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村里的汉族奶奶

朱建学

奶奶85岁去世

厘不清什么缘故，我的汉族爷爷经历苦难，从四川德昌县逃难到云南昆明，再带着奶奶一路辗转，1930年代落籍到深山野岭的彝族山村，人生地疏，举目无亲，先后在武定县发窝乡山品村租了彝族龙家、张家4家人的房子居住。

最先来到山品彝村的是我爷爷朱荣诚一个人。他脑子灵活，从擅养黑山羊也爱吃山羊肉的彝村收一些牛羊皮到昆明卖，又从昆明买针、线、旧衣服等小百货来山品卖。那时山品叫永兴乡，有个小街子，买卖生意就在街上进行。永兴乡杨乡长看中我爷爷除了会做生意，还会烧瓦起屋盖房子，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就专门找了一块地让爷爷烧瓦供村民盖房子。也就从汉族爷爷烧瓦开始，山品彝族人逐渐告别茅草房住上了大瓦房。爷爷在彝族村子里闯出了一条活路，也开启了彝汉相亲相融的佳话。

我的奶奶名叫朱李氏，生于1907年，比爷爷小20岁。奶奶是孤儿，据说是曲靖人。她很小就被卖给人家做小媳妇，经常被打，只好逃跑。后来流浪到昆明帮人洗衣服为生，据说在富民被爷爷买来做媳妇。大约1932年25岁时与爷爷结婚，当时爷爷已经45岁。

爷爷奶奶结婚后在昆明靠做小生意生活了两年，1934年前后一家人又从昆明搬来山品，带来一个6个月左右的女孩，也就是父亲的姐姐。奶奶从来到山品就再也没有去过武定，去过昆明，直到奶奶85岁在山品去世。

1945年，我父亲8岁时，58岁的爷爷因病去世了。爷爷去世时奶奶38岁，姑妈11岁，父亲8岁，嬢嬢5岁。奶奶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坚韧卓绝的奶奶仍然靠做小生意，还有煮酒、养猪补贴家用。

新中国成立后，奶奶一家在土改时分到了大队前面的两间地主家的房子，结束了从1934年开始一直在山品租房子住的历史。

山品现在是武定县发窝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地处武定县中北部，距发窝乡政府所在地12公里，距武定县城55公里。山品村委会下辖大永西、山品、稗子田、哈咩4个自然村，13个村民小组，2022年末总人口386户1526人。居住有彝族、汉族、傈僳族、苗族四种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1103人，占总人口的74.7%，少数民族中彝族居多，山品中队和上队全部是彝族黑彝支系。

我奶奶从1934年来到山品以后就一直没有出过村，在山品村生活了58年。奶奶一直没有学会讲黑彝话，但她全部听得懂，在村里奶奶讲汉话，村民讲黑彝话，沟通起来比较流畅。

奶奶没有想到，他的人生活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缩影。

奶奶命运坎坷。先后四年间，她的两个女儿，我18岁的姑妈和18岁嬢嬢，相继因病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对我奶奶的打击可想而知。

奶奶85岁去世。我记得奶奶的棺材是请村里的木匠现打的。奶奶和47年前（1945年）去世的爷爷合葬在了一起。据村子里去打圹井挖墓穴的人回来说，挖到爷爷的棺木时仍然完好无损没有腐烂。在黄泉，爷爷是否挂念着与他相依为命的奶奶？

在山品放牛背柴疙瘩的奶奶

奶奶留给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和印象是，穿着黑粗布宽裤腿自己缝制的衣服，赶着生产队里的10多头牛，背着一背松木柴疙瘩，沿着小河边的公路向村里慢慢走来。

奶奶曾经裹过脚，估计是卖给人家做小媳妇的时候裹的。两只脚的脚趾头全部被裹了缩进去，脚掌只有普通人的四分之三大。每次背柴疙瘩、背猪草到家奶奶都要脱下鞋子揉半天脚。那时奶奶经常穿的是父亲给她买的帆布胶底鞋，底比较薄，还不透气，不大好穿。

父亲在外参加工作，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就是母亲和奶奶。奶奶人缘好，生产队就一直安排她放牛，仍然按妇女强劳动力给她记工分。奶奶闲不住，一边放牛一边砍一些松木疙瘩背回家。因为松木疙瘩含有大量松油，比较易燃耐烧，還可以当作松把明子做灯点照明。

我记忆当中直到奶奶去世，山品村都还一直没有通电，主要的照明方式就是点煤油灯和烧松把点松明子。以至于我家仅有的几张全家福照片，背景都是我家堂屋前厦子上一直堆着的一大堆奶奶背回来老也烧不完的松木疙瘩。

大约是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在1977年的夏天，我奶奶放牛出了一次事故。我奶奶放的生产队的牛跑丢后去偷吃七八公里外田心公社法块大队哨子嘎苗族村的庄稼。哨子嘎村苗族村民趁着天黑，打着火把，又吼又叫，把牛赶到山箐里面。有两头牛慌不择路就，掉进深箐里摔死了。

生产队扣了我奶奶半年的工分，还让我的父亲每条牛赔了200元。这次放牛摔死了两头牛，赔了400元钱，对奶奶打击非常大。

1982年2月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奶奶不再为生产队放牛。我家分到的两头牛并给生产队里另外一家放。我经常是放暑假的时候，清早跟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到山上去放牛。当时奶奶已经75岁，身体还算硬朗，主要做的活计就是去苞谷地里割猪草，煮猪食喂猪，还有煮饭给一家人吃。

每年夏天，奶奶每天都要去苞谷地里割三四背猪草，砍了在院子里晒干，堆到楼上冬天煮了喂猪。奶奶晒的猪饲料比较多，每年我家的过年猪总是村子里最胖最大的。

现在母亲跟我说得最多关于我小时候的事是我的手被火烧伤。在我一岁多刚好会爬的时候，也就是1970年的夏天，早上奶奶带我在家里面煮饭，下雨楼上漏水，奶奶上楼去接漏水，我一个人坐在火塘边，不知怎么我就把右手伸进了火塘里，导致右手和脸部严重烧伤。烧伤后奶奶为了给我止痛，从院子里找来干净的稀泥巴给我包上！等母亲回来时，我疼哭昏死了过去。因为自己把手放到火里烧伤，我就有了个小名叫小憨。

后来父亲和母亲带我到武定县医院做了一次手术，从左大腿植皮去补烧伤的右手。手术并不是很成功。一年后上海医疗队到禄劝县医院支医，父亲和母亲又带我到禄劝县医院做了一次手术，从右腿植皮去补。这次手术后我右手勉强可以拿笔，但写起字来相当吃力，字也写得相当难看。

可能是因为奶奶认为我的手烧伤是她造成的，所以从小一直对我相当好。奶奶也一直为我是山品第一个考取云南大学的大学生感到骄傲。

奶奶一直生活在物质困乏的年代里，但她总有办法把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干净体面一些。当然这也跟父亲在外面工作，多少有点工资收入有关系。比如杀一个很小的过年猪，给公社食品组交一半任务后，除了腌腊肉，奶奶会把骨头腌成骨头萝卜丝蘸，一直可以吃到七八月份。奶奶还会把猪肝拌上花椒、盐巴和生姜草果面腌菜罐里，一直可以省着吃到四五月份。又比如奶奶会把腌肉水装在小土罐里，不管蚊虫叮咬还是摔伤扭伤，把腌肉水拿来一擦就万事大吉。

奶奶还是村子里的最好的土医生，会刮痧捏寒放血。放牛还经常挖些草药回来晒干在家里备用。村里大人小孩有个什么头疼脑热拉肚子，都喜欢来找奶奶刮痧拿点中草药去煮吃，奶奶一生到老分文不收。这让奶奶积下了很好的人缘和口碑。

虽然整个山品村只有我家一家是汉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奶奶的半个不字，还有我的汉族母亲。山品村的人也自奶奶开始把我家当成了山品人。

奶奶一直是我最敬重和最亲最爱的。我至今都有一个习惯，失眠的时候我就会想，奶奶从穿着黑粗布宽裤腿自己缝制的衣服，赶着生产队里的10多条牛，背着一背松木柴疙瘩，沿着小河边的公路向家里、向我慢慢走来。想着想着，我也就睡着了。

老做噩梦被贼抢的奶奶

新中国成立前，旧社会动荡混乱，山高路远的山品村一带同样是土匪强盗横行，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因为做着小生意，又是从外地搬来的，爷爷奶奶一家遭土匪强盗抢劫的次数就更多，先后经历过10多次被抢劫。最惨的一次是在张家院子里租房子住的时候，父亲还小，睡在被子里，被土匪强盗裹起就跑。我的爷爷奶奶一直追了兩三里地，苦苦哀求，土匪强盗最后才留下了我的父亲。

从此我的奶奶就落下了一个病根，老是做噩梦被贼抢，被贼撵了满山跑。奶奶一直只会管土匪强盗叫“贼。”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一直是跟奶奶睡。奶奶被“贼抢”的故事是我听得最多的，也是我最同情奶奶苦难人生的一段故事。

我的曾祖父墓志铭上是这样记录的：先祖朱公荣诚，四川德昌人也。辛亥入滇经商，时逢战乱，受尽颠沛流离之苦，遂定居武定发窝山品，务农经商，养家糊口，举步维艰。娶妻李氏，有一子二女。发奋供书，余父新中国成立后始得参加工作，抚养子女成家立业。悲乎！往事不堪回首。欣逢盛世，感激涕零。故勒石为铭，以告后辈儿孙，克勤克俭，诚信为人，不可忘哉！

欣逢盛世，感激涕零的是，汉族朱家早已和山品彝族融合为命运共同体，不再有奶奶被贼抢的噩梦，与全国一道进入了小康社会，又朝着乡村振兴的征程踔厉前行。

责任编辑：张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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