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话语分析视角下新主流电影《中国医生》的人性叙事

周素文 王莹 夏妙月

摘 要：本文基于和谐话语分析“以人为本”的研究假设，遵循良知、亲近和制约原则，从题材、类型和主题三个层面，对新主流电影《中国医生》的人性叙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作为现实题材电影，展示了“以人为本、人民做主”的中国精神；
作为灾难类型的瘟疫电影，刻画了“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哲学理念，表现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乐观和坚韧，体现了中国力量；
在主题方面，主要通过个体叙事和蒙太奇手法传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了自由、平等、和谐、友善等精神，呈现了自由与和谐的国家形象、平等与友善的人民形象，旨在记录历史，致敬创造历史的人民和文化。

关键词：《中国医生》；
新主流电影；
和谐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3）07-0093-04

基金项目：华南农业大学2019年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大学汉英翻译基础》项目成果：后疫情时代高校英语翻译教学中“坚定文化自信”的理念与实践研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外语信息化专项（GD20WZX01-06）”；
农林院校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资源建设与教学模式研究：“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1年度‘外语信息化专項（GD21WZX02-06）”。

一、绪 论

（一）新主流电影和《中国医生》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以及社会文化语境的逐步宽容，电影创作者也在努力创新求变，不断开放艺术创作思想和理念。21世纪以来，主旋律电影经过自身转型和创新，发展成为“新主流电影”，即“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相融合”的电影[1]：在输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新主流电影也在逐步满足广大观众的人文诉求与情感期许，从类型选择、题材范围到表现形式、文化视野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创新。电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一部能够影响时代的电影作品应该是既要表现中国传统文化，又要表现中华民族时代精神；
既要求真务实，与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息息相关，又能融入世界，为人类提供面临困境时解决问题的方法[2]。

《中国医生》于2021年7月9日在我国大陆上映，7月30日在海外上映，是2021年颇具代表性的新主流疫情电影。影片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以武汉医护人员、全国各省市援鄂医疗队为人物原型，围绕武汉“封城”期间的金银潭医院发生的故事，全景式记录了2020年初的抗疫斗争。导演刘伟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电影不只是给中国人看的，……是给全世界人看的”[3]。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灾难类型瘟疫电影，《中国医生》延续了新主流电影的创新风格，突破了题材、类型和主题的局限，真实细腻地塑造和再现了新时代中国医生和中国人民的新形象和新人格，向世界传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假定和分析原则

本文采用的和谐话语分析是一种新型话语分析路径，它是由中国学者黄国文提出的，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依托中国发展背景，传承中国哲学思想，具有分析和阐释中国话语的天然优势。在中国语境下，和谐话语分析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研究假设，即以“人民”为本[4]。宏观层面上，“人民”是指具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背景下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使命是推动社会进步。微观层面上，可以依据语境中的语旨对话语中所涉及的“人民”进行进一步具体划分，比如医生、护士、患者等。此外，和谐话语分析还总结出良知、亲近、制约三个分析原则，用来指导分析人的思想和行为。良知原则借鉴了王阳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哲学观，提出生态良知是以人为本的自觉条件。生态良知源自内心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外在表现为对生态参与事实或生态现实价值进行描述和判断。生态良知一方面肯定了人的智慧、能动性和原始欲望，另一方面理解和引导人不断追求进步的生态行为。亲近原则主张以不同群体为基点来分辨人和人、人和物、人和环境的亲疏关系。制约原则是对以人为本的限定，强调人对自身、他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责任，分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和谐话语分析认为，无论是个人制约、社团规约还是国家法规都应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和谐话语分析是一个多维的分析过程，涵盖对个体发展、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和语言表征的综合理解，提倡良性互动，关注整体和可持续性，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本文依据“以人为本”的研究假定，遵循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和制约原则，从题材、类型和主题三个层面，对《中国医生》在人性叙事上的创新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未来的新主流电影进一步创新提供理论研究。

二、《中国医生》的人性叙事创新

（一）题材创新：以人为本、人民做主

新主流电影承担着建构社会共享文化、维护社会核心价值的责任[5]。现实题材电影在责任担当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现实题材电影应具备现实主义精神，以叙事触及民族深层次的灵魂底蕴，才能与时代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形成共振，进而激发对观众的吸引力和价值的感召力[6]。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7]，使它在作品中表现为对人的高度关注。按照和谐话语分析框架，新主流电影应及时捕捉社会热点，关注具有时代精神的、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大多数人，把握时代脉搏，追寻主流趣味，引领主流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

新主流电影出现以来，题材上更多偏向于革命历史或者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故事，这些作品在时空上与当下国人面对的现实有一定的错位，因而，缺乏生活的丰富性和视野的当代感[8]。现实人物影片聚焦个人或少数群体，在诠释时代精神方面又略显单薄。《中国医生》是现实题材新主流电影的一颗重磅“炸弹”，现实感超强。摄制组按照真实医院1：1的比例打造了摄影棚，邀请了曾在抗疫一线工作的众多医护人员担任医学顾问，在医学专业方面的还原度极高，堪称教学级影片[9]。在人物塑造方面，《中国医生》采纳的是“人民”视角。影片在宏大的全民抗疫叙事中聚焦典型人物，以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和援鄂医疗队为主要叙事视角，描述角色之间的工作关系、家庭关系和情感关系等，由此展现疫情背景下中国百姓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影片的典型人物全部来自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传染病医院院长张定宇、援鄂医生陶峻和吴晨光、ICU主任文婷、实习医生杨小羊、快递小哥金仔、孕妇小文、疫情中失去双亲的少女张小枫，等等。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也没有天赋异禀，他们忙碌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家庭里努力地生活着。正是这样一群生活在新时代的“大多数人”在推动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广大人民群众”叙事是影片人性表达真实性的基础。微观层面，快递小哥金仔是重点人物：作为一名快递员，他吃苦耐劳、敬业爱岗；
又是一名新生儿的年轻父亲，他护妻爱儿，家庭责任感强；
也是一名新冠肺炎患者，从患病之初的慌张、沮丧到愿意配合治疗，直至信心强大竭尽全力同病魔作斗争。

（二）类型创新：天人合一、生生不息

类型化是新主流电影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国内新主流电影中，军事动作片占据主要市场，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类型假定性，以及奇观场面的娱乐性效果，难以产生真正有现实意义的丰富指涉[10]。《中国医生》是一部灾难类型的瘟疫电影。灾难片通常是以地球或人类社会遭遇的大规模灾难为叙事背景，着力表现人类在努力战胜或躲避灾难过程中的惊悚体验和人性考验。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加强，灾难片能逐步推动人们对当下全球化生态危机，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文化危机的深刻反省[11]。中国人的生态意识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镌刻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里。和谐话语分析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钱穆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天人合一”指导了人在天地间的位置：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这种三位一体的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是中国电影建构民族化道路的思想原点[12]。

大部分国外瘟疫电影并非基于对真实事件的改编，比如，美国的《我是传奇》《传染病》和韩国的《流感》《釜山行》等，它们的叙事角度注重故事的社会隐喻功能，在描述灾难的过程中揭露人性之恶。《中国医生》的话语主体是人，而不是灾难，即人如何应对天灾、如何应对新冠肺炎。因此，中国人自古就有崇尚“天人合一”，并且在灾难面前也往往具有乐观的心态，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胜灾难，继续人生。影片中有一条重要叙事线索———新冠肺炎患者孕妇小文。疫情之初，死亡率居高不下，土黄色的装尸袋似乎在宣告人类对病毒的束手投降。此时，身怀六甲的小文隐喻着希望和生命，孩子能否平安降生则是人和天的一场搏斗。小文对金仔说：“天塌了我也要生下来”，彰显的就是中国人对命运的抗争。在讨论要不要给小文做剖宫产时，ICU主任文婷说：“疫情总会过去，日子总要过下去”。当“疫情”和“日子”交叠共存时，“疫情”之下的“日子”艰难又痛苦，但是前者“总会过去”，后者“总要过下去”，两个“总”字表现了处于“天地之间”的人对于“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一种笃定，“过去”和“过下去”展示的是人的韧性和力量，凸显了人在天命面前的主观能动性。“疫情总会过去，日子总要过下去”可以说是影片的主基调，传递了中国人的乐观和斗争精神。

和谐话语分析的良知原则和制约原则是对“以人为本”的限制。疫情之下的人既被疫情制约，又被良知唤醒。实习医生杨小羊调皮捣蛋，恶作剧般模仿院长跛脚走路，因胆小懦弱迫不得已留院抗疫，甚至不敢插管，但他本性善良，出于同情载了一位“长得像妈妈”的重症患者去医院而不幸感染病毒；
广州医生陶峻技术精湛，年轻有抱负，但他个性不羁，瞧不起同事，公然怨怼领导，质疑金银潭医院的能力，高强度工作下却被噩梦困扰；
院长张定宇无私敬业，坚强有担当，但他脾气暴躁，也爱面子，ICU停电时除了担心贻误抢救，也担心在外援队面前丢了面子，在得知妻子病情加重时，他却脆弱地从楼梯上摔了下來。此外，强闯病房，打砸设备的慌乱病人；
无视法规，翻墙去隔离区探望女儿的父亲，等等，无不真实地展现了疫情之下人的慌张和人性的脆弱。

（三）主题创新：价值引领、和谐发展

新主流电影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避免或者突破以往价值观表达的单向传播性，并在尊重个体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完成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时代的重新整合。大多数新主流电影侧重个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传达“个体与国家不可分割”的观念，并借助外部敌对势力的戏剧性对立来建构“中国性”的认同，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以此为核心的英雄主义、理性主义完成对主流价值的表达[13]。相对而言，表现与当下生活息息相关的核心主题的电影数量较少。

和谐话语分析主张要结合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来阐释“以人为本”，探索人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身份和地位，以及信息的传播[14]。从新主流电影话语来看，新主流电影通过主流人群的认知和行为叙事来探索主流价值观的表达和传播。《中国医生》以人为基点，采用微宏叙事，聚焦当下，着力表现人性在疫情中所经历的磨难、选择和坚守，体现为疫情下医生之间的关系、医患关系、家庭关系以及疫情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传递的是新时代语境下中国人之间的平等共情、友善互助、和谐相处的价值观。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尽管医生们的个性迥异，但是他们都有大局意识。新冠肺炎病毒的肆无忌惮和病患的相继离去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医生们“小我”的膨胀，激发了医生“治病救人”的职业本能以及携手共进的互助精神。“我们得对得起这身衣服”，这句台词反映了中国医生的职业精神，折射出新时代下中国人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夕之夜，吴晨光一家举杯庆良宵、把酒惜父母的场景，勾勒出一幅夫妻恩爱、尊老爱幼的传统家庭画面；
父亲一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国为民，是为大孝”，传递了中国百姓的家国情怀和爱国精神。少女张小枫一句“我只想知道一个人没有了爸爸妈妈该怎么办？”戳中了无数观众的泪点，在中国人的家庭观里，“父母在即家在”，父母是家的核心。同样，陶峻和吴晨光在天台深情呐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时，从万家灯火的窗口也传来了激荡人心的回响。电影以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构建了一个超越了血缘、宗族和空间的友爱家庭，默默的关爱和无声的支持是维系这个大家庭的隐形纽带，和谐友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了真实的表达，共情叙事的方式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对“和而不同、和谐共处”价值观的共鸣。

此外，《中国医生》还运用宏大的叙事视角，全景拍摄了疫情前热闹喜庆的人民广场、行色匆匆的百姓；
疫情中被迫关闭的车站码头、寂静无人的长江大桥以及神速搭建的方舱医院；
解封后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充满烟火的街道，呈现了一个朝气蓬勃又能经得住考验的中国形象。影片中有一句台词说：“要东西有东西，要人有人，国家可以把家底拿出来，但是有一个要求，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国家密切关注每一位公民，所以医院会关心病患伙食的营养均衡，政府会挨家挨户排查重症患者，国家会以巨额代价搭建方舱医院。运用“国家爱人人”的事实，表现了观众对国家的自觉自发性认同，倡导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

三、结 语

本文基于和谐话语分析的研究假设和分析原则，认为新主流电影《中国医生》在人性叙事上有着较大的创新：作为现实题材电影，展示了“以人为本、人民做主”的中国精神；
作为灾难类型瘟疫电影，刻画了“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哲学理念，表现了中国人性格中的乐观与坚韧，体现了中国力量；
在主题方面，主要通过个体叙事和蒙太奇手法传递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自由、平等、和谐、友善等精神。这部影片是对新冠肺炎逝者、英勇抗疫的广大人民的告慰，值得与全世界人民分享。新主流电影要自觉承担起表现中华民族逐梦的崇高使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粮；
同时，也要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视角，讲好中国故事，逐步推广中国价值观，传播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8][10][13]尹鸿，梁君健.新主流电影论：主流价值与主流市场的合流[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7）：82-87.

[2] 尹鸿.我们的电影，配得上这个时代吗[N].解放日报，2018-06-08（14）.

[3] 杜思梦.《中国医生》导演刘伟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N].中国电影报，2021-07-14（05）.

[4][14]赵蕊华，黄国文.和谐话语分析框架及其应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53（1）：42-53+159-160.

[5] 范玉刚.现实主义电影与社会主流价值传播[J].中国文艺评论，2019（12）：27-35.

[6] 胡伯项，刘东浩.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话语转换[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4）：82-87.

[7] 中国作家协会，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M].作家出版社，2010：139.

[9] 王俊.《中国医生》：新主流电影的进击[N].中国电影报，2021-08-11（03）.

[11] 崔辰.东西方疫情电影比较———以《传染病》和《流感》为例[J].上海艺术评论，2020（3）：93-95.

[12] 王海洲，袁雅蠧.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电影的价值表达[J].当代电影，2021（9）：4-11.

[责任编辑：李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