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研究的本土探索——以《教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李艳莉

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研究的本土探索——以《教育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李艳莉

（山西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所办的《教育杂志》是我国教育研究的重要阵地，也刊载了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成为洞察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研究本土探索的一个窗口。根据民国时期《教育杂志》刊载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数量、主题等，可以发现《教育杂志》中社会教育研究经历了四个阶段，且形成了一个社会教育研究群体。同时，其社会教育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于平民教育、识字教育、民众教育、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理论、战时的社会教育、国外社会教育理论和概况等方面。《教育杂志》刊载社会教育研究文章，推动了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本土探索，传播了国外的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形成了我国的社会教育研究群体。在借鉴民国时期《教育杂志》对现代教育研究本土探索的基础上，社会教育研究从以下几方面努力：注重社会教育的理论研究，建设社会教育学学科；
立足本土的社会教育实践，推动外来社会教育研究的本土化；
强调教育期刊与社会教育研究协同，助力于社会教育研究的发展；
培育社会教育研究群体，集中推动社会教育研究的开展。

民国时期；
社会教育研究；
《教育杂志》；
本土探索

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社会教育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近代教育思想观念演变、教育制度更替、各种教育思潮的兴衰以及各种教育实践活动，几乎都有社会教育的作用。[1]因此，社会教育研究也成为近代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之一。研究者通过著作、期刊等不同载体对社会教育的内涵、价值、实施途径等进行了探讨。1909年，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教育杂志》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重要阵地。此后，以马宗荣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于《教育杂志》发表了社会教育研究的相关文章，助推了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本土探索。鉴于此，本文以《教育杂志》刊载的社会教育研究文章为中心进行考察，分析其主题，探寻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本土探索，为当前社会教育研究的更好推进以及社会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教育杂志》中刊载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呈现时间、发文作者以及研究主题方面的差异，具体如下。

（一）研究阶段

通过分析《教育杂志》中社会教育研究发文数量的年度分布、文章内容和主题，并结合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的政策、实践开展情况以及社会环境大背景等考察，发现民国时期《教育杂志》中社会教育研究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 起步阶段（1912-1918年）

1912年，社会教育司成立。这标志着社会教育在教育行政上取得地位，也使得社会教育研究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此社会教育研究迈入起步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教育文章数量先增加后减少。1914年，《教育杂志》共刊载了5篇介绍国外社会教育的文章，且1914年的社会教育文章数量在此阶段内处于峰值，共发文7篇。起步阶段的社会教育研究以介绍国外社会教育为主，但也有学者开始对社会教育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如侯鸿鉴的《说社会教育》是其中的代表作。

2. 发展阶段（1919-1927年）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社会教育研究群体开始探索社会教育新的发展方向，各种教育团体投身到社会教育的改革和实验中，这为社会教育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在1919-1927年间，除1924-1925年经历短暂的下滑外，《教育杂志》刊发的社会教育文章的数量大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1926-1927年增幅极大，于1927年达到峰值，发文数量高达20篇。这主要与《教育杂志》于1927年开设“城市平民教育专号”有关。发展阶段的社会教育研究主要围绕平民教育进行，以城市平民教育为重点、兼论乡村平民教育，致力于通过平民教育提升民众的素养。

3. 高潮阶段（1928-1939年）

1928-1934年《教育杂志》中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数量增幅缓慢，波动不大。其中，1932-1933年《教育杂志》刊发的社会教育研究文章数量为0篇，这与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和占领香港等有关，使得《教育杂志》曾于1932年1月至1934年8月休刊有关。1934年《教育杂志》复刊以后，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数量激增，尤其是1934-1935年增幅极大，于1935年达到峰值，发文数量高达30篇。其中，该年有近2/3的文章都是围绕“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展开。其后，社会教育研究文章数量虽有下降，但大体维持在3篇以上，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到1937-1939年，研究者对社会教育的关注没有因战争而消减，1939年的发文量为15篇。1937年以后，《教育杂志》刊发的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的主题开始发生变化，集中于关注战时的社会教育如何更好地实施以服务于国家和民众、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价值以及路径等主题，注重社会教育研究的实用性和时代性，很好地体现了社会教育研究者以社会教育研究服务于社会、时代的研究诉求。

4. 挫折阶段（1940-1948年）

受战争的影响，《教育杂志》于1941年12月被迫休刊，刊发的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数量随即减少，这一情形一直维持到1946年。随着《教育杂志》于1947年7月复刊，复刊后的第一期即有文章探讨了今后中国社会教育发展的途径。此后，《教育杂志》刊发的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数量逐渐增多。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杂志》于1948年特别出版了“社会教育专辑”，社会教育研究经历挫折后又逐渐呈现短暂的复兴，也使得1947年、1948年社会教育研究的发文量为6篇、8篇，学者们对于中国今后的社会教育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作者情况

通过整理《教育杂志》中社会教育研究的发文作者，对其作者的情况大体整理如表1，①《教育杂志》形成的社会教育研究群体的发文数量、学历、职业等特征为：

1. 发文数量

陈礼江和汤茂如在《教育杂志》发表的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数量并列第一，陈礼江在1934-1948年间发表文章6篇，汤茂如在1927年间发表文章6篇。相较于陈礼江而言，汤茂如撰稿时间段较为集中。在所有作者中，陈礼江撰稿时间跨度长达14年，表明他对社会教育的关注较为持续。如表1所示，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有20人，这20人的撰稿数量占有署名作者群撰稿总数的38%。

表1　 《教育杂志》社会教育文章作者情况

2. 学历

《教育杂志》上发表社会教育研究文章的作者学历较高，且留学经历的作者占据多数。如表1所示，最终获硕士学位的至少有6人，获博士学位的至少有3人，高层次人才所占比例较高，占45%。与此同时，上述作者中具有留学经历的有9人，占表中人数的45%。在这些具有留学经历的作者中，又以具有留美经历的占据多数。从《教育杂志》中的高学历和留学经历占多数的作者群体来看，有助于社会教育研究质量的提升以及强化对国外社会教育的译介和传播等。

3. 职业

《教育杂志》上发表社会教育研究文章的作者职业分布多元，主要分布在大学、培养社会教育师资的学校，也有一些任职于教育行政机关、社会教育学术团体及民众教育馆、出版社等。[2]同时，如表1所示，这些作者大多有多重身份，如在表1高校教授中有3人曾先后担任社会教育司司长。总体而言，高校教授是社会教育研究的主体，教育行政人员和社会教育学术团体成员则是社会教育研究的重要力量。

民国时期《教育杂志》刊发有关社会教育的文章达150篇，其研究主题集中于平民教育、识字教育、民众教育、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理论探索、战时的社会教育、国外社会教育理论和概况及其他。

平民教育这一主题是《教育杂志》中社会教育研究的最热门领域，共刊发了36篇相关文章，占社会教育研究文章总数的24%，这类主题的文章集中出现在1924-1927年间。其次是识字教育和民众教育，《教育杂志》刊载的这两类主题的文章都为22篇，占社会教育研究文章总量的14.67%。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是《教育杂志》中刊载的社会教育研究的第三大主题，相关文章共有20篇，占比为13.33%。社会教育的理论探索也是《教育杂志》中发文较多的一个领域，相关文章共有17篇，占比为11.33%，其内容论及社会教育理论基础、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这类主题在各年度分布较均匀。战时的社会教育、国外社会教育发文数分别为14篇和13篇，占比均不足10%。

（一）平民教育研究

海外华工的生存困境以及“教育救国”理念下的民族改造运动萌发并促进了平民教育思想的发展，[3]教育界人士积极开展平民教育的实验和改革，社会教育的研究领域也因此出现勃兴高涨的情形。《教育杂志》中有关平民教育的研究，其研究内容大致为以下三方面。

1. 城市平民教育研究

陈宗器在《青年工人的教育》一文对青年工人教育的价值、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了研究，并强调青年工人的教育应由教育家、资本家、工人三方面合作来实施。[4]汤茂如在《城市平民教育实施法大纲》中，从训练人才、筹集经费到招生、学校组织及课程教材等在内的城市平民教育实施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5]此外，在“城市平民教育专号”中，城市平民学校的课程、教学法、教材、测验、视导法和管理法皆有专文论述。

2. 乡村平民教育研究

王骏声在《青年农民的教育》一文中指出农村的青年教育尤为重要，就其发育时期而言，正是人生最危险的阶段；
就其责任而言，是农村的中心人物，是国家的主人翁。[6]傅葆琛在《乡村平民教育大意》一文中指出乡村平民教育和城市平民教育在试教区域、受教人数、办学时期、教材教法、行政范围这些方面存在差异，故不能简单抄袭城市平民教育的实施方法。同时，该文还提到乡村平民教育和乡村小学教育应合作互助，农民教育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一部分等。[7]

3. 各地平民教育运动情况的介绍

《教育杂志》还刊载了诸多平民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总结。如《各省区平民教育运动之进行概括》一文介绍了山东、山西、湖北等地的平民教育运动概况，如各地开办的平民学校的数量、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展的工作，等。《北京之表演平民学校》一文则介绍了北京表演平民学校的办学目的、筹办表演平民学校的经过、对各校的视导结论、教师对于改进表演平民学校的意见，并总结了办理表演平民学校的经验。

（二）识字教育研究

20世纪20年代，已有少数研究者关注识字教育的研究。在《识字问题之研究》一文中，王克仁通过介绍外国人对识字拼字的研究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总结，得出识字顺序等方面的启示，并呼吁国人要以实验的方式开展识字问题的研究。[8]此外，徐锡龄从目标、方法两方面分析当前识字学校的缺陷，并提出改进途径，如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阅读兴趣。[9]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政府认识到文字普及关乎民众素质的提升和民族复兴，并于20世纪30年代推行强迫识字教育，各地纷纷响应，尤以上海市识字教育成效最为显著。《教育杂志》特开设“上海市推行识字教育”专号，以对这一运动进行及时报道。吕海澜《上海市识字教育宣传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宣传目标、宣传方法、宣传大纲、宣传周计划和筹备情形，或文字叙述、或列表说明、向读者完整地展示上海市识字教育的宣传过程。[10]通过分析从这些文章内容，可以看出上海市识字教育的开展有强迫性的特点，如据《教育杂志》记载：“不识字民众必须向附近识字学校报名入学，有规避者处以二角以上五元以下之罚金或令服两小时以上五日以下之劳役。”[10]

此外，有些研究着重谈及了对上海市识字教育运动的观感。其中，许多研究强调识字教育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文字学习，而是对民众整个生活的改造，且要使受教育者所需识的字同他们的生活发生联系。还有些文章论及识字教育责任主体，如《提倡识字教育之雇主责任》《识字教育运动与警察》等，均强调了识字教育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所有市民均有出力推进以达成功的责任。

（三）民众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的兴起是“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思潮在社会教育的体现，政府、教育团体及教育家从各自追求出发，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11]《教育杂志》及时捕捉并刊登了这些研究成果，具体如下。

1. 民众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

以《民众教育如何生根》为例，该文作者唐风分析了民众教育本质上的缺陷是无民主之父，民生经济之母，民族文化之师，因此得出“现时民教的路线主张生根在革新的政治基础上，成长在最多数民众迫切需要的民生的经济活动中，结果在非个人本位的群体生活的社会关系下的”[12]的结论。此外，有研究还对战时民众教育如何实施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课程、教学方法、师资、场地和设施等问题。陈启肃则根据战时民众教育目标，提出社会教育课程内容至少应包括政治教育、自卫教育和生产教育三项，占比分别为40%、40%、20%。[13]因民众教育的工作人员人数较少，而需受教育人数却不少，故高乃同、陈曾善提出应将大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他乡逃来之有知识无职业的难民、前进的技术人员等吸纳到民众教育工作中。[14]同时，何清儒指出战时的民众教育的教学方法也应灵活多样，除演讲外，还可采用团体谈话、个别谈话等，针对军事训练等内容则应用实地演习的方法。[15]此外，高乃同、陈曾善认为战时的民众教育的实施没有固定的地点，尽可能在对象居住附近或工作场所等。[14]

2. 民众教育实施机构的研究

潘公展对民众学校的招生问题进行了研究，回答了招收者为何人、如何招收入学、如何惩处招而不来之民众、如何逐渐肃清文盲这四个问题，为解决民众学校招生问题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意见。[16]张学铭则根据自身从事民众教育的多年经验谈现在民众学校的存在的不足，并主张从学制、师资、教材和考试等方面进行改革。[17]朱秉国则针对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是当时民众教育运动的中心，故以其为研究对象，列举该教育学院的事业并分析该学院的特点和工作精神，最后指出其今后在实施民众教育中的注意事项。[18]

3. 各地民众教育实施状况的介绍

曾一之在《江西省会之简易教育》一文先对江西省会民众教育的实施原则、试行动机和筹备经过简单介绍，而后详细阐述了其实施方法，包括调查文盲、推行方式、考核工作等的实施方法，内容列表多达三十个，如辅导区施教者分配表和受教进度总测验试卷等。最后总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之处及成绩。[19]

另外，还有文章对其他地区的民众教育实施状况进行介绍，如《江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面面观》是代表作。

（四）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研究

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又可称为“学校中心的社会教育”，即“以学校全体为社会教育的主体及援助者的社会教育”[20]。《教育杂志》中有关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研究在1937年后开始增多，并于1939年达到峰值，为9篇，这与这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法规有关。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价值的探讨

多数研究都是从社会、学校、个人层面论述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价值。一是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于社会而言，刘百川指出有利于教育的普及，提高普通民众的智识；
[21]二是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于学校而言，方惇颐指出除了可以减少学校物质方面的浪费，还能矫正学校形式化、脱离社会的弊端；
[22]三是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于个人而言，赵廷为指出能促进学生个性和能力的发展，使得学生可从中获得教育性的经验。[23]

2. 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如芮秀芝在《国民学校民教部的困难问题》一文指出大多数学校缺乏民教部，即使有也是有名无实，存在无专门的民教师资，课程内容单一、经费不足等问题。[24]丁重宣则进一步分析提出在于办理者对社会教育没有正确认识，以为办理社会教育是学校的次要工作。[25]

3. 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教育的推进路径

芮秀芝提出学校应从课程内容、教材教法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成人的学习心理和实际生活。[24]胡家健则把研究视野投向乡村学校，提出要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心机关，为此乡村学校要以全乡镇民众为学生，在开展识字运动、职业指导运动、合作组织运动等教育活动中对农民整个生活进行指导。[26]另外，为提高学校兼办社会教育的积极性，陆叔昂指出教育局可以对办学有成效的学校予以奖励。[27]这些文章为学校兼办社会教育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五）社会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教育杂志》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为宗旨，关于社会教育的研究也涉及到了社会教育的价值、途径、发展趋势、目标，等。

1. 社会教育的价值

贾丰臻在《吾国今后宜注意于社会教育》等文章中从学校教育的不足、当前社会种种的不良现象等方面入手，引申出社会教育的地位和价值，提出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应相提并进，互相为用，不可顾此失彼。[28]陈礼江在《今后中国社会教育之途径》一文指出，社会教育的价值在于不仅能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而且民主政治、生产工业化、理想的合理生活的实现皆有赖于社会教育。[29]

2. 社会教育的方法

侯鸿渐等在《说社会教育》《社教方式之演变与其限度》等文章中，谈到社会教育方法主要包括宣讲、演剧、教育播音、教育电影等。社会教育的方法因人而异，如针对不识字者应以演说、博物文库为主，以高其道德、增其知识。[30]此外，有研究通过分析各种社会教育方法的利弊后，提出在社会教育实施中要注意兼用不同的方法。

3. 社会教育的发展趋势

童润之、邵晓堡在《今后中国的社会教育》中提出，今后社会教育应从研究社会教育的理论、建设社会全面教育体系及为工业化民主新中国的建设服务这三方面进行努力。[31]董渭川认为今后社会教育应走机会大众化、方式社会化、内容生活化及方向民主化的道路。[32]此外，还有从师资和经费方面研究社会教育实施的前提条件。

4. 战时社会教育的目标

陈启肃指出战时社会教育至少要达到使民众有抗战的意志和决心、使民众有抗战自卫的能力、使民众有生产的能力、使民众成为中国的一个优秀国民的目标。[13]

（六）国外社会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教育学界对西方教育学进行了译介和传播。《教育杂志》也对美国、德国、英国、丹麦、日本等国的社会教育研究成果和实践情形进行了介绍，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了借鉴。

其中，《教育杂志》对美国的社会教育最为关注，刊文数量为4.5篇，②占该主题总量的34.62%。从文章内容来看，主要介绍了美国社会教育事业及美国大学的推广教育。太玄的《世界最大之通俗教育》对美国毕兹薄克市加奈基馆进行详细介绍，指出该馆可谓包罗万象，除有图书馆、儿童室、音乐室外，还有美术科、博物科及工艺学校等。[33]郑一华《美国大学教育之大众化》介绍了美国大学推广教育的含义、目标、活动范围等，为读者清晰地展现了美国大学如何服务社会的情状。[34]

《教育杂志》还对日本的社会教育进行了研究，发文数量为3篇，占该主题总量的23.08%。其中，陆规亮的《日本东京通俗教育馆组织法陈列品之概略》等则对东京通俗教育馆的情况，如该馆地点、各处之布置、博物陈列品等，并发出“假使有此机关，非特足以补学校教育之不及，立社会教育之基础”[35]的感慨。

除侧重介绍日本社会教育的设施、制度外，马宗荣对日本学者吉田熊次《社会教育原论》的介绍，反映出国人开始注重学习和介绍日本社会教育理论的追求。[36]此外，《教育杂志》还对德国、波兰等国的社会教育进行了研究，发文数量分别为3篇、1篇，分别占该主题总量的23.08%、7.69%。

德国的民育普及会、波兰的民众中学校等社会教育机构相继被《教育杂志》中的相关文章予以介绍。总体来说，《教育杂志》并未涉及国外研究者撰写的社会教育文章，仅是以我国研究者对国外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介绍为主，并以介绍欧美国家，尤以介绍美国社会教育实践最多。当然，研究者的国外社会教育研究也有一定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很多文章只是停留在介绍层面，深入研究则略显不足。

学术期刊作为媒体，其价值就在于通过中介性作用，可以传播最新学术信息，还可以发现优秀作者，壮大研究队伍等。[37]民国时期，《教育杂志》中历年刊载的社会教育研究文章仅有150篇，与《教育杂志》40年发文总数相比很少。但我们不能因刊文数量少忽视其对社会教育研究本土化的贡献。

（一）推动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本土探索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在发刊词中明确地提出，该杂志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在“介绍外国教育文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同时，“创造独立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以及“别出心裁地去创造一种适合国情的新理论和方法”。由此，《教育杂志》针对外来教育学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开始试图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探索适合教育学的发展道路。

如前所述，《教育杂志》刊载的社会教育研究文章，较多为结合我国本土实践进行的理论探索，以及对我国社会教育实践推进的思考。其中，如《今后中国的社会教育》《中国社会教育路线之发展》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社会教育应如何发展等均是其中的代表作。这些社会教育研究成果使得来自于国外的“社会教育”在中国生根发芽，为国人所认识和熟悉。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教育研究者们“高瞻远瞩的眼光也渐渐回顾到本国民族性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本国社会一般民众的实况和需要了”，[38]使社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从中国国情出发，致力于解决中国本土的社会教育问题，构建和描绘了中国社会教育的研究框架，从而推动了社会教育研究的本土探索。

（二）传播国外的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

民国时期，在出版机构、期刊等媒体的助力下，西方教育学得以在中国译介和传播。《教育杂志》作为近代中国教育期刊中的翘楚，一个重要职责便是在“研究教育，改良学务”宗旨的引领下“译述关于教育之新学理”。因此，《教育杂志》还承担起了传播西方社会教育理念、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重任。[39]《教育杂志》首先对美国、日本、德国等社会教育的实施情况进行了介绍，使得国人清晰了国外社会教育实践的具体开展情况，也有助于进行对比和借鉴。同时，《教育杂志》还对国外的社会教育研究著述进行了译介和传播，如马宗荣对吉田熊次的《社会教育原论》的介绍。凭借期刊迅速性、即时性等特点，《教育杂志》使国外的社会教育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探索，及时地呈现于国人视野中，有效地促使国人迅速把握国外的社会教育研究进展。

（三）培育我国的社会教育研究群体

毋庸置疑，《教育杂志》是由编辑群体、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构成的教育期刊。《教育杂志》通过刊载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形成和培育了一个社会教育研究的作者群体，如侯鸿鉴、陈礼江、常导之、马宗荣、傅葆琛等均是代表。这些社会教育研究的作者群体通过关注国内外社会教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为我国社会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这些作者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率先介绍了社会教育这一全新的概念，也引领了我国社会教育研究重点、热点的发展方向。同时，他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教育研究领域，马宗荣等还推动了社会教育以课程、系的形式在高等学校中的设置和发展壮大。陈礼江1941年在四川璧山创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则进一步加速了社会教育专门人才机构的发展。此外，这些研究群体使得社会教育以教育学分支学科的面目进入大众视野，推动了社会教育学在中国的萌生和发展。

纵观民国时期《教育杂志》刊载的社会教育研究文章，呈现出初始阶段的缓慢发展，后来的勃兴高涨，再到后期的挫折，总体开启了我国社会教育研究的先河，引起了国人对社会教育的关注。虽然一定程度上存在对社会教育理论研究不够深入等不足，民国时期《教育杂志》中刊载社会教育研究文章开启的社会教育研究的本土探索，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研究的开展有弥足珍贵的启示意义。

（一）注重社会教育研究，建设社会教育学学科

民国时期是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黄金期。教育界人士积极开展社会教育研究，译介国外社会教育著作，开展社会教育实验，在高校设立社会教育系科，在各种教育期刊发表社会教育文章，成立社会教育的学术团体等，政府也认识到社会教育对民主政治的实现、国民素质的提高、社会风气的改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社会教育行政机构、颁布社会教育法令或章程等推动社会教育的发展。通过民国时期教育学人的努力，已建立起社会教育学学科的基本框架。但受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制约以及学科发展历史短，所以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还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地方。

和民国时期高度重视社会教育，积极推进社会教育研究的本土探索的情形相比，现今的社会教育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应有同等的地位，然而有关学校教育的研究比比皆是，社会教育的研究却备受冷落，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也不多。当前中国教育正处于深度转型时期，政府大力提倡构建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由理念变为现实，人们将重新关注社会教育，并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必须承续前人建设社会教育学的传统，发展社会教育事业，完善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并进一步加强社会教育学的学科建设。[40]这就在于，社会教育学学科建设是时代的呼唤，也有助于推动社会教育的整体研究和进展，可以完善我国的教育学学科体系，为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此，社会教育学学科建设不仅要夯实学科理论基础，规范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且要进一步明晰社会教育学学科的建设思路，明确建设的主要任务，并对社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范畴、学科体系、研究方法、社会教育学的学科群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研究。[41]

（二）立足中国社会教育实践，构建中国的社会教育研究

我国的社会教育传统早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教育最早是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社会教育研究正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42]当时，国外盛行的各种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通过《教育杂志》等媒介进入国人视野。通过模仿和借鉴国外的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后，国人发现国外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与中国本土实际相差甚远。针对这一现象，国人开始反思并注意到国外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进一步强调社会教育要想“生根”于中国社会，必须要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如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不能照搬国外图书馆的做法，因中国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文盲，他们不会主动走进图书馆，为使这部分人受到教育，于是便出现了“流动图书馆”“巡回文库”等适合中国国情和民众需要的“活”的图书馆。

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研究正是在吸收国外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并经过教育家的中国化建构后才具有了巨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建构中国的教育和教育学仍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不可否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是我们必须明确“主义可以拿来，问题必须是本土的，理论应该是自立的”[43]。

在推进中国社会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谨防“替外国人拉洋车”，机械地借鉴和模仿国外的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一味充当国外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搬运工”的角色。不直面中国社会教育的实际问题，不注重将其与中国本土社会教育传统衔接、融合和创新，那么将永远无法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学学科体系，也难以形成中国本土的社会教育学学科。

因此，今后社会教育学的建设需要立足中国现实国情，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批判地、创造性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社会教育研究成果，实现国外社会教育研究成果为我所用。

（三）教育期刊和学术研究良性互动，助力中国社会教育研究

《教育杂志》为社会教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促进了社会教育研究的理论化和科学化。首先，《教育杂志》是社会教育理论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平台。民国教育学人通过这一媒介就社会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各抒己见，从而促进了社会教育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
其次，透过《教育杂志》，读者可以了解到国内外社会教育的情况，也可以从当下眺望未来，预见社会教育的美好前景。研究者的视野得以拓宽而不受时空限制；
再次，《教育杂志》是沟通社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桥梁。社会教育工作者通过研读《教育杂志》能提高自身理论素养，理论研究者通过《教育杂志》中的“读者来稿”能了解社会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同时，社会教育研究的文章大多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教育界和政府会将这些文章作为社会教育改革的参考依据。《教育杂志》通过刊发社会教育文章，不仅丰富了杂志的内容，而且提高了该杂志的吸引力。陈礼江等著名教育家常在此期刊发表社会教育理论文章，由此推动了该杂志的学术性发展。

可见，民国时期的《教育杂志》和社会教育研究相互促进，在社会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是一种互动的关系，这给当代教育期刊和社会教育研究的互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当前，在承继此前教育期刊推动社会教育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已有《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增设了“社会教育”专栏，《终身教育研究》等刊物也在积极推动社会教育研究的开展，这对我国社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性意义。今后，我们仍需重视教育期刊对社会教育研究推动的重要作用，进一步鼓励出版单位创办高质量、权威性、高级别的社会教育的专业刊物，以繁荣社会教育研究，以促进社会教育的发展为办刊的方针。此外，教育期刊要重视社会教育研究的质量，关注国内外社会教育研究的新进展，及时刊登各种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困扰当前社会教育学界的一些重点和难点问题，期刊还可通过发行研究“专号”“专栏”等方式组织教育界对其进行深入研讨。

（四）培育社会教育研究群体，集中推动社会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教育杂志》对中国社会教育研究的贡献之一，还在于通过刊载社会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培育《教育杂志》的研究群体。《教育杂志》聚集的研究者职业多元，多为高校教师，也有一些任职于教育行政机关、社会教育学术团体及民众教育馆、出版社等，有些还曾先后担任社会教育司司长。通过汇集职业多元的作者群体，使其对社会教育的关注点不同，也使《教育杂志》刊载了不同主题的研究成果，呈现国内外社会教育理论研究和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教育实践探索等多种主题。此外，《教育杂志》培育的社会教育研究群体中的高校教师，以其教书育人的角色，进一步实现了社会教育的代际传承。同时，社会教育研究群体作为《教育杂志》中社会教育研究的起点，通过《教育杂志》这一平台以及编辑服务和助力于社会教育研究群体，最终实现刊物质量和社会教育研究质量的双向提升。

在进行社会教育研究本土探索中，社会教育研究群体作为社会教育研究的主体，是社会教育研究本土探索的推动者。因此，汲取民国时期《教育杂志》培育社会教育研究群体的经验，还必须注重以期刊为载体，积极培育社会教育研究队伍，[44]支持其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助力于其持续和丰富的学术产出，进而使其成为在学界中颇具重要影响的杰出的社会教育学者。同时，在借鉴民国时期《教育杂志》的经验之上，还需要进一步扩大社会教育研究群体的培育机构，如出版社、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不同机构，都应各尽其责成为社会教育研究群体的培育载体，促成社会教育研究群体来源的多元化，也可以使得社会教育研究的主题更为多样和丰富。在此基础上，还需要铸牢社会教育研究的共同体意识，以共同的研究目标和共同信仰推动社会教育研究共同体的构建，使其集体发力，共同推动中国社会教育研究的开展和社会教育学的学科建设。

我国的社会教育研究肇始于民国时期，《教育杂志》作为呈现社会教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平台，成为当前研究者梳理民国时期社会教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成为当前研究者“接着讲”社会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源。同时，在“接着讲”民国时期《教育杂志》社会教育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要“自己讲”，结合当前学习型社会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等，通过社会教育学学科建设、立足中国社会教育实践、培育社会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共同推动中国社会教育研究的不断发展。

①《教育杂志》中涉及社会教育领域的文章中有署名的作者共有106位，因人数较多，囿于篇幅所限，故笔者只选取在《教育杂志》发文2篇及以上者为研究对象，其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②因《英美社会教育四则》分别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的社会教育，故将该文统计为英国0.5篇，美国0.5篇。

［1］ 王雷. “社会教育”传入中国考略[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0(4): 37-41.

［2］ 周慧梅. 民国社会教育家群体职业分布状况分析——以中国社会教育社为考察中心[J]. 终身教育研究, 2018(4): 57-65.

［3］ 章宁, 俞青. 民国初期平民教育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启示[J]. 成人教育, 2017(7): 49-52.

［4］ 陈宗器. 青年工人的教育[J]. 教育杂志, 1926(1): 1-7.

［5］ 汤茂如. 城市平民教育实施法大纲[J]. 教育杂志, 1927(9): 1-23.

［6］ 王骏声. 青年农民的教育[J]. 教育杂志, 1926(1): 1-8.

［7］ 傅葆琛. 乡村平民教育大意[J]. 教育杂志, 1927(9): 1-8.

［8］ 王克仁. 识字问题之研究[J]. 教育杂志, 1924(6): 1-17.

［9］ 徐锡龄. 识字学校的谬误与其改进途径[J]. 教育杂志, 1930(12): 1-7.

［10］吕海澜. 上海市识字教育宣传报告[J]. 教育杂志, 1935(8): 58-69.

［11］周慧梅. 民国时期关于民众教育概念的论争[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6(1): 30-34.

［12］唐风. 论民众教育如何生根[J]. 教育杂志, 1948 (12): 58-64.

［13］陈启肃. 实施战时民众教育之管见[J]. 教育杂志, 1939(2): 63-66.

［14］高乃同, 陈曾善. 战时民众教育工作方案[J]. 教育杂志, 1938(1): 17-30.

［15］何清儒. 战时难民教育[J]. 教育杂志, 1938(1): 39-43.

［16］潘公展. 今后民众学校之招生问题[J]. 教育杂志, 1937(1): 175-177.

［17］张学铭. 八年来民众教育经验谈[J]. 教育杂志, 1937(7): 171-184.

［18］朱秉国. 无锡民众教育的实验工作及其前途[J]. 教育杂志, 1935(4): 89-100.

［19］曾一之. 江西省会之简易教育[J]. 教育杂志, 1936 (5): 55-75.

［20］马宗荣. 社会教育概说[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95.

［21］刘百川. 论乡镇保学社会化[J]. 教育杂志, 1940 (11): 22.

［22］方惇颐. 社会教育与中等教育[J]. 教育杂志, 1948 (11): 15-18.

［23］赵廷为. 中学生办理平民学校的价值[J]. 教育杂志, 1927(5): 6-8.

［24］芮秀芝. 国民学校民教部的困难问题[J]. 教育杂志, 1948(11): 28-31.

［25］丁重宣. 学校设施社会教育更进一步的要求[J]. 教育杂志, 1940(7): 14-17.

［26］胡家健. 乡村学校的社会中心运动[J]. 教育杂志, 1928(1): 1-9.

［27］陆叔昂. 用学校的力量谋复兴农村的一个设计[J]. 教育杂志, 1935(4): 51-58.

［28］贾丰臻. 吾国今后宜注意于社会教育[J]. 教育杂志, 1919(2): 29-35.

［29］陈礼江. 今后中国社会教育之途径[J]. 教育杂志, 1947(1): 71-75.

［30］侯鸿鉴. 说社会教育[J]. 教育杂志, 1914(5): 88-99.

［31］童润之, 邵晓堡. 今后中国的社会教育[J]. 教育杂志, 1947(2): 63-71.

［32］董渭川. 中国社会教育路线之发展[J]. 教育杂志, 1948(11): 6-9+33.

［33］太玄. 世界最大之通俗教育[J]. 教育杂志, 1914 (12): 123-128.

［34］郑一华. 美国大学教育之大众化[J]. 教育杂志, 1931(8): 181-189.

［35］陆规亮. 日本东京通俗教育馆组织法陈列品之概略[J]. 教育杂志, 1915(8): 57-61.

［36］王雷. 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166-167.

［37］郑英隆. 学术期刊的社会价值与作用[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6): 226-232.

［38］刘天予. 我们应当自反的一个重要问题[J]. 现代教育, 1929(1): 4-9.

［39］周慧梅. 商务印书馆与近代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J]. 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2): 83-91.

［40］侯怀银. 中国社会教育研究的若干问题[J]. 教育研究, 2008(3): 39-43.

［41］侯怀银. 社会教育学学科建设初探[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0(5): 11-22.

［42］侯怀银, 张宏波. 中国社会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3): 119-124.

［43］爱德华. 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416.

［44］王乐，蔡泽文. 我国社会教育目的发展与展望[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2(1): 45-53.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LI Yan-li

(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publi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covered articles of the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a window of insights into the native exploration of this subject. The number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revealed the four stages of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that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ommunity mainly focusing on civilian educ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public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in schools, social education theory, wartime social education, foreign social education theories and status, etc. Its publica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articles greatly promoted the local explora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roduced foreign theories and practice concerned, and developed a legion of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er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its local explora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suggested that efforts can be devoted to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ocial education for the discipline of social pedagogy, the local social education practice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social educatio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educational journals and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er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 community committed to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 social education research;; local exploration

G779.29

A

1008-0627（2023）03-0105-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学教育系科发展研究”（20YJC880049）

李艳莉（1986-），女，山西平定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史、成人教育。E-mail：liyanli19861212@163.com

（责任编辑 赵 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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