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构式变迁研究*——以“going,to”“/gonna”为例

赵永峰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许家金（2020）认为Barðdal et al.于2015 年提出的历时构式语法是语言研究新兴子学科，且有拓展和蔓延之势。事实上，1995 年Goldberg 正式提出作为形义配对体的构式是语言基本单位，强调了形式与意义的统一（Goldberg 1995：4）；
2006 年Goldberg 将构式的定义修订为：形式和功能约定俗成的配对体（Goldberg 2006：3）。该定义更加强调了构式的社会约定俗成性与语言功能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的变化性和语言功能的语境依赖性，而语境又具有动态性，因此构式也就处于流变之中，那么构式流变的模式和路径是什么呢？这是构式语法需要思考的新问题，本文尝试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回答这一问题。

认知社会语言学是近年来认知科学与社会语言学融合产生的新兴交叉学科，主张运用社会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基本研究方法，以人类实际发生的语言现象为语料，践行历时和共时研究理念，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系统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揭示语言的认知性和社会性。该学科认为语言使用与使用者的社会身份紧密相关，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等随着社会语境变迁而变迁。基于这一观点，本文认为作为形式功能配对体的构式也处于变迁之中，其变迁的源动力是基于用法的社会竞争。Geeraerts（2003）提出了语言变异和语言标准化的两种基本模式：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理性主义模式将语言视为民主参与和解放的中立媒介，超越地域差异和社会差异，追求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而浪漫主义模式则强调语言和文化的认同，从而将语言视为一种地方性的身份表达途径。本文主要以美国英语历史语料库（COHA）中“going to”和“gonna”为语料，以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变异模式为理论切入点，系统考察“going to”和“gonna”两个构式之间的历时变化关系，揭示构式变化模式和路径。

据现有文献，学界关于构式变迁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构式化研究。构式化是指在言语社群的语言网络中给新形式赋予新意义，实现语言符号新形式和新意义的配对。构式化是基于语言使用的概括化：人们从语言事实中提炼共核成分形成特定图式，图式经历社会规约化慢慢会形成特定的构式，从而实现图式的构式化，而构式化本身在图式性、能产性和组合性的程度上伴随着变化，并且构式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Trousdale 2016：71）。因此构式是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进行概括化，形成特定的图式，图式又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例如“going to”和“gonna”经过历时变化才拥有“将来”之意。因此构式化（Goldberg 1995，2006；
Hudson 1997；
吴淑琼，詹钰蓉2022）本身就预示着构式不是静止的，而具有发展变化性。

第二，关于词汇构式的历时变化研究。Hilpert（2013：112）运用《牛津英语词典》数据研究了“vment”构式，他关注的是“词干和后缀的组合，以及与这种特定构式的变化”。Dalton-Puffer（1996）和Bauer（2001）认为“v-ment”构式是在中古英语时期从法语借用而来，例如在“payment”中，词干“pay”最早是口头表达，被附加后缀“ment”，构成名词，而且这些“vment”构式一旦在英语中建构起来，就会被用于那些原本是日耳曼语的动词之后，因此这类词汇构式是英语形态学中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具有较强能产性。Haselow（2011）和Traugott & Trousdale（2013）运用定性法研究了“x-dom”构式的历史形成过程。

第三，基于语法化视角的构式变化研究。这是比较隐形的构式变迁研究，因为语法化研究并没有直接鲜明地提出构式历时变化问题，但事实上他们涉及了构式的历时演变问题。Traugott（2003：624）认为从“going to”到“gonna”是一个语法化的结果，表示将来。Machová（2015：1）阐述了语言变化中“gonna”这样的结构是语音缩减所致。Bybee（2003：616-617）认为在语法化过程中，音位缩减的例子似乎更不寻常，例如，将“going to”缩减为“gonna”，主要涉及以下主要环节：

（1）[əʊ]由重读音节变为非重读音节的元音；

（2）软腭音变为齿槽鼻音；

（3）元音鼻音化；

（4）形成颤舌音。

第四，关于具体构式的习得研究。儿童语言习得本身就是一个认知过程，那么儿童的构式习得其实也触及了构式变化问题。Schmidtke-Bode（2009：509）运用语料库和基于用法的研究方法研究了“begoing to-v”和“be-gonna-v”构式。该文运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追踪构式网络是如何在儿童早期出现、扩展和变化的。此外，该研究还揭示了语言习得中历史上传递的构式分层方式，特别揭示和说明了儿童言语中明显的“语法化”现象，并探讨了认知功能范式中构式习得与构式变化的关系。

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说明学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构式变化都有了探索，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了有必要从历时角度考察构式的变化。正如Trousdale（2016）指出的那样，构式语法已经被用来研究形态（morphological）、形态句法（morphosyntactic）和语义（semantic）变化。语法化和构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Noël 2007;Gisborne & Patten 2011;Fried 2013;Hilpert 2013;Traugott & Trousdale 2013）。但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十分丰富，并且尚未将构式变化放置于语言变体和标准语发展的进程中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结合Geeraerts（2003）的浪漫主义模式和理性主义模式，运用COHA 语料库，系统考察“going to”构式和“gonna”构式的历时变迁以及二者的铰链关系。

追问语言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是语言学亘古不变的主题。认知社会语言学秉持基于用法的语言观，认为人类的语言缘起于社会交往，语言的认知功能和交际功能是语言最为重要的功能。那么语言、社会和认知的关系是什么呢？Hudson（2007：2）认为语言是概念性的，因为它既是“在头脑中”的，也是“在社会中”的，即语言、社会和认知三者紧密相关，不可分割。由于社会是在发展变化之中，同理，语言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语言的发展变化离不开社会，因此语言、社会、认知三者是不折不扣的“关联共同体”。就构式而言，Hilpert（2013：335）认为构式变迁是指改变它的形式、功能、语用频率、在语言群体中的分布或者它们的任何组合。那么，构式变迁的模式或者路径是什么呢？Geeraerts（2003）提出了语言变异和语言标准化的两种基本模式：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

2.1 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肇始于笛卡尔，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17-18 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本质上体现为科学和民主，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理性主义模式的动机是为了确保在所谓的社会生活中最大程度的民众参与，例如民众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政治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ibid.：52）。理性主义认为，标准语确保了共同理解和自由交流，它既是参与和解放的媒介，也是政治解放的重要因素，可保证人们达至哈贝马斯所说的非控制性交流（herrschaftsfreie Kommunikation）。相比之下，方言只是社会和政治体系中反对民主和解放的蒙昧残余。

就构式变迁而言，理性主义模式强调标准语是让全社会成员都能接受和使用的语言，那么社会就是一个过滤器，对个体语言进行过滤，这就带来两个结果：有些构式会昙花一现，很快消失，而有些构式会慢慢被人们广泛接受，实现社会规约化，成为标准语。据COHA 语料，“gonna”于1917 年出现在书面语之后，逐渐被英语接受，已经成为英语中一个广泛使用的表达。

2.2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认为非标准变体将被视为与亲密、熟悉、个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相关的构式。如果标准语在典型的教育和科学语域中发挥作用，那么非标准语变体就会被赋予情感价值（ibid.：35）。概而言之，非标准构式成为身份的象征，例如人们更倾向于使用“gonna”表达“本土”身份，并且在有些非正式场合，“gonna”更能表达对话者之间亲密的关系。

Labov（1969）发现了语言内在可变性的存在，即在特定语境中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变体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如人们对“going to”和“gonna”的选择，“going to”适用于正式语域，而“gonna”更多地出现在非正式语域。当然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选择也会发生变化，例如“gonna”会占据“going to”的领地，这也促成了“going to”和“gonna”的竞争态势。

2.3 两大模式主要观点对比

Herder（1772）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指出，当人类表达对世界的认知时，语言就产生了。Herder 从一种认知、认识论的冲动中寻找语言的起源，更具体地说，Herder 用一种反映人类对相关事物理解的特定方式来识别语言，是一种浪漫主义模式。而Condillac（1973）则指向了一种交际情境，他描述了一个人的呼救如何被另一个人识别，并逐渐成为一种特定的符号，是一种理性主义模式。Herder 认为不可能用本能的情感呐喊来解释人类语言的起源，在人类产生有意识的语言之前，需要理解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浪漫主义中需要理性主义，人们才能就语言符号和符号所指达成一致，方可进行自我表达。在Condillac 看来，人类文化是在符号使用和语言发展中从人的本能发展起来的，也就意味着Condillac 不否认个体的本能，也就是说理性主义中存在浪漫主义元素。因此，可以说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构成一种共生共存，相互竞争的关系，如表1 所示：

表1：语言标准化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对比（Geeraerts 2003：40）

就构式的变异和标准化问题，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一般会达成某种平衡，因为按照理性主义观点，只存在一种全人类通用的语言，而浪漫主义则主张尊重差异，人类没有必要统一语言，如果把语言变异的浪漫主义概念发挥到极致，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自己的语言（ibid.：46）。这样就会造成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乃至一个民族社会成员间语言交际的障碍，也不符合语言使用现实，所以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模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处于一种竞争关系之中。

如上文所述，浪漫主义模式强调语言和文化的认同，从而将语言视为一种地方性的手段，即民族性的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
理性主义模式将语言视为民主参与和解放的中立媒介，超越地域差异和社会差异。就构式变迁而言，彭睿（2020：339）指出，从历时角度看，图式性构式因为持续性扩展而致容量不断增大，“going to”的容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增大，但当它不能表达一些具有特定身份的内容时，人们逐渐选用“gonna”进行表达，而且“gonna”逐渐发展为一个与“going to”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构式。因此，“going to”与“gonna”历经时代变迁与竞争，形成了今日之态势。那么这种变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从形态结构、使用频率、社群分布和构式意义进行考察：

3.1 形态结构

英语是拼音文字，其书写结构基本反映了其发音。“going to”和“gonna”书写结构也经历了变迁，据Partridge（2006：1297）“go”的拼写历史变迁如下：

“go”来自中世纪英语“gon”，更早形式是“gan”，来自古英语“gān”；
它更早的形式来自古弗里西亚语（Old Frisian）和古撒克逊语（Old Saxon）“gān”，并且与古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和中世纪高地德语（Middle High German）的“gān”，“gēn”和现代德语“gehen”同源。再往早前追寻，英语中的“go”与印欧语系词根“*ghē-”相关，例如古希腊语“kikhēmi”（意思是“I reah”）和梵语中“jihīte”（意思是“he goes forth”）相关。

“-ing”放在动词之后，作为后缀，表示行动、结果、产品、材料等，来自古英语“-ing”，也写作“-ung”、来自德语“*-unga-”“*-inga-”，与古挪威语“-ing”、荷兰语“-ing”、德语“-ung”同源。最早指称完成的或者习惯的动作，在中世纪英语和现代英语中被极大拓展了。

“going”是“go”加一个后缀“-ing”，表示移动，大概出现在1300 年；
“going to”表示将来大概出现在15世纪晚期。从以上词源学论证来看，“go”表示动作出发，但尚未到达，这也是“going to”表达“将来”的体验认知基础。但是“going to”最早指称“带有目的的行为”，它的意义也是历经了时代的变迁而发展至今日之状况。“be going to do”往往涉及两个小句动作，“be going”是一个，“to do”是另一个，这是该构式最早的意义，但是现在已经糅合成一个独立构式，表示将来。“gonna”是“going to”发音“连读”形式，在苏格兰方言中是“ganna”“gaunna”，最早记录可追溯到1806 年。“going to”由三个音节变为两个音节，也符合语言经济原则。

在形态结构层面，“go”可以追溯到印欧语系的源头梵语，“gonna”是“going to”的继承与变异（因为“gonna”来自苏格兰方言“ganna”“gaunna”）。从变迁模式来讲，不管是“going to”本身的形成，还是“gonna”的建构，既遵从了理性主义模式，比如在语言接触中，从梵语到古希腊语，再到日耳曼语系中德语、挪威语、荷兰语和英语都经历了一种借鉴，保持了历史的延续，因为理性主义认为语言是人们基于交际为基础的；
同时不能否认，在这些借鉴过程中，各个民族也保持了民族身份，并没有全部照搬，而是经历了自我调适，也就是对该形态结构和发音进行了改造，所以这也体现了结构变迁中的浪漫主义模式。

3.2 使用频率

基于用法的语言观认为，语言表达在语言社群中的传播与使用频率紧密相关，此乃“言语社群中并没有这个表达，使用的人多了便有了这个表达”。语言要经历自我化（automation）和程式化（routinization）（Bybee 2003），并且有可能导致形态音系联合（morphophonological coalescence）。以“going to”和“gonna”为例，自我化和程式化导致了“going to”到“gonna”的形态音系联合和侵蚀，例如“be going to do”的意义最早应该是在例[1a]，而后通过构式化变为了例[1b]的理解：

[1a] I am going [to get some wine].

[1b] I [am going to] get some wine.

下文根据COHA 数据，分别考察“going to”和“gonna”的频率分布：

如果未及时安装倒流防止阀或者安装过程处理不当，就很容易造成管网水压力急剧升高的问题。长期以往，住宅小区管道上安装的水表经常会出现明显的倒转问题。最主要的是，一旦出现倒转问题，势必会降低居民用水效率。严重时，甚至会对城市管网的水资源造成污染危害[2]。

从表2 可以看出，在COHA 中（现有4.05 亿词汇），“going to”在1810 年代出现了103 个形符，到2000 年代出现14,782 个形符，增加了14,679 个形符，增加了142.51 倍；
“going to”在每百万词中，在1810年代平均出现87.20 个形符，到2000 年代平均出现499.98 个形符，平均形符增加了412.78 个形符，增加了4.73 倍。从中可以看出，“going to”不管从单个形符数还是从百万词形符平均数都有明显增加；
在整个COHA中，“going to”出现总形符数是136,459 个，百万词平均形符是336.94 个。以上说明“going to”从1810 年代到现在的使用频率不管从形符数还是从百万词平均形符数都在不断增加，并且形符总量越来越大。

表2：“going to”在COHA 中的频次分布表

从表3 来看，在COHA 中，“gonna”在1910 年代首次出现，1910 年代出现了9 个形符，到2000 年代出现2,230 个形符，增加了2,221 个形符，增加了246.78 倍；
“gonna”的百万词平均数据如下，在1910年代平均出现0.40 个形符，到2000 年代平均出现75.42 个形符，平均增加了75.02 个形符，增加了187.55 倍。从中可以看出，“gonna”不管从单个形符数还是在百万词形符平均数都有明显增加；
在整个COHA 中，“gonna”出现总形符数是10,541 个，百万词平均形符数是26.03 个。以上说明“gonna”从1910 年代到现在的使用频率不管从形符数还是从百万词平均形符数都在不断增加，并且形符总量越来越大。

表3：“gonna”在COHA 中的频次分布表

从表2 和表3 对比来看，“going to”从1810 年代103 个形符，增加到2000 年代14,782 个形符，形符增加了142.51 倍；
百万词形符数由1810 年代的87.20 个，增加到2000 年代的499.98 个，增加了4.73倍。“gonna”从1910 年代首次出现，1910 年代出现了9 个形符，到2000 年代出现2,230 个形符，增加了246.78 倍；
百万词平均数由1910 年代0.40 个形符，到2000 年代平均出现75.42 个形符，增加了187.55倍。可以看出，“gonna”从1910 出现到现在，百万词平均形符数比“going to”百万词平均形符数增加的速度要快很多（“gonna”增长187.55 倍；
“going to”增长4.73 倍）。据此可以得出结论：“gonna”的使用频率增加的速度要比“going to”增加的速度快很多。

概而言之，基于使用的构式观认为，输入频率在图式性更强的结构的固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一旦听者重复、高频地碰到某些构式，例如“gonna”不断被人们使用，这些构式将会固化到心理构式库（mental construction）中（张苗苗2019：29）。以“gonna”为例，其最初使用语域仅限于口语，但后来不断拓展，其使用语域不断扩大，逐渐被人们广泛接受和使用，实现了社会规约，这也是一个标准化的进程，即从刚开始的口语体，慢慢成为英语中的标准表达。

3.3 社群分布

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语言是社群语言的基础。按照浪漫主义观点，语言是身份的表达，“going to”进入英语表示“将来”之后，成为标准语，也就是使用场合比较正式和使用者往往受过良好教育，但“gonna”相对“going to”而言，进入英语之初，使用者的教育程度比较低，一般用于非正式语境中。据《牛津英语词典》（Volume VI：667），英语中的“gonna”最早是口语体，来自苏格兰语“ganna”。“gonna”是一种“going to”粗俗的发音，如例[2]所示，具有明显的辱骂之意：

[2] Yo’re gonna get a good lickin.

[3] Just as to-day we frown upon gonna and got ta for going to and got to,so doubtless did our forefathers frown on the slipshod speech that joined be and titan into butan,prefixed on and shortened it to abutan,then to abute (three syllables),and at last to about.If got ta for must and gonna for going to prove useful auxiliaries,vulgar pronunciation will have shown us helpful short cuts in speech.But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y will disappear if they are not useful is not easy to answer...

从以上论述来看，用“gonna”代替“going to”至少有三点需要强调：

第一，前辈们对“gonna”嗤之以鼻，要皱眉头，意味着“gonna”是一个新出现的、比较不守传统规矩的表达，使用者的身份多是年轻人。

第三，作者对“gonna”是否会消失并不能做出判断（事实上现在英语世界到处都在使用该表达）。

COHA 语料显示“going to”和“gonna”出现的语域都是倾向于口语体，特别是“gonna”最早由于对“going to”的快速发音而致，所以大量存在于口语体，并且根据现有语料分析，有以下几个特征：

（1）说话者受教育程度较低

浪漫主义模式认为话语是身份的表达，而早期“gonna”语料中，说话者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是一大身份特征，比如例[4]讲述了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警察与一帮流氓恶棍的对话中就使用了“gonna”，如例[4]所示：

[4] The policeman walked up to the Runt and caught him roughly by the arm.“Move along outa here.I’d ought to pinch you,but I’m not gonna do it this time.See?You beat it!”Durand turned to one of his followers.“Tail that fellow.Find out where he’s stayin’and report.”Helplessly Johnnie went staggering down the street.

（2）说话者社会等级较低

人是社会动物，社会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场域，有了人类社会，人类就有了社会等级，而在使用语言时，浪漫主义认为人更多的是在表达自己的身份，所以在使用“gonna”时，社会等级比较低的人喜欢使用比较“接地气”的语言，也就是更喜欢方言，或者说土话，甚至行话，所以“gonna”在早期，在没有正式进入英语实现标准化之前也是民间社会等级比较低的人们的语言，往往是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比较“粗野”的人物所说的话，这个对话就充满了俚语和攻击、骂人的言语，“liar”“sneakin”“thieving”“raving”等消极意义构成“gonna”的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如例[5]所示：

[5]“...had no expectation of seeing me,nor I of seeing her.You’re making a fool of yourself.”He burst,red,quivering,insensate.“Yu’re a liar! Yu’re a sneakin’,thievin’liar,like all Gentiles.Yu’re both o’yu liars.What’s she?”And he spoke it,raving with insult.“But I’ll tame her.She’ll be snatched from yu an’yore kind.We’ll settle naow.Yu’re a liar,I say.Yu gon na draw on me?Draw,yu Gentile dog;for if I lay hands on yu once...”

（3）使用场合正式性偏低

“gonna”于1917 年首次出现在COHA 中，出现了7 条，全部来自小说文体，1919 年出现2 条，也是来自小说。大部分“gonna”早期都出现在对话中，并且绝大多数发生的场景是非正式场合，要么是在野外打架斗殴的场合，要么是家庭朋友聚会的非正式场合，例[6]的“party”“steps”“family”“house door”等语义韵提供了一个轻松的家庭聚会非正式场合，并且这个对话中出现了一次“gonna”，如例[6]所示：

[6] I was on a petting party? FRANK MAURRANT I suppose he didn’t kiss you or nothin’,huh? ROSE MAURRANT No,he didn’t! And if he did — FRANK MAURRANT It’s your own business,is that it? Going up the steps.Well,I’m gonna make it my business,see?Is this bird married? ROSE does not answer.I t’ought so! They’re all alike,them guys—all after the one thing.Well,get this straight.No married men ain’t come nosin’around my family,get me? ROSE MAURRANT rising agitatedly as the house door opens.Be quiet,Pop! There’s somebody coming.

（4）对话双方关系较亲密

COHA 语料显示“gonna”在标准化早期，常常发生在对话双方关系比较亲密的语域中，如例[7]发生在一个家庭聚会场合，并且说话者直接用了“I’m gonna talk straight to you.”。

[7] Henry,you got to lay the law down,I tell you.HENRY Yeh,yeh.HENRY Now,I’m gonna talk straight to you.Women is like mules and all dumb brutes,Henry,you got to break’em’fore they’ll work.

（5）对话情景氛围（时间）较紧迫

上文述及，“going to”有三个音节，“gonna”有两个音节，“gonna”比“going to”发音快，因此在对话情景氛围比较紧迫，或者时间比较仓促时，往往使用“gonna”，例[8]的“desperate”“reach out and choose”“hurrying on the singers”等都表达了一种急促的语义韵，所以说话者使用了“I ain’t gonna go in”这样的表达，如例[8]所示：

[8] With a desperate movement NANCY reaches out and chooses the speaker.NANCY I choose you.BOY Pulling back and hurrying on the singers.No you don’t.I ain’t gonna go in,you got to choose him.VOICES Yes you have,yes you have!

3.4 构式意义

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是形式和功能约定俗成的配对体，是语言基本单位，构式之间不存在转换关系。本文重申每个构式都会有自己的意义，例如“going to”和“gonna”构式意义存在差异，就如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一样，“going to”和“gonna”存在意义和功能差异，但上文指出“going to”经历了变迁，产生了变体“gonna”，这个产生过程和标准化过程经历了浪漫主义要展现个体的主体性，理性主义要规范和通畅交际，所以“going to”和“gonna”历经了历史变迁，才发展至今日状态。至此关于“going to”和“gonna”的构式意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going to”本身历经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模式的竞争，既有继承又要创新，是历经变迁的结果；

第二，“gonna”本身也是经历了历史变迁，从苏格兰语中进入了英语；

第三，“gonna”是从“going to”历经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模式变迁而来，“going to”是“gonna”的母体，“gonna”经过英语社群成员的主体间性建构，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构式，但不容否认“going to”和“gonna”是两个高度相关的构式，“going to”的构式意义是“表示正式文体中的将来”，而“gonna”从最初的非正式文体走向正式，但依然表示“正式程度较低语境中的将来”，并且广泛使用于自媒体和日常对，例[9]-[11]都来自英语社交媒体。

[9]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10] I’m not gonna tell you.

[11] What are you gonna do?

综上所述，构式变迁有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模式，理性主义模式将语言视为民主参与和解放的中立媒介，追求语言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而浪漫主义模式则强调语言和文化的认同，将语言视为一种个体身份表达途径。构式变迁的实质就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角力后达成的某种平衡。本文系统考察了“going to”和“gonna”在COHA 语料库中的频率变化关系，重点分析了“gonna”在形态结构、使用频率、社群分布的各种变化关系和特征，提出“gonna”是从“going to”发展而来，经历了从个体语言到集体语言的标准化发展过程，当然“gonna”的历时变迁也受到说话者身份等变量影响。“going to”和“gonna”某种程度上在过去、现在还有在将来都存在一种竞争态势，但从词频增长幅度来看，“gonna”的使用频率在快速增加，这也是英语的一大特色，当然，构式永远都会处于变化之中，那么构式的浪漫主义模式和理性主义模式的竞争从过去到现在都在延续中，并且在未来还将继续上演，共同推动语言构式的变化，成为语言表达不断丰富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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