伐森林蔚然成风的社会现实，并借助寓言传递出对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顾虑和隐忧，折射出诗人对彼时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毁坏自然环境的控诉，这也是为何诗人会以“大地战栗，大地也因为害怕而晃动不已。那棵橡树倒在地上，无人怜惜”[2]37来诉说橡树倾倒已成事实的悲切。值得注意的是，橡树在当时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英国历史和国家认同紧密相关。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指出，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对历经时间沧桑的古老橡树有特殊的偏爱。橡树被认为是力量的象征，伴随着当时英国海上力量的强大，它甚至成为了英国人民的象征，代表阳刚、活力与坚定[13]。这样看来，斯宾塞在诗歌中营造橡树倾倒的凄凉悲壮之感实则是诗人巧妙地将个人对自然环境恶化的关切植入到深沉的民族情感中，隐晦地斥责滥伐森林引发的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损害着英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如果说橡树和蔷薇寓言比较晦涩地揭示了诗人对环境危机的敏锐洞察力，那么《九月歌》中牧羊人赫宾诺尔（Hobbinol）和狄厷（Diggon）的对话则是诗人直接揭露乡村变革中出现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于针砭时弊中融入了深刻的生态反思。两位牧羊人讲述了狄厷为追逐更多的利益而将羊群迁移至远土，却发现这里是道德堕落、物欲横流之地，“所有人都为发横财用尽心机，没有一个国家再讲道德仁义。都在干出卖礼义廉耻的勾当，将美誉和贤明变成一个市场。牧羊人之间互相盗窃彼此抢，而且设下圈套将亲兄弟欺诳。要么买走别人的羊不给分文，要么疯狂割断牧羊人的喉咙”[2]174。远土残暴贪婪的牧羊人与质朴率真的科林和赫宾诺尔形成巨大反差，也与这个和谐融洽的田园世界格格不入。结合历史语境来看，狄厷所指的远土并非遥远之境，实则是16 世纪英国“羊吃人”圈地运动下的现实乡村图景。虽然工业化时代还未到来，但是资本、雇佣以及贸易等商品经济元素已经发挥巨大作用，羊毛在商品贸易中的诱人利润却使得圈地运动如火如荼地在英国推行，不仅造成耕地面积减少，沼泽、森林等自然资源被大肆开垦，而且引发了村庄减少、乡村人口缩减等诸多社会问题。尽管诗歌中未曾直接揭露圈地运动带来的乡村环境问题，但是诗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商品经济扩张所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在《九月歌》中，诗人以狂怒的“公牛”、虚荣的“公鸡”等动物形象指代圈地运动中的傲慢冷漠的牧场主，又以狄厷的经历呈现出该时期乡村农民被迫脱离自耕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而成为无根漂泊的流民，在对比之中描绘出一幅人间疾苦的悲惨景象。之前拥有“肥美的羊群”的狄厷沦落到如今“潦倒穷困”的落魄流民，身边的羊群已不见踪迹。诗人在这里并未含蓄隐射，而是平铺直叙地呈现了该时期农民被无情剥夺土地而坠入流离失所甚至欺瞒盗窃的窘迫境地。可以看出，斯宾塞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暗合了现代生态批评学者所定义的“环境公正”议题，也即是，“在环境想象与环境话语中关注社会因素造成的非公正环境境遇，将生态、人文和伦理三重维度集于一体。”[14]诗人洞察到该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圈地运动的推进不仅催化了社会道德腐化堕落，也引发了社会阶层和贫富差距的快速分化，揭示了圈地运动实质上使得牧场主为代表的少数人掠夺了过多的乡村土地资源，从而剥夺了乡村农民平等分享自然福祉的权利，传递出诗人对社会剥削和社会压迫等社会不公正现象的谴责，以及对宁静安定、人伦和谐的传统理想乡村日渐式微的哀痛。

由此看来，斯宾塞借助田园诗歌不仅畅想了英国乡村宁静祥和的理想一面，也深刻呈现了16 世纪中后期英国乡村自然和社会的变革图景，并敏锐觉察到商品经济与圈地运动的推进对环境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巨大破坏。然而，如果商品经济的繁荣需要建立在残酷攫取自然资源和凶狠的社会压迫之上，斯宾塞对这种经济运作模式无疑持否定态度，这也是为何诗人之后长叹：“啊，天佑之绵羊！伟大的牧羊人！购下羊群可是花了大笔金银，为了防止豺狼将羊群撕成碎片，不惜流血流汗，拼命将其保全！”[2]132这里的羊群并非指圈地运动推进下的商品羊，而是象征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田园，而“流血流汗，拼命将其保全”则是诗人在商品经济“豺狼”面前继续坚守田园乌托邦的勇敢姿态。

与斯宾塞同时代的诗人菲利普·锡德尼在《为诗一辩》（An Apology for Poetry）中提到诗歌具有寓教于乐的功能，能对读者进行道德教化，提升其道德境界，并认为尽管田园诗会描述下层人民的乡村生活，但豺狼和羊的寓言中也包含对耐心等美德的诠释[15]。斯宾塞同样强调诗歌的道德教喻功能，他在致瓦尔特·罗利（Walter Ralegh）的书信中讲到《仙后》的创作目的是“塑造一个拥有十二种美德的绅士”，并将圣洁、节制、贞洁、友谊、正义和礼节作为前六卷中主人公骑士所代表的美德。至于《月历》，其中的5 首牧歌（二月、五月、七月、九月以及十月歌）正好构成一组“曼图安式”（Mantuanesque）的道德组诗，并且每首牧歌后均有名为E·K 的人阐释其文学渊源及道德内涵。诗歌透过城市与乡村、年轻与年长、享受与责任等现实冲突发出道德警示和劝谕[16]。

有学者指出，文艺复兴田园诗蕴含着深刻丰富的伦理启示，既能够引导读者反思谋求社会财富和地位的方式，关注环境公正和土地管理的问题，思考“前资本主义时期”理想的经济关系，同时又可以通过追忆生态和谐的“黄金时代”或隐或显地批判当下环境的退化[17]。事实上，在环境问题频发的现实语境下，斯宾塞在田园牧歌中强调道德教喻不仅在于呼吁个人塑造良好品质，也透露着诗人在环境意识萌发下探索如何保护英国乡村免受商品经济吞噬的生态思考，也即是说，《月历》中的道德教喻具有关怀现实乡村自然的生态伦理启示。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现代生态伦理思潮旗帜鲜明地提出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非人的平等和谐，将源于人类社会的道德共同体推广至动物、植物、高山、河流乃至整个生态系统，斯宾塞并未劝诫时人如何关爱非人生物，而是将对英国乡村的情愫和环境退化的忧思转化为探索如何借助道德教喻使得人们再次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田园之中。在《七月歌》中，牧羊人桑玛林（Thomalin）与莫里尔（Morrell）的谈论内容庞杂含混，既有结合《圣经》追溯英国的辉煌历史，也有探讨傲慢与谦卑等道德话题。E·K 在牧歌后的评论指出桑玛林象征美德—“适度”（In medio virtus），并强调所有的美德都处在适度的标尺上，“适度”的两端被两种对立的罪恶（过少和过度）围困，追求“适度”才能获得至高的幸福[2]138。“适度”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既是亚里士多德追求道德至善中需要遵循的黄金比例，也与禁欲、忍耐等西方传统道德准则相契合，旨在塑造一个道德完美的人。而在斯宾塞的笔下，它也是恢复人与自然和谐、重回理想田园的道德力量。在《七月歌》对应的木刻画中，傲慢自大的莫里尔端坐在山丘上，而山脚的羊群散乱游荡，暗示田园世界处在失序混乱的状态，而诗人借桑玛林之口指明“适度”的重要性，实则是劝导莫里尔保持理性，克制欲望，重拾牧羊人身份，开启重返时空有序田园的可能。鉴于诗人的现实乡村关怀以及对商品经济和圈地运动引发的环境危机的隐忧，“适度”可被视为一种“绿色”美德，是诗人以道德教喻去修复现实环境危机和解决社会不公正问题的理想尝试。

此外，诗人也重视“管理”对重建理想田园的特殊作用。在《五月歌》中，牧羊人皮尔斯（Piers）对雇佣牧羊人过度追求财富给予道德谴责，认为“因为如果他活在下流淫欲里，所有财富和信托就毫无意义，那些可都是父辈留下的遗嘱，很快因为管理不善损毁不剩”[2]95。诗人在这里强调“管理”对延续父辈们遗产的重要性，也即是凸显“管理”对延续传统田园生活方式的重大意义。事实上，斯宾塞在《月历》中多处呼吁牧羊人“管理”羊群，并且出于道德劝谕，诗人更倾向对“管理”进行否定修饰，用以更加清晰地展现背离理想田园所带来的恶果，如：“ill gouernement”（《一月歌》）、“greedie gouernaunce”（《五月歌》）、“misgouernaunce”（《十一月歌》）。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现代英国常常将“管理”视为美德，体现的是一种“以关爱和节俭为核心的道德规范”[15]21。由此可见，“管理”并不是对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宣扬，而是实现理想田园中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维持田园世界和谐有序的核心方式。有学者指出，“生态”的拉丁词源为“oikos”，意为“居住”“住所”“家庭”。该词由两个词根构成，“logos”意指“管理体系”，“nomos”表示“法律”和“规则”，并认为“管理”是以节俭的方式去维持世界的运行，节俭不是吝啬，而是友善与慷慨[18]。可以看出，“管理”深植于“生态”一词的内涵之中，甚至是“生态”得以实现的必要基础。斯宾塞强调“管理”羊群并非提倡对自然进行支配统治，而是重拾友善和谐的传统田园生活方式。有鉴于此，诗人在诗歌中宣扬“适度”和“管理”的美德不仅是为了塑造个人品质，也具有关怀环境的生态伦理启示意义，诗人将这两种美德作为重返生态理想田园的密钥，以此抵挡英国乡村变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环境危机和社会不公正问题，并恢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内在和谐。

正如胡志红教授所言，“作为一种充满魅力的经典文类，田园主义当然不因此而被完全否定，一方面要对其背后潜藏的统治自然的机制予以解构，另一方面也有透过生态批评的视野对它予以重构，让他投射出生态的魅力”[19]。作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田园诗集，《月历》的生态价值无疑是丰富厚重的，它绝不仅限于描绘出一个理想的生态乌托邦，更是对现实自然和环境危机的深刻再现，揭示出诗人对英国乡村的热爱以及对商品经济和圈地运动扩张下乡村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态不断恶化的忧思，展现出环境意识已经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头脑中暗潮涌动。透过生态批评的视野，立足田园的现实维度，可以发现斯宾塞诗歌中的田园更加接近利奥·马克斯（Leo Marx）所定义的“复杂型田园”，诗人并未在理想田园中伤感怀旧，归隐避世。相反，诗人直视乡村变革的历史现实，将“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与田园幻境相并置”[20]，并企图以“适度”和“管理”为核心的道德教喻作为应对环境问题、修缮人伦关系以及重返理想田园的救赎力量，既反映出诗人关怀现实乡村的环境责任意识，也赋予了诗歌超越时空的生态伦理与审美价值，对当前人们应对生态危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给予深刻启示。

注释：

① 转引自GRABIEL Egan. Green Shakespeare: From ecopolitics to ecocritic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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