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991年调任总政金沟河干休所政委，结识了住在干休所院内的张崇文将军。老将军十分关心青年人的身心成长，经常给干部战士讲革命传统和战争年代的故事，用党的光辉历史来教育青年人。笔者在他的教育培养下，受益匪浅，并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是“监牢大学”毕业的
张崇文，1906年12月9日出生在浙江省临海县一个城市平民家庭。青年时代就读于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受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学校老师的影响，他追求真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五卅惨案后，当选为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同年6月，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崇文与上海、北京等省市的60多名学生代表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第七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全国租界、禁止外国人在华建立工厂和传教、没收外国人在华掠夺的产业等要求，倡议召集全国各界代表会，掀起全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高潮，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独立自由。大会结束后，张崇文即回杭州传达全国学代会精神。当他回到学校后，发现学生会已被军阀孙传芳解散，进步教授安体诚被校长凌士钧解雇时，张崇文当即发动同学包围省议会，要求撤掉镇压学生运动的凌士钧，由此遭到学校开除。次年，张崇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来到由邓中夏、瞿秋白主持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第一期就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保存和培养干部，党中央决定把一部分优秀干部派往莫斯科学习，张崇文等一批热血青年化装成运货工人，乘小驳轮登上苏联货船，取道海参崴转乘火车，于11月初到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
从1925年至1928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共培养了4期学生，张崇文属第三期第四班。莫斯科中山大学共设4种班，即预科班、普通班、特别班及短训班。特别班也被戏称为“老头班”，是为一些表现突出、入校学习时已经在党内担任职务，或具有较长工作经历和丰富经验的革命者而开设的。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夏曦、帅孟奇等都曾在特别班学习。由此，张崇文结识了一大批我党的老一辈革命家。
1930年，张崇文回国，担任杭州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工作仅一个多月，由于叛徒出卖，党的秘密交通站被国民党破坏，张崇文被捕。在侦缉队，他遭到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国民党当局根据叛徒的招供，判处张崇文无期徒刑，将他关进杭州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
浙江陆军监狱，原来是关押逃兵的，后来监禁的是共产党人和一些知名进步人士。其中有张秋人，曾当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被捕前系浙江省委书记；
薛暮桥，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当时是杭州铁路局笕桥站站长，因成立沪杭甬铁路总工会而被捕；
还有著名戏剧家刘保罗，著名电影剧作家、评论家林杉等。
在狱中，张崇文始终坚持对敌斗争，并每天坚持学习五六个小时革命经典著作，如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以及鲁迅、郭沫若、茅盾的文学著作。后来，他对战友们风趣地说：“我是‘监牢大学毕业的。”
在狱中，张崇文积极参与领导了狱中特别支部组织的越狱斗争。狱中特别支部书记邹子佩任越狱总指挥，何觉人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张崇文为第一大队政委，同时每个牢房还推选一名年长、有经验的同志做班长，他们将越狱时间确定在1931年3月26日。不料有人叛变告密，越狱斗争失败，邹子佩、何觉人等被害，张崇文等20余人也被打得血肉模糊、死去活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崇文不但没有屈服，而且勇敢地接任狱中特支书记，领导组织难友继续进行对敌斗争，直到1937年被营救出狱。
把心血洒在军校
全民族抗战期间，张崇文长期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宣传部部长，在陈毅、粟裕、钟期光等军、师首长的亲切领导下，除完成全师的形势宣传、学习理论以及出版《抗敌报》等工作外，他还为一师战地服务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战地服务团是一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精干的文艺宣传队。张崇文经常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贯彻革命的文艺工作服务于革命斗争的思想。服务团紧密贴近战斗实际，创作和演出了大量优秀的广大指战员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如歌颂战斗胜利的话剧《繁昌之战》、表彰女同志先进事迹的话剧《大时代的女性》、反映青年有为的歌剧《红鼻子》《送郎上前线》。在音乐方面，有流传至今的《新四军之歌》《渡长江》、反映人民群众热烈支前的《黄桥烧饼歌》、鼓励杀敌本领的《刺刀歌》等。战地服务团充分发挥了文艺轻骑兵的作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鼓舞了军民的士气，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0年后，新四军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创建并扩大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的指示，相继组建了新四军抗大总校和各分校。1942年5月，新四军抗大九分校成立，由一师师长粟裕兼任校长，张崇文任政治部主任。九分校十分重视培养学生“艰苦奋斗、英勇作战”的作风，经常是一面教学、一面作战，一面生产、一面做群众工作。1943年，敌人进行秋季“大扫荡”时，九分校转移到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启东县东端，在江与海之间的“牛角尖”里进行教学。陆地情况紧张时，师生们就坐上大渔船，漂到黄海上坚持上课。有时，师生们还配合主力部队参加阻击日伪军的战斗。张崇文在不断反“扫荡”中总结了一面作战、一面进行教學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得到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的充分肯定，并在各分校之间进行交流。
淮海战役中，张崇文担任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创造了形式多样的小型政治宣传工作，方法非常灵活，受到首长的肯定和表扬。1949年3月，渡江战役即将打响，为给渡江后接管宁、沪等大城市准备大批干部，三野确定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张崇文接三野电令，到军政干校工作。他立即到任并着手选配干部、组织编写教材。学校正筹建中，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三野接军委指示，决定成立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由三野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兼任校长和政委，张崇文任政治部副主任。
在华东军大，张崇文针对大批知识青年是在革命胜利的高潮中抱着各式各样的动机来校学习的这一思想特点，为军大制定教学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先后颁发了《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工作的指示》。他还围绕学校的教学任務，针对青年的特点，亲自讲解政治历史课程，并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团课和团日活动，把全校的青年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力地促进了军大教学任务的完成。
严于律己的典范
1955年，张崇文被授予少将军衔。1960年，张崇文调任铁道兵工作。他深深热爱这支长年艰苦奋斗在险山恶水之间的部队，经常不辞劳苦，爬山涉水，深入连队工地做调查。他到襄渝线视察时，坐着轨道车，穿过一座座隧道桥梁，虚心向工程技术人员请教铁路隧道、桥梁、线路、房建等专业技术知识，走一路，学一路。
1978年，张崇文被任命为铁道兵政治部顾问。从这一年开始到1983年离休的5年间，他先后到过8个师，2所学院，7座工厂、仓库，5个办事处。1979年，年逾古稀的张崇文又到广西、云南考察了解6个部队单位，召开了13次座谈会。他在某团6天时间，走访了10多个连队。当地山路崎岖，交通不便，汽车不通，他就步行。其中，十二连位于河对岸的工地上，河上架着一座临时铁索桥，走在桥上摇摇晃晃，桥下是急流旋涡，年轻人从上面通过都头晕目眩，同志们劝他不要过河，听取情况汇报就行了，但他坚持让同志们扶着他过桥，找干部、战士座谈，并详细了解了连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1980年，张崇文兼任铁道兵信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认真负责，对一些很棘手的问题亲自过问，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有一名上访人员几次到他家里要求解决问题，他抱病做这位同志的思想工作，一连谈了几次，后来终于做通了这位同志的工作。
论资历，张崇文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论党龄，他也是部队入党较早的一位老党员；
但论职务，他在位时才是正军职，离休后才确定为正兵团职。不少同志为他抱不平，但他常对人说：“资历只说明过去，并不能说明应该享受的待遇。我是幸存者，我一向认为健康才是最高的级别。”
张崇文一贯对家属子女严格要求。他有一儿一女，1975年，儿子小贺在学校应征入伍。行前，他和妻子把孩子叫到身边，一不给钱，二不给贵重物品，而是送给一个小本子，上面写了十条要求，嘱咐孩子到部队后，不要有特殊感和优越感，要尊重领导，团结同志，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儿子到部队后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上积极肯干，入伍第二年就入了党。
张崇文离休时已七十几岁高龄，从生活照顾和精神安慰上都需要孩子在跟前。但他总认为，子女在哪里工作，应由组织和事业的需要来决定。由于张崇文夫妇的严格要求，两个孩子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都得到健康成长。女儿在七机部三院某研究所工作，曾被评为优秀纪检干部，两次荣立三等功；
儿子后来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儿女都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
张崇文也从没有用职权为亲友开“方便之门”。他有一个亲侄子在家乡当民办教师，多次写信要求通过关系帮忙转为正式教师。他就写信对侄子说，你生活上的困难，我可以帮助，工作问题应服从组织安排。20多年来，他坚持每月给侄子寄钱。几位老战友要他帮忙介绍自己的子女到某文艺单位工作，也都被他婉言谢绝。
张崇文认为，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休息的权利，为党多做工作，就是最高的待遇、最高的奖赏。因此，他处处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每次国家遇到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他一捐就是几百元，并经常带头为老少边穷地区捐衣捐被。他热爱孩子，关心教育下一代，就在他身患癌症、时日无多之际，仍坚持参加社会活动，不辞辛劳地先后担任驻地图强一小、永定路中学、育英中学等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经常给师生们做革命传统报告，勉励孩子们努力学习，争做跨世纪的接班人。为配合学校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教育，他还亲自去书店自费选购有关革命传统教育的书籍，送给永定路中学的师生们。
1990年，张崇文被聘为家乡浙江临海市青少年国防学校名誉校长，他不顾身体羸弱，先后跑了台州地区、临海市等6个市、县的10多所学校和10多个乡镇企业，宣传党的光辉历史，介绍人民军队优良作风和铁的纪律，教育青少年“毋忘烈士鲜血，坚定革命理想”。他还把自己多年珍藏的2400多册图书以及字画赠送给了临海市。
张崇文对待幸福也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四句话：“与民同乐；
助人为乐；
知足常乐；
自得其乐。”他始终认为高级干部心中要有人民，心中要有群众，并且身体力行，为群众分忧解难，对于自己要知足，不可贪得无厌，这就是他的幸福观。就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遗嘱中的第一项便是把遗体献给301医院用于解剖研究。
1995年9月1日，张崇文在北京逝世。
（责任编辑：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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