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状况、迁移特征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机制

丁仁船,邬登辉,蔡 弘

(安徽建筑大学,合肥 230601)

“七普”数据显现,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较“六普”时期进一步扩大,达到3.8亿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促进各地区社会阶层横向与纵向交流,推动地区社会阶层的变动[1]104。社会流动是实现自身社会阶层跃迁的重要选择,同时推动流入地区社会阶层合理变动,成为防止地区社会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椭圆形”社会阶层体系的重要道路。《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指出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疏通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垂直流动渠道,对构建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和迁移特征,研究流动人口经济状况和迁移特征对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机制,对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和打破地区阶层固化具有借鉴意义。

(一)文献回顾

现代社会分层研究来源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和韦伯的多元社会理论[2]。随着结构功能派研究范式逐渐占据社会阶层研究的主流,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切入点研究社会分层得到进一步关注和探讨。戈德索普基于劳工关系地位,按照雇主、雇员和自雇三大类别将社会阶层划分为七个职业层级[3]。怀特基于资本、技术、知识将社会阶层划分为四个阶级和七个职业阶层[4]。除了从个体经济差异研究社会阶层外,空间地区间经济差异所表现出的社会阶层聚集逐渐被关注[5]。国内学者田丰基于社会群体间社会声望、经济地位、社会贡献和社会地位差异对社会群体进行职业分类与分层研究[6]。伴随着国内社会经济转型,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逐渐诞生,这类社会阶层具有空间流动性、职业不确定性等特征[7],并且这一社会阶层成为流入地中上阶层构成的重要来源[8]。当下国内外社会分层主要以社会经济结构为依据,同时在国内研究中,流动人口作为新兴社会阶层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产生巨大影响。

Bogue基于驱动理论和价值期望理论,提出人口推拉理论,指出通过迁移以提高劳动报酬、改善就业环境以提高生活水平,从而实现社会阶层跃迁,是流动人口空间迁移的主要原因[9]。Dustmann发现通过向高收入、低失业率地区流动以提高薪资水平和就业质量[10],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地位,从而带动阶层地位提高[11]。Seoand Seonyoung则认为空间迁移所带来的社会阶层跃迁受迁移时长的影响,迁移时长与阶层跃迁呈负相关[12]。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13],城乡发展的差距推动人口跨区域流动,并在迁入地通过就业、收入、购房等多种方式摆脱原有社会阶层,实现社会阶层上升[14]。基于CGSS与CSS十年间调查数据显示,通过空间迁移以增加收入、提高经济地位与阶层变动之间存在强关系[15],但由于个体间性别、年龄和教育的差异,空间迁移对个体阶层变动又存在较大差异[1]105。同时,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变动存在地区差别,原因在于不同城市的户籍壁垒强度存在差异[16]。流动人口通过迁移以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的上限受流入城市发展水平限制,即城市为流入人群在就业机会、薪资水平等方面的供给能力,因此是否能够通过迁移以实现阶层跃迁,还应考察迁出与迁入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17]。

通过文献梳理,现有研究主要从收入变动、就业转换、经济地位变动等角度探讨流动人口阶层变动的动力和结果,在空间迁移方面则从流入地的迁移时长、户籍变动等角度分析迁移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当下研究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未将经济状况与空间迁移结合,综合分析二者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影响的研究欠缺,且未建立系统的流动人口经济状况指标;其次,流动人口在流出地依靠先赋性获得社会阶层起点,在流入地依靠自致性获得阶层终点,因此应综合考虑迁入地与迁出地双重地区效应对流动人口当下及未来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最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存在差距,不同迁入地区能够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阶层跃迁的终点差距较大,对流入地与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终点之间的关联研究不足。综上,本文基于人口迁移特征,从迁入地区、迁出地区、迁移时长三个角度,并通过因子分析构建流动人口经济状况指标,使用回归分析法,探究经济状况和迁移特征对流动人口当下以及未来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机制。

(二)理论假设

在传统社会阶层研究理论中,马克思、韦伯等人认为社会阶层主要是由财富地位决定。马克思基于社会经济结构,认为生产资料的分配与社会流动紧密相关且正向关联。韦伯基于多元分层理论,从社会经济状况出发,依据物质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三个角度研究社会分层。伴随着社会大分工,社会阶层研究进一步衍生出以职业、行业等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测度社会阶层的方式。索罗金在社会阶层测度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流动存在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种趋势。垂直流动的动力来源于水平流动,通过水平流动的空间迁移实现职业转化、收入提高、变换单位等,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从而推动社会阶层垂直流动[18]。基于此,提出假设H1：社会经济状况变动与社会阶层变动呈现正向关联。

人口流动是迁出地区与迁入地区共同推拉作用的结果[19]。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无法推动社会阶层上升时,人们往往会作出理性经济选择,通过流入更具发展潜力和更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来摆脱当下较低的社会阶层,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由于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所积累的社会及经济资本将成为流入地社会阶层的起点,同时随着迁入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流动人群社会阶层的终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迁出地区与迁入地区的选择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跃迁的高度和未来社会阶层变动的终点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综上,流动人口受经济因素驱动进行迁移,依靠在迁出地区的经济资本在迁入地获得社会阶层的起点,并受迁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终达到社会阶层垂直流动的终点。迁入地区与迁出地区的差异会导致流动人口之间在社会阶层变动上存在差距,提出假设H2：流动人口空间迁移产生的社会阶层变动受地区效应影响。

人口通过空间迁移以实现社会阶层跃迁作为一种主观经济行为选择,往往会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20]。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根据社会情景将自己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依据群体身份差别逐渐形成独特心理,将自己划分入有相同身份与价值的群体中,以此形成社会阶层认同,为阶层跃迁提供相应的社会网络与社会支持。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流动人口成为流入地中的“异乡人”,被制度与社会双重隔离,遭到社会群体排斥,无法形成社会认同,导致流动人口无法依靠社会组织帮扶和通过市场经济途径进行阶层跃迁。破除户籍制度以降低社会身份差异,缩短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间的社会距离,为流动人口进行社会阶层跃迁提供相应的社会支持。基于此,提出假设H3：通过户籍转换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阶层跃迁。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8年调查数据,该调查作为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综合调查项目,对我国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连续的调查与收集。该调查从迁移时长、迁移地区、迁移目的等方面详细调查了人口迁移特征,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细致、全面的数据基础。经过筛选和剔除,最终得到18岁以上具有完全责任能力至55岁具有迁移能力年龄之间的流动人口,有效样本量1893个。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本文选取的因变量来源于题目“综合看来,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处于社会的哪一层”和“您认为您10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变量的取值皆为1～10,通过变量转换,将题目选值区间转换为0～2,即0=下层阶层、1=中层阶层、2=上层阶层。同时,将两个问题相减,得出流动人口预期社会阶层变动情况,以检验经济状况、迁移特征和其他相关因素对流动人口预期阶层的影响。

2.核心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分为两个部分。一个为流动人口经济状况变量。在以职业层次、行业层次和工资收入为依托的社会分化背景下,社会阶层呈现以经济状况为阶层分化的垂直图谱,因此以流动人口经济状况为基础,测算流动人口空间迁移、经济状况与社会阶层变动之间的关联。首先,基于国际社会经济指数(ISEI)职业分类[21],结合我国职业社会认可度和薪资水平,运用EGP社会阶层分类法[22],将受访者的职业类型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政府及国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部队人员、社会组织负责人,第二层次为个体工商户、办事员等业务人员,第三层次为服务业人员以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未就业人员等[23]。其次,按照国企事业单位、民企及外资单位、个体及无就业单位三个层次,将流动人口就业单位划分为三个层次。最后,整理受调查者月收入和家庭年收入。综上,借鉴王茂福等学者的方法[24],通过因子分析,降维处理薪资月收入、职业层次、单位层次和家庭年收入四个变量,建立综合、系统的流动人口经济状况评价指标,得到流动人口经济状况变量。另一个为流动人口的空间迁移,涉及迁出地区、迁入地区和迁移时长三个变量。本文根据流动人口迁出地区与迁入地区,按照2017年全国经济发展排名,将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除港澳台地区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第三层次=0、第二层次=1、第一层次=2,同时按照迁移时间的长短划分迁移时长,即为0～5年=0、5～10年=1、10年以上=2。

3.控制变量

梳理关于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相关研究,根据个体特征,设置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户籍地四个控制变量[25]。

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表2 主成分分析

(三)研究方法

1.主成分分析法(PCA)

主成分分析法是通过提取多个变量的主要信息,得到具有代表意义的综合指标。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降维处理薪资月收入、职业层次、单位层次和家庭年收入四个变量,得到唯一综合、系统的能够代表流动人口社会经济状况的变量,以该变量为基础,探讨和研究影响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的因素。

2.OLS线性回归

由于当下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目标和预期社会阶层三个变量皆为连续变量,本文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将因变量、核心自变量、控制变量依次纳入模型,模型设定如下

yi=α0+α1Xi+α2Controli+θi,

(1)

式中,i表示受调查对象,y表示三个因变量,X表示三个核心自变量,Control表示四个控制变量,θ表示误差项。

3.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现有文献大多认为,在人口迁移过程中,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社会阶层变动中存在差异[26]。为检验户籍制度是否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别估计检验处理组一(已转换户籍的流动人口)、处理组二(未转换户籍的流动人口)和控制组(本地居民)的差异,分别检验并对照实验,探究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机制。

倾向得分匹配法分为计算倾向得分和估计处理组两个步骤。本文使用Logit模型,估计在不同户籍制度条件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社会阶层变动的差异,即倾向得分为

P(X)=Pr(D=1|X) ,

(2)

式中：D为处理组,即转换或未转换户籍的流动人口,D为1时,表示转换或未转换户籍的流动人口,D为0时,则表示本地居民;X为可观察的特征变量。基于式(2),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

ATT =E[Y1i-Y0i|Di=1]=E(Y1i|Di=1)-E(Y0i|Di=1),

(3)

式中,ATT表示转换或未转换户籍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平均处理效应,Y1i为转换或未转换户籍的流动人口,Y0i为本地居民。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建立综合、系统的流动人口经济状况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降维处理薪资月收入、职业层次、单位层次和家庭年收入四个变量,得到一个公因子,对整体方差的解释程度为82.57%,并且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较好。因此,新得到的公因子具有代表性,能够全面解释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为下一步回归分析奠定基础。

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将新得到的变量与其他核心自变量、控制变量分别纳入OLS线性回归模型中,以检验经济状况、空间迁移、其他控制变量,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目标和预期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

在表3基准回归结果中,(1)列和(2)列的因变量为当下社会阶层。(1)列中,随着经济状况的提高,可以有效提高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经济状况每提高一个单位,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会提高0.12个单位。在迁移特征中,迁出地区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显著负相关。迁出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每提高一个单位,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会降低0.09个单位;迁入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每提高一个层次,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会提高0.07个单位。在迁移时长方面,流动人口迁移时长每提高一个单位,其当下社会阶层就会提高0.16个单位。(2)列中,增加控制变量后,经济状况和迁移特征各变量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的影响系数增加。控制变量中,年龄对当下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目标和预期社会阶层皆呈显著正相关,年龄平方项的系数为负,显示年龄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的影响呈倒U型,即年龄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的影响呈边际递减[27];性别中,男性相较女性在当下社会阶层地位低0.07个单位;户籍的转换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当下的社会阶层0.16个单位。分析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目标得到：(3)列中,经济状况对社会阶层目标呈显著正相关,经济状况每增加一个单位,社会阶层目标会增加0.17个单位。在迁移特征中,迁出地区对社会阶层目标皆为显著正相关,迁出地区每提高一个单位,社会阶层目标会提高0.09个单位,而迁入地区和迁移时长与社会阶层目标呈现显著负相关,迁出地区与迁移时长每提高一个单位,社会阶层目标会降低0.07和0.08个单位。(4)列增加控制变量后,各核心自变量影响系数方向保持不变。流动人口预期社会阶层分析中,(5)列显示,经济状况对预期社会阶层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状况每增加一个单位,流动人口预期社会阶层变动会增加0.25个单位。在迁移特征中,迁出地区与迁移时长对流动人口预期社会阶层皆呈显著负相关,迁出地区每增加一个单位,预期社会阶层会降低0.08个单位,迁移时长每增加一个单位,预期社会阶层会降低0.1个单位;迁入地区与预期社会阶层呈显著正相关,迁入地区每提高一个单位,预期社会阶层会增加0.15个单位。增加控制变量后,各核心自变量方向保持不变,其中社会经济状况影响系数下降,迁出地区、迁入地区、迁移时长的影响系数增大。综上,经济状况的改善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目标和预期社会阶层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

表3 基准回归

表3 (续)

(二)加入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基于基准回归结果,通过增加迁入地区与经济状况、迁移特征、教育等变量的交互项,以检验迁入地区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的影响是否会随着经济状况、迁移特征、个体特征的差异而产生变化。交互回归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加入交互项后,大部分变量的系数和方向未发生变化。

表4 交互项回归结果

在核心自变量上加入交互项后,经济状况、迁入地区、迁移时长、迁出地区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和社会阶层目标影响依然显著。从交互项来看,随着经济状况改善和迁移时长增加,迁入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有效提高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但从社会阶层目标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迁移时长的增加会降低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目标。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能够推动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上升,但对于社会阶层目标则具有抑制作用,原因在于经济发展衍生出的阶层固化降低了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期望,导致迁移时长增加和迁入发达地区会降低流动人口远期社会阶层目标。因此,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幅度受迁移地区效应影响,假设H2成立。

此外,受教育水平和户籍地对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目标皆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迁入地区经济发展层次的提高,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和社会阶层目标的影响会变强,即受更高水平教育、在本地区拥有户籍的流动人口流入经济发达地区,会拥有更高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阶层目标,显示受教育水平和户籍与流动人口社会阶层之间强相关。

(三)内生性检验

不是所有流动人口都能在流入地进行户籍转换,并且存在已经转换户籍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社会阶层上仍然具有差距的情况,本文采取PSM倾向得分匹配法。根据流动人口户籍地生成虚拟变量,流动人口中已进行户籍转换的赋值为1,本地原住居民赋值为0;流动人口中未进行户籍转换的赋值为1,本地居民赋值为0。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别进行回归检验,计算倾向匹配得分,并选取算术平均值影响效应进行后续实证分析。表5检验转换户籍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当下社会阶层上的差距,表6检验未转化户籍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当下社会阶层上的差距。

表5 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效应(转换户籍后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差异)

表6 倾向得分匹配的处理效应(户籍差异下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差异)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表5中,虽然流动人口在户籍制度上已经转换为本地居民,但在社会阶层上仍然低于本地原住居民,影响的平均净效应值为-0.06,若为流动人口,即使转换户籍,在当下社会阶层中依然会低于本地原住居民0.06个单位。表6中,未转化户籍会抑制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影响的净效应值为-0.181,即流动人口如果没有转换户籍,会降低其社会阶层0.181个单位。综合两种倾向得分匹配结果,未迁移户籍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当下社会阶层上的差距要大于转换户籍后的流动人口,因此转换户籍有利于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垂直流动,假设H3成立。虽然户籍制度是造成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社会阶层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文化排斥、语言差异等非制度性障碍的存在,使得流动人口在转换户籍后依然无法与本地原住居民拥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四)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转换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28],使用调查问卷中“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替换当下社会阶层,重新进行OLS线性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各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且核心自变量与表3的(1)列和(2)列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回归

表8 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差异

(五)讨论

基于户籍地划分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将本地居民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流动人口依据户籍状况分为外地户籍人群和本地户籍人群。通过对比发现,流动人口中的外地户籍人群在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方面高于本地农村居民,低于本地城镇居民。以收入为例,流动人口的外地户籍人群年收入为84 120元,高于本地农村户籍人群(69 637.9元),低于本地城镇户籍人群(116 685.7元)。将户籍迁至本地的流动人口,其经济状况和社会阶层得到显著提升,在职业层次、单位层次、经济地位上与本地城镇居民间差距缩小,验证户籍转换能够帮助流动人口改善经济状况,破除二元劳动力市场。

转换户籍后,缩小流动人口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差距,进而推动流动人口在迁入地区社会阶层垂直流动。转换户籍后,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目标显著高于本地居民,推动流动人口户籍转换,对于实现流动人口社会阶层跃迁、打破地区社会阶层固化、促进社会阶层合理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结论

本文使用OLS线性回归方法,从经济状况和迁移特征两个方面分析影响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的因素,以及在不同迁入地区下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的差异,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转换变量的方式,分别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经济状况与流动人口当下阶层、阶层目标和预期阶层皆正向关联,而迁移特征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存在差异。迁出地区与流动人口当下社会阶层和预期社会阶层呈负相关,与社会阶层目标呈正相关。迁入地区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影响则相反,即发达地区迁出人群相较欠发达地区迁出人群的当下社会阶层和预期社会阶层较低,但拥有较高的社会阶层目标,迁入发达地区人群相较迁入欠发达地区人群,则拥有较高的当下社会阶层和预期社会阶层,但社会阶层目标较低。迁移时长与地区阶层固化影响正向关联,迁移时长的增加会抑制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目标与预期社会阶层。第二,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大,迁移所实现的社会阶层跃迁越大;反之,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小的地区间迁移,对社会阶层变动的影响较弱。当拥有较高人力资本时,则可以有效降低地区效应影响,依靠自身人力资本实现社会阶层跃迁。第三,个体差异是影响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的重要因素。受过高等教育的城镇户籍女性更容易通过空间迁移实现社会阶层跃迁。同时,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流动人口处于迁入地区劳动力次级市场,阻碍流动人口当下和预期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转换户籍后的流动人口社会阶层状况有所提高,但相较本地城镇居民依然较低。这显示除制度因素外,文化、社会等其他因素对流动人口社会阶层变动也存在一定影响。

(二)建议

第一,构建社会阶层流动体系,建立城市社会阶层上升与退出机制。由于流动人口拥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地区中产阶层潜在构成力量,依靠市场经济,积极引导流动人口通过劳动参与、社会参与等多种方式融入地区阶层体系,融入城市社会阶层的流动人口将成为地区城镇化建设与推动地区阶层流动的重要力量,同时,对退出阶层体系的流动人口进行精准评估与帮扶。一方面,通过乡村振兴等途径鼓励其返乡创业;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险、技能培训等多种途径提供兜底保障,为其再次进行社会阶层流动提供保障与支持。

第二,建立开放型城市社会文化,为流动人口实现阶层跃迁提供社会支持。城市社会权利与义务进一步向流动人口覆盖。一方面,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卫生健康、就业培训、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体系,通过社会福利覆盖、就业支持等措施淡化由户籍制度所产生的身份差异;另一方面,依托街道与社区组织,加强流动人口社会建设,引导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管理和建设,履行相应义务。通过组织义务劳动、志愿服务等活动,增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为流动人口实现社会阶层跃迁提供社会支持。

第三,培养城市居民社会认同,建立多元利益协调机制,化解城市利益冲突。依托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等构建流动人口服务体制机制,通过组织文化建设、社区参与等方式引导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形成社会认同,缩短群体间社会距离。同时,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协调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社会福利、就业选择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平稳实现流动人口作为城市新兴社会阶层的身份转变,建立公平公正的城市社会环境与科学合理的社会阶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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