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素养视角下高校学生突破信息困境的对策研究

朱世琴 陈红英 苟文静

（华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200237）

信息化时代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新阶段。在这个时代中，传统的信息传播、交流方式发生改变，人人都可以参与到信息内容的分享与生产中，但同时也很容易造成信息泛滥、信息资源过载等负面现象。为降低自身认知负荷，用户通常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信息，长此以往，就会陷入片面化获取信息的困境中[1]。算法技术的普及更是助推了这一现象的形成，尽管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进行抉择，但过滤技术却可能将其限制在由同质化信息构成的封闭环境中。虽然算法技术在不断地迭代更新，但仍是基于用户过去行为来预测未来偏好，可能无法进行合理推荐，因此从用户自身出发，不断提升公众信息素养水平才可能有效规避算法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突破信息困境。

通过文献调研，笔者发现学术界对信息茧房等困境现象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是鲜有探究信息素养水平对信息困境的具体影响。鉴于学生群体在全国网民规模中占比很高[2]，且一般高校都开设信息素养教育课程，相对于其他群体，高校学生更易于接受相关的信息素养教育来突破信息茧房等困境。因此本文以高校学生群体为例，探究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对其陷入信息困境的影响，并基于信息素养培养角度提出相关对策。

2.1 信息困境概念界定

信息困境并非是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才兴起的，徐长柱[3]指出在文献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从以前被困于“文山书海”到现在被困于信息环境，其本质都会导致用户无法有效获取信息，陷入信息困境。而通过前期文献调研，笔者发现国内外学者大多使用“回音室效应”[4]、“信息茧房”[5]、“过滤气泡”[6]来指代信息化时代下用户被困于海量信息中的现象。其中，“回音室效应”侧重于指在群体环境中，个体意见强化导致的同质信息重复接收；
“信息茧房”侧重于指个体主动的信息选择行为导致的信息视野局限；
“过滤气泡”侧重于指信息技术的发展，用户只能被动选择、接收信息导致的信息环境固化。由此可见，虽然“回音室”“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等现象有着不同的形成原因和概念内涵，但最终都会导致用户陷入以个人需求为主导的同质化信息环境中，无法客观有效地获取、利用和评价信息，成为信息时代囚笼中的“困兽”。

虽然现有研究已从多个维度详细阐述用户受困于信息时代的现状，但缺少全面的描述，因此，本研究整合了相关概念的差异化描述，将其定义为信息困境进行研究。信息困境是指信息时代的疾速发展并未方便用户对信息的获取和吸收，反而使用户陷入了认知固化、被动获取信息、缺少主观看法、信息焦虑、隐私安全隐患等困境中，从而导致用户视野局限、被禁锢于固有的知识体系和群体圈层中，无法全面接收新内容和新知识，只能片面化获取信息的现状。

2.2 信息困境应对策略研究

基于形成机制，学者们探索了相应的治理策略。Shen[7]探讨了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并提出可以根据文化适应原则，增加信息偶遇以打破信息茧房；
Tabrizi等[8]提出了公平搜索的策略，即将识别到搜索主题的不同视角呈现给用户，用户在自主选择视角的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其他视角；
Herm-Stapelberg等[9]提出可以在推荐系统中加入专家意见，扩大系统推荐的覆盖范围且使用户的满意度不受影响；
王益成等[10]基于信息运动的视角，指出要突破信息茧房，就要提升用户自身的信息素养以及提升平台的管理水平；
任秋菊等[11]指出技术的发展虽然加剧了信息茧房现象的形成，但是个体因素才是主导原因，因此提出应该加强用户自身对于信息茧房的理解，从而有效破茧。

2.3 应对信息困境的信息素养教育研究

随着社会网络的智能化和数字化发展，用户自身处理信息的能力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对于高校学生而言，掌握必备的信息素养能力可以帮助其快速适应时代发展，在此背景下，不同学科学者也从自身专业领域出发，阐明信息素养与信息困境之间的关系。目前传播学科、信息学科、图书馆领域等均提出提高用户信息素养水平、加强信息素养教育是突破信息茧房等困境的最佳对策[12]。例如，李静瑞等[13]指出网络环境的独特性和用户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易于形成“奥威尔难题”，而培育用户的网络信息素养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措施；
王益成等[14]通过构建嵌入式信息素养教育模式，指出强化用户自身的信息素养水平才是解决信息茧房的长久对策；
王阳等[15]通过研究算法推荐技术对移动阅读行为的负面影响，指出提升用户自身的移动阅读素养才可以避免其深陷信息茧房等困境中；
Dufva等[16]指出为了把握数字化时代的本质和未来，破除信息困境，需要在教育领域更广泛地理解数字化的重要性，提升自身的能力。

综上所述，学术界已从多维度提出应对信息困境的对策，但提升用户自身信息素养水平才是适应信息时代快速发展、有效突破信息困境的长久之策，目前的相关研究大多是探讨信息困境相关现象的形成机理，以及从理论层面提出改善措施，并未进行针对性的量化研究。因此，本文从用户行为视角出发，以网民规模中占比较高且不断接收信息素养教育的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索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对信息困境的具体影响，从而为高校学生突破信息困境提供实证参考。

本研究通过调研已有文献，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认知失调理论，构建信息困境评价指标体系，并从信息素养视角出发，筛选适合我国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借助于信效度分析和因子分析验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进而探究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对其陷入信息困境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3.1 指标构建

3.1.1 信息素养指标构建

信息素养是当代高校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提高其学习效率、知识层次、有效应对外界环境变化、适应时代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通过调研国内外已有成果，基于国内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现状，本文主要借鉴我国高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信息素质教育工作组提出的信息素养指标体系[17]和学者们提出的[18-21]信息素养指标体系，同时延续了一直以来的信息素养标准分类，最终构建了由信息意识（L1）、信息知识（L2）、信息能力（L3）和信息道德（L4）构成的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信息意识是指个人对信息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包括：信息重要性意识（L11）、信息敏感性意识（L12）、个人隐私安全意识（L13）和数据保存意识（L14）。

信息知识是指对信息有关的理论、方法的掌握，包括：信息来源知识（L21）、信息工具知识（L22）、信息检索知识（L23）、信息分析知识（L24）、信息组织知识（L25）和信息评价知识（L26）。

信息能力是指对信息的利用和处理能力，包括：信息心理控制能力（L31）、不良信息过滤能力（L32）、信息技术适应能力（L33）、信息交流能力（L34）、多途径获取信息能力（L35）和信息处理能力（L36）。

信息道德是指在信息领域中规范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包括：数据引用规范（L41）、网络信息道德（L42）和网络信息知识产权（L43）。

3.1.2 信息困境指标构建

（1）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在信息传播中，由于同类型信息的持续反馈和重现，导致用户原有信念在特定方向上不断强化，用户行为倾向也会随之受到影响，而这种影响通常会固化用户已有观点，产生极化现象，使用户不自知地陷入充斥着同质化信息流的困境中。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从类化、认同和比较三个历程解释外界环境对个体获取信息的影响，如群体关系、信息环境等；
基于认知失调理论阐释用户通过否认新的认知或寻找与新认知有关的信息代替旧认知，以消除心理不适从而影响其个体偏好的行为过程。基于以上理论，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信息茧房等概念的差异化描述，从算法技术、群体环境和用户自身认知三个角度出发，构建由信息极化（T1）、群体极化（T2）和认知极化（T3）构成的信息困境评价指标体系。

（2）指标体系的初步构建

信息极化侧重于指算法技术带来的影响。信息化时代下，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成为人们沟通交流和娱乐休闲的主要工具，各大平台为了增加高粘性用户，会根据用户的检索记录进行推送[22]，为其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23]，以及通过平台自带功能帮助用户快速筛选感兴趣的信息[24]。个性化推荐技术的兴起可以帮助用户节约获取信息的成本，但也使用户陷入由技术包围的信息困境中，不利于用户信息获取面的拓宽。因此，本文选取困于平台功能（T11）、困于信息推送（T12）、困于信息痕迹（T13）和困于界面设计（T14）四个指标来衡量用户受困于算法技术的程度。

群体极化侧重于指群体交往带来的影响。信息化时代下，社会关系网络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这个社交网不仅会影响用户获取信息的范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用户对事物的主观情绪和看法。在该维度的指标选取中，笔者从张海学者[23]通过扎根理论构建的信息茧房形成机制模型中提取出社群情绪影响、社群文化影响和意见领袖影响三个因素，同时查阅相关文献，依据群体交往特点，提炼群体压力影响和人际交往影响等因素[25]，最终构建了由群体情绪影响（T21）、圈层文化影响（T22）、人际交往影响（T23）、意见领袖影响（T24）和群体压力影响（T25）五个指标构成的群体极化维度体系。

认知极化侧重于指用户的自我认知偏差带来的影响。信息化时代下，用户不会对海量信息做到全盘接收，只会从中选择感兴趣的信息[26]，在获取信息时，也会受到自身专业知识[27]和固有看法的影响[28]，陷入由自我认知偏差导致的困境中，而自身能力不足[29]也会致使用户只能被动接受信息，缺乏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基于用户获取信息的特征，本研究选取专业知识倾向（T31）、个人兴趣倾向（T32）、固化渠道倾向（T33）、价值认同倾向（T34）、获取动机倾向（T35）和能力不足倾向（T36）六个指标作为认知极化维度的二级指标。

3.2 问卷前测及指标体系优化

现有研究中还未出现信息困境或相关概念的量化指标题项，因此为了保证指标体系构建的合理性，本研究以上海市高校大学生作为测试样本对象，借助于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小范围的预调研，共回收98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处理后，笔者发现指标体系存在以下问题。（1）通过CITC检验发现：①信息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的CITC检验显示“数据保存意识（L14）、信息处理能力（L36）”的CITC<0.3，删除之后，量表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增大；
②信息困境指标体系中，困于界面设计（T14）指标和群体压力影响（T25）指标的CITC值接近3，即区分度较小。（2）部分二级指标在旋转分析后所对应的维度与原先不同：①个人隐私安全意识（L13）与信息道德维度聚成一类；
②信息来源知识（L21）指标与信息意识维度聚成一类；
③信息评价知识（L26）指标与信息能力维度聚成一类。（3）部分二级指标设置不合理：不良信息过滤能力（L32）和能力不足倾向（T36）指标在各自因子中的负荷值都未达到最低要求值0.5。

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及回访答题者意见后，笔者对指标体系进行了以下优化。（1）调整部分指标所属维度：①将个人隐私安全意识（L13）调整为隐私保护道德（L44）；
②将信息来源知识（L21）调整为信息获取意识（L13）；
③将信息评价知识（L26）调整为信息评价能力（L35）；
④将困于界面设计（T14）指标调整为困于系统交互（T14）；
⑤将群体压力影响（T25）指标调整为社群推荐影响（T25）。（2）删除部分指标：删除数据保存意识指标（L14）、不良信息过滤能力指标（L32）、信息处理能力指标（L36）和能力不足倾向指标（T36）。

为了保证问卷和变量的有效性，本研究所选取的测量变量和题项均来源于已有文献，同时对测量题项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相关改进，以使问卷更具有针对性。通过以上调整和修改，形成了最终的问卷测度项及指标题项，汇总见表1，详细内容见附录一。

表1 正式问卷调查测度项Table 1 Measurement Items of Formal Questionnaire Survey

3.3 正式问卷调查

针对表1涉及的变量，正式问卷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基本信息的填写，主要包括性别、教育水平和教育程度等；
第二部分是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情况调查，共包括16个测量题项；
第三部分是高校学生信息困境情况调查，共包括14个测量题项。测量题项皆以二级指标体系为主，并采用Likert 5点量表形式进行测量，1-5表示符合程度（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正式调查问卷采取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调查时间为2021年11月23日-2022年1月28日，纸质问卷发放给笔者所在教研室信息素养教学班群以及其他校内学生，共发放209份问卷；
电子问卷则通过“问卷星”调查平台（www.wjx.cn），借助于微信、QQ等社交软件向不同高校发放，共获得1611份电子问卷。为避免重复填答，将同一设备、同一微信的填答上限设为一次，最终共回收问卷1820份，剔除填写时间过短、陷阱题答错、答题重复及有规律问卷362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458份，有效问卷占80.1%。

有效样本中，男生占比43.5%，女生占比56.5%；
理工农医类学生占比最高（58.2%），艺术体育类学生占比最少（9.8%）；
本科生最多（74.1%），其中大二学生占比最高（30.1%）；
调研样本分布在沪、京、鲁、苏等省市。

4.1 信效度分析

通过Cronbach Alpha系数值进行信度评估，此值一般大于0.7即可。本研究的Cronbach Alpha系数值均大于0.7，说明问卷结果可靠性较高。通过SPSS 23.0对问卷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信息素养指标体系和信息困境指标体系的KMO值均大于0.9，显著性均小于0.05，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4.2 主成分分析

结合信效度分析，本研究通过主成分算法和最大化方差正交旋转法提取因子，因子载荷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因子载荷分析结果Table 2 Results of Factor Load Analysis

4.3 信息素养水平对信息困境的影响分析

4.3.1 数据处理结果分析

高校学生因其教育程度、所处环境等因素的不同，其信息素养水平和信息行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将会对其是否陷入信息困境以及陷入信息困境的程度产生很大影响。基于此，根据问卷调查时高校学生填写的各个选项分值，计算出高校学生个体的信息素养总体得分均值，并通过K-means均值聚类方法，将具有相似属性或特征的数据点划分为特定的组。

经过计算，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在2个类群中的差异是显著的，最终的聚类中心分别为（4.1）和（2.58），接近于聚类中心的高校学生信息素养处于同一质量水平，因此笔者将信息素养水平划分为高、中和低三个组别。

4.3.2 信息困境与信息素养一级指标相关性分析

基于问卷样本较好的信效度和因子分析结果，笔者分别对高、中和低三组样本的信息素养水平与信息困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表3集中反映了三组样本的信息素养水平与信息困境之间的相关性。

表3 信息素养一级指标与信息困境相关性分析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First-level Indicato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Dilemma

在高信息素养水平分组中，信息意识、信息道德与信息困境呈现显著负相关，信息能力与信息困境之间的关系不显著，信息知识与信息困境呈现显著正相关。高信息素养用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其陷入信息困境，但是信息知识的丰富使得这一群体可能只选择自己熟悉的理论知识或检索、组织知识[30]，根据自身专业特性有目的地获取信息，如此便会易于迎合大数据的精准推送，忽略对于其他信息的获取，陷入由自身信息知识结构固化导致的信息困境。

在中、低信息素养水平分组中，低信息素养水平的用户在获取信息时，会盲目选择系统推荐信息，无法做出有效判断，算法推荐技术的日渐完善可能会使这类用户接收到多元化的信息，因此其信息困境与信息知识的相关性不显著；
其余用户的信息困境与信息素养各维度均呈现正相关。中低信息素养水平的用户自身能力有限，信息知识匮乏，无法对所需信息做到精准查找，因此更依赖于算法技术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同时，信息意识的缺乏使其越来越沉溺于被动接收心理中，依赖于社交媒介或社交群体获取信息[31]，而信息道德的缺乏致使其盲目跟从群体主流观点，可能逐渐丧失独立思考和自我选择的能力，最终思维固化。

4.3.3 高信息素养组学生信息困境与信息素养水平的回归分析

由上文可知，高信息素养组学生的信息素养的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维度与信息困境呈显著负相关，虽然相关程度中等偏弱，但显著性水平说明高校学生信息素养对其陷入信息困境的程度仍会产生一定影响[32]。因此，笔者就高信息素养组样本的信息素养水平对信息困境的影响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探究信息素养水平的哪些方面能够显著影响信息困境，进而为突破信息困境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表4列出了对信息困境各维度具有显著影响的信息素养二级指标。可以看出，在信息极化的影响因素中，信息重要性意识、信息工具知识和网络信息道德对其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而信息分析知识、信息组织知识和网络信息知识产权对其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信息极化是个性化服务带来的算法困境，高校学生自身专业知识的储备可能会使其固执己见，使用惯性思维和方法来分析信息，由此便会陷入到算法技术构建的“熟悉牢笼”中；
而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和对其他工具的了解有助于增加自身的信息获取面，打破单一的信息获取渠道，网络信息道德则有助于高校学生辩证地看待网络信息，不被网络中充斥的虚假信息所迷惑。

表4 回归分析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在群体极化的影响因素中，信息重要性意识对其的负向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其次具有负向影响作用的是信息敏感性意识、网络信息道德、隐私保护道德和信息获取意识，而信息分析知识对其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群体极化是指在社群交往中，用户过于顺从群体想法所致使的困境。而信息重要性意识和信息敏感性意识的提升会增加高校学生对信息的感知和利用，对群体观点保持清醒的态度，信息获取意识有助于提升高校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会盲目依赖群体想法和观点，网络信息道德和隐私保护道德的提升则可以避免高校学生在群体交往中的偏听偏信和过于依赖外界环境。信息分析知识有助于高校学生对信息的掌握和处理，但是如果仅按照自己的喜好接触与自身知识储备相同或类似的信息或人，则可能致使其接触圈层固化，陷入群体极化困境中。

在认知极化的影响因素中，隐私保护道德对其具有负向影响作用，而信息分析知识对其具有正向影响作用。认知极化是自身思维惯性和对外界环境的依赖导致的困境，高校学生往往会依靠自身认知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在首次使用某一平台时也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信息，长此以往就会深陷同质化信息流中，因此隐私保护道德可以帮助高校学生有效应对算法技术未经允许就进行个人数据搜集的逻辑缺陷，使高校学生时刻注意到之前搜索的内容是否重复性地出现，进而有意识地搜索其他内容。

信息素养不仅是对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也是社会成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是目前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参差不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息素养水平的高低与其陷入信息困境呈现不同的相关性，中低程度信息素养用户的信息素养水平与信息困境显著正相关或不相关，高信息素养用户的信息素养部分维度与信息困境负相关，其中信息工具知识、信息重要意识、网络信息道德与信息极化显著负相关，信息重要意识、网络信息道德、信息敏感意识、信息获取意识和隐私保护道德与群体极化显著负相关，隐私保护道德与认知极化显著负相关。据此构建的高校学生信息素养与信息困境关系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基于此，从信息素养视角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议。

图1 高校学生突破信息困境的概念模型Fig.1 Conceptual Model of University Students Breaking Through Information Dilemma

（1）拓宽个体思维认知，突破信息极化困境。信息时代下，个性化推送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无形中也将用户局限于封闭环境中，特别是对于信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用户，缺乏获取信息的主动性，沉迷于个性化推荐带来的满足感中，很难提升自己。根据图1可看出，首先应加强信息重要性意识的培养，从其最常用的APP（如抖音、小红书等）入手，详细解释社交平台行为数据采集的原理及个性化推荐算法的相关理论知识[33]，使高校学生能够树立起冗余信息规避的意识，有重点地浏览信息；
其次，应当拓宽高校学生的信息工具知识范围，培养高校学生对于各类实用软件知识的掌握，改变其对社交媒体的强依赖习惯，尝试多轨道接触信息；
最后，应该加强对高校学生网络信息道德的培养，在信息素养的相关课程中，应配以相关案例进行阐述，让学生个体主动参与到信息道德的认识和讨论中，培养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34]。

（2）增强高校学生主体意识，突破群体极化困境。个体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会依赖于社交媒体、好友群体获取想要的信息，“千人一脑”，沉浸在群体环境构建的信息困境中[35]。因此，应当加强对高校学生信息重要性意识、信息敏感意识和信息获取意识的培养，提高其信息获取主动性和敏感意识，自觉防御社交圈子化、信息交互特定化的行为倾向，引导高校学生冲破圈层阻隔，减少群集偏见；
另外，应培养高校学生的网络信息道德和隐私保护道德，提升高校学生对不良信息的鉴别力，规范其网络交往时的边界意识，对于群体中大多人都认同的观点持辩证态度，不人云亦云，不因群体情绪影响自身行为倾向，不做虚假信息的助推器，不随意泄露自己以及他人隐私信息，保持正确的价值观念；
高校教师也可以利用新兴的学习平台为学生营造开放共享式的学习氛围，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及培养学生与不同群体讨论的主动性，拓展学生群体的社交圈，突破群体极化困境，提高知识获取和转化效率。

（3）注重隐私道德感培养，提升自身主观能动性，突破认知极化困境。认知极化困境归根结底是由于用户的惰性、行为惯性和心理认知导致的，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使得注意力有限的高校学生无法对海量信息做到全盘吸收，为了减轻自身认知负荷，他们会根据算法技术提示透露自身喜好，从而获得更加“智能”的个性化服务[36]。想要打破这种困境，用户须从自身做起，克服惰性，提升自身主观能动性，主动拓宽信息获取渠道，积极探索未知领域，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接收信息；
其次用户也需要对推送信息保持警惕态度，提高对信息的辨别意识，增强自身信息控制和信息聚合意识，对自己常关注的信息进行回顾和整合，减少因选择性心理而产生的依赖情绪；
最后，高校也可以校园文化宣传为载体，加大对隐私道德相关教育的宣传力度，提高学生的隐私防范道德和对信息真假的辨别能力，扩大隐私保护的共识，避免过度依赖、盲信算法技术带来的个性化服务。

（4）全面提升高校群体信息素养水平，突破信息困境。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提升其信息素养水平对于突破信息困境极为重要。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开始重视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但是现阶段的素养教育往往存在注重检索、内容狭窄、方式单一的弊端，较少涉及到信息素养教育的其他方面，如缺少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和对社交媒体应用的普及，不利于高校学生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因材施教，展开多层次且具有针对性的教学；
各个学科应当根据学科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对某类学科的信息素养教育做到在全国范围内的整体规划和协调，建立一个良好且平等的信息素养教育机制；
高校也应多途径实施对学生群体的教育引导，创新高校传媒，优化教学课程，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心理，切实提高其信息素养水平，从而有效应对信息环境的变化。

信息困境并非信息时代的新产物，但是信息时代的发展却加速了其负面效应的产生，有效突破信息困境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问题”。本研究从用户行为视角出发，以高校学生为例，构建信息困境评价指标体系，并借鉴信息化环境下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指标体系，量化分析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水平对信息困境的具体影响。总体来看，目前高校学生信息素养参差不齐，中低程度信息素养用户的信息素养水平与信息困境呈现正相关，高信息素养用户的信息素养水平与信息困境部分维度呈现负相关，因此，分类别、有侧重地提升高校学生信息素养水平方可助力其有效突破信息困境。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仅以高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没有考虑其他人群，研究结论可能缺乏普遍性，后续可扩大样本进行研究；
其次，忽视了用户行为的动态变化性，后续可开展历时性研究，基于面板数据对信息素养和信息困境进行分析，为提高信息素养水平、突破信息困境提供更加合理的建议。

作者贡献说明

朱世琴：提出研究思路与方法，修改论文；

陈红英：数据搜集与分析，撰写论文；

苟文静：数据搜集与整理。

支撑数据

支撑数据由作者自存储，E-mail:chenhyhy1@163.com。

1. 陈红英：高校学生陷入信息困境的现状调查前测.sav.问卷调查数据.

2. 陈红英：高校学生网络信息接触行为的现状调查.sav.问卷调查数据.

附录1:正式调查问卷

Appendix 1: Questionnaire

第一部分：基本信息（单选题）Part I: Basic information（single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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